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榮祖：「意譯」才是正道

以下引自《東方早報》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4/7/6/1164919.shtml

「意譯」才是正道 汪榮祖 發表於2014-07-06 06:31

張其春的《翻譯之藝術》初版於1949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列入「開明青年叢書」。1957年當我進台灣大學讀書的那一年，台灣開明書店出了台一版。我在高雄市的百成書店購得此書，讀後愛不釋手，1962年的秋天赴美留學，為趕秋季留學生包機，臨行極為匆忙，隨身只帶出此書。1963年歲暮月夜重讀此書，猶感餘味無窮，不覺東方之既白，曾在扉頁寫道：「翻譯之謂藝術，藝術之謂美，今見之矣。」此後不時取閱，為我愛讀的書籍之一。五十餘年後的今日，此書仍然在我的書架之上。我注意到台灣開明書店曾於1963、1972年先後出了二、三版，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的1991年，上海書店也出了新版。現在北京外語出版社又要再出新版，足見眾好，非我獨好，好書一再重印，因有持續不斷的讀者，所謂名山之業，洵非虛語。

自海通以來，西學東漸，國人為了吸取西方知識，勢必要勤學外文。然而能精通外文者在廣大人口之中畢竟是少數，即使是世界通行的英文，雖學道者多如牛毛，得道者却鳳毛麟角，翻譯更顯得是廣泛傳播外來知識的有效途徑。不過，翻譯要能完全正確傳達原文的意思，並不容易，因不同語文之間有語法上的隔閡，若不能掌握兩種語文到爐火純青的境界，很難打通，以至於譯文往往失真或走樣，不能暢達原意，甚至不幸成「訛」。最嚴重之訛，莫過於識其字而不解其意，如耶魯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不知「莫逆」是好朋友的意思，竟從字面解作「平逆」（rebel pacifier）；不解「仕女」即女士，竟將「仕女」譯作「年輕男女」（Young men and women），又將仕女「星星自散」譯作「天上的星星散去了」（the stars disperse）。鬧這種笑話的人固不止史景遷一人，凡只靠查字典翻譯的人，往往會出此紕漏。

「五四」以後，白話通行，直譯欲求其信，但直譯往往遷就原文的語法，貌似忠於原文，實與譯文有隔，未能達意，如張貴永教授所譯《西洋通史》，將英國在非洲享有「Lion's Share」譯為「獅的一份」，在字面上不能說錯，但一般華語讀者就很難領會其意。不同文字之間有隔，若不能消除隔閡於無形，雖有翻譯作為橋梁，也難以溝通。

遺憾的是，難以與原文溝通的譯文所在多見，所謂「外國中文」（piodgin-translatorese）的問題十分嚴重，諸如「他熱烈地摇動（shake）我的手」，以及「箱子裡没有多餘的房間（room）」。類此「歐化漢語」，使原意在語法的束縛下不能妥善表達，不僅成為譯文的災難，而且直接影響到我們整個白話文的寫作，造成强以外國語法來改變習用中文的慘痛後果。就在此時執筆之際，偶然看到一則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簽訂美國獨立宣言時所說一句名言的譯文：「我們必須吊在一起，否則會分別吊著」（We must indeed all hang together, or most assuredly, we shall all hang separately），可知歐化問題至今猶存。此一譯文有點不知所云，即因困於字面，不知「hang」一字多義，「吊」或「掛」僅其一義，「hang together」別有所指，意謂「大家好好在一起」，即團結之意；後面的「hang」另有所指，意謂「吊死」，所以這句話若譯作可讀的中文，至少要說：「我們若不團結，必然各無死所」，才能明達。富蘭克林無非要大家「同舟共濟」耳。

欲解決歐化漢語的問題，一言以蔽之，要能「得意忘言」，就是正確理解原文後，忘掉原文的語法，擺脱不同文字結構的束縛，以譯文應有的語法，把原意暢快譯出。信、達、雅三者應視為一體，如果不能達意，何來信之可言？誠如錢鍾書先生所說，「未有不達而能信者也」，「不達」即無「信」之可言。雅才更能暢達，且具韻味，周密妥帖而恰到好處。名小說家茅盾譯十八世紀愛爾蘭作家唐珊南（Lord John Dunsany）劇本《失帽記》（The Lost Silk Hat）中一語「faultlessly dressed, but without a hat」，為「衣冠楚楚，未戴帽子」，貌似雅言，却顧此失彼，造成事理與名理均不可能之訛。譬如畫虎類犬，固然不雅；畫犬類虎，亦大不雅。

