方廣錩：關於敦煌遺書的流散、回歸、保護與編目

以下引自《豆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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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廣錩：關於敦煌遺書的流散、回歸、保護與編目

2011-06-30 22:57:43 來自: 靜升(琴將秋水彈明月 茶得春山試白雲)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院通訊》改版試刊12號、13號連載，1998年11月18日、27日。
一、你如何看待本世紀初敦煌遺書流散這一事件？
答：敦煌遺書的流散，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一件特定的歷史事件。上個世紀末與本世紀初，東西方許多國家的探險家在我國西部地區所進行的一系列探險活動，是在帝國主義列強爭相侵略、瓜分中國的總背景上進行的，具有強烈的帝國主義的、殖民主義的色彩。這是不容抹殺的歷史事實。許多探險隊除了挖掘古墓、收集文物之外，還進行測繪地圖，調查物產等一系列活動，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在這些活動中，他們從中國搞走了大量的文物，包括敦煌文物。這是對中國主權的侵犯，也是對中國人民感情的極大傷害。當然，我們也應該指出，這些探險家之所以能夠得逞，也與清政府的腐敗無能，與當時各有關人等的因循瀆責與愚昧無知有關。我們不能推卸自己的責任。
就敦煌文物流散而言，各國探險隊的手段也有所不同。有的乾脆採取盜竊的伎倆，像美國的華爾納；有的採取了不光彩的欺騙手段，像英國的斯坦因、法國的伯希和；也有的部分是在敦煌購買的，部分是在莫高窟各洞窟收集、發掘的，像日本的大谷探險隊，沙俄的奧登堡探險隊。問題在於他們有沒有權力在莫高窟作這種收集與發掘？這當然又涉及政府的腐敗問題，當時沒有人管，所以這些探險家可以在中國的土地上為所欲為。此外，國外公私收藏的敦煌遺書，也有一些是後來從中國的私人收藏者手中購買的。總之，情況比較複雜，不可一概而論。
在審視這些探險家在敦煌與中國官員及王道士的交往時，我以為還應該看到在這裡反映出的兩種文化、兩種思想方法的碰撞。舉例來說，斯坦因在用花言巧語欺騙王道士及採用蔣師爺的「秘計」之外，給了王道士200兩銀子。所以，雖然他知道自己的行為並不光彩，所給的銀子也實在微不足道，但他總算為這批敦煌遺書支付了代價，自以為這就算塗上「購買」的色彩，很多西方人也由此認為斯坦因是購買。但從王道士的角度來講，他主要是被斯坦因的把佛經傳回印度的花言巧語所蒙蔽，而將那些敦煌遺書交給斯坦因的。至於斯坦因的銀子，就王道士而言，乃是斯坦因支持自己修復莫高窟而作的布施。正因為這樣，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敦煌，王道士便迫不及待地拿出帳本，向施主斯坦因匯報所布施銀兩的花費情況。這些銀子，對王道士將敦煌遺書交給斯坦因或許起到潤滑油的作用，但王道士並沒有把它們作為出售遺書的代價。因此，我們現在客觀地看，從斯坦因的角度來說，他即使是購，也是「騙購」；而從王道士的角度來說，純屬受欺騙，連一點出售的因素也沒有。這裡反映出巨大的思想方法、行為模式的反差。再進一步探討，這裡還涉及兩種不同的道德標準、行為準則等一系列問題，這裡就不詳細談了。
