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引自部落格《水源之形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2xl2d.html
方按：
發表稿有刪節，此為未刪節稿。
《濱田德海蒐藏敦煌遺書·序言》
方廣錩
1900年初夏，正面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中華大地風雨如磐。北京城裡，義和團運動如火如荼；而靜謐的西北邊陲，道士王園祿（俗名王福琳）於無意中發現了一個藏匿千年的洞窟，其中裝滿了經書、文物，敦煌藏經洞由此橫空出世。
敦煌藏經洞的發現，其後被著名學者王國維譽為近代中國四大學術發現之一。洞中出現的各種新材料，促成了一門新的學問——敦煌學的產生，而“敦煌學”又被陳寅恪稱為“世界學術之新潮流”。如此重大的學術發現，如此重要的學術資料，如此可貴的古籍文物，在其發現之初，竟絲毫不為時人所重，任其在民間流散，以至被外國探險家捆載而去。迨至清學部覺知，下令全部購買，押運進京，路上乃至抵京以後，又遭人大肆偷盜。如此種種，成為中國人的錐心之痛，所謂“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①]。
據我最近統計，就藏經洞漢文敦煌遺書而言，如果按照總長度或總面積計算，中國國家圖書館所藏（含從敦煌直接押運進京及其後通過各種途徑陸續入藏），約佔藏經洞全部漢文敦煌遺書的40%；英國圖書館所藏，約佔28%；法國圖書館所藏，約佔10%；俄國所藏，約佔4%。中國國內（含港澳台）其他公私收藏，約佔9%；日本公私收藏，約佔8%；世界其他各國收藏，總計約佔1%。上述數字告訴我們兩點：第一，中國國內收藏的漢文敦煌遺書約佔藏經洞漢文敦煌遺書的一半。第二，以往我們總以為俄國是世界第四大敦煌遺書收藏國，現在我們知道，日本纔是真正的敦煌遺書第四大收藏國。以收藏單位而言，俄羅斯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收藏敦煌遺書號稱19000多號，但絕大部分均為殘片。如果按照總長度或總面積計算，如前所述，俄國收藏僅佔藏經洞漢文敦煌遺書的4%。而日本杏雨書屋收藏的敦煌遺書雖僅編為700多號，但其實際總面積卻要超過俄國東方研究所。
日本自古接受中華文化的影響，故對中國文物有著特殊的感情。日本淨土真宗西本願寺派宗主大谷光瑞得知敦煌藏經洞的消息，即讓其探險隊員前往搜求攫取。如前所述，由於種種原因，流散在中國民間的敦煌遺書數量巨大，其中大部分雖然後來依然留在國內，但也有相當大一部分其後流向日本。
日本敦煌遺書收藏極其分散，故人們一般難以把握其全貌。據目前所知，收藏達百卷以上的公私單位，有杏雨書屋、書道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三井文庫等，至於收藏數十卷乃至數卷的公私單位，如龍谷大學、大谷大學、國會圖書館、唐招提寺、藥師寺、大東急文庫、東京大學東洋研究所、東京國立博物館等，不勝枚舉。此外，大量敦煌遺書收藏在日本私人手中，濱田德海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位。
據網上資料：濱田德海（1899～1958），日本鹿兒島縣人。1924年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科後，隨即進入日本大藏省，歷經銀行局、專賣局和主稅局後，升至事務官，並曾以興亞院專家身份長期在華供職。濱田氏熱愛漢學，他收藏的敦煌遺書大部分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北京、天津等地購得，數量約一百多件，其中一部分為著名藏書家李盛鐸藏品。濱田先生辭世後，其搜集的日本金融、稅務文書捐贈給了母校東京大學經濟學部，即“濱田德海資料”專門文庫。其中的中國古代寫經、寫本和出土文書部分，經日本第37回國會議院運營委員會圖書館運營委員會於1960年12月13日進行審議，一部分以國庫預算由國會圖書館購藏，餘下藏品一直由其後人秘藏。
1994年，我應邀訪問日本龍谷大學，曾專程到東京尋訪敦煌遺書，也到了日本國會圖書館。如上文介紹，國會圖書館的這批藏品正來自濱田德海特藏。據日本朋友告知，日本國會圖書館原計劃將濱田藏品全部購入。但當時日本敦煌學界一位著名權威學者考察了國會圖書館已經購入的這批濱田藏品後，斷言均為贗品。這使得國會圖書館的有關人員大為窘迫。因為收購濱田藏品用的是國庫的資金。如入藏的是贗品，則相關人員所擔干係實在匪淺。所以，立即中止了原定的收購計劃。這次聽到一位中國研究者前來考察，國會圖書館方面表示特別歡迎。記得那次他們拿出20多件，我考察以後的結論是這20多件遺書並無贗品。當然，我的結論自然不能撼動那位敦煌學權威的判定。但不管怎樣，我談了意見以後，可以明顯感到接待我的人員鬆了一口氣。其後，那位日本敦煌學權威又提出日本所收藏的敦煌遺書，95%，乃至98%都是假的。給日本敦煌學界極大的衝擊。坦率說，那位先生對敦煌遺書的確有深湛的研究，對日本敦煌學的發展也厥功甚偉，但他考察敦煌遺書的切入點值得斟酌。此外，如我已經撰文談到的，文物鑒定有時與鑒定者的性格相關。有關敦煌遺書鑒定問題，以後我會專門論述，這裡就不談了。
