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蔡奇林老師－－談「巴利學」與「南傳佛教」研究(呂凱文採訪)

本文引自部落格《佛學數位圖書館》：

http://enlight.lib.ntu.edu.tw/FULLTEXT/JR-BJ013/bj013122275.pdf

原文刊載於《法光雜誌》 2004年2月 , 第173期

〈訪蔡奇林老師－－談「巴利學」與「南傳佛教」研究〉 呂凱文採訪

1. 國際學界歷來關於「巴利語三藏暨注解書的譯注情況」與「南傳佛教研究」目前有何具體成果？這些成果對於國內佛教界與佛學界有何重要意義？

答：先談談西方學界的情況。西方巴利語及巴利三藏的研究，大概有兩、三百年歷史了。但真正比較蓬勃發展，要到十九世紀中葉。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巴利聖典學會」(PTS, Pali Text Society)的創立。該學會是英國學者 Rhys Davids 於1881年創立的，當初創立的宗旨主要是為了讓學者容易取得尚未校訂、尚未出版的「早期佛教文獻」(the earliest Buddhist literature)。其實當時西方知道的，用印度語言記錄的早期佛教文獻，除了巴利語以外，還有梵語資料，那為什麼 Rhys Davids 會特別偏愛巴利佛典呢？主要是當初他認為巴利典籍不但比梵語典籍古老，而且顯然也比梵語典籍來得可靠。當然後來經過深入研究之後，他的看法有了改變。但無論如何，學會從創辦開始，就結合各國學者，一路以巴利典籍為對象，進行持續的、有系統、有計劃的、大規模的研究及出版，平均每年大約出版一到三冊書籍，百多年來直到今天，還持續這樣的產量。目前主要成果大概有幾方面。一是，巴利原典的校訂出版：巴利三藏和注釋書(atthakatha)都已校訂出版，並且一些早年不良的校本也有新校取代，解疏(tika,注釋書的再注釋)則只有少數出版；另外也出版許多重要的藏外典籍，如《清淨道論》、《彌蘭王問經》等。二是，巴利原典的英譯：三藏幾乎都翻譯完成了，並且少數有了新譯；但三藏注釋則翻得較少，主要集中在「小部」，如《法句經注釋》、《本生經注釋》等；藏外典籍也有許多已經翻譯。三是，工具書的出版：包括巴利文法(已出三本)、巴英辭典(已出第二部)、巴利專有名詞辭典等。四是，巴利學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目前大約每年出版一冊。五是，重要學者的論文集：目前有 K.R. Norman 的論文集七冊，O. von Hinüber 的論文選集一冊。除了PTS之外，美國「智慧出版社」(Wisdom Publications)也陸續出版了《長部新譯》(Maurice Walshe, 1987)、《中部新譯》(Bhikkhu Banamoli & Bhikkhu Bodhi, 1995)、《相應部新譯》(Bhikkhu Bodhi, 2000)等。據說Bhikkhu Bodhi目前正從事《增支部》新譯，可能還要五、六年才能完成。

在南傳國家方面，成果當然很多，但以英文出版的，主要有斯里蘭卡的「佛教出版社」(BPS, Buddhist Publication Society)。BPS 的成果是多種多樣的，其中具特色而與 PTS 可互補的地方有幾方面。一是，出版了多冊 PTS 尚未出版的注釋書英譯，如沙門果經、梵網經、根本法門經、念處經、入出息念經等的注釋及解疏英譯。二是，除了也有部分原典英譯之外，主要集中在有關阿毗達摩、教理、尤其是止觀為主的禪修法門的相關書籍的出版。可以說 PTS 主要以語言文獻學為主，而 BPS 則較重佛教學，特別是有關修行解脫的論題。另外，「緬甸藏經協會」(BPA, Burma Pitaka Association) 與「弘法部」(DPPS, Department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pagation of the Sasana) 也出版了許多藏經英譯，主要集中在尼柯耶(Nikaya)部分。

關於巴利三藏的日譯，日本佛學界在 1935-41 年間，動員了國內 50 多位專家學者，在短短六、七年間，就翻譯出版了《南傳大藏經》65 卷(70冊)。這些翻譯主要是三藏；藏外只有少數幾冊，如《彌蘭王問經》、《清淨道論》、《島王統史》等；注釋書方面，除了《本生經》以及少數論書的注釋外，幾乎沒有。值得注意的，自第一波大規模翻譯之後，日本近一、二十年來，又有第二波的三藏翻譯。《中部》新譯六冊已出版完成(片山一良，1997-2002)，《長部》新譯已出版超過三分之二(片山一良，1989-)，還有多部小部經典的新譯(如《長老偈》、《長老尼偈》、《經集》，中村元，1980-91)，另外《經集》的注釋也已翻譯出版(村上真完、及川真介，1985-89)。