敦煌遺書的發現，是我國近代四大學術發現之一，對研究中國中古歷史與中外文化交流史價值之大，怎麼比喻也不過分。敦煌遺書的流散，是我們民族的不幸。任何一個中國人講起這件事就痛心疾首，所以有「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這樣的說法。不過，在百年後的今天，我們客觀地回顧這一問題，則應該說，與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有兩重性一樣，敦煌遺書流散這件壞事，卻促成了敦煌學在世界範圍內的興起。直至今日，敦煌學成為一門國際的顯學，形成「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這樣一個蓬勃發展局面，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當然，這裡不是說這樣一來，那些探險家就無過有功了。這是兩回事。也不是說，如果這些遺書全部保存在中國，敦煌學就不會成為世界顯學。歷史是無法假設的。這裡只是陳述一個事實。我們應該承認這個事實。
總之，作為一個中國學者，在百年以後重新回顧敦煌遺書流散這一段歷史時，當然要申述民族的尊嚴。但同時，還應該保持一個學者的客觀的歷史理念與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兩者是統一的。我們應該少一些情緒的衝動，多一些理智的分析，以總結其經驗教訓，使我們整個民族都更加成熟一點、聰明一點。作為一個從事敦煌研究的中國學者，尤其應該帶頭從事這種總結，並引導整個民族的反省，提高整個民族的歷史科學意識、文物保護意識。五、六十年代有一種傾向，把敦煌遺書的流散全部說成是外國探險家的搶劫、盜竊。這並不科學。最近出版的某些著作則有另一種傾向，就是不顧歷史事實，醜化王道士等中國人，美化斯坦因、伯希和等探險家，我認為這樣很不好。
二、有的人認為敦煌遺書的精華部分已經都被外國探險家挑走了，剩下的都是研究價值不大的糟粕。您認為這是不是事實？
答：這不是事實。
最早大批得到敦煌遺書的是英國的斯坦因。當時藏經洞的敦煌遺書都捆扎為包，王道士成包地給他搬。王道士給什麼，斯坦因就收什麼，基本上沒有自由挑選的餘地。斯坦因不懂中文，也沒有能力挑選。他的助手蔣孝琬辦事幹練，但學問不多，在挑選卷子方面似乎也沒有幫什麼忙。
其次是伯希和。伯希和是一個漢學家，中文不錯。他雖然進入藏經洞，得以任意挑選。但第一，伯希和不懂佛教，而藏經洞遺書以佛教為主，這就限制了伯希和挑選的水平。伯希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傳統的經、史、子、集四部書，非漢文文獻等。至於佛教文獻，他主要選取比較完整的、帶有題記的、抄寫精美的、以及佛經目錄等。此外，伯希和還比較注意選擇有特點的文獻，如石刻拓片、摺裝本等等。第二，伯希和進入藏經洞時，洞中還有較為完整的遺書二萬件以上。伯希和費時三周，以每天一千件的速度查閱了一遍。接觸過敦煌卷子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相當驚人的速度。一個長卷子，打開到最後，檢查有無題記，然後再卷起，相當費時。陳垣先生當年為北圖編目，一天只能看一百件。我自己編目，一天工作超過十個小時，最順利時一天完成過近40件，還是小卷子。當然，伯希和僅是翻檢，與編目不同。但一天一千件速度決定他的翻檢只能是非常粗略的。所以雖然伯希和自稱經過他的翻檢，精華已經完全選出，但事實證明他是在說大話。即使以他的標準來衡量，剩餘的精華仍非常多。當然，被伯希和選走的，相當大一部分的確是精華。
1910年，敦煌遺書啟運北京。到了北京以後，有關人員上下其手，監守自盜，這是敦煌遺書的第三次浩劫，後果相當嚴重。這些人本身是識貨的人，又有充分的時間。這一次偷盜，把非佛教的精華文獻幾乎偷盜一空。只是因為他們對佛教不甚熟悉，所盜的佛教文獻也大抵局限在比較完整的、帶有題記的、抄寫精美的等幾方面，因此，很多非常有價值的佛教文獻逃過劫難。因為他們不懂摩尼教，摩尼教的文獻逃過劫難。值得慶幸的是，解放後，當年被這些人盜走的敦煌遺書，大部分又重新回到北京圖書館或國內其他圖書館、博物館。當然，還有若干現在還流散在私人手中，或者流散到國外，主要是日本。
