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引自：
2014-10-18 吴琦 南方人物周刊
翻譯家余中先總結文學翻譯現狀，一個是青黃不接，一個是良莠不齊。（圖/本刊記者 梁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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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 吳琦 實習記者 周甜 發自北京
〈隱形〉
「這個選題沒什麼意思，」出版人彭侖說，「翻譯本身是一個幕後工作，像編輯一樣，我個人認為，譯者並不需要很大的公眾知名度。」他是99讀書人出版公司的外國文學編輯，也是一位譯者，翻譯過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的幾部小說。
約訪其他譯者時，他們也會這樣反問，像是突然被人在大街上叫住，或是從書房裡被揪出來——表現出驚訝和不解，又略帶笑意，你們是怎麼想的？怎麼想到採訪我？
「隱形」，已經成了他們職業中的一部分。
去找譯者馬愛農，也是這樣的情形。人民文學出版社，朝内大街166號，50年代以來，是國内譯介外國文學的重要力量之一，現在還不如斜對面的朝内81號有名——一部國產恐怖片剛剛「席卷」了那裡。建築的外貌，和作家馮驥才三十多年前見過的景象差不多。「一座臨街的長方形灰色的大樓，一排排緊閉的窗户總共五層，一進樓門兩邊走廊，掛滿白花花寫滿墨筆字的大字報。人一走過，大字報被風帶得嘩嘩響。」現在大字報不在了，樓道裡貼著各家報紙對這裡所出版圖書的報道。樓下的書店，營業員和顧客的數量相等，收銀員一直啪啪地拍著自己的胳膊，大概是在晨練。上到4樓，馬愛農正披著一條披肩，站在辦公室門口的一道陰影中。盡管事先有約，她依然睜著大眼睛，有些疑惑地看著我——來者何人。
馬愛農來自書香門第，父母都是編輯，祖父馬清槐是英語翻譯家。她翻譯的第一本書《綠山牆的安妮》，就是爺爺親自把關修改。二十餘萬字，全部手寫，改過之後再抄一遍。翻譯一本書，就是她的假期。
現在辦公室裡依然全是書，被她理得整整齊齊。譯者首先是讀者，許多譯者都說，翻譯就是更好、更細、更深的讀書。詩人余光中寫，「讀一本書最徹底的辦法，便是翻譯。」電話藏在抽屉裡，似乎是次要一些的東西。
「翻譯二十多年，好像成為生活裡的一部分。」馬最受矚目的譯著，是和妹妹馬愛新合作的《哈利˙波特》系列。除此之外，還有《船訊》《到燈塔去》《天使不曾涉足的地方》《愛倫˙坡短篇小說選》等等。她說自己在翻譯上是兩條腿走路，兒童文學輕鬆明快，「有治愈的效果」，翻譯成人文學，再把沉重背回去。
譯威廉˙巴勒斯的《裸體午餐》，她感到頹廢，和王永年翻譯《在路上》時一樣，對「垮掉的一代」所持的放浪形骸的價值觀難以認同。手上一本加拿大小說，譯到主人公年少時最好的朋友死了，就像世界上所有的逝去，讓她也失落起來。
「我更習慣和虛擬世界裡的人對話，」馬愛農說，「熱鬧的時候，反而會更孤獨，還不如跟書中人物在一起。」《哈利˙波特》把她推到前台，「是聚光燈照著翻譯出來的」，讓譯者也成了半個主角。
「羅琳的東西，要從批判的角度，我還是有一些微詞。她有些囉嗦，而且文學深度也不够。」但她知道，譯者不能和原作者對抗，翻譯的標準還是要忠實原文。
「譯者的質量參差不齊，讀者選擇時可能會看重譯者的知名度，這也可以理解，但從譯者本人來講，千萬不要覺得自己應該要坐到和作者平起平坐的位置。」譯者但漢松說，他主要翻譯托馬斯˙品欽和桑頓˙懷爾德的作品。以優美的文筆譯村上春樹的林少華，常面臨這樣的批評，他的回應：「百分之百像照鏡子似的翻譯原著的作品，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我翻譯村上，當然也是在我個人理解和把握基礎上的文字重現，但主觀上絕對沒有添油加醋的念頭。」