總的來說，不管西方或日本，目前情況大概是，前四部尼柯耶(長部、中部、相應部、增支部)以及「小部」重要的幾部經典(如《經集》、《法句經》)已進入第二譯階段，這些新譯反應了近數十年來巴利語言文獻學及佛教學的新成果；此外並逐漸往注釋、解疏的方向推進；在工具書方面，新文法書、新辭典也不斷出現。從這些成果的規模可以清楚見到，這些國家所從事的，不只在於零星、短程、隨機的研究工作，而且更能匯集力量，致力於龐大的、系統的、深層的、長遠的文化傳承及傳播的志業。這項志業簡單說，便是要把兩千多年來，代表人類精神及心靈高度文明的、佛陀及佛弟子「覺悟」或「智慧」的寶藏－－「三藏」－－保存、承繼下來，進而將它傳播開來、並傳承下去。(以上書目訊息，詳參注1、2)

2. 國內佛學界目前關於「巴利語三藏暨注解書的譯注」與「南傳佛教研究」等領域的歷來努力與現況為何？這個研究領域是否存在著成長空間？若有的話，有哪些具體且基礎性的工作(例如：重新翻譯巴利三藏與翻譯注解書)值得我們預先準備與進行？

答：國內到目前為止，巴利三藏及注釋書的譯注並不多，雖然有元亨寺版《漢譯南傳大藏經》70冊，但主要是由日譯本轉譯，而不是從巴利本譯出的，並且其中問題很多，最近我有一篇專文討論這個本子。(注3)不過中國大陸則有零星的幾部原典翻譯，例如了參法師(葉均)的《南傳法句經》、《清淨道論》、《攝阿毗達摩義論》，巴宙的《南傳大般涅槃經》、《南傳彌蘭王問經》，郭良鋆的《經集》、《佛本生故事精選》，鄧殿臣的《長老偈•長老尼偈》，韓廷傑的《島史》、《大史》等。(注2)總的來說，數量還很有限，而且大多集中在「小部」及「藏外」典籍，重要的《律藏》及前四部尼柯耶幾乎付之闕如。

其次，關於南傳佛教研究，目前做得也還很少，早年有了參法師的一些文章(收在《攝阿毗達摩義論》附錄)，近年例如觀淨法師的《南傳上座部《攝阿毗達摩義論》的哲學思想研究》；教史方面，有淨海法師的《南傳佛教史》，以及鄧殿臣的《南傳佛教史簡編》；其他比較多的就是南傳國家禪修法門的譯介，例如泰國的佛史比丘、阿姜查，緬甸的馬哈希、帕奧、班迪達、葛印卡等大師的教導。

當然，從事巴利聖典的研究，其取向還是多樣的，如果偏重「原始佛教」，那主要就是注重「法」(經藏)與「律」(律藏)的部分；如果偏重「南傳佛教」或「上座部佛教」(部派佛教)，那就是注重論書(注釋書)以及教理綱要書等後代著述；再來，就是融貫二者，做整體而脈絡的考察研究。就上述區分而言，國內目前比較著重的，毋寧說是「原始佛教」的研究，也就是結合南、北傳《律藏》，或結合漢譯《阿含經》及巴利尼柯耶的研究。

不過，不管原始佛教也好，南傳佛教也好，或綜合的研究也好，目前我們都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漢譯的早期教典(如《阿含》與《律》)存在著許多問題，包括其原典(在不同印度語言之間的)轉譯、傳誦、傳抄過程的問題；譯師翻譯過程產生的問題；還有，譯就之後，後世輾轉傳抄及刊刻之間產生的問題等等。以《阿含經》為例，日本編成的《大正藏》本問題很多，固然不用說，就算後來國內新校(注釋)的《佛光阿含藏》及《雜阿含經論會編》，依然存在著眾多問題。這些漢譯初期教典，還有待未來的精校、考釋，才能成為更有價值的材料。另一方面，如前面說的，巴利典籍漢譯的還很少，且目前國內除少數專業人士之外，一般而言，對巴利語的掌握，似乎也還未到比較精熟而能自由運用的地步。這就在根本上限制了一手文獻的使用。因此，如果要提昇這個領域的成果，那麼漢譯初期佛典的校釋、巴利語(乃至其他中古印度雅利安語)的研究及訓練、以及巴利三藏(及注釋書)的漢譯，顯然就是非常根本而重要的工作了。

3. 以國內目前學界的能力而言，若要將這些基礎性的工作完成，有可能遭遇到哪些困難？而克服這些困難的具體方法為何？其具體的實施步驟為何？是否我們必要效法英國來成立「台灣巴利聖典學會」，將國內相關譯經系統的學術資源作初步整合呢？對此有何看法呢？該如何取得教界與學界的共識呢？