這本《翻譯的藝術》就是講究信、達、雅三位一體的範本，於「雅」經營尤深，讀者可從書中看到許多精妙的例子。我們如譯「God Knows」為「上帝知道」，可稱「信達」，如譯之為「天曉得」，則更得「雅」字，因已跨越了複雜的中西宗教觀的鴻溝，中國的宗教觀向來不傾向於「一神論」（Monotheism），所以即使將英文中大寫的「神」（God）譯作上帝，亦不比中文概念中的天大，故譯作「天曉得」不僅妥貼，而且傳神，那就是雅。英語所謂「to drink like a fish」，如照字面譯作「魚飲」，令人茫然，有欠「信達」；若譯作「牛飲」，才符合漢文語意，始稱「雅達」。中西之間的諺語、成語表達的方式與習慣不同，亦須溝通，如西諺所謂「一頭黑羊」（a black sheep），必須譯為「害群之馬」，才合原意。「鱷魚的眼淚」（Shed crocodile tears），譯為「貓哭老鼠」，中西才能會通。類此將「魚」易為「牛」、將「羊」易為「馬」、將「鱷魚」譯為「貓鼠」，並非不「信」，而在擺脱不同文字的束縛，使譯文與原文情意相投，異曲同工。再者「同行」（go side by side）可用「雁行」來雅達，破裂（to be creaked）可用「龜裂」來雅達。英語裡的「羊頭」（mutton-head）等於漢語裡的「豬頭」；英語裡的「豹改不了牠身上的斑點」（A leopard can never change its spots）正好呼應漢語裡「本性難移」的成語；英人所說「燒上自己的手指」（burn one's fingers），豈不就是我們所說的「引火自焚」？洋人所說「老師的寵兒」（teacher's pet），固然可通，但譯作「愛徒」或「得意門生」，才是地道的譯文。西文裡的「撒旦趕走撒旦」（cast out Satan by Satan），結果仍然是魔鬼當道，相當於中文裡的「以暴易暴」。我們說「一將功成萬骨枯」，乃歷經戰爭慘痛經驗之覺悟，而英諺同樣有「百萬生靈造就凱撒的偉大」（What millions died that Caesar might be great）的說法，即「凱撒功成萬骨枯」，不過是以特指之「將」（凱撒），取代泛指之「將」。英諺「抛小魚釣大魚」（to throw a sprat to catch a herring），豈不就是漢語所謂之「抛磚引玉」？「班門弄斧」裡的魯班是中國的巧匠，外國無之，英國却有「教你祖母吃蛋」（Teach your grandmother how to suck eggs）之喻，兩者各引不同比喻以呈現相同的意義，可謂殊途同歸。歐陽修說：「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在英語裡也有異曲同工的表達方式，說是「許多人親吻嬰兒為了親近護士小姐」（Many kiss the baby for the nurse's sake），若改用歐陽修的筆調，或可作「色徒之意不在吻兒，而在育兒之嬌娘也」。類似的例子尚有「掛羊頭賣狗肉」，洋人雖吃羊肉，但絕不忍心吃人類忠實的朋友，故用完全不同的「喊酒賣醋」（Cry up wine and sell vinegar）來表達貨不真、價不值的相同經驗。英諺「以珠投豬」（cast pearls before swine），恰似中文裡的「明珠暗投」。中國人以「掌上明珠」為貴，而洋人則以「眼中的蘋果」（the apple of one's eye）隱喻「謝公偏憐女」。西方人所謂「柏拉圖式愛情」（Platonic love），略近柳下惠的「坐懷不亂」。須知兩種文字不同文化的表達方式，才能在翻譯時牽引得恰到好處，成為一種藝術。

