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廣錩：談信雅達

本版主認為這一篇文章最不理想的地方是，方廣錩先生把一段千載一刻的「討論」當作「主張意譯的支謙」與「主張直譯的《法句經》譯者」之間的「爭論」。

我們姑且不去談「討論」與「爭論」之間的語意差異。方廣錩先生和我都主張〈法句經序〉的作者是支謙，支謙在此〈序〉中自稱「僕從受此五百偈本」，並未自稱為「謙」。所以句中「初謙其為辭不雅」的人不是「支謙」，此句的主詞應該是「以義出音，近於質直」的竺將炎。竺將炎自謙其譯得不雅，請教同一組群的人的意見，所以說這是「爭論」無法成立。

在《出三藏記集》的〈法句經序〉與《法句經》中的〈法句經序〉有一些關鍵性的差異，加上「今傳梵意，實宜經達」必須經過校勘與訓詁，無法簡單地「望文生義」。不知方廣錩老師以為然否？

＝＝＝＝＝＝＝＝＝＝＝＝＝＝＝＝＝＝ 

以下引自部落格《藏經洞》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00anr.html

方廣錩：談信雅達 (2007-07-14 18:44:49)

最近讀到韓廷杰先生所寫與恒毓先生商榷的文章（載《靈山海會》2003年春，總第七期），商榷的內容之一是古代佛經翻譯的「信、雅、達」。

關於這個問題，恒毓先生是這樣說的：

「古代的譯經大師在翻譯佛經的時候，首先遇到的就是譯經的規則和標準問題，為此，他們進行了艱苦的探索，並最終提出了信、雅、達這一系列譯經規範。」

韓廷杰先生引用上文後提出不同意見，主要的觀點是：「我國古代沒有任何一位譯經大師講過『信、雅、達』，『信、雅、達』是清末的嚴復提出來的。……由嚴復提出的翻譯原則『信、雅、達』，被恒毓先生張冠李戴地安到古代譯經師身上，這就大錯而特錯了。」

恒毓先生說由我國古代的譯經大師「最終提出了信、雅、達這一系列譯經規範」，固然不太妥當。但韓廷杰先生引完全抹殺我國古代譯經僧人在信、雅、達這些譯經規範方面的努力與探索，把信、雅、達的提出完全歸諸清末嚴復，也同樣不妥當。

外來典籍與思想欲在中國傳播，必須借助於翻譯。而翻譯絕非易事。既有兩種語言、文字的相互磨合，又有兩種思想、文化的相互磨合。信、雅、達這些翻譯規範，正是我國古代譯經僧人在其譯經實踐中體會並提出的。

遠在東漢、三國時期，中國的佛經翻譯就出現直譯、意譯兩種傾向。直譯的代表人物是安世高與支婁迦讖。安世高因曾在華游歷多年，通曉漢語，所以他的翻譯能夠比較正確地傳達原本的意義。唐代著名佛教文獻學家智昇稱他的翻譯「義理明析，文字允正，辯而不華，質而不野」。（《開元釋教錄》卷一）但從總體看，仍偏重於直譯，有些地方拘泥於原本的結構，不免重複、顛倒。支婁迦讖的翻譯則更是所謂「棄文存質」、「了不加飾」（《高僧傳》卷一），甚至不惜採用大量音譯，所以比較難懂。意譯的代表人物則是支謙。支謙雖是月氏族後裔，但本人生長在中國，深受漢文化的薰陶，漢文水平也遠遠高於支婁迦讖等人。他反對過去的直譯傾向，翻譯時盡量減少音譯，刪略繁重，智昇評價他「曲得聖義，辭旨文雅」。（《開元釋教錄》卷二）不過，也有些佛教學者對支謙的這種方法表示不滿，唯恐這樣有損經典的原意。

兩種傾向很快產生衝突。關於這次衝突的史實，記載在《出三藏記集》卷七所收的《法句經序》中。該序是我們今天研究早期佛經翻譯理論的重要文獻。《出三藏記集》稱該序「未詳作者」，但根據《開元釋教錄》等資料，我認為它應是支謙所撰。

為說明問題，下面將該序的原文標點引用如下：

「曇鉢偈」者，眾經之要義。「曇」之言法，「鉢」者句也。而《法句經》，别有數部。有九百偈、或七百偈、及五百偈。「偈」者結語，猶詩頌也。是佛見事而作，非一時言。各有本末，布在眾經。