早在三十年代，著名學者陳寅恪先生就曾經列舉事實，批駁了所謂北圖所藏是「糟粕空存」的說法。在大量被偷盜的精華文獻重新回到北京圖書館的今天，北圖的敦煌遺書不但在實際數量上占據第一位，而且在質量上也足以與世界上任何一個敦煌遺書收藏機構相媲美。當然，不同的研究者，研究的側重點不同，對不同收藏機構所藏敦煌遺書的價值的觀感也會不同。比如研究文學與歷史的，會覺得英國、法國的資料在數量上要超過北圖；而研究佛教的，必然會把注意力放到北京圖書館。比如我們現在編纂出版的《藏外佛教文獻》主要依據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的資料整理而成。已經出版了三輯，在國內外引起廣泛的注意與好評。
三、您如何看待敦煌遺書回歸這件事？
答：敦煌遺書是中國文化遺產中的璀璨明珠，是中國人民寶貴的文化財富。敦煌遺書如果能夠回歸，以彌平我們民族百年來的又一創傷，我們當然歡喜讚嘆，中國人民會對所有為這一回歸作出貢獻的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謝，歷史也將銘記他們的功績。不過，敦煌遺書的流散是歷史形成的，流散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因此，敦煌遺書的回歸也就是一件十分複雜的事情。它的牽動面非常大，需要中外有識之士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很大的智慧與耐心，需要各種因緣條件的匯合。目前，這些因緣條件顯然還不成熟。但將來的某個時候，回歸的因緣條件一定會成熟，到那個時候，敦煌遺書的回歸，就會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在敦煌遺書回歸的條件還不成熟的今天，如何進一步加強各收藏機構及各國學者之間的合作及學術交流，使散藏世界各國的敦煌遺書能進一步為人類文明的進步與學術研究的發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是需要我們認真考慮與規劃的。
我們說需要加強世界各收藏機構與各國學者的合作與交流，是基於如下兩個基本原因：
首先，敦煌是絲綢之路上的重鎮，是東西方文化交匯之地。中國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文化以及以古希臘文化為起源的西方文化等古代世界的四大文化，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五大宗教在這裡匯合。如果把儒教再加上，就是六大宗教。因此，我們現在說「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世界」，不僅僅是反映敦煌學在世界範圍內蓬勃發展的現狀，同時也是指出敦煌學本身所蘊涵的文化信息的世界性。從這個意義上講，敦煌與敦煌遺書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文化遺產，也是世界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已經將敦煌列入人類文化遺產名錄，這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敦煌學的這一特性。敦煌學本身所蘊涵的文化信息的世界性勢必相應地要求其研究也必須是世界性的，這只有依靠各國、各學科的學者共同合作，相互交流才能夠做到，才能真正將敦煌學推向前進。
其次，由於敦煌遺書散藏在世界各地，給研究者帶來許多不便。因為畢竟不是任何一個學者都有條件跑遍世界去查詢、閱覽這些敦煌遺書。尤其有不少遺書被分割為幾段，分別收藏在不同的國家，更為研究者帶來困難。要解決這些問題，也必須依靠相互的交流與合作。
應該怎樣來解決這些問題呢？
首先應該編纂出一個世界敦煌遺書的總目錄。至今為止，敦煌學界還沒有這樣一個總目錄，這使研究者面對散藏在世界各國的六萬餘號遺書難免有茫然失措之感，也使得敦煌學研究至今沒有擺脫找寶式的研究傾向。而總目錄的編纂將徹底改變目前敦煌學界的這一被動局面。