站在作者和讀者之間，譯者要有良心，馬愛農說。這個群體有一些共性：安靜、低調、耐得住寂寞、生活規律——不像詩人，要聚會，要喝酒——往往也長壽。」但是，現在的環境，不養這樣的譯者。「1980年代，她第一本書的翻譯稿酬是千字13元，譯5000字就相當於一個月的工資，現在譯同樣的字數，只能拿到幾百塊錢。」工資漲了100倍，稿費只漲了5倍，「身在出版社，她知道其中的無奈，「現在出版社自己日子也很難過，圖書市場混亂，大家都在惡性競爭。」
彭侖不認為文學翻譯能構成一種職業，單從時間和金錢上看，不成正比。他也不贊同過於熱愛這一行，以至影響自己的生活，不如保持一種「自主選擇」、「業餘的狀態」。「這是一件願打願挨的事情。」
2013年，馬愛農挺身而出打了兩場官司，媒體給的標題是——《哈利˙波特》譯者維權。她起訴中國婦女出版社出版的署名「周黎」所譯的《綠山牆的安妮》抄襲她的譯作，起訴新世界出版社盜用「馬愛儂」的名字出版了十幾本書。這是出版界的大新聞，一百多位譯者聯名，其中不乏老先生出面。終審結果，前者賠款3萬，後者賠10萬。正應了書商在上法庭前說的那句：你們不就是要一點錢嗎？
坐在北京初秋的房間裡，這個維權者停止了義憤填膺。外邊樓道裡有一面牆，貼著許多大作家的頭像——亞里士多德、屈原、莎士比亞、魯迅、沈從文、海明威等等，上面寫了一句，「每天，我們面對他們的目光。」手上的譯作年内必須完成，她笑笑說，「好在翻譯的樂趣，大過這些東西。」
準確
「陽台是我平時看書的地方，尤其是到了春天、秋天，陽光很好。」拜訪法語翻譯家余中先，他先帶我參觀了一下家裡——在何處看書，在何處譯稿，空間都因閱讀而組織起來。客廳反倒成了不常用的擺設。穿過一條走廊，沿途是一排長長的書架，路標一樣把客人引入書房。
「一個是青黃不接，一個是良莠不齊」，這是他對文學翻譯現狀的總結。這次受訪的十餘位譯者，絕大多數都任職於高校、研究機構、出版單位。只有一位姜向明——他翻譯過理查德˙耶茨、菲茨杰拉德、菲利普˙羅斯等人的作品，在日資企業上班。成為譯者之前，他自己也在網上寫作，開始翻譯之後，覺得還是人家水平高，便看看畫展聽聽音樂會作罷。給他致電時，他正坐單位的班車回家，電話那邊不時傳來汽車飛馳的轟鳴。
「稿費確實還是應該上去，不然的話，斯文掃地。」余中先現在是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世界文學》雜誌主編，翻譯領域的前輩。稿費低，稿費税又高，起徵點設在800元；在高校裡，翻譯作品還不能作為科研成果。這些不合理，反而積習一樣成了規矩。「好在中國這麼大，總是有人憑著愛好、憑著興趣在做。」
他翻出電腦裡新譯的畢卡索的詩，說是以前沒人譯過。原作不分大小寫，沒有標點，密密麻麻一片，類似文字裡的立體派，鋪张、肆意、重巒疊嶂——「在你的鏡子扔到波濤中沒看到閃電天空和雲彩你張開嘴準備吃掉太陽鳥兒經過……」
在這之前，他多次譯過法國新小說，阿蘭˙羅伯-格里耶、克洛德˙西蒙一類的人物，還有荒誕派劇作家貝克特，都是難讀難懂的文本。這是一種挑戰，也是一個譯者的虛榮心。「有的好人，會寫壞的文字，有的人為人不怎麼樣，却寫出漂亮的文章。」他說，翻譯久了，還是只能把握文字，把握不了人。
