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錦坤〈詮釋的鑰匙：利用對應詞彙解析巴利、漢譯經文〉

蘇錦坤〈詮釋的鑰匙：利用對應詞彙解析巴利、漢譯經文〉，《學思》第二期27-39頁，(2023)，玄奘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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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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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數位化佛典十分發達，學者可以不用出門，在書桌前即可閱讀諸多漢語大藏經、敦煌佛典、巴利三藏、藏譯佛典，以及許多梵文殘卷和其轉寫精校本。學者也陸續編寫與訂正跨語言文本對應經典的對照目錄，藉以核對各文本之間的異同，以期理解文獻散播、邅遞的沿革，並藉「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效益，用以釐清字義，訂正翻譯、傳抄所造成的訛誤。
不可諱言地，曾經有一段時期學者面對存世的平行文本，總會預設「梵文經典、巴利經典較接近『原典』，而漢譯佛典為歷經翻譯、時有失誤的二手文獻」。二十世紀後半在眾多學者的努力之下，終於逐漸掃除這類「偏見」。
如辛島靜志(1957-2019)指出，現今存世的梵文經典是「佛典梵語化運動」的產物；也就是說，這是從原先的語言透過「翻譯」或者至少是「轉寫」而成為「梵本」；而且那些西元二到六世紀的漢譯佛典，有可能早於現存的梵語佛典。
又如邵瑞祺(Richard Salomon)在書中敘述：
「早期西方的佛教學者，尤其是英語為主者，會將巴利典籍當作佛教原典，而其他佛教形式和不同語言版本的佛教經典，就會被當作衍伸的、詮釋的、訛誤的二手資料。…但是現在已經清楚了，過去巴利三藏被當作至上與權威的原典僅是出於歷史的偶然；在中亞發現的數量浩大的未知梵文殘卷令學者理解，在佛教所及的印度本土及其外地都曾存在多種當地語言的其他經典，但是這些區域的佛教都已在古代斷滅了。」
白瑞德教授(Rod Bucknell)也提到，雖然仍有人堅持巴利文獻是研究初期佛教的唯一可靠基礎，但是，僅僅倚賴巴利文獻的研究，事實上只是對單一部派的研究(，而無法稱為「初期佛教」的研究)。…正如佛教研究這一範疇所逐漸承認的，任何探討「初期佛教」教義的嘗試，都需要將包含此議題的巴利經典與對應的漢譯經典作比較研究。
如果未將《四十二章經》計算在內，漢譯佛典自安世高、支婁迦讖約於西元180左右開始翻譯，直到西元1077年宋神宗廢止「傳法院」(前身是宋太宗創立的「譯經院」)為止，這是長達九百年的翻譯事業，也孕育了篇帙浩繁的漢語佛教文獻。早期的翻譯用字古拙險僻，後代註釋家或讀者如缺乏印度語系佛教語言的知識，就會造成失誤的詮釋。
例如天台智者大師於《妙法蓮華經玄義》如此解釋「悉檀」：「『悉』是此言，『檀』是梵語，『悉』之言遍，『檀』翻為施。佛以四法遍施眾生，故言『悉檀』也。」陳寅恪〈《大乘義章》書後〉指出，「『悉檀』乃梵語 Siddhānta 之對音，…。其字從語根 Sidh 衍出，『檀施』之『檀』乃梵語 dāna 之對音，其字從語根 dā 衍出，二語絕無關涉。」
又如《雜阿含267經》：「嗟蘭那鳥種種雜色」，「嗟蘭那鳥」可能是「caraṇaṃ嗟蘭那圖」，而「caraṇaṃ嗟蘭那圖」是一種宣示教令的圖片。
又如《雜阿含64經》：「法無有吾我，亦復無我所；我既非當有，我所何由生？」藉助跨語言佛教文獻的比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可以澄清佛陀宣說的偈頌與外道斷滅論者的偈頌之間的混淆。
如此，在平行文本之間將對應詞彙定位，可以將差異當作一種詮釋的鑰匙，用以從新角度解說字義，或訂正傳誦、翻譯或輾轉抄寫所產生的錯謬；這不僅可以用梵、巴文本訂正漢譯佛典，也能夠藉助漢譯佛典詮釋其他對應文獻。
本文依次以「addhabhavi」、「visvsaṃ」和「信施」為例，展現跨語言佛教文獻的比較研究在字義、經義詮釋發揮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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