編纂這樣一個總目錄，就需要各收藏機構的充分合作。現在有些機構對這一工作熱情比較高，積極支持。有些機構則相反，將自己收藏的敦煌遺書居為奇貨，秘不示人。有些機構口頭上不斷要求別人開放資料，而行動上卻對自己收藏的資料嚴密封鎖。在提倡資源共享的信息時代，這樣的做法實在落伍，也有礙敦煌學的進一步發展。應該指出的是，在資料開放這一方面，從總體看，國外比國內做得好；在國外，歐洲比日本做得好。希望國內的有關收藏機構，都能夠向北京圖書館學習，從大局出發，將敦煌遺書充分開放給研究者，以共同促進總目錄的編纂與敦煌學的發展。
其次應該加緊敦煌遺書圖版的刊布。這些年來，這項工作正在逐步展開，如國內有關機構與英國圖書館合作的《英藏敦煌文獻（非佛經部分）》已經出版，與俄國合作的《俄藏敦煌文獻》及與法國合作的《法藏敦煌文獻》正在出版。國內其他一些收藏機構，如天津藝術博物館、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博物館的敦煌遺書也已經出版。在這方面，四川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作了大量的工作。尤其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克服種種困難，為敦煌遺書圖版的刊布立功甚偉，得到普遍的好評。現在江蘇古籍出版社也正努力工作，計畫年內推出北京圖書館所藏敦煌遺書的圖版。總的形勢很好，缺點是這些圖版的價格太高，不是一般的研究者所能問津的。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英國圖書館主持的「國際敦煌項目（IDP）」提出一個網上刊布敦煌遺書的計畫，這個計畫如果實現，則研究者可以通過國際互聯網直接得到自己所需的某一敦煌遺書圖版，將非常方便。當然，實現這一點的前提仍然是需要有一個前面提到過的總目錄，可以讓研究者按圖索驥。否則就需要將幾萬號遺書一一過濾，來查找自己所需要的某一資料。這是無法想像的。另外，大的收藏機構可以設立網站，小的收藏機構的遺書資料則需要相對集中到大網站。還有散落在個人收藏者手中的遺書資料如何利用的問題。
總之，目前在敦煌遺書資料的交流與合作方面，還有許多工作要做。這些工作做好了，可以大大推進敦煌學的發展。這些工作也只有在各國學者與各收藏機構的充分協作與諒解下才能夠完成。我本人從事敦煌遺書目錄的編纂已經14年。在這14年中，得到國內外許多收藏機構的熱情支持，我在此向這些機構表示衷心的感謝。也受到過冷遇，受到拒絕，實在遺憾。現在工作還在繼續，甚望能夠進一步得到有關機構的支持與理解。此外，在我國，在日本，還有一批敦煌遺書至今散藏在個人手中，在此我想向這些個人收藏者作一個呼籲。按照傳統，文物應該流傳有緒，這就需要著錄，尤其需要著錄到有關的總目錄中，這樣的文物才可靠，才有價值。由於種種原因，現散藏在個人手中的敦煌遺書有真有偽，這就更加需要對這些遺書進行鑒別與著錄。因此，將散藏的敦煌遺書著錄到總目錄中，無論對個人收藏者本身，還是對敦煌學的發展都有好處。因此，希望個人收藏者能夠在妥善保管所藏敦煌遺書的同時，與我們聯繫，將所收藏的遺書鑒定後收錄在正在編纂的總目錄中。如果收藏者希望在總目錄中對自己的姓名予以保密，我們一定會充分尊重。
今日是昨日的繼續，回顧歷史是為了更好地前進。敦煌遺書為我們提供了解答歷史之謎的鑰匙，接續起歷史上迷失的環節，由此為人們所重視。
地球越來越小，交流越來越大。溫故而知新，研究古代的交流史可以為今天的文化交流提供借鑑。敦煌遺書為我們研究四種文化、六大宗教在古代的交流提供了不可多的寶貴資料，由此為人們重視。
我們希望在各收藏機構及各國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在諸有識之士的支持下，在不遠的將來，首先完成諸如敦煌遺書總目錄的編纂、敦煌遺書圖版的出版、網上敦煌遺書資料的發布等等。從而一步一步、扎扎實實地把敦煌學推向前進。
四、人們也十分關心國內外對敦煌遺書保護的情況。您考察過英國、法國、俄國、日本的敦煌遺書，又在北京圖書館工作多年，並對國內散藏的敦煌遺書作過調查，被稱為是當今世界上接觸敦煌遺書原件最多的人，請您談談這方面的情況。
答：保護的問題可以分保管與修復兩方面談。