翻譯者同時也須知兩種不同文字也有情理相通、不謀而合的文字表達，不必他求，諸如「遠見」（long view）、「空名」（empty fame）、「書呆子」（the bookish blockhead）、「彈雨」（a rain of bullets）、「壞蛋」（a rotten egg）、「笑柄」（laughing-stock）、「雪白」（snow-white）、「血紅」（blood-red）、「青天霹靂」（a bolt from the blue）、「膚淺」（skin-deep）、「食言」（to eat one's words）、「火上加油」（to pour oil on the flame）、「光陰似箭」（time flies like an arrow）、「隔牆有耳」（walls have ears）、「一石二鳥」（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掌聲雷動」（thunders of applause）、「一死百了」（Death pays all debts）等等，都是可以互通的佳句，大可信手拈來。

當然也會遇到許多反映中國特有文化的表述，難覓對等的用詞，如鬼混，在英語裡唯有說「混過去」（muddle through）了事，若將「鬼」（ghosts）擺進去，就非英國人所能够了解了。「濫竽充數」的精練隱喻，在西方也没有類似的成語，也只能譯為「不要使不適任的人就職」（to foist an unfit person into a position）。「四面楚歌」是由中國特有的歷史經驗而來，轉為英文也只能譯作「被敵人四面包圍」（to be surrounded by foes）。「琵琶別抱」以中國特有的樂器為喻，也只能譯作「再嫁婦人」（A woman married again）。林語堂譯「三寸金蓮」為「three-inch golden lily」，既不表出「脚」（feet），則洋人或瞠目不解。「管鮑之交」或尚可與「Damon and Pythias」互通。但我們常說的「心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江湖」一詞，至今猶難尋適當的英譯。同時也有反映西方特有文化的用詞，難覓適當的漢譯，如「荷蘭人的請客」（Dutch treat），要客人自己付帳，在中國傳統裡没有這種習慣，唯有譯作「各自付帳」，以通其意。西方的「雇佣兵式婚姻」（a mercenary marriage）中國亦無之，唯有視作「買賣婚姻」，而晚近出現的「代理孕母」（surrogated mother），或可譯作「借腹生子」。西洋美男子「阿多尼斯」（An Adonais），或可與「潘安」比美。嚴復在赫胥黎（Thomas Huxley）原文中遇到洋典曰：「白鴿欲自為施伯來爵士」（The pigeons, in short, are to be their own Sir John Sebright）。施爵士乃善於養鴿之人，嚴復遂轉為漢典曰：「何異上林之羊，欲自為卜式；馮謂之馬，欲自為其伯翳。」「卜式」乃漢朝人，以養羊致富；「伯翳」亦稱「伯益」或「大費」，相傳善於畜牧與狩獵。嚴復以卜式之羊，善畜牧的伯益之馬，來替代施伯來之鴿，力求兩者之間的互通，可謂煞費苦心。聖經典故甚多，如「Benjamin's mess」（便雅憫的彌撒），可略比「觀音赐福」；「Saul among the prophets」（先知中的掃羅），可通「國士無雙」與「鶴立雞群」之典。Herculean labors（赫拉克勒斯之力）可通「扛鼎之力」。又如「to dine with Duke Humphrey」（與韓福瑞公爵同餐），意指吃不飽飯，與項王之鴻門宴猶未盡相符。至於「Never wear a brown hat in Friesland」（永不在弗里斯蘭戴黄帽子）洋典故，或可借「入境問俗」通之。然西方獨有的新事物，亦有技窮難譯之時，如昔年不得已而譯的「德律風」（telephone），之後始得「電話」佳譯。而今眾多的西方學理新詞如「governmentality」、「metahistory」等等，猶難尋雅達之漢譯。

中英文之間由於語法結構之異，在翻譯時必須有所調適，譯文才能純正；欲其純正，有時需要增補，如吃補藥；有時需要省略，如吃瀉藥。有時中文宜重複而英文不宜，如「古色古香」，重複古字，在英文裡只宜作「古意盎然」（antique flavor）；「大錯特錯」，連用錯字，但在英文裡也只能表其意為「驚人的錯誤」（stupendous blunder）。有時西文重複而中文不宜，如goody-goody（偽善的）、hush-hush（隱秘的）、so-so（平常的）等等，能注意及之，翻譯才成為藝術。林肯的名言「do I not destroy my enemies when I make them my friends」，有人譯之為「當我把敵人轉變成為朋友的時候，不就已經將敵人摧毁了嗎？」此一譯文殊難當原文之雅潔，因為刻意順從原文的語法而忽略了中文的雅潔。林肯之言是回答一位老太太質疑他為什麼對應該被消滅（摧毁）的敵人那樣好，對敵人好就是化敵為友，消滅敵人就是没有敵人，完全可用雅潔的中文來表達：「我既化敵為友，何來敵人？」使中文的意義更加明暢。

