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識規矩頌》不是出自玄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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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網》網友提及呂澂和周叔迦懷疑《八識規矩頌》不是出自玄奘手稿或口述，綜合各家論點，理由如下：

　　1.   用字不夠典雅，頗為熟絡，跟玄奘行文風格差異很大。

　　2.   玄奘弟子留下的資料，並未提及玄奘著作有《八識規矩頌》。

　　3.   《八識規矩頌》將「非量、現量、比量」並列為三量，恐怕有誤。

　　4.   《八識規矩頌》：「受熏持種根身器，去後來先作主公」(CBETA, X55, no. 891, p. 413, b11-12 // Z 2:3, p. 284, d17-18 // R98, p. 568, b17-18)。

「去後來先作主公」與佛教義理衝突，被質疑是外道思想。(《中阿含201經》：「𠻬帝比丘雞和哆子生如是惡見：「我知世尊如是說法：『今此識，往生不更異。』」」(CBETA, T01, no. 26, p. 766, c2-4)

[18][雞和哆子]～Kevaṭṭa putta.。[19]哆＝多【宋】＊【元】＊【明】＊。)

　　5. 歷代經錄未收錄《八識規矩頌》，唐代和宋代的著述都不曾提到《八識規矩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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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豆瓣網》：https://www.douban.com/note/644222253/

　　初讀《八識規矩頌》覺其文義俗酪，疑奘公言藻屠龍當不至此，然見諸家亟稱之，亦不以為疑，反復味之，似非無理，且以為不可冒然質疑。及見呂、周(呂澂、周叔迦)兩家皆疑其偽，又不知所從，然則固可疑也，存其疑可也。其疑證蓋如下：呂（1）曰玄奘不當稱現量、比量、非量為「三量」；呂（2）曰玄奘不當稱難陀為「愚者」（上二見呂澂《玄奘法師略傳》）；周（3）曰玄奘不當總結第八唯識謂「去後來先作主公」；周（4）憨山《八識規矩頌通說》謂有「窺基舊解」，考普泰《八識規矩補注》此前無窺基注可知；周（5）唐時諸家皆未嘗引及此作（上三見周叔迦《八識規矩頌提要》）。「三量」者《規矩頌》或依《因明入正理論》為說，而不依《因明正理門論》為說，取其總結成數之後論也，《成唯識論》已有此舉。《規矩頌》稱「愚者難分識與根」，難陀以五根即種子現行新熏（見《成唯識論述記》卷第四末），故呂以為此語難免貶難陀，然玄奘若為通俗故未必不可默認冒犯難陀，況《成唯識論》已云：「如斯迷謬，深違教理」。至「去後來先」則已似外道，我以為玄奘立論謹嚴，不當有此（奘譯護法《廣百論釋論》破「去來」甚悉，《規矩頌》此語若出玄奘，豈違自宗至此？又小乘破時之說已見《俱舍論》），故此例最為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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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澂：〈玄奘法師略傳〉

一

　　玄奘法師本名禕，俗姓陳，河南洛州緱氏縣人，生於隋開皇二十年（公元600年[1]）。

　　少時窮困，跟著他的胞兄長捷法師住在東都淨土寺，並學習佛教教理。十一歲時，東都度僧，他便參加了。從此誦習很勤，常在慧日寺聽講《湼槃經》和《攝大乘論》。

　　大業末年，兵亂饑荒，和兄經由陝西入四川。武德五年（622年），在成都受了具足戒。七年（624年），離蜀，到荆州天皇寺，在那裡宣講《攝論》《毗曇》，淮海一帶的名僧聞風來聚，大德智琰以六十歲的高齡，執禮甚恭[2]。繼而聞道深在趙郡講經，便去聽受《成實論》。再到鄴中向慧休請問《雜心》《攝論》，前後歷時年餘。

　　貞觀元年（627年），他到達了長安，跟道岳、僧辯、法常、玄會等鑽研《俱舍》《攝論》《湼槃》，疑難之處，很多得了解決。僕射蕭瑀，欽佩他的智慧超群，奏請令他住在莊嚴寺（大概是備當時十大德之選），但不是他的素志。因為奘師從武德以來，歷游吳、蜀、趙、魏各地，終達周、秦，凡有講筵，都曾參加。