從保管的角度來講，我所考察的各國情況互有不同，總的來說還是比較好的。英國圖書館的敦煌遺書現存放在恒溫、恒濕的書庫內，絕大部分備有特製的專用藏櫃。每號遺書均有特定的架位，不擠不靠，整齊碼放。這些遺書對所有的讀者都開放。最近英國圖書館修建了新館，據說新館的條件更好。今年6月底，他們將完成敦煌遺書從老館到新館的搬遷工作。法國的書庫條件差一點，但敦煌遺書均放在特製的紙盒中，按照遺書大小不同，有的一盒一號，有的一盒數號。不論盒內藏數多少，每號遺書均有專門藏位，整整齊齊。也對讀者開放。我所考察過的俄藏敦煌遺書大多也有特製的紙筒，遺書一一存放在這些紙筒中。雖然沒有機會參觀俄國的書庫，但看到過照片。照片上書庫中排放著一排排書櫃，紙筒羅列在書櫃中。日本各收藏機構的敦煌遺書保管得也都很好，但一般查閱起來手續比較麻煩。有些機構不甚願意讓人看；有些機構索費甚高；有些至今秘不示人。當然，也有不少機構熱情接待，有求必應，甚至傾囊出示的。
北京圖書館對所藏敦煌遺書十分珍視，被稱為「四大鎮庫之寶」之一。這些遺書原收藏在文津街七號北京圖書館舊址。1936年，因日本帝國主義侵華不斷升級，為防止這批珍寶被日本帝國主義劫奪或受到戰爭的破壞，北圖特意將敦煌遺書轉移到上海，秘藏在某外國銀行。直到全國解放，才運回北圖。白石橋路的北圖新館修成以後，敦煌遺書全部移存新館。庫房按照「三防」要求設計，恒溫恒濕，條件很好，只是遺書數量很多，庫房空間略嫌狹窄。北圖的敦煌遺書也向所有的研究者開放。
北宋著名文學家、書畫家蘇軾曾稱「紙壽千年」。敦煌遺書發現的本身已經突破了這一說法。藏經洞開啟至今已有百年。從各國所收藏的敦煌遺書現狀看，其形態與開啟之初相比，沒有什麼顯著的變化。可以預期，這批敦煌遺書將在人們精心的保護下，子子孫孫永遠留存下去。
由於敦煌遺書大部分殘破不全，這就有一個修復的問題。世界敦煌遺書的修復，大體可以分如下三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以英國圖書館、法國圖書館為代表，其中英國最為典型，即近百年來一直孜孜不倦地努力採用各種方法致力於敦煌遺書的保護與修復。
從敦煌遺書入藏開始，英國圖書館（當時是大英博物館）就十分重視對這批稀世之珍的保護，對一些殘破較甚的經卷，採取了一些保護的措施。當時的圖書保護專家在比較了各種方法以後，認為用絲網加固最為合適，一批敦煌遺書採用這種方式來加固。有些是單面加固，有些是雙面加固。這種方法雖然使殘破經卷得到護持，但絲網的遮蔽還是會對文字的識別造成阻礙，這在照相圖版上反映得較為明顯。尤其有些墨跡較淡的字，本需要在陽光下側視識別，但此時會因絲網反光而干擾識別。隨著時間的流馳，絲網加固的弊病日益顯露。主要是絲網老化變硬，使得一些卷子很難舒展，且邊角容易損壞。我還看到這樣一個卷子，係雙面加固，由於背面有一處文字，加固者為避免絲網遮蔽文字，特意在文字處的絲網上挖留一孔。這樣處理，在當時確是好意，但隨著時間的流馳，文字處背面絲網與紙張分離，最終造成文字部分脫落，不知去向。現在五十年代拍攝的縮微膠卷上還能看到這處文字，而在原卷上則是一個空洞。或許鑒於這些原因，英國圖書館後來廢棄了絲網加固法，遇到殘破經卷便乾脆將它粘貼在一張硬紙上，如果該卷子兩面都有字，便用半透明的紙予以裱糊。對一些較短小的經卷，則粘接護首、拖尾。或十號為一個單元，整個粘貼在一個長卷上。這樣卷子是被保護了，但造成形態的改變（厚度）及識別的困難（遮裱）。再後來，英國圖書館特意學習東方，特別是日本的書畫裝裱技術，並從日本採買有關材料，開始採用東方的裝裱技術來對付這些破舊的經卷。其實，傳統的裝裱技術雖然有其優點，但對有些敦煌遺書並不十分適合，主要的問題還是改變了文物的原貌，從而降低了它的研究價值。經過如此反複的努力，英國圖書館最終認識到，不作任何處理，也許是對這批遺書最好的保存方法。最後，他們多次邀請中國的圖書裝修專家赴英，與英國的專家一起，把最後的一批殘卷經過簡單的展平處理後，統統夾放在透明的塑料硬膜中，用縫紉機扎上邊線，固定起來。這樣，既滿足研究者閱讀的需要，又保護了原件。這樣作也有一定的問題，如前所述，如果想在陽光下側視，依然有硬膜反光的問題；同時也無法測量厚度與觸摸紙張，以得到關於紙張的感性知識。但英國圖書館的有關負責人表示，只要研究者需要，他們可以隨時拆開缝線，取出原件，以供研究。最近，他們又將一些較長的寫卷重新裝裱，並仿照中國的傳統，特製木盒，外套特製紙盒，單存專放。裝幀美觀精緻。
