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新璋、陳應年編《翻譯論集》

羅新璋、陳應年編《翻譯論集》，1984年出版，我手上這本是2009年的增訂本。書上強調的是「中國自成體系的翻譯理論」，書上第一篇就是備受梁啟超、錢鍾書推崇的〈《法句經》序〉，HC 要我為此〈序〉講幾句話，我寫道：

　　支謙〈《法句經》序〉是《出三藏記集》的一篇文章。

　　《出三藏記集》是梁武帝時代(西元516年)僧祐所編的一本書。這是一本在國際文化史上的第一本「目錄學」的重要書籍，也跟翻譯有很大的關係。

　　首先，僧祐(並不是所有出家人都姓釋，也不是所有中國佛教出家人都姓釋)編了一本「翻譯目錄」，將從古到今(西元516年)的佛教書籍編成目錄，跟以前的其他目錄不同的是，他把當時尚存的「譯經的序」都全文留存下來。最後，他編錄了譯者的傳記。有些譯經的序被他保存下來，但是翻譯的經確在歷史洪流消失了。在佛教有一本珍貴的慧皎《高僧傳》，裡面有一部分內容是抄自《出三藏記集》，也就是說，如果當年僧祐的《出三藏記集》未保存這些資料，恐怕這些僧人就會被遺忘了。

　　支謙〈《法句經》序〉有可能是最早的「譯經序」(可能只有兩、三篇號稱「康僧會」的序會彼此篇早個二、三十年)，接下來所收錄的「序」是晉朝道安的序(他是《世說新語》記載的「四海習鑿齒，彌天釋道安」的釋道安)，年代已經到了西元370年之後，已經比〈《法句經》序〉晚了近一百五十年。

　　支謙祖先是「大月氏(月支)」，這是他姓「支」的由來，他是移民第二代(台灣所謂的 ABC)，〈《法句經》序〉引了《論語》的「文質彬彬」，《易經》的「漸卦」的「鴻漸於陸」，《老子》的「美言不信，信言不美」，另外引了孔子說的「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恕我眼拙，認不出這出於四書五經的那一句)。可見他博雅多學，文化水平相當高。(安世高姓「安」，代表來自「安國」，「康僧會」姓「康」，代表來自「康國」，這兩個國是粟特人(Sogdian)在現今新疆省北部區域建立的所謂「昭武九姓」的九個小國。安祿山，的「安」代表他也是來自「昭武九姓」的「安」國，「祿山」是粟特語的譯音，原文意為「光明」，在金庸《倚天屠龍記》的明教左右護法為「光明使者」，相當程度反映了摩尼教的教義)。

　《法句經》現有巴利語(一千多種古印度語的一種)、梵語 Sanskrit、犍陀羅語、Prakrit (俗語)、漢譯與藏譯。像「羅賽達石」一樣，多種文本可以來解譯消失的語言，成為「語言學家 Philologist」的最愛。

　支謙的〈《法句經》序〉保存了許多珍貴的訊息，也留下不少的疑點，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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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從 HC 處借到書，發現引文引的不全(「紅字」代表被刪去的文字)，〈《法句經》序〉在《大正藏》有兩處，一在《法句經》內，一在《出三藏記集》卷7，文字略有差異，此處所列是後者：

〈法句經序〉第十三，未詳作者。
曇鉢偈者，眾經之要義；曇之言法，鉢者句也。而法句經別有數部，有九百偈、或七百偈及五百偈。偈者結語，猶詩頌也。是佛見事而作，非一時言，各有本末，布在眾經。佛一切智，厥性大仁，愍傷天下，出興于世，開現道義。所以解人凡十二部經；總括其要，別有四部阿鋡，至去世後，阿難所傳，卷無大小，皆稱『聞如是』，處佛所，究暢其說。是後五部沙門各自鈔采經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義，條別為品；於十二部經靡不斟酌，無所適名，故曰法句。夫諸經為法言，法句者猶法言也，近世葛氏傳七百偈，偈義致深，譯人出之，頗使其渾漫。惟佛難值，其文難聞。又諸佛興，皆在天竺，天竺言語與漢異音；云其書為天書，語為天語。名物不同，傳實不易。