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的拍賣市場逐漸成長，原來秘藏民間的一些敦煌遺書開始露面。進而，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收藏者實力的增強，海外藏品開始回流，其中也包括濱田德海原藏的敦煌遺書。這些年來，我在鑒定實踐中陸陸續續接觸過若干原濱田藏品。2014年底，我在京都大學人文所梶浦晉先生的幫助與陪同下，再次來到日本國會圖書館，這次總計考察近50件寫經，並按照我設計的敦煌遺書數據庫的體例重新著錄。考察後，應國會圖書館有關人員的要求，逐件敘述了我的鑒定意見，對方則做了記錄。
前些日子，伍倫拍賣公司丁德朝先生告訴我，他們已經聯繫到濱田德海先生的後人，有可能將濱田藏品批量回歸。得到這一消息，自然非常興奮。如果能夠成功，這是濱田藏品，也是海外敦煌遺書數量最大的一次回歸，自然值得慶賀。皇天不負有心人，丁德海先生終於攜36件濱田藏品回到中國。
我認為這批寫經有這樣一些特點：
一、從時代來講，這批寫經的時代跨度從6世紀到10世紀，約五百年。反映了這五百年中國寫經、包括書法的演變，對我們研究中國這五百年中的書籍形態、書法流變提供了珍貴的資料。其中有6世紀南北朝寫經三件，抄寫精美，保存品相也較好，具有較高的文物價值。
這批遺書中的伍倫01號《妙法蓮華經》卷二，尾有題記：“顯慶五年（660年）三月十四日，濟法寺沙門重遷/師奉為師僧父母、法界倉（蒼）生，敬造《法/華經》一部，願以斯景福，抜濟有/緣，同離苦源，咸成仏道。/”
從現有資料看，“濟法寺”在敦煌遺書中凡兩見。
一處出現在斯02278號《寶雨經》卷九卷尾譯場列位中，作“京濟法寺沙門戰陀譯語”，故知該“濟法寺”武周時期位於京城。戰陀參加《寶雨經》譯場並擔任“譯語”之事，在《開元釋教錄》卷九亦有記載。該《寶雨經》雖譯於長壽二年（693），但斯02278號寫於證聖元年（695）。抄寫時照抄了原卷的譯場列位。
一處出現在甘博121號《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九九題記中（圖錄見《甘藏敦煌文獻》第五冊第265頁），作：“咸平元年（998）四月八日濟法寺法度沙門普惠敬造/《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拔濟有緣。願一切衆生/咸蒙斯福。/”《甘藏敦煌文獻》第五冊敘錄中未對該遺書抄寫年代進行斷代，亦未對題記提出疑問。但從圖錄看，正文的抄寫年代顯然早於題記所謂的咸平元年（998），且題記字蹟、墨色與正文不類，表述方式不合古代寫經題記的規範，故該題記可能為後人偽造。但因筆者未曾考察原卷，故對該寫經年代及題記真偽不做最後結論。
據敦煌遺書其他資料，敦煌當地未見名為“濟法寺”的寺院。該遺書紙張與唐高宗時期那批武則天為母親做功德的宮廷寫經紙張相同，抄寫年代相近，風格相似。故頗疑本遺書並非敦煌地區寫經，乃流入敦煌之原長安濟法寺寫經。
二、從長度來講，36件遺書中，超過8米的有8件，佔22.2%；5米以上、8米以下的有10件，佔27.8%。以上兩者共18件，正好佔據全部36件的一半。而1米以下的有8件，佔據22.2%。上述數據可以與英國圖書館相比。英國圖書館收藏的敦煌遺書，5米以上者總計編為文物號1883號，占其文物號總數的12.4%。一米以下的編為文物號7299號，佔據全部文物號總數的48.2%。也就是說，就集合體而言，這批濱田敦煌特藏的較長卷子比例要超過英國敦煌特藏一倍以上，而一米以下卷子的比例衹有英國特藏的四分之一。如與中國國家圖書館相比，國圖5米以上的遺書佔比14.8%，1米以下的遺書佔比45.7%。這些數據證明了我在《談散藏敦煌遺書》一文中指出的：“敦煌遺書是古代寺院的棄藏，絕大部分斷頭殘尾。散藏敦煌遺書大都是人們從這些殘破遺書中挑選出來的。雖然這種挑選，實際不過是矮子裏拔將軍，所以絕大部分散藏敦煌遺書依然是殘破卷子。但散藏敦煌遺書畢竟是矮子裏拔出的將軍，它們的長度、保存狀態都要比第一類沒有經過中間環節直接進入收藏單位的遺書為好。” [②]
三、從文獻內容看，這批遺書中有兩件社會經濟文書，惜皆殘缺。其中的《黃仕強傳》（擬）與敦煌遺書現存10餘號同文獻文字有參差，可供校勘。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伍倫36號，該文獻雖然首尾均殘，卻從來沒有被歷代大藏經所收，未為歷代經錄所著錄，甚至是我們以前在敦煌遺書中也從來沒有見過的海內孤本。從內容考察，該文獻乃9世紀中葉歸義軍統治初期，敦煌地區著名沙門法成向弟子解說的《瑜伽師地論》卷一“本地分中意地第二之一”的記錄。以往我們知道的法成向弟子解說《瑜伽師地論》的記錄共有兩種，一種為“分門記”，一種為“隨聽疏”。本遺書與上述兩種形態均不相同，乃就文解義，故擬名為“瑜伽師地論義疏”。本文獻為研究敦煌地區佛教義學水平及沙門法成提供了新的資料。本文獻雖僅66行，但由於至今尚未發現第二號同類文獻，故值得研究者重視。