答：這個問題牽涉比較多，還需要教界、學界的大德、前輩們一起來思考，這裡只能表達一點個人粗淺的看法。

先談談巴利三藏及注釋書翻譯的問題。這件工作當然是迫切需要的，但這樣的事，卻也不是可以急就章地趕工程、拼進度的。首先，要清楚定位想要做到怎樣的品質？不同的品質所需要的條件跟時間自然是不一樣的。例如，在巴利學研究，有所謂的低精審(lower criticism)與高精審(higher criticism)之分，低精審是指盡可能地參考、運用巴利內部的所有材料(三藏、注釋、藏外文獻等)，而高精審則指除了巴利之外，還盡可能地考察與之相關的梵語、佛教梵語、犍陀羅語、甚至耆那教半摩揭陀語等其他材料(當然，除了印度語本之外，還應包括漢藏譯本)。以現前的翻譯成品來看，粗略地說，早期 PTS 的英譯(如《相應部》等)，雖還達不到低精審，但也多少粗具低精審的品質，而後期的英譯(如 K.R. Norman 的翻譯，Bhikkhu Bodhi 的《相應部》新譯)則進一步向高精審推進，這當然是拜近數十年來語言文獻學的新成果之賜；至於日譯的《南傳大藏經》，因為過度分工而少合作，又趕工程，品質就比較參差；但片山一良的新譯，基本上已略具低精審的水平。如果我們一方面能在巴利語的研究及訓練上多下工夫，另一方面又能好好地吸收這些前輩的成果，那麼未來要做到比較粗略的低精審，是可以期待的，但若想達到高精審，則還有更長的路要走。這當中最關鍵的困難，在於國內巴利語言文獻學的講求還顯不足。

怎樣克服這個困難？一方面當然需要時間及人才的匯集，但另一方面也跟我們的學院體制有很大關係。我們目前的原典語言及原典相關訓練，一般只有研究所的兩三年，並且其中只有極少的幾門課，下沒有大學部的基礎，上沒有博士班的延續，因此很難培養出比較成熟的研究人員。未來若師資比較充足，我們應當在體制跟學程上好好規劃、調整，否則很難突破這種困境。另一個辦法是，發展具有特定專業特色的研究機構。國內目前的佛研所(及宗教相關研究所)不少，但有時在師資不夠集中的情況下，課程難免分散，學生也就不容易得到比較專業的訓練。也許部分機構可以考慮匯集較多的人力、資源，特別去發展某一方面的特色，相信只要集中的、長期的耕耘，一定可以取得比較突出的成果。

另外，當然也可以成立諸如英國「巴利聖典學會」之類的組織或機構。不過以今天的情形看，如果以「原始佛教」為專業領域的話，那麼就不只限於巴利佛典，而應該將其他印度語本、及漢譯本、藏譯本等都包括進來。這種專業研究機構可以先建立一個專業導向的圖書館或資料中心，有計劃地、盡可能窮盡地搜羅、建立目前全世界這個領域的各種研究資料，包括各種不同語本的原典(各種版本的巴利語本、相關的梵語本、佛教梵語本、犍陀羅語本等)、譯典(各種版本的古代漢譯本、藏譯本，各種現代語譯本，如漢譯本、英譯本、日譯本、德譯本等)、重要的二手資料(中、日、英、德、法、俄等各種語文的重要研究專書、期刊論文)、以及各類工具書等。在這種專業圖書中心的支持下，就可以逐漸匯集這個領域的研究人員，一方面從事相關語言文獻的研究考釋，例如巴利語、梵語、犍陀羅語等各種早期印度語言的研究，還有古代漢譯典籍的精校、注釋，以及編纂相關文法書、辭典等；另一方面有計劃地從事各種不同語本的原典翻譯；再則將各國比較經典而重要的研究專著、論文等二手資料翻譯出版，以便快速吸收各方成果；同時可發行期刊，建立這一領域的交流平台。這些工作的推動，可以結合各方力量，除了內部專職研究人員之外，也可委託各大學、或研究機構、或民間的研究者從事，另外還可提供獎學金，鼓勵在學研究生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這樣就可收到向上延伸、向下紮根、及橫向聯繫之效。長期下來，當可以讓這個領域的研究紮根本土，並可為後代子孫留下珍貴的文化資產，不需要每一代都辛苦地重新摸索。當然，這些事情，這幾十年來國內的佛教研究機構已經投注很大心力，相當努力在做了，而且也已經累積不少成果。只是一般而言，都是以全體佛教為對象，這樣自然就分散了力量，若從單一領域的角度來看，就會略顯不足。