這一行的樂趣，是語言的樂趣。翻譯中的具體困難，就是突破詞句。遇到個别地方，時常要琢磨幾天，余中先就把稿紙帶在身上，或裝進iPad，隨時拿出來改。譯者黃燦然說，翻譯最大的樂趣是校對，在廁所，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在下樓抽烟的幾分鐘，不斷發現和糾正自己的錯誤，「簡直成了枯燥生活中的潤滑劑。」新入行的譯者索馬里，以前是個記者，剛剛譯完自己第一本書，她說，寫報導能使小聰明，翻譯却是傳統的手藝活兒，恐慌而沒有盡頭。書評人雲也退也兼做一些翻譯，他譯的《卡繆和沙特》最近再版，「但凡是第一版文字裡面有一點地方覺得有問題，再一查，百分之百是我錯。不理解的情況下，就是含混不清。」用馬愛農的話，「理解得精確，表達才能精確。」
薩克雷的名著《名利場》有一句，「A good Christian, a good parent, child, wife or husband」，揚必譯成「虔誠的教徒，慈愛的父母，孝順的兒女，賢良的妻子，盡職的丈夫」，榮如德譯成「虔誠的基督徒，一位好父親、好母親、好兒女、好妻子和好丈夫」。另一位翻譯家周克希認為，後者更好，又覺得「一個好兒女」這個詞組「似乎有欠渾成」。郭宏安譯《紅與黑》，因為用了「秀足」一詞，耿耿於懷，覺得不如「好看的脚」更為穩妥。葉廷芳譯卡夫卡，把Junggeselle的譯法從「老光棍」換作「單身漢」——《勃盧姆菲爾德，一個上了年歲的單身漢》，以復現卡夫卡的肅靜。朱生豪譯莎士比亞，把前人的「浪漫婦女」、「風流女子」改成《温莎的風流娘兒們》，都是幾個字裡見神韻。
「不是自己想怎麼寫就怎麼寫，」余中先說。他現在遇到的困難不在稿酬，而是記憶力下降，二三十年前學過的詞，却需要一遍一遍查詞典。「翻譯不會浪漫的。」他翹起二郎腿，眼睛看向别處。
目力範圍之内，除了書，全是鞋——從世界各地搜集來的袖珍裝飾品。這個典故來自法國作家保爾˙克洛岱爾的一部劇本《緞子鞋》，90年代由余中先翻譯成中文。
原作者克洛岱爾在1895至1909年間，3次出任駐華領事，很早就開始向法國人介紹中國。但他在政治上是殖民者，宗教上是天主教，劇本又是詩歌體，余中先說，中國讀者接受起來不容易。多年的譯介經驗證明，對海外文學的接受，是一條交叉小徑。「小時候讀的《約翰˙克利斯朵夫》，是一部好作品，但它在法國文學史上可能沒什麼地位。我們中學都讀《最後一課》，認為這是愛國主義的好東西，可很多法國人都不認識都德。」
他翻譯的奈瓦爾詩選《幻象集》譯出許久後，剛告出版。這位作家屬於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的一員，是雨果的朋友，也是大仲馬寫作班子的一員。「他老是傻乎乎的，最後瘋了」，直到弗洛伊德理論在20世紀的出現，他才被人重視。他寫夢境，寫瘋狂與清醒的中間狀態，對《追憶似水年華》這樣的意識流作品有過影響。
「還有一個例子，我譯過《你好，憂愁》，要在80年代出版，肯定引不起影響。那時候中國的年輕人，跟父母之間的代溝和衝突不是特别明顯，但2000年之後再版，馬上就賣得出去。」
現在，余中先不再翻譯弗朗索瓦絲˙莎岡，認為她此後的作品大致雷同，作家本人成為明星。他看米蘭˙昆德拉的新作，也「談不上太好」。「戴著大家給他們的光環，還在繼續出版。一流作家的二流作品肯定賣得動，二流或者三流作家的一流作品反而賣不好。「在他看來，現階段的主要矛盾，不是出什麼不出什麼、快出還是慢出，而是背後的決定力量，總是經濟利益。這和彭侖的意見一致，「一本書的銷量歸根結底並不取決於翻譯質量」，作者的名氣、營銷手段，常常更關鍵。極少數人譯了暢銷的作品，就可以跟出版社討價還價——圖書市場不等於文學。
體面
有許多關於翻譯的比喻。風雅一點說，翻譯和原作，如同旗與風、筌和魚、原畫與復刻、樂譜和樂器。嚴肅一點，說譯者是奴隸、間諜、清道夫、反叛者、普羅米修斯的火種。另有一類，專門用情愛來打比喻，茅盾說翻譯是媒婆，董橋說壞的翻譯是同床異夢，甚至强奸，西方譯論稱優秀的譯本為「美而不忠的女人」，而猶太傳統中，又把它喚作「新郎的朋友」。
