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6日 星期日

佛學評論 4:佛學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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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大家最不喜作的就是佛教書籍或佛學論文的評論,褒揚過度,別人以為是「互相標榜」;指摘缺失,或者得罪師友,或者損傷了出版社的銷路、擋人財路,損人而不利己,真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北大林梅村教授1989年寫了〈犍陀羅語《法句經》殘卷初步研究〉一文,發表於《出土文献研究》第二輯253-262頁。
  1998年林梅村教授又寫了《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一書,151頁他說:「漢末移居中國的大月氏高僧支謙曾這樣評述《法句經》。」
  林梅村,(1998),《漢唐西域與中國文明》,文物出版社,北京市,中國。
 2013年楊富學/徐燁在〈佉盧文文書所見鄯善國之佛教〉一文再度引述了林梅村的意見:
「《法集要頌經》乃小乘佛教說一切有部教派對《法句經》的稱謂,是一部以偈頌形式的佛陀語錄匯編,被視為最基本的佛教入門書之一。漢末高僧支謙曾將此經譯為漢文。它是最早傳入中國的佛經之一
  支謙是移民第三代,不能說是漢末移民來漢地。
  他是居士,不是僧人,更不用說是「高僧」了。
  《法句經》之前,至少有二三十部翻譯經典,能否稱作「最早傳入中國的佛經之一」也是大有問題。
  「《法集要頌經》乃小乘佛教說一切有部教派對《法句經》的稱謂」也是大有「語病」。
  「說一切有部」不會稱他自己部派的《法句經》為《法集要頌經》,假設作者(楊富學/徐燁)意指「梵文 Udānavarga」就是「說一切有部」(根本說一切有部?)的經典,而此一經典在宋朝被譯作《法集要頌經》,這些推論不一定成立。即使此一推論為正確,也無法得到「支謙曾將此經譯為漢文」的結論,也就是說,支謙翻譯《法句經》所依據的文本,不會就是「梵文 Udānavarga」。這樣的陳述,讀起來真令人額頭冒汗呀……
      不知,林梅村教授是否有朋友願意告訴他「漢末移居中國的大月氏高僧支謙」是錯誤的敘述。
《出三藏記集》卷13:「支謙,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支人也。祖父法度,以漢靈帝世率國人數百歸化,拜率善中郎將。」(CBETA, T55, no. 2145, p. 97, b14-16)
《出三藏記集》卷13:「後吳主孫權聞其博學有才慧,即召見之。因問經中深隱之義,越應機釋難,無疑不析。權大悅,拜為博士,使輔導東宮,甚加寵秩。」(CBETA, T55, no. 2145, p. 97, c5-8)
《高僧傳》卷1:「先有優婆塞支謙。字恭明。一名越。本月支人。來遊漢境。」(CBETA, T50, no. 2059, p. 325, a18-19)
《高僧傳》卷13:「其後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皆湮沒不存。」(CBETA, T50, no. 2059, p. 415, b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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