佛一切智，厥性大仁，愍傷天下。出興於世，開顯道義。所以解人，凡十二部經，總括其要，别為數部。四部阿含。佛去世後，阿難所傳，卷無大小，皆稱聞如是，處佛所在，究暢其說。是後五部沙門，各自鈔采經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義，條别為品。於十二部經，靡不斟酌，無所適名，故曰「法句」。夫諸經為法言，「法句」者猶法言也。近世葛氏傳七百偈，偈義致深。譯人出之，頗使其渾漫。惟佛難值，其文難聞。

又諸佛興，皆在天竺。天竺言语，與漢異音。云其書為天書，語為天語。名物不同，傳實不易。唯昔藍調、安侯世高、都尉、弗調譯胡為漢，審得其體，斯以難繼。後之傳者，雖不能密，猶尚贵其實，粗得大趣。

始者維祇難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來適武昌。僕從受此五百偈本，請其同道竺將炎為譯。將炎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其所傳言，或得胡語，或以義出音，近於質直。僕初嫌其辭不雅。維祇難曰：「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當令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為善。」座中咸曰：「老氏稱：『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明聖人意，深邃無極。今傳胡義，實宜經達。」

是以自偈，受譯人口。因修本旨，不加文飾。譯所不解，則闕不傳。故有脱失，多不出者。然此雖辭樸而旨深，文約而義博。事鈎眾经，章有本故，句有義說。其在天竺，始進業者，不學《法句》，謂之越叙。此乃始進者之鴻漸，深入者之奥藏也。可以啟蒙辯惑，誘人自立。學之功微，而所苞者廣，實可謂妙要者哉。

昔傳此時，有所不解，會將炎來，更從諮問，受此偈等，重得十三品。並挍往故，有所增定。第其品目，合為一部，三十九篇，大凡偈七百五十二章。庶有補益，共廣聞焉。

按照支謙的這篇序言及其他經錄的記載，三國吳黄武三年（224），維祇難與竺將炎來到武昌。支謙請他們翻譯《法句經》。由於他們剛到中國不久，對漢語不太熟練。所以翻譯出來的文字，或者用西域語言表述，或者乾脆採用音譯。這樣的譯文，當然很難懂。支謙本來就屬於意譯派，所以批評他們這樣的譯文太「質直」，「其辭不雅」。但維祇難認為，對於佛教的經文，關鍵在於掌握它的意義，而不在於辭藻的華麗。翻譯經典，只要能夠不走樣地表達原義，讓讀者明白，就可以了。據說當時在座的人都同意維祇難的觀點，認為老子說過：「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孔子也說過：「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聖人的意蘊是深邃無極的。所以，翻譯佛經，「實宜經達」。

這次爭論的結果是直譯派占了上風，所翻譯出的《法句經》「因循本旨，不加文飾。譯所不解，則闕不傳。故有脫失，多不出者」。這部《法句經》，現在還保存在大藏經中。

在這裡，我不想具體探討那部《法句經》翻譯的得失；同時，我以為這次爭論的意義也不在於那一派暫時占了上風。如序文所示，意譯派的支謙批評譯文「其辭不雅」，而直譯派的維祇難等人以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為依據，主張「實宜經達」。所以，這次爭論的關鍵，在於雙方在這次爭論中已經正式涉及到被後代譯人認為最高翻譯原則的「信、雅、達」等基本範疇。這說明我國當時的翻譯活動，已經不僅僅是兩種語文的對譯，若干技巧的探討，而是已經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從此，我國佛教的翻譯實際就是沿著如何調和直譯、意譯，向著真正做到「信、雅、達」的方向前進。

回到韓廷杰與恒毓兩位先生爭論的問題上。

如上所述，早在三國時，佛教的翻譯家們已經在翻譯實踐中接觸到「信、雅、達」等範疇。但這裡也應該指出，當時既沒有把這三個範疇提升到翻譯的基本原則的地位，更沒有把這三個範疇當作一個相互制約的統一整體，來規範全部翻譯活動。當時，與它們同時被提出的還有「義」、「美」、「言」、「意」等範疇。其後，在長期的翻譯活動中，我國古代的翻譯家不斷實踐，不斷探索，最終由嚴復總結前代的經驗，正式歸納出「信、雅、達」這翻譯三原則。因此，從我國的翻譯史的全部歷史看，恒毓先生所謂古代譯經大師『最终提出了「信、雅、達」這一系列譯經規範」，韓廷杰先生所謂我國古代「沒有任何一位譯經大師講過『信、雅、達』」都有點片面。

2003年6月4日於太陽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