大體上都把翻譯作為某種居中的介質，溝通裡外，連接東西。玄奘自西天取經，正是為了「譯梵為唐」，因此有人把《西游記》稱作我國第一部留學生文學。嚴復、林紓在民國，開風氣之先，也是趕上一個龐大的中國向彼岸的現代過渡，那時的讀者還留著辮子，穿長袍馬褂，而譯者稿酬優厚，暴得大名。建國以後，傅雷安坐書齋，成為一代翻譯名家，他規定，一日翻譯進度不超過千字，有夫人料理家務，有姨娘料理飲食，享受千字20元的待遇。
日本是世界上翻譯外國著作最多的國家，傅高義曾把這個作為日本崛起的原因之一。文潔若的父親，曾指著岩波書店的5册袖珍本《尤利西斯》對她說，「你看，日本人連這麼難的書都譯完了……將來你譯的書上，印上你的名字出版，該有多好！」五十多年後，文潔若和丈夫蕭乾一起，花4年時間合譯完成《尤利西斯》。
也是時勢，讓趙德明成為一名翻譯。1960年，由於古巴革命，北大開辦西班牙語系，把他從法語系調去。這一屆畢業生多數進入政府機關，而他留在北大。「文革」時被下放，白天幹活，晚上學習，牛棚裡沒有桌子，每人一張單人床，床上放著毛選。趙德明在下面塞了一本從智利帶回的長篇小說《馬丁˙里瓦斯》、一本字典、一個筆記本。也是手寫，越寫越來勁。「文革」之後出版的許多譯著，都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完成。傅惟慈譯《問題的核心》，一邊為幹校營房造門窗，一邊在木工房裡譯。智量譯的《奥涅金》，偷偷放進下鄉的行李中，在太行山麓的山村外，寫在糊牆用的報紙、烟盒和衛生紙上。
「稿費九百多，憑票，給兩個兒子買了一台牡丹牌電視。」趙德明說。
1980年代，外國現當代文學潮汐一般進入中國，包括詭譎的拉丁美洲一支。自此，加西亞˙馬爾克斯、巴爾加斯˙略薩等作家對漢語寫作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莫言等作家多次在公開場合對那一批譯者表示感謝。經趙德明之手，就有《城市與狗》《胡利亞姨媽與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中短篇小說集》等等，「到現在差不多一百部了」，這就是他四十多年來的「副產品」。2003年退休後，譯筆一直未停。
書桌上放著一本《新西漢字典》，他把自己對翻譯的座右銘寫在扉頁上——不明不白不動筆，要看譯文是否有道理，上上下下作對比，努力爭取出新意。譯書過程中，隨時冒出的想法，「不願意隨便寫在一張爛紙上」，都悉數記在上面。
他用一個裝芝麻醬的玻璃瓶作茶杯，陷入字典的包圍圈。離他近的，是英、德、法、意各個語系的詞典。最近翻譯完成的《2666》，用到了2333頁厚的《美洲方言用語詞典》。其他的書依次排開，長長短短的書脊，沿著書架、茶几、沙發、書桌蜿蜒開去，直到兩面牆上的書櫃，才算盡頭。
翻譯《2666》，8個月譯完，兩個月修改，共八十餘萬漢字，猶如一趟西西弗之旅。
理解一國的文學，三四十年遠不足够，趙德明說，「西語世界大概有100位優秀作者，真正介紹到中國的，不過十幾位。」他最近又在琢磨《百年孤獨》那個著名的開頭——「許多年之後，面對行刑隊，奥雷良諾˙布恩地亞上校將會想起，他父親帶他去見識冰塊的那個下午」，覺得其中有許多深意尚未被論者提及。想法都寫在字典裡，這是自1979年第一次讀《百年孤獨》以來，三十多年後收獲的新糧。
和加速度的經貿往來相比，現在只是文化交流的初始階段，不同國家的人「好像才剛剛見面，聊了幾句」。趙德明認為，自1492年開啟的大航海時代以來，人類的交往就不可避免地越走越遠。但是，「在看不清楚自己的情況下，和别人交往是非常困難的，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手頭正在譯一本社科著作——《沒有主心骨的西班牙》，「一百年前說的話，用在中國很靈。」