我先後兩次赴英考察敦煌遺書及進行編目，親眼目睹了近百年來英國在保護敦煌遺書方面所做的種種努力以及現在正在付出的努力。我是很感動的。作為一個中國學者，我對有關人員對此付出的精力與心血表示由衷的感謝。
第二種類型以北京圖書館為代表。謹慎從事，務求最好效果。
北京圖書館對敦煌遺書的修復極其重視。但除了二、三十年代編目時，曾對個別實在殘破的經卷作過簡單的技術處理外，直到九十年代，基本上沒有對這些遺書作過任何修復處理。主要原因是沒有找到好的修復方法，因此寧肯讓它原封不動，也不隨便處理。八十年代，北京圖書館曾經有意開展這項工作，為此先用幾個經卷作試驗。方法仍是傳統的裝裱。但修復後發現效果並不理想，於是停頓下來。九十年代以來，與國外的交流日益頻繁，在充分考察了國外在修復敦煌遺書方面的經驗與教訓以後，北圖制定了自己獨特的修復方案。應該說，北圖的這一方案是比較理想的，既充分保持了遺書的原貌，真正達到「整舊如舊」的目的，又使這些原來已經無法上手的殘破經卷能夠從此為研究者使用。整個方案可用「多快好省」四個字來評價。我個人的看法，北圖的這個修復方案，處在世界敦煌遺書修復的前列。目前北圖大規模的修復工作已經完成，還有一些卷子正在陸續修復。
第三種類型以當年的日本大谷探險隊為代表。完全採用傳統的裝裱技術。
大谷探險隊共得到600餘號敦煌遺書，其中300餘號採用傳統的裝裱技術予以通卷托裱，接出護首、拖尾。裝幀不可謂不考究，護首為黄底雲龍織錦，引首為灑金紙，配以水晶軸頭。從當時有關人員的本心來說，保護敦煌遺書也不可不謂盡心盡力。但這種裝裱對遺書原貌改變極大，包括紙張的厚度、尺幅、顏色。個別甚至有錯亂次序及遮裱背面文字的情況。其直接後果之一，是引起部分研究者對這批遺書的真偽產生疑問。中國與日本民間散藏的不少敦煌遺書都採用這種方式裝裱。從收藏者本意來說，當然是一片好心，但這種方法，實際應該歸入「保護性破壞」。
總之，我懇切希望所有的敦煌遺書收藏機構與收藏者，最好不要隨便對自己所收藏的敦煌遺書作任何形態上的變動，以最大限度地保存該遺書的各種研究信息。
我想順便提及的是，國際、國內都有這樣的說法：「如果這些遺書不被外國探險家搞走，也許早已散失不存，不會保留到今天。」我不贊同這種說法。歷史不能假設，上述說法是沒有依據的。被外國探險家搞走的敦煌遺書得到較好的保護，這是事實，我們應該承認這個事實。但是否說如果留在國內就一定會流散喪失呢？北京圖書館的敦煌遺書得到很好的保護，保存在中國其他收藏機構及私人手中的敦煌遺書也得到很好的保護。很多流散在社會上的私人收藏品後來通過各種途徑匯聚到北圖或其他圖書館、博物館。都說明上述說法是錯誤的。
五、您剛才提到應該編纂世界的敦煌遺書總目錄。據我們所知，您現在正在主編《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也正在從事英國殘卷的編目。請您介紹一下目前世界各收藏機構的敦煌遺書及編目的情況。
答：全世界收藏的敦煌遺書，大約是六萬多號。英國大約收藏一萬五千號，法國七千號，北京圖書館一萬六千多號，俄國一万九千號。中國散藏約二、三千號，國外，主要是日本散藏約一千號。所謂「號」是各收藏機構為管理方便起見對所收藏的敦煌遺書所給的編號。大體上是每一個獨立的單位給一個號。幾米、十幾米以上的長卷子是一號，巴掌大的殘片也是一號。所以「號」實際並不能真正反映所藏敦煌遺書的多少。六萬多號中，真正大一點的卷子只有三萬號左右，其他都是殘片。
從1910年敦煌遺書入藏北圖，北圖就開始對這批遺書進行整理編目。首先整理出8600多號較為完整的遺書，編纂為《敦煌石室經卷總目》。這是一個流水目錄，一直沒有正式公開過。1930年，著名學者陳垣先生在上述目錄的基礎上，整理發表分類的《敦煌劫餘錄》，這是敦煌學史上第一個公開發表的目錄。當時，北京圖書館已經成立了一個寫經组，專門從事敦煌遺書的編目。寫經組在為上述8600多號遺書重新編目的同時，從殘片中又整理出近1200號，也予以編目，到1936年，先後完成了《敦煌石室寫經詳目》及《敦煌石室寫經項目續編》等兩個目錄的初稿，著錄遺書總數達1萬號。但遇日本侵略，遺書南運，目錄也被束之高閣。除了敦煌調京的敦煌遺書外，北圖一直十分重視社會上流散遺書的徵集，解放後，文化部也對此事予以極大的關注與支持。到八十年代初，後續入藏的遺書已達1000多號。北圖又從中挑選若干，編為《敦煌劫餘錄續編》。
