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象山〈白鹿洞書院講義〉：〈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以下資料引自部落格《犬馬的天空》：

http://blog.chinatimes.com/dustmic/archive/2007/07/18/182151.html

〈白鹿洞書院講義〉是陸象山於淳熙八年(1181)訪朱熹於南康(今江西省九江市)，應朱熹之請，在白鹿洞書院講《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白鹿洞書院位於江西南昌廬山五老峰東南山麓，據陳舜俞《廬山志》載唐貞元年間(785-805)洛陽人李渤曾在此隱居耕讀，豢養一隻溫馴白鹿，靈敏能聽驅使，山民目為神鹿，彼時稱山凹為洞，故有白鹿洞之稱。南唐李氏(李後主煜即南唐最後一名國君)期間於昇元四年(940)在此建立廬山國學(亦稱白鹿國學、匡山國子監)，乃國都金陵國子監平行的學校機構。北宋初年，才在荒廢的廬山國學舊址上建起了書院，到了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知南康軍(今九江、星子、廬山一帶)，派官員修復，自任洞主，訂立〈白鹿洞書院揭示〉學規，苦心經營，白鹿洞書院名聲遂潮湧鵲起，天下聞名。

陸九淵(1139-1193)，號象山，是南宋儒學心學大師，他的治學方法和朱熹主張不同，朱熹強調「涵養須用敬」、「格物窮理」，認為必先對古聖賢書泛觀博覽而後逐建提升自我道德境界；象山卻主張「本心即理」、「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腳」，強調應先發明本心，本心呈現，理亦自現。簡言之，全在「尊德行」或「道問學」的先後次序不同，但成為君子聖賢的志向卻無不同。兩大儒者在南宋淳熙二年(1175)透過史學家呂祖謙的安排，共赴江西鉛山鵝湖寺論道，雙方思考進路不同，針對十餘個問題進行論辯，自然是誰也說服不了誰，倒是陸九淵席上寫了一首詩：

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

涓流積至滄溟水，拳石崇成泰華岑，

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

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

詩中說明了自己的立場是千古不變的本善之心，識得本善之心自能涵養擴充，如涓流成海、拳石壘山，功夫簡易卻可長可久可大，倒是朱熹博覽群書反成了「支離破碎」的功夫，為學須辨識真偽學問的開端之處。朱熹自然對這首詩不甚感到滿意，但並未做和詩回應，三年後當年與會的陸九淵五兄陸九齡再次拜訪朱熹，朱熹認為陸九韶在這次談話中承認為學之必要，終於寫了一首和詩，詩云：

德義風流宿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

偶扶蔾杖出寒谷，又枉藍輿度遠岑，

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沉，

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腹聯「新知」「舊學」完全表現出朱熹的道問學為先的為學方法，一樣可以從學問中通透古今。

鵝湖之會後，朱熹雖無法認同象山之說，但仍在淳熙八年(1181)，趁著象山請朱熹為剛去世的兄長陸九齡寫祭文而專訪南康，邀請象山至白鹿洞書院講學，象山登壇開講即以《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從切己觀省，講到辨志，「至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再談到「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最後說「由是而於場屋，必皆共其職，勸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不得為之君子乎？」象山這回演講十分成功，聆者感動至有流涕者，朱熹深受感動，天氣微冷卻有熱汗出，頻頻揮扇。象山講後，朱熹不吝當面讚美說好，並請象山寫下講義，刻成石碑，讓書院諸生時時誦讀。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茍不切己觀省，亦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君子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也以此相尚，使汩沒於此而不能自拔，然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所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義之習，怛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入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