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引自博客《水源之形的博客》：
http://
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2x7p1.html
方廣錩老師：〈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現代印刷技術影印古籍，濫觴於古人的臨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與古人的技法相比，現代影印技術可以使常人難得一見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讓稀珍古籍更好地為讀者服務，又解決古籍的保護與使用這一對矛盾。這對保護與弘揚民族文化、推進學術發展均起到極大的作用。故近百年來，古籍影印已經成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種類型的影印古籍不斷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傳過程中，難免有殘破、損壞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時候，如何處理其殘損處，成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
上世紀上半葉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處理殘損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採用“仿寫”、“套字”乃至最費工夫的“手工描潤”，盡量恢復古籍殘損處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紹，經過這些仿寫、套字和手工描潤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現精刻風貌。商務印書館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對古籍的影印出版有著較大的影響，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視為古籍影印的規範性做法。
但筆者認為這種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貴在“存真”。古籍的價值不僅僅在其所承載的文獻，還兼有文物、文字等兩個方面的研究價值。古籍整理，如何盡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獻、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與價值，使我們必須予以嚴重關注的。
這裡首先是一個指導思想的問題。人們在長年的古籍文物修復實踐中，提出“整舊如舊”這一指導思想，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如何理解這一思想，則因人而異。上世紀90年代初，中國國家圖書館開始修復敦煌遺書前，我們曾經對此指導思想進行過認真的討論。我們認為，所謂的“整舊如舊”，不是企圖恢復該遺書沒有損壞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舊”。古代的那個“舊”，不可能再恢復。而應盡可能保持該遺書修復前的原貌。所謂“盡可能保持該遺書修復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復工作中僅僅使該遺書的殘破部分得到養護，絕不使遺書其他部分的現有狀況產生任何形態上的改變。在修復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遺書文物、文獻、文字原有的各種信息，不能使我們的修復工作干擾敦煌遺書原有的研究信息，誤導研究者。
古籍影印，應該遵循同樣的指導思想。
先舉一個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讀書題記》1922年《孝經》條，介紹該書為“上海涵芬樓借江陰繆氏藏傳是樓影寫宋相臺本影印”，封面有周叔弢題記，謂：“乙丑十二月得傳是樓所藏宋刊本對閱過一過，無一字差。蓋宋本刻畫精好，故影寫時無脫訛，惟小圈間有失寫處。刻工姓氏曰壽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錄。卷末木記為宋本所無，蓋從他經移附此後，若不見宋本原書，無以正此失矣。”[1]
由於周叔弢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樓本，略掉了繆氏影寫本這一環節。所以，產生周叔弢題記所述問題的原因，到底出於繆氏之影寫本，還是出於涵芬樓的影印工作，還是兩者不同程度均有問題，有待查考。但因影寫或影印而使原書失真，其理則一。
筆者在以往的實踐中，在古籍修版問題上，既有過正面的經驗，也有過反面的教訓。
先講教訓。
眾所周知，由任繼愈先生主持的《中華大藏經》最初計劃以《趙城金藏》為底本影印。因為《趙城金藏》全藏共計6980卷，而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不足5000卷。《中華大藏經》原計劃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經的經本補足，故不是問題。當時最大的困難是：為了防止日寇掠奪，當年八路軍將《趙城金藏》從廣勝寺搶救出來。在戰爭年代，這批藏經有過藏身煤窯、多次轉運等諸多曲折經歷，解放初期交送國圖時，不少經卷霉爛破損，有些甚至粘結成棍。國圖聘請四位裝修技師，花費10年功夫完成對它們的修復。但卷面的霉痕、水漬已無法去除，殘破的部分也無從補足。因此，國圖交給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的縮微膠捲，不少經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難以辨認[2] 。為了盡量利用《趙城金藏》這一稀世孤本，中華藏編輯局當時的思路是：第一，能夠修版的，盡量在照片上修版。中華藏編輯局為此付出大量艱辛的勞動，但後來發現問題不少。比如修版人員年輕、視力好，但她們既不懂繁體字，更不懂佛教。於是出現把“菩薩”修成“苦薩”的笑話。為此，我們又安排幾位老先生，對修版後的照片逐一校對。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證百分之百準確。第二，對版面無法描修的黑坨、殘缺，採用《再刻高麗藏》替換。同樣出於“盡量利用《趙城金藏》”這一思路，當時的原則的是盡量少換。能換一個字，不換兩個字；能換半行，不換一行；能換一行，不換兩行；實在不行，纔整版替換。由於《趙城金藏》與《再刻高麗藏》都是《開寶藏》的覆刻本，字體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諸文字的相對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華藏》的宣傳資料曾稱這種修版可達“天衣無縫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訪學。某天在一個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趙城金藏》版片運到大都以後，曾依據《遼藏》修版。我當時請教：這一新觀點的依據是什麼？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據就是中國新出版的《中華大藏經》，上面有明顯的修版痕跡。我吃了一驚，連忙說明：《中華大藏經》的修版是中華藏編輯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沒說什麼，表情愕然。回國以後，我向任先生作了匯報，並建議今後不要再講“《中華藏》以《趙城藏》為底本”，改為“《中華藏》以《趙城藏》為基礎，經過修版，形成《中華藏》本”。任先生接受了這一建議，並把這一表述寫在他為《中華大藏經·總目》所寫的序言中。進而交代我要編纂《中華大藏經》版本目錄，向後人交代我們修版、補版的情況。
這裡順便講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趙城金藏》，實際是將《中華藏》中經過修版的《趙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製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趙城金藏》。如按照該影印本來研究《趙城金藏》，復原《趙城金藏》，是要上當的。
再講經驗。
1982年，筆者隨同童瑋先生考察雲南圖書館藏佛教典籍時，發現32册元代大藏經零本，版別不清。經童瑋先生與筆者考訂，這是一部前此從來不為人們所知的大藏經。雖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從紙張、板框大小考察，這些零本實際是兩批印本。那麼，這兩批印本是否屬於同一種藏經呢？
非常湊巧，兩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屬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殘（屬第二批）。這兩卷經版框寬窄不一，印刷用紙各異。但細審筆劃特徵則完全一致，連破筆、裂縫乃至欄線的殘斷都毫髮不差。由此證明，這兩卷印本是由同一種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說，二批經卷屬於同一部藏經。版框寬窄不一，當由於印刷時間先後不同之故。蓋木版歷時，因各種因素縮版、漲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書籍版框大小有別，這在古籍中是常見的。後來我們把這批藏經定名為《元官藏》。
如果我們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該影印本在出版過程中被人修版、描飾板框，則無疑會誤導我們的研究。所以，1994年筆者在日本訪學時遇到來訪的劉俊文先生，當時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向我介紹情況，並說：為了修版、修飾框線，付出了大量勞動。我便敘述了《中華藏》的教訓以及在雲南的經歷，建議他千萬不要修版。後來他告訴我，當夜便打電話到國內，停止修版。
總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國內外現在有些古籍影印，殘爛處均一任其舊，而將擬補文字用鉛字印刷在相應的殘爛處天頭。我認為這是一種值得提倡的好方法。這種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體現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讀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為讀者掃清閱讀的障礙；這樣做，還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種種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2015年4月30日
[1] 周一良：《周一良讀書題記》，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頁。
[2] 這與80年代的縮微照相技術水平也有關。筆者其後在國圖工作時，曾檢視過國圖所藏《趙城金藏》。原卷雖有霉爛等情，但文字與霉斑、水漬顏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縮微膠捲上，由於缺乏層次色差，文字與霉斑、水漬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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