轉型時代，價值觀和利益分配都在劇烈變動，不會首先惠及知識生產。書評人劉錚（他用網名喬納森在媒體從事翻譯批評）說，「譯者收入低，其實是知識分子收入低這一現象的體現，並不是惟一。社會其他領域也不能實現完全公平的分配，比如服務行業和體力劳動者，這是現實的必然性。」
「如果你對思想、道理、藝術價值看不上，只看上錢，那沒辦法。」趙德明說。
「還是一個求仁得仁的事兒。幹這行的人，可以物傷其類一下，不是幹這行的人，標準都不一樣。讓一個搞金融的人來談這個事情，那不麻煩了麼？它有自己的標準和需求滿足體系。」雲也退說。
「文學譯者不是為了名利來翻，但也不要把譯者清高化。我覺得一個好的譯作值得一個體面的報酬。我是憑興趣做的，但不能因為我有興趣，就把我當作廉價勞動力，盡管我確實不靠這個活著。」趙德明的學生、重譯《百年孤獨》的范曄說。
「稿費貶低不了譯者的人格。這種精雕細刻慢慢做的活兒，這種踏實、負責、熱愛的敬業精神，應該鼓励。真要搞一部像樣的文學翻譯，不靜下心，做不了；不喜歡，做不了；沒有學識，做不了；不吃苦耐勞，做不了。這在當下的精神面貌，多寶貴啊。」趙德明這樣的老前輩，總覺得有一種義務，為已經或尚未加入的年輕人叫屈。
近來北京的天氣擲骰子一樣驚險，一會兒藍一會兒陰，眼下又是天色慘白。窗外晾著幾件白色的褂子和布，擋住了本來就不强烈的日照。聊到中午，稍稍亮起來的天光，從外面擠進來，照在趙德明的白襯衫上。屋裡沒開燈，台燈和電腦顯示屏上都绑著黃色的膠帶。只有空氣淨化器的指示燈亮著，是幽微的藍色。這表示，此時室内的空氣，還算健康。
遲緩
我在西班牙見過范曄。那次他比原定的時間晚到了十幾分鐘，因為在旁邊的書市逛得忘乎所以。接頭之後，又帶我去了一遭。書，就像是這群人的暗號密語。他寫過，自己從小就愛窺探别人的書房，「每次去爺爺家，進門打過招呼就一頭奔向書架上的《封神演義》。書房往往是主人不輕易示人的一副面龐。」
這次採訪之前，他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囑咐他說點正面的意見，衝淡籠罩在譯者周邊的悲慘氛圍。其實，這一趟的採訪發現，文學本身讓多數譯者感到滿足，他們用别的工作養活自己，反而顯得翻譯是一件「漫長而奢侈」的事。
《百年孤獨》的前幾章，是他2010年在格拉納達開始翻譯的。這裡是一座大學城，是西班牙詩人加西亞˙洛爾卡的故鄉，也是摩爾人昔日的都城，葬著征服這裡、進而統一西班牙的天主教女王伊莎貝拉和國王費爾南多。有評論者在解讀《百年孤獨》時，曾用此地的阿爾罕布拉宫作為比喻——兩者都是繁復的迷宫結構，時間的晶體。
范曄覺得，格拉納達的時間流逝好像比其他地方緩慢。夏天的藍天，冬天的雨，一切都沒什麼變化。「不像我們中國，每一分鐘不化成金錢，就覺得浪費。」
「文化是閒出來」，他引用剛剛讀過的《南方人物周刊》裡詩人余光中說過的一句。
他把翻譯表述成「相遇」——譯者遇見作者，再把讀者介紹過去，「可能與之心情相投，可能是他寫了自己想寫而不知道怎麼寫的東西」，「就像吃到一個好館子，咱倆挺熟，我告訴你一聲。「尤其是那些不像《百年孤獨》這樣著名的作品，能讓讀者和作者故友一般重逢，是譯者莫大的成績。
馬爾克斯出生的地方、結婚的教堂、上過的大學、在西班牙的住地，他一一去過。這是譯者的責任，也是譯者的福利。「因為他不是一個文學史上的名字，不是考試時必須要背的知識，而是和你的生命有一段重疊，你花了很多時間模仿他的語言，揣摩他的用意。」