　　當時諸家之學，雖然各有專精，可是意義紛披，還很難得融貫。這時恰逢印度佛教學者波頗蜜多羅東來，啟示了當代那爛陀寺戒賢所授的《瑜伽師地論》才可以總賅三乘學說這一個途徑[3]，於是發心前往印度，尋覓《瑜伽》論書的全文，以便窮其究竟。他上表請求西行，但主管的官員不許，只好留京遍學梵書梵語，等待機會。

　　貞觀二年（628年）秋，北方遭逢霜災，政府准許道俗四出就食，因此他得便前往敦煌，展轉到高昌國，備受國王的禮敬。延留度過了夏坐，再向西行，那時正當貞觀三年（629年）的八月[4]。

　　奘師歷經西域十六國[5]，越過大雪山，進入北印度，路上遇有飽學的大德，都往問學，如此前後四年，才到了摩揭陀國。

　　他在那爛陀寺，依止戒賢論師，受《瑜伽師地論》，講習了三遍，同時旁及大小乘毗曇各論，早晚都不休息，學習满了五年。他還想進求博學，戒賢力勸回國流通，於是他遍游五印各國，東起伊爛拏缽伐多，西至狼揭羅，仍舊回到那爛陀。又去杖林山就勝軍居士學習唯識，首尾又經兩年。

　　他這樣對於印度的佛學，完全窮盡底蘊，並溝通了當時大乘學說中《瑜伽》、《中觀》兩家的諍論，著了《會宗論》一書，得到戒賢和諸大德的贊許。

　　他又應戒日王的請求，折伏正量部論師般若毱多《破大乘論》的異說，著了《制惡見論》。由此他辭别了戒賢東歸，先赴曲女城戒日王的無遮大會，用他所著的二論標宗，徵求答破，但直到十八日大會終了，没有人敢來應徵。他得到大小乘佛徒的一致推崇，並接受了「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尊稱，又去施場，看了戒日王大施的盛況，這才携帶他所蒐得的幾百部佛典梵本（後來共存657部）啟程回來。

　　貞觀十九年（645年）正月，他到達長安，唐太宗允許他在弘福寺譯經，供給所需，並召集國内各地大德靈潤、文備等二十餘人，助輯文句。

　　到貞觀二十二年（648年），他譯完了《瑜伽師地論》的一百卷大部，請太宗替新譯各經做了總序，這即是後世所傳〈大唐三藏聖教序〉。

　　那一年冬十月，慈恩寺建成，他移入翻譯。又經十年到顯慶三年（658年），他遷居西明寺，那時印度僧人阿地瞿多和那提相繼來華，翻譯不專，異說並進，奘師倦於所事，請求停譯，未得允許，移往玉華宫，終於在那裡完成了《大般若經》六百卷的大譯事。

　　綜計奘師從弘福寺開始翻譯，直到玉華，中經一十九年，凡譯出七十五部（除《西域記》一種不計入），1335卷[6]。最初在貞觀末，約五年間，他譯出了《瑜伽》學系的一本十支各論﹔其次，永徽、顯慶中間約十年，又譯出《俱舍》《婆沙》和一身六足等《毗曇》﹔最後四年，譯成全部《般若》﹔這些都整然自成統系。

　　奘師往印度求法，本欲譯布中土未聞的經論，來糾正舊說的訛傳，現在都已一一見諸事實，可謂不辜負他的初志了。

　　在這中間，他還曾應東印度童子王的請求，將我國舊籍《老子》譯成梵文，流傳迦摩縷波國，也發生了相當的影響。

　　奘師去印度的時候，路上備嘗辛苦，六十歲以後，身體就時有病痛。等到《般若》譯完，自知精力不繼，便不再準備翻譯，專門做觀行工夫。麟德元年（664年），二月，病逝，壽六十五歲。