1990年，我們在書庫中發現從敦煌調京，經兩次整理後剩餘的殘片兩木箱。並開始編纂《北京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以著錄北圖所藏的全部敦煌遺書。該目錄由我主編，至今歷時8年，先後參加過這項工作的近30人，現該目錄的編纂已經接近尾聲。
英國的漢文敦煌遺書約為13600多號，另有藏文及其他文字文獻約2000號。英國學者翟林奈從1919年到1957年，歷時38年，為較為完整的6980號漢文遺書編纂了目錄，稱《大英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由於下剩的近7000號均為殘片，一直沒有編目。1991年，英國圖書館在完成對這批殘片的技術處理後，邀請中國學者前往編目。目前由北京大學歷史系榮新江教授負責的《英國圖書館藏敦煌漢文非佛教文獻殘卷目錄》（約收入遺書 500餘號）已經由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由我本人負責的佛教文獻已經完成前1400號，由於經費無著，至今無法出版。其餘部分的目錄，由我負責，也正在繼續編纂中。
法國的漢文遺書共4000餘號，另有藏文等其他文字文獻約3000號。三十年代著名學者王重民曾在巴黎編纂了《伯希和劫經錄》，著錄了全部漢文遺書，但是一個草目。該目錄後編入由王重民先生主編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1962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50年法國學者開始對漢文文獻進行編目，全五卷，費時45年，到1995年為止完成4卷，還有第2卷沒有完成。藏文文獻的編目大部分已經完成。
俄國的敦煌遺書現已編到19000號，但較大的卷子只有200多個，加上稍微大一點的總計約3000號，其他絕大部分為甚小的殘片，其中包括非藏經洞敦煌遺書及非敦煌遺書。俄國漢學家孟列夫於1963年、1967年分別發表《蘇聯科學院亞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漢文寫本注記目錄》第一、第二計兩册。對約3000號略大的遺書整理編目。至於其餘的小殘片，至今尚未發表。
除了上述四大收藏機構外，國內有些收藏機構也公布了自己的收藏目錄或公布了部分收藏目錄。已經全部公布的有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天津藝術博物館、甘肅省博物館、敦煌縣博物館等，部分公布的有敦煌研究院等。日本的情況也大致相同，有的公布目錄，有的尚未公布。
由於世界敦煌遺書的整體情況已經清楚，主體部分也已經公開，因此，編纂世界性的《敦煌遺書總目》的條件已基本成熟。中國社會科學院也已經把這項工作列為院重點項目，由我主持。這項工作難度很大，我們將竭盡全力，努力為學術界提供一部盡可能完整全面、詳實可靠、使用方便的總目錄，為敦煌學的進一步發展做出中國學者應有的貢獻，也希望得到各收藏機構的通力合作與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1998年5月 http://weilaiwansui.blog.hexun.com/64363197_d.html
http://www.ynlib.c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592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