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14日 星期日

我是這樣走過來的 中華佛學研究所創辦人 聖嚴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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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中華佛學研究所三十週年特刊

http://www.wretch.cc/blog/isvara1/12344736

我是這樣走過來的 中華佛學研究所創辦人 聖嚴法師

因為我們中國佛教界沒有較好的教育環境和教育品質,所以我發願要奉獻。因為我自己早年失學,沒有受到完整的佛教教育,所以我希望為我們的下一代,提供一個能受到高等教育的機會。

中國佛教的衰微沒落,是由於缺乏足夠的人才,所以我說:「今日不辦教育,佛教就沒有明天。」

因為國內的佛教界培養不出國際水平的佛教人才,所以我當年雖已年近不惑,還要在台灣教界的一片反對聲中,不顧一切地面對經費無著、語文障礙、基礎學力訓練不足等的重重困境,毅然東渡日本留學。

因為中國的佛教界,沒有像日本那樣的宗派體制及組織結構,所以沒有計劃性的培育後繼人才,沒有以宗派的力量選派青年出國深造。也不容易結合教內各寺院來共同謀求生存與發展的辦學方案。所以日本有明治維新之後西歐式的各宗佛教大學,中國佛教徒們則在各自為政、自生自滅的狀態下,人人想做領袖,人人都不易成為時代佛教的偉大領袖,也都很難能為佛教開出可大可久的大局面來。

中國佛教界需要人才,卻極少人真正願意培養人才。若干寺院的負責人,為了維持道場的門面,所以辦幾年佛學院;有的大德雖然真想辦好佛教教育,又苦於缺乏辦學經驗,也沒有遠大的方向感,所以多半的學院,若非由於經費短絀或人事變遷,就是因為受到內外的挫折和衝擊,辦了幾年便生退志而停辦了。少數寺院縱然很有毅力地辦著佛學院,他們的品質卻始終不容易提昇到一般大學以上的程度。

因此,我在日本讀完 文學博士學位之後,沒有像早期日本留學歐洲的佛教學者們那樣好的運氣,他們的各宗派已經準備了現代教育的環境。而我中國的佛教界,並沒有人為我準備一個可以貢獻所學的工作崗位。因此有一位昔年上海靜安寺佛學院同學幻生法師,形容我是考取了駕駛執照,卻沒有車子可開的人。我就發願,我要在無車的環境中,造車給人開、給人坐。我常勉勵自己:「急需要做,正要人做的事,我來吧!」我在山中掩關之後,會出國留學,是基於這樣的心願,學成之後又到了美國,也是基於這個心願,再從美國回到台灣主持佛學研究所,還是基於這個心願。

我在日本學到了治學的方法,接觸到了現代教育及現代學術的新鮮空氣。我在美國,雖然是傳授中國的禪法,我卻藉此因緣,應邀訪問了美歐兩洲六十多所大學,作了一百多場演講,見識到了世界最著名的各大學府校園環境、教育設施、學術風氣,尤其讓我結交了許多一流的學者,幫我打開了越來越寬廣的視野。這對於我們的中華佛學研究所的辦學內容,是很有用的。

所以我們每次召開的國際佛教學術會議,都能請到當今全球第一流的佛教學者,與會發表論文,也能從國外邀聘到頂尖的佛教學者,來所裡任教。這對於國內佛教教育品質及佛教學術地位的提昇、佛教人才的培養、佛教形象的改造,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如諸位已經知道的那樣,我很感恩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前身,陽明山中國文化大學的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如果我們沒有那個過程,要我憑空創辦一座佛學研究所,根本沒有著力的起點。由於是設於大學的校園內,總還沾上了學府之名的光彩。先由該校創辦人 張其昀先生聘我擔任哲學研究所的教授,再增聘我為佛研所所長,我授課的對象原先是哲研所博士及碩士班的研究生,當佛研所也招生之後,考生來源自然也是大學畢業的青年,哲研所和佛研所的同學也可以同堂上課,尤其教育部對於佛研所的研究生雖不授學位,卻亦要求我們比照一般研究所的規制。這就使我們在教育環境及師生品質的管制方面,和其他寺院辦的佛學院相比,便佔了相當大的優勢。

我在出國留學之前,沒有護法信眾,一九七八年,我初回國接任所長之時,也不知向誰去化緣來支援我辦教育。一九八一年張創辦人鼓勵我招生,幸得華嚴蓮社的成一長老,屈就了副所長職,把他們蓮社的數十位信眾,和我所認識的若干位菩薩,組成了一個護法理事會,按月捐助佛研所的開支。一九八四年,由於張創辦人病臥不起,學校人事更動,即命本所停止招生,並且計劃結束。我為了佛教教育工作的延續,第二年便創辦了「中華佛學研究所」,在北投的農禪寺招考新生,上課則仍在陽明山校園。一九八六年先師東初老人遺下的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由我張羅重建落成,借給本所,我們便有了比較安定的校舍和師生宿舍,直到今年的九月,我們又搬上了法鼓山,這是本所屬於自己的永久性校舍了。

自第一屆招生迄今,前後也滿二十年。這期間,我很感謝李志夫及方甯書兩位所長、吳寬及惠敏兩位副所長,給我在所務行政方面助力極多,若無他們先後為我分勞,不僅本所不易成長如此快速,我也無法分身到國際上弘化,更無暇兼顧法鼓山的僧團及護法體系。

當然,我也要感謝歷年來為本所擔任教職及行政工作的 諸位老師與同事們,大家都能把本所的理念看作自己的理念和自己的事,尤其是把歷屆的研究生視作自己的弟妹來愛護,使我沒有後顧之憂。也要感謝歷屆的同學們,都能以本所的光榮為光榮;本所全體教職員,也以能擁有這麼多優秀的同學為光榮。

二十年的教育工作,不算很長,但在中國佛教界已不算短了,上了法鼓山之後的本所,又是另一個前瞻性的階段開始,從此要走上研究多元化、視野世界化的里程了。

我很高興被人稱做傻子,因為辦教育既不能有立竿見影的速效,也不見得有多少回饋。我的信念則是:播種重於收割。所謂百年樹人,百年之後,一定會讓後人見到豐收的季節。因敘所感,作為特刊的代序。

二○○一年五月十八日寫於紐約東初禪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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