　　他的弟子基師能够光大他的學說，中國佛學裡便有了「慈恩宗」的一大宗。

二

　　奘師在印度的時候，曾用梵語著書三種﹕

　　一、《會宗論》，靖邁《古今譯經圖記》作《會中論》，有三千頌。論意在融會《瑜伽》、《中觀》兩系的宗旨，消弭當時印度的諍論，但未譯成漢文。在《慈恩傳》卷四裡，仅仅說了這麼幾句﹕「以為聖人立教各隨一意，不相違妨，惑者不能會通謂為乖反，此乃失在傳人，豈關於法。」又說﹕「中、百論旨唯破遍計所執，不言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從這些上還不能想像全論的内容，不過那時流傳的護法《廣百論釋》篇末有一大段，也是會兩家之諍，也極其精粹。奘師在印度一聽到論文，就慶為創获，隨聽隨譯，和餘書的學習不同。奘師後來是直傳護法的學說的，《會宗論》裡和會兩家，說不定和《廣百論釋》有相當關系。

　　二、《制惡見論》一作《破惡見論》，有一千六百頌。論破小乘正量部師般若毱多的《破大乘論》，文也未譯。基師《成唯識論述記》卷四十四說，此論宗旨在於溝通正量部對於「瑜伽系」所緣緣必定帶相的理論所發的疑難，又基師《因明入正理論疏》卷四，記載奘師在曲女城無遮大會上提出了「真唯識量」﹔或者那一比量就出於論文之内。不過，正量部的破大乘學說是連「中觀」一道破斥的，奘師反駁，當然另有發揮，可惜原本不存，無從查考了[7]。

　　三、《三身論》，有三百頌。這是奘師答應東印度童子王的請求，讚佛功德，用來啟發信仰的，也没有傳譯。

奘師回國以後，忙於翻譯，無暇撰述，現存紀行和表啟等作品，也不定完全出於他的手筆﹔最重要的是以下兩種﹕

　　四、《大唐西域記》十二卷。這也稱為《西域傳》，或稱《西域行傳》《玄奘行傳》《玄奘别傳》等，貞觀二十年（646年），由奘師依據在西域和印度各地的所見所聞，口授辯機寫了出來的。取材有時出於梵籍，所以經錄家也看成它是譯本一類。其中所述各地的山川道里，風土人情，以及教勢興衰，先賢往迹，無所不備，而且極其翔實。因此，此書一出，當時的著述家莫不訝為奇制，競相引用，如道宣的《釋迦方志》，道世的《法苑珠林感通篇、聖迹部》，慧立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都是依據它來寫成的。直到現代，談西域和印度的史學、考古學的，還應用它作為典據。

　　五、《表啟》一卷。奘師從主持譯場以後，時有向當時統治者啟事之作，後人傳鈔成為各種本子，現存的即有三本﹕

　　甲本為慧立所輯，即《慈恩傳》所依據的，彦悰曾搜集遗文加以補訂。這一本從貞觀三年（629年）「謝高昌王啟」起到顯慶二年（六五七年）「賀改東都表」止，共收三十多篇。顯慶二年，慧立補充西明寺維那，不久，奘師移住玉華宫，慧立就不再參加譯事，所以後來的表啟都没有載入。

　　乙本題名「大唐三藏玄奘法師表啟」，是公元765年以前的鈔本，現存日本知恩院，曾收印於日本《續藏經》内。所載表啟從貞觀二十年（646年）「進經論表」起，到貞觀末（649年）「請附訊往西域表」止，共十三篇，篇末各注年月，便於查考，但是文句和時日與慧立所輯的常有出入。

　　丙本題「某寺沙門上表記」（寺字上原缺，不詳何字），為日人小泉氏所藏。它的前半卷和乙本相同，但缺第一篇「進經論表」，各篇也不記年月。在「請附訊往西域表」之後多出二十七篇，對於奘師晚年行事和年歲問題，都有可資參考之處。

　　現在綜合三本來看，奘師一生的表啟製作還未收齊，像晚唐乾符間（874–879年）柄復所見到的奘師臨終謝寺表，三本就都没有載入。

　　此外奘師議論有關學說的，大都為各家所記的口義，特别是見於圓測一系新羅學人著述中間的量占多數，但這一系常想藉師說以自重，所以也不可完全置信。通稱為奘師自作的有「三類境」一頌，載在《成唯識論掌中樞要》卷二内，又有「贊彌勒四禮文」，載在《法苑珠林》第十六卷。至於後人所傳的「八識規矩頌」，文義都有瑕疵，一望而知不是奘師的手筆[8]。