我們可以思考，為什麼「巴利聖典學會」能有那樣豐碩的成果？能為佛法的傳承及傳播做出那樣巨大的貢獻？很重要的原因，當然就是「專一」，有計劃、有組織、長期地就「特定領域」去耕耘。如果我們也希望讓這些珍貴的文化資產紮根下來，並傳承給後代，這是很值得我們去思索、去從事的。當然，有個組織或機構專事推動，是最有效率的，不過即使目前還沒有專門的組織，只要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認同這些方向及工作，在各自的崗位上點點滴滴的耕耘，相信長久下來，我們同樣可以涓滴成流，逐步地累積出成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我們譯經不能夠像古代一樣，「重成果，不重過程」，「要譯典，不要原典」。我們不只要翻譯，而且還應該把語言研究及原典研究的傳統紮根下來，並傳承下去，這樣後代才可能有源源不絕的、更新、更好的翻譯成果乃至經典詮釋出現。

4. 一旦完成這些基礎性工作後，它的成果對於國內佛學界與佛教界能提供何種願景？

答：首先，就「原始佛教」而言，現在大家都同意這是佛法的源頭根本。因此，如果我們能將這個領域的根本文獻，比較正確地提供出來(包括巴利本、梵本、犍陀羅語本、藏語本的現代語譯，還有古代漢譯本的精校考釋等)，那麼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就能比較全面而細緻地進行初期佛教包括律學、教團、教理、修行法門、乃至語言、文學、歷史、宗教、社會、……等種種方面的深入研究。當然，更可以提供給後期發展的佛教及學說或法門一些比較確實的參照及溯源的基礎，以便了解其間演變的始末，在佛教發展傳播的歷史長河中，觀照抉擇其中哪些是開創發揚的、哪些是方便適應的、而哪些又是曲解偏極的，讓佛法的弘傳，能在中道中健步向前。

其次，就「南傳佛教」而言，儘管它只是佛教傳承中的一支一系，但它保存了較多佛法素樸、純淨的風貌，以及根本、直接的教導，是一個深值寶貴尊重的活的傳承，尤其在解脫道的修學上，當可提供我國佛教一個重要的參考。當然，當我們能將這些早期的根本教典紮根斯土，進而開展比較深刻的原始佛法的一手論述時，我們就能對南傳佛教的解脫道，進行「反省的、創發的學習」，不至於片面地接受二手資料，聽習二手意見。

總之，這些早期佛教典籍的精審翻譯、以及精校整理，不管是就佛法的源流來看，或就佛教研究的程序來說，乃至就聞、思、修、證的修學次第而言，都有著根本、優先、而關鍵的重要性。在這個基石之上，我們可以建構種種從佛學到世學、從研究到修行的各種各樣的上層建築。因此可以說，對佛學界及佛教界而言，要正確地傳承、傳播佛法，乃至發揚佛教文化，這無疑是非常重要的一項基礎建設。

特別是，就漢譯「阿含」及「律典」的考校整理及研究而言，這不僅是我們面對先賢文化遺產無可旁貸之責，更是回饋國際學界最好的方式。目前初期佛教的典籍，保存最多的，就是巴利及漢譯兩大系。但西方人士，限於漢語能力，一般較少使用漢譯典籍(或常有誤解的情形)；而日本學界對於漢譯典籍的掌握，也還未臻理想(只要從《大正藏》的句讀問題，就可略窺一二)。因此，在國際化的規模下，我們若能一方面努力吸收國外佛教語言文獻學、教義學等各方面的成果；另方面，積極結合近數十年來漢學界「佛經語言學」的各項成就(注4、5)，逐步地將保存在我國的珍貴的漢譯佛典精審化，回饋於國際，讓國際學界可以使用到經過嚴格考校注釋的漢譯佛典的「精審本」(critical edition)，這樣將可與世界同步攜手，一起為現代及後世的佛教文化傳承，打造更深厚、更廣博、更穩固的基石。

(注1) K.R. Norman撰，蔡奇林譯注，〈巴利學的現況與未來任務〉，《正觀雜誌》第18
期，2001年9月，頁171-209。
(注2) 蔡奇林，〈巴利學研究紀要：1995-2001〉，《正觀雜誌》第20期，2002年3月，
頁227-83。
(注3) 蔡奇林，〈《漢譯南傳大藏經》譯文問題舉示•評析－－兼為巴利三藏的新譯催生〉，《成大宗教與文化學報》，第3期，2003年12月。
(注4) 竺家寧，〈「佛經語言學」的研究現況〉，《香光莊嚴》第55期，1998年9月，頁
14-29。
(注5) 萬金川，〈宗教傳播與語文變遷：漢譯佛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所顯示的意義〉，《正觀雜誌》第19期，2001年12月，頁5-52；第20期，2002年3月，頁5-82。

蔡奇林 簡介
巴利語、巴利佛典、阿含經、佛典漢語研究者
曾任教法光佛教文化研究所
現任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