村上春樹也是美國當代文學的譯者，林少華說，村上的觀點是，翻譯最需要的是「充滿偏見的愛」。但馬爾克斯並非范曄最喜歡的作家，看他的文章就知道，他更熱愛阿根廷作家胡裡奥˙科塔薩爾，他譯過後者的《克羅諾皮奥與法瑪的故事》《萬火歸一》等作品。科塔薩爾在短篇小說《另一片天空》中寫過巴黎的拱廊街，范曄第一次去巴黎，就先去這裡，感覺文字一下生動起來。去馬爾克斯的故居，房子是按自傳復原，他却覺得不真實，「真正的馬孔多的世界既不在我去過的故居，也不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地方，它本來就在這本書裡。」
譯完《百年孤獨》後，他開了微博，準備收集讀者意見。評論兩極化，有人覺得非常好，有人覺得很差。范曄說，這背後涉及到翻譯策略的問題。到底保持一些異族語言的陌生感，還是盡可能地化歸為圓融的漢語？
美國學者劳倫斯·韦努蒂在《譯者的隱身》一書贊同前者，他反對流暢的譯文，把它當作一種英語文化的霸權，而范曄認為，這一條在中國不完全适用。今天的中國讀者，對「翻譯腔「的態度褒贬不一，有人喜欢，並模仿，有人嗤之以鼻。自新文化运動以來，現代漢語就一直處於張力之中。馬爾克斯的文學也一樣，他深受西方現代派的影響，「意識到有一個西方觀察者在場「，並非纯粹的拉丁美洲的產物。
翻譯的終點，還是母語。譯書時，范曄會擺幾本中文小說在手邊。看一些好的中文，可以幫助他進入狀態，以文字為酒，為翻譯助興。如瓦爾特˙本雅明在《譯者的任務》中所言，「即使最偉大的譯作也注定要成為自己語言發展的組成部分，並最終被語言的復興所吸收。翻譯已經遠遠地脱離了兩種僵死的語言的貧瘠的等式，在所有文學形式中，只有翻譯被人們賦予特殊的使命來觀察原始語言的成熟過程和翻譯自身誕生的陣痛。」
此時正值新生入學，走在學生中間，范老師說，「很容易感到滄桑。」他現在北京大學西葡語系講翻譯課，班上有些同學對文學毫無興趣。他也並不奢望所有人都對翻譯、對詩歌有興趣。他對學生的要求是，試著讀一讀，哪怕不懂——「不是所有的文字都像說明書一樣好懂」，以後在工作之餘，偶爾能想起，當年的筆譯課上，抓狂地翻譯過一首詩。
「這事兒也號召不來」，學校裡人滿為患，賣手機的商家搭台唱戲，范曄說，「文學翻譯不是一個很大的群體，也沒有必要。可能永遠瀕危，但不會滅絕，總會有一些比較『賤』的人，不做不快。」
「越翻譯越覺得，好東西有恒久的價值。不廢江河萬古流，不管你的褒貶，它還是在那兒。你接近它，是你自己得到豐富，它大於你，是你應該尊敬的東西。今天我讀它，之前的世代讀它，之後的世代也會讀它，我們都是其中的過客。它不像一個IT產品，需要人知道，人不知道它就滅亡了，因為它就這點壽命，文學的經典不是這樣。」
「我覺得這是好東西，我還不願意輕易地像安利一樣沒事就跟人說呢。不是知道的人越多，才能證明我的價值。」談起文學，他總有一些微妙的害羞，一面担心熙來攘往的世界覺得他討嫌，一面又希望見到同路人，期待嚴肅的翻譯批評，期待和譯者、中文作者交流。用他喜歡的說法——製造更多的相遇。
在《詩人的遲緩》中——這是他自己的書，一本以讀者、譯者、學者、作者四重身份寫就的讀書筆記——范曄記下了加西亞˙馬爾克斯80歲時的一次演講，在「一位國王、六位總統和數千聽眾」面前，這位功成名就的作家說，「我要做的不過是每天早早起來，面對白紙或電腦空白的屏幕想辦法把它填滿，講一個從未有人講過的故事，讓一位尚未存在的讀者感到幸福。」
范曄說，這是一種正面的焦慮感——焦慮的正面還是焦慮。廣博浩瀚的文學世界裡，好東西太多了。他的問題是，先做哪個？怎麼做？誰來做？來不來得及？
（參考資料：《譯者的尷尬》《譯書記》。感謝徐珏、索馬里、雲也退、何晶、范曄對本文採寫提供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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