三

　　奘師以卓越的天資，忘我地去印求法，靠他一往的眞誠，終於能窮極佛學源流，作了詳備的翻譯，盡了他的抱負。他表現出來的人格和行事，是在在都足以使後世佛家奮發興起的。並且他所傳播的學說有《般若》、《瑜伽》的廣博精微，又有《唯識》、《因明》的縝密周至，不管在教學規範方面，或思惟法則方面，凡有講述，概屬創聞，所以影響於中國佛學思想的地方，極其廣泛而深遠。

　　現在姑且舉主要的一二點來作說明，就像「理佛性」和「五種姓」之說，後來創立的慈恩宗派固然以為基本論據，即其他派别也多多少少加以采用。本來佛家大小乘都用「心性本淨」為中心思想，但小乘見解樸素，直接將它看成知覺思慮的心，因而有心的本質是否為煩惱相應等等枝節的諍論，大乘才肯定這本淨的心是心的「法性」。瑜伽一系中佛地論學者更特别稱之為「法界」，純從認識的究竟境界而言。

　　這樣境界有待能證會它的智慧而後明瞭，智慧又靠著言教的聽聞熏習才生起，熏習又應有本來的「種子」作為憑藉，這樣就歸結到「種姓」的說法。同時，有「種姓」而無言教的幫助，也屬無用，所以熏習的意義還著重在於新生。

　　佛地論學者戒賢、親光等都對於這些義理用力闡揚，奘師繼承他們更作分析，將智慧所緣究境界歸之「眞如」，以為「理佛性」，又從智慧的「種子」方面區别五種「種姓」（即聲聞、緣覺、菩薩、不定和無種姓），這樣來解釋經論裡有關的各說。

　　後來更經基師、慧沼先後弘傳，意義愈見詳備，慈恩一宗的宗旨就確立不移了。

　　依著他們那樣的說法，人天乘也應相當的重視，並將佛教融會於世事得到它的開展。這雖然和六朝以來講湼槃學所說「一切眾生皆可成佛」的宗旨不完全符合，但發揮了佛事常新、祈願無盡的另一方面，也是有其意義的。

　　奘師所傳學說即經流行，從前地論、攝論各家游移無際的議論，都得到了糾正，而瑜伽宗旨也就影響到佛學思想的各個方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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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 關於奘師的年歲，有六十三、六十五、六十九等數說，現依顯慶四年（659年）奘師表啟自稱「行年六十」一語，暂定為六十五歲，上推生時應在此年。

[2] 見靖邁《古今譯經圖記》卷四。道宣《續高僧傳》卷十四載智琰以武德七年由帝都返蘇，與奘師在荆楚相遇，當應就在那一年。

[3] 波頗於貞觀元年十一月到達長安，《續高僧傳》卷三說他曾在那爛陀寺聽過戒賢所講《瑜伽師地論》，認識此論大小兼明的用意，因此他來華創傳新義，當然與此有關。奘師那時恰在長安，自必受到他的啟示。

[4] 奘師赴印年月，各種記載多作貞觀三年八月，這是依據《西域記》之說。《西域記》撰述的時候，高昌已改屬唐土，所以西域的名稱所指是高昌以西的各國，而奘師出國的時日也依離開高昌那一天計算，這原來是不錯的。後人不明原委，誤認奘師於三年八月離京，那就觸處糾紛難得其解了。

[5] 《續高僧傳》引用《西域記》，並没有注意到它全篇書行和書至含有親踐和傳聞分别的一體例，所以誤認記中所載各國，都是奘師曾經到過的，與此所說國數不同。

[6] 此據《開元釋教錄》卷八。《譯經圖記》《大唐内典錄》計數略有不同（今刊本《圖記》從《開元錄》改正，並非原式）。

[7] 《慈恩傳》卷四，說到《破惡見論》時，有「其論如别」一語，好像當時已將此論譯了出來，究竟如何，待考。

[8] 這像將「非量」和「現量」、「比量」並稱為「三量」，又稱難陀論師為「愚者」等，奘師學有淵源，不應草率至此。

呂澂  1956.2.14  改寫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