又，有些遺書所抄雖然為常見佛典，如伍倫10號、伍倫20號、伍倫35號等，均為常見的《大般涅槃經》與《大智度論》，但兩號《大般涅槃經》的分卷與人們常用的《大正藏》本不同，一號《大智度論》的分卷甚至與歷代大藏經均不相同，給我們研究這些經典，提供了新的傳本系統。
四、流散敦煌遺書還有一個特點，即某些人為了牟利，往往會施展種種作偽手段。包括通卷作偽、偽造題記、截頭接尾、以及剪去卷首而以品題冒充首題之類。這批敦煌遺書未見有通卷作偽者，但後幾種情況雖然不多，卻均有存在，詳情可參見圖版與卷末的條記目錄。
在此，我覺得特別要向讀者推薦伍倫07號。該號原抄《妙法蓮華經》卷七，首尾均殘，卷尾部分抄寫《妙法蓮華經》卷七“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但因為尾殘，缺少“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末尾經文12行，作偽者手頭剛好得到一張古代敦煌空白紙，於是便在這張空白紙上做文章。但由於這張紙的長度衹有25.7釐米，無法在完整抄寫剩餘的12行經文以後，再加抄尾題及題記，於是作偽者將“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末尾的12行經文刪略改造成3行，偽裝成“流通分”的模樣，然後再寫上偽造的尾題與題記。
為說明問題，請參見以下對照表：
“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末尾應有文字與伍倫07號現存文字對照表
“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末尾應有經文
（依照伍倫07號行款書寫，並加行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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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倫07號現存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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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爾時，華德菩薩白佛言：‘世尊！是妙音菩薩，深/
2、種善根。世尊！是菩薩住何三昧而能如是在/
3、所變現，度脫眾生？’佛告華德菩薩：‘善男子！其/
4、三昧名現一切色身，妙音菩薩住是三昧中，/
5、能如是饒益無量眾生。’說是《妙音菩薩品》時，與/
6、妙音菩薩俱來者八萬四千人，皆得現一切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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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爾時華德菩薩白佛言：‘世尊！是妙音菩薩，深/
2、種善根。世尊！是菩薩住何三昧而能如是在/
3、所變現，度脫眾生？’佛告華德菩薩：‘善男子！其/
4、三昧名現一切色身，妙音菩薩住是三昧中，/
5、能如是饒益無量眾生。’說是《妙音菩薩品》時，與/
6、妙音菩薩俱來者八萬四千人，皆得現一切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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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紙接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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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紙接縫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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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三昧；此娑婆世界無量菩薩，亦得是三昧/
2、及陀羅尼。爾時，妙音菩薩摩訶薩||供養釋迦/
3、牟尼佛及多寶佛塔已，還歸本土。所經諸國，/
4、六種震動，雨寶蓮華，作百千萬億種種伎樂。/
5、既到本國，與八萬四千菩薩，圍繞至淨華宿/
6、王智佛所，白佛言：‘世尊！我到娑婆世界饒益/
7、眾生，見釋迦牟尼佛，及見多寶佛塔。禮拜、供/
8、養。又見文殊師利法王子菩薩，及見藥王菩/
9、薩、得勤精進力菩薩、勇施菩薩等，亦令是八/
