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學自19世紀以來一直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台灣自80年代開始,文獻學成為研究典範。說起文獻學似乎有點老生常談,早已多有前輩學者强調過文獻學的重要性。
佛典漢譯有著一千八百多年傳統,譯經制度成熟,譯者更有安世高、支謙、竺法護、竺佛念、鳩摩羅什、真諦、玄奘、義淨等高峰,漢譯佛典有著極高的權威性。再學梵文還能超過古代漢譯經大家嗎?「你對梵語和佛教的了解能勝過鳩摩羅什、真諦、玄奘、義淨等高僧大德嗎?」(你憑什麼敢說古代的經典翻譯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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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 Jui Lei:
有位老師,您也認識,忘了那個議題,當年他曾告述我說,你的主張不會比論師對,不可能超過論師,因此,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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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錦坤:
是呀,跳高比賽的跳姿,大陸板塊飄移說,都是這樣子呀,你不可能比前人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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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g Jui Lei:
每當讀到這個觀點,總覺得知道太晚,因為,當正確的理解之後,在修行上確實獲得突破、進步。
由往至今,不斷聽聞學問無用,學問只能當老師,修行才是重要之主張,四預流的次第,早就置放高閣了,這般風氣,很難會再有印順法師,但是,於漢地,千年來好像就是這樣。以上,胡說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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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錦坤:
數十年來經歷過師友諄諄告誡:「這解決不了生死大事」、「這是在文字鬼窟裡打轉」、「這是所知障、文字障」、「趕快修行,別困在知識牢籠裡」,始終確定自己的路,「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思惟、法次法向」,不怕路遠,只怕走錯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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