唯昔藍調安侯世高，都尉弗調，譯胡為漢，審得其體，斯以難繼。後之傳者雖不能密，猶尚貴其實。粗得大趣。

始者維祇難出自天竺，以黃武三年來適武昌。僕從受此五百偈本，請其同道竺將炎為譯。將炎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其所傳言，或得胡語，或以義出音，近於質直。

僕初嫌其辭不雅。維祇難曰：『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當令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為善。』座中咸曰：『老氏稱：「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明聖人意深邃無極，今傳胡義，實宜經達。』

是以自偈受譯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飾；譯所不解則闕不傳，故有脫失，多不出者。然此雖辭朴而旨深，文約而義博；事鉤眾經，章有本故，句有義說。其在天竺始進業者，不學法句，謂之越敘。此乃始進者之鴻漸。深入者之奧藏也。可以啟矇辯惑、誘人自立，學之功微。而所苞者廣，實可謂妙要者哉！

昔傳此時有所不出，會將炎來，更從諮問，受此偈等，重得十三品，并挍往故，有所增定；第其品目合為一部三十九篇，大凡偈七百五十二章，庶有補益共廣聞焉。」(CBETA, T55, no. 2145, p. 49, c20-p. 50, a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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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新璋、陳應年編《翻譯論集》此處引文有三項缺失：

1. 文獻標誌為「未詳作者」，規範的作法，應該附註此點。

2. 引文脫字，漏失「藍調」兩字；「又諸佛興，皆在天竺」，引成「又諸佛典，皆在天竺」。引文失實，為大缺失。又「是以自偈受譯人口」，引文從《出三藏記集》卷7，作「是以自竭受譯人口」；其實《法句經》處作「偈」字，顯得「文從字順」。

《法句經》卷1：「是以自偈受譯人口」(CBETA, T04, no. 210, p. 566, c14-15)

3. 將「曇鉢偈者，眾經之要義；曇之言法，鉢者句也」，缺而未引，其實，此幾句正是重要訊息，頗令人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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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鍾書《管錐篇》第三冊：

譯事之信，當包達、雅；達正以盡信，而雅非為飾達。依義旨以傳，而能如風格以出，斯之謂信。

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可以說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不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那就算得入於“化境”。十七世紀有人讚美這種造詣的翻譯，比為原作的“投胎轉世”（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軀殼換了一個，而精神資質依然故我。換句話說，譯本對原作應該忠實得以至於讀起來不像譯本，因為作品在原文裏絕不會讀起來像經過翻譯似的。但是，一國文字和另一國文字之間必然有距離，譯者的理解和文風跟原作品的內容和形式之間也不會沒有距離，而且譯者的體會和他自己的表達能力之間還時常有距離。從一種文字出發，積寸累尺地度越那許多距離，安穩到達另一種文字裏，這是很艱辛的歷程。一路上顛頓風塵，遭遇風險，不免有所遺失或受些損傷。因此，譯文總有些失真和走樣的地方，在意義或口吻上違背或不盡貼和原文。那就是“訛”，西洋諺語所謂“翻譯者即反逆者”（Traduttore traditore）。……徹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能實現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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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錢鍾書上述的論點仍然只適用於「文學翻譯」。

細緻來說，尚有「哲學宗教文獻」、「商用文書」等等不同翻譯類別。

即使是「文學翻譯」，仍有詩、散文、戲劇、小說、「電影中人物的對話」、文學評論等等差異。

我個人的想法是，支謙〈法句經序〉在申論「佛經翻譯」的準則(「哲學宗教文獻」)，不一定可以套用於「文學翻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