10、萬四千菩薩得現一切色身三昧。’說是《妙音/
11、菩薩來往品》時，四萬二千天子得無生法忍，/
12、華德菩薩得法華三昧。”/
（參見CBETA2016，T09，no.0262，p.56b12-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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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身三昧；此娑婆世界無量菩薩，亦得是三/
2、昧及陀羅尼。爾時，妙音菩薩、||華德菩薩摩/
3、訶薩問佛說已，恭敬圍繞，作禮而去。/
（經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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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按照《妙法蓮華經》卷七“妙音菩薩品”第二十四之原文，伍倫07號末紙應有剩餘經文12行。作偽者手中雖有敦煌藏經洞所出敦煌古紙，但長度不足以抄寫這12行經文及續寫尾題、題記。而尾題、題記對作偽者提高原卷售價，作用極大。於是作偽者將原12行經文簡縮為3行，具體方法是：尾紙第一行、第二行“||”號以前照抄原文，然後加上請法者“華德菩薩”之名，並仿照佛經中“流通分”的慣例，加上“恭敬圍繞，作禮而去”等慣用語以結束經文。這樣，尾紙節省下來的空白處，便用來書寫尾題與題記。
需要指出的是，作偽者手法極其高超：第一，將墨色調得與原卷幾無差別。第二，對原卷字體的模仿亦可亂真。第三，利用了敦煌遺書中的空白紙。第四，為了堅證此卷為真，不惜將真正的6世紀南北朝寫經及7到8世紀唐寫經殘片撕為20多片，作為裱補紙粘貼到背面。其用心之良苦，可謂無所不用其極。但是，由於作偽者缺乏必要的文史知識，題記、尾題的寫法，都留下破綻。再仔細核對經文，則其作偽的手法暴露得一清二楚。
鑒定敦煌遺書，要多看真卷子，也要多看假卷子。要研究假卷子造假的手法。從這個角度講，伍倫07號卓絕的造假手法給我們留下一個不可多得的敦煌遺書作偽的標本，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
中國幅員遼闊，古代佛教興盛。除了敦煌，內地佛教遺跡也非常多。實際上，從總體看，內地文化遠比敦煌昌盛，但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內地的古寫經留存得非常少。雖然很少，畢竟依然有留存，即使在這幾十年中，內地也多次發現古代寫經。但是，由於內地古寫經數量少，而敦煌遺書名氣大，且兩者均為古代寫經，因此，在流散中，內地的古寫經往往會依附敦煌遺書的名頭而出現。由此，流散敦煌遺書中往往會夾雜一些內地古寫經。前些年，晉南出土的一批古寫經曾經依附敦煌遺書的名頭出現在拍賣市場上，最終被識破、鑒定，從而引發有關人士的關注。這次的濱田特藏中，也有伍倫02、伍倫07等兩件內地古寫經。這兩件寫經與前此出土的晉南寫經風格不同，應出於其他地方。至於到底出於何處，祗能等將來發現更多的資料，再來加以考訂。需要指出的是，內地古寫經由於其特殊性，其價值實際上並不亞於敦煌遺書。
流散敦煌遺書還有一個顯著特點，就是它們曾經在收藏家手中收藏、流轉。此次的濱田特藏中，有一件曾為端方匋齋所藏。收藏家們往往或對所藏敦煌遺書加以裝裱，或留下題跋，或鈐壓印章，如此等等，對我們研究當時的文人風尚、收藏歷史、裝裱工藝，乃至考史考文，均留下寶貴資料。
在結束這篇序言的時候，不禁感慨繫之。敦煌藏經洞被發現後，敦煌遺書大量外流，國運蹶則文運蹙，夫復何言！這二十年來，敦煌遺書從陸陸續續少量回流，到如今以36件這一體量，規模性回流，不能不讓人浮想聯翩。願我們的民族少一點磨難，願我們的祖國真的能夠繁榮昌盛，愿中華文化再次振興。天佑中華！
最後，對以往在敦煌遺書回流中，特別對這次在濱田特藏批量回流中做出貢獻的諸多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謝！
2016年9月3日於古運河北端
[①] 這句話見於陳寅恪《敦煌劫餘錄序》，長期以來，不少人認為這是陳寅恪的觀點。實際上，陳寅恪是引述這一觀點並反駁之。這句話應該是《敦煌劫餘錄》的編者陳垣先生講的。參見《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總目錄·館藏目錄卷·總序》，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3月。
[②] 方廣錩：《談散藏敦煌遺書》，敦煌研究院2015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未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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