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這樣走過來的 中華佛學研究所創辦人 聖嚴法師

以下引自《中華佛學研究所三十週年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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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這樣走過來的 中華佛學研究所創辦人 聖嚴法師

因為我們中國佛教界沒有較好的教育環境和教育品質，所以我發願要奉獻。因為我自己早年失學，沒有受到完整的佛教教育，所以我希望為我們的下一代，提供一個能受到高等教育的機會。

中國佛教的衰微沒落，是由於缺乏足夠的人才，所以我說：「今日不辦教育，佛教就沒有明天。」

因為國內的佛教界培養不出國際水平的佛教人才，所以我當年雖已年近不惑，還要在台灣教界的一片反對聲中，不顧一切地面對經費無著、語文障礙、基礎學力訓練不足等的重重困境，毅然東渡日本留學。

因為中國的佛教界，沒有像日本那樣的宗派體制及組織結構，所以沒有計劃性的培育後繼人才，沒有以宗派的力量選派青年出國深造。也不容易結合教內各寺院來共同謀求生存與發展的辦學方案。所以日本有明治維新之後西歐式的各宗佛教大學，中國佛教徒們則在各自為政、自生自滅的狀態下，人人想做領袖，人人都不易成為時代佛教的偉大領袖，也都很難能為佛教開出可大可久的大局面來。

中國佛教界需要人才，卻極少人真正願意培養人才。若干寺院的負責人，為了維持道場的門面，所以辦幾年佛學院；有的大德雖然真想辦好佛教教育，又苦於缺乏辦學經驗，也沒有遠大的方向感，所以多半的學院，若非由於經費短絀或人事變遷，就是因為受到內外的挫折和衝擊，辦了幾年便生退志而停辦了。少數寺院縱然很有毅力地辦著佛學院，他們的品質卻始終不容易提昇到一般大學以上的程度。

因此，我在日本讀完 文學博士學位之後，沒有像早期日本留學歐洲的佛教學者們那樣好的運氣，他們的各宗派已經準備了現代教育的環境。而我中國的佛教界，並沒有人為我準備一個可以貢獻所學的工作崗位。因此有一位昔年上海靜安寺佛學院同學幻生法師，形容我是考取了駕駛執照，卻沒有車子可開的人。我就發願，我要在無車的環境中，造車給人開、給人坐。我常勉勵自己：「急需要做，正要人做的事，我來吧！」我在山中掩關之後，會出國留學，是基於這樣的心願，學成之後又到了美國，也是基於這個心願，再從美國回到台灣主持佛學研究所，還是基於這個心願。

我在日本學到了治學的方法，接觸到了現代教育及現代學術的新鮮空氣。我在美國，雖然是傳授中國的禪法，我卻藉此因緣，應邀訪問了美歐兩洲六十多所大學，作了一百多場演講，見識到了世界最著名的各大學府校園環境、教育設施、學術風氣，尤其讓我結交了許多一流的學者，幫我打開了越來越寬廣的視野。這對於我們的中華佛學研究所的辦學內容，是很有用的。

所以我們每次召開的國際佛教學術會議，都能請到當今全球第一流的佛教學者，與會發表論文，也能從國外邀聘到頂尖的佛教學者，來所裡任教。這對於國內佛教教育品質及佛教學術地位的提昇、佛教人才的培養、佛教形象的改造，具有決定性的作用。

如諸位已經知道的那樣，我很感恩中華佛學研究所的前身，陽明山中國文化大學的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如果我們沒有那個過程，要我憑空創辦一座佛學研究所，根本沒有著力的起點。由於是設於大學的校園內，總還沾上了學府之名的光彩。先由該校創辦人 張其昀先生聘我擔任哲學研究所的教授，再增聘我為佛研所所長，我授課的對象原先是哲研所博士及碩士班的研究生，當佛研所也招生之後，考生來源自然也是大學畢業的青年，哲研所和佛研所的同學也可以同堂上課，尤其教育部對於佛研所的研究生雖不授學位，卻亦要求我們比照一般研究所的規制。這就使我們在教育環境及師生品質的管制方面，和其他寺院辦的佛學院相比，便佔了相當大的優勢。

我在出國留學之前，沒有護法信眾，一九七八年，我初回國接任所長之時，也不知向誰去化緣來支援我辦教育。一九八一年張創辦人鼓勵我招生，幸得華嚴蓮社的成一長老，屈就了副所長職，把他們蓮社的數十位信眾，和我所認識的若干位菩薩，組成了一個護法理事會，按月捐助佛研所的開支。一九八四年，由於張創辦人病臥不起，學校人事更動，即命本所停止招生，並且計劃結束。我為了佛教教育工作的延續，第二年便創辦了「中華佛學研究所」，在北投的農禪寺招考新生，上課則仍在陽明山校園。一九八六年先師東初老人遺下的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由我張羅重建落成，借給本所，我們便有了比較安定的校舍和師生宿舍，直到今年的九月，我們又搬上了法鼓山，這是本所屬於自己的永久性校舍了。

自第一屆招生迄今，前後也滿二十年。這期間，我很感謝李志夫及方甯書兩位所長、吳寬及惠敏兩位副所長，給我在所務行政方面助力極多，若無他們先後為我分勞，不僅本所不易成長如此快速，我也無法分身到國際上弘化，更無暇兼顧法鼓山的僧團及護法體系。

當然，我也要感謝歷年來為本所擔任教職及行政工作的 諸位老師與同事們，大家都能把本所的理念看作自己的理念和自己的事，尤其是把歷屆的研究生視作自己的弟妹來愛護，使我沒有後顧之憂。也要感謝歷屆的同學們，都能以本所的光榮為光榮；本所全體教職員，也以能擁有這麼多優秀的同學為光榮。

二十年的教育工作，不算很長，但在中國佛教界已不算短了，上了法鼓山之後的本所，又是另一個前瞻性的階段開始，從此要走上研究多元化、視野世界化的里程了。

我很高興被人稱做傻子，因為辦教育既不能有立竿見影的速效，也不見得有多少回饋。我的信念則是：播種重於收割。所謂百年樹人，百年之後，一定會讓後人見到豐收的季節。因敘所感，作為特刊的代序。

二○○一年五月十八日寫於紐約東初禪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