法國女作家斯塔爾夫人（Madame de Stal，1766-1817）有名言說：「暢達足滿人意。」（Tout Compredre rend très indulgent）暢達必須掌握不同語文的結構與文法以及文化背景，才能將超越語文的共通「思議」，從一種語文轉化為另一種語文來表達。這也就是金岳霖在其《知識論》一書中所說的「譯意」，他說「所謂譯意，就是把字句底意念上的意義，用不同的語言文字表示出來」，以別於「譯味」，或用不同文字表示感情上的意味。也就是嚴復所說的「達旨」。希臘文中「翻譯」（Metaphrasis）一字，亦具「意譯」（Paraphrase）之意，也就是文化間同情之了解，真可說東海西海、心理攸同了。難怪當金岳霖見到錢鍾書能將中國俗話「吃一塹，長一智」譯為「A fall in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形、音、義三美具備，且有韻味，大為嘆服。翻譯至此，確實已臻藝術的化境。

於此可知，由於文字語法與結構之異，直譯實不可取，將英文直譯，必然是「歐式中文」，將中文直譯，必然是「菜英文」，許多菜單與路牌譯名貽笑大方，也就不足為奇了。偶見台北捷運為老弱婦孺預留的座位寫道「給愛心一個位置」，英譯是「yield your seat to those in need」，不是直譯，而是雅潔的意譯，中英文俱佳，可稱難得。足見意譯才是正道，嚴復以文言意譯洋書，名重一時，吴汝綸為嚴譯《天演論》寫序，讚揚備至。然於「五四」之後，已非時尚，視為古董，但就譯文之典雅風格視之，仍然使人讀之忘倦。錢鍾書並不認為嚴譯白璧無瑕，覺得嚴譯與原作之間似有金色之霧，即使最細微之處，亦朦朧呈現，却隱藏難以言喻之美，直言「我從來没有停止過激賞嚴復轉化原作的本領」，其雅譯甚至能掩蓋原文之平凡。嚴譯受制於古文義法，時而難以施展，過於節譯；時而力求譯文之「雅」，不惜增飾踵華，文勝於詞，皆有取「雅」捨「信」之嫌。然而救嚴譯之弊，不應因哽廢食，棄絕意譯。

今之所謂意譯，不是節譯，而是譯文能跨越不同文字間的隔閡，將原文的意思充分而妥適地轉化為地道的譯文。張其春這本《翻譯的藝術》自稱偏重由漢譯英，認為國人熟悉國文，較易由英譯漢，其實並不盡然。以外語譯母語固然不易，以母語譯外語亦未必能操縱自如，甚至受到外語之影響而「污染」母語，往往使醇厚之原文成為索然無味之譯文。總需兼備外語與母語的能力，始能左右逢源，不至於顧此失彼。張其春顯然是中英兩文造詣俱深者，故能將翻譯提升到藝術的高度，所列舉眾多的例子莫不精彩絕倫，顧及音韻之鏗鏘、詞藻之妥帖、風格之多姿，讀之令人心曠神怡，有美不勝收之感。

信達且雅足令翻譯不會像是一蹚渾水，也不會像是淡而無味的清水，而是像原汁原味的醇酒，誠如張其春在結論中所說：上乘的譯品必然詞簡意賅而不失真、文情並茂而不杜撰、傳神玄虛而不晦澀、流利暢達而不嚼蠟、惟妙惟肖而不貌合神離、神乎其技而不好高鶩遠。苟能如此，則譯文本身就是藝術，可與原作並傳而不朽矣！至於是否有必要如泰勒（Alexander Fraser Tyler）《翻譯原理》（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所主張的，要譯出原作的風格，模仿原作的神情，則可待商榷。此一「翻譯的照相理論」（the photographic theory of translation），若要實踐，難度更高，更何况即使如照相之逼真，仍有東施效顰之虞，去藝術即遠矣。

錄入編輯：薛冬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