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大藏經研究
大藏經是基本網羅歷代漢譯佛典並以之為核心的，按照一定的結構規範組織，並具有一定外在標誌的漢文佛教典籍及相關文獻的叢書。它由中國佛教信眾首創。最初稱「眾經」、「一切經」、「經藏」、「藏經」。從現有資料來看，最遲到唐貞元年間，「大藏經」一詞已經產生。為了便於研究，我們可以從若干不同的角度對大藏經的發展歷程進行分期。我主張按照中國書籍形態的變化，把大藏經的發展分為四個時期：寫本時期、刻本時期、現代印刷本時期、數字化時期。
我的大藏經研究，濫觴於1982年隨童瑋先生在雲南省圖書館發現《元代官刻大藏經》（以下簡稱《元官藏》）。1984年起，按照任繼愈先生的安排專攻敦煌遺書，開始進入寫本大藏經的研究領域。同年，按照任繼愈先生的安排參與《中華大藏經》的編纂，由此進入編纂大藏經的實際工作。此後由於各種因緣，寫了若干關於刻本藏經的文章，並發現了中國最後一部木刻藏經——《毗陵藏》（此處所謂「最後一部」，僅就目前掌握的資料而言，不排除隨著新資料的出現及對大藏經研究進一步的深入，還會有新的發現）。由於人類社會已經進入數字化時代，今後大藏經的發展方向也必然走向數字化，故對數字化時期的大藏經開展若干研究，以期更好地把握大藏經目前的編纂工作與它未來的發展方向。並從2011年起，組織團隊進行「漢文佛教文獻數據總庫」的開發與建設，企圖具體落實自己關於數字化佛教文獻整理的思路。
所以，可以說我對大藏經的研究涵蓋了從寫本時期到數字化時期，亦即涵蓋了大藏經至今為止的發展全過程。這是我研究大藏經的優勢之所在，同時也是我的局限之所在。因為自己涉獵了大藏經發展的全過程，所以能够從大藏經發展的全局考察一些具體的問題，並對這一實證性的學問作一些理論性的思考。但大藏經研究本身博大精深，個人的精力畢竟有限，能够見到的資料畢竟有限，研究的條件畢竟有限，所以我對大藏經的研究成果呈散點狀：對有些問題的研究相對深入一些，對有些問題的研究自己覺得還可以再深入，對有些問題的研究則幾乎没有怎麼涉及。這也是我一直想寫一本完整的《大藏經史》，却始終没有動筆的原因。
大藏經研究要靠真正掌握在手的、靠得住的資料來說話。這些年，隨著考古工作的發展與國際交流的加强，新資料不斷出現，自己收集到的資料也不斷豐富。我一直認為，就大藏經研究而言，我們這一代比前輩學者幸運得多，因為我們看到了許多他們當年没能看到的資料。但由於自己的精力陷在敦煌遺書的調查、編目、整理和研究的泥淖中未能自拔，故對新發現的一些大藏經資料往往是始於見獵心喜，終於望洋興嘆。雖則如此，在各方的鞭策下，還是斷斷續續地寫了一些關於寫本、刻本、現代印刷本乃至數字化時代大藏經的文章。
我對寫本藏經的研究成果體現在1991年3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以及它的第一次增訂本（2002年3月由中國台灣佛光出版社出版的《八—十世紀佛教大藏經史》，亦即「法藏文庫」本）、第二次增訂本（2006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中。雖然經過兩次增訂，實際依然没有能够把「寫本大藏經史」寫完整。有關情況，我在第一次增訂本、第二次增訂本的序跋中均有交代。如果有可能，我還會對該書做第三次增訂，更希望能够有時間與精力把「寫本大藏經史」寫完整。否則，只有留待後賢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了。那時，我的那些序跋也許可以為他們提供一些研究課題，拓展他們的資料線索與研究思路。
至於刻本藏經，我在《佛教典籍百問》（今日中國出版社，1989年11月）一書中介紹過各藏的概況。其中大部分藏經的介紹乃匯總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有些則根據我掌握的新資料加以斟酌損益，只有少數幾種藏經有我自己的心得。後來中國佛教協會擬編輯出版《中國佛教》（五），將當年呂澂等先生撰寫的關於諸大藏經的條目初稿交给我修訂定稿。我按照自己掌握的新數據與當時對有關數據的認識，對原稿做了增删改寫，又新寫了一批條目。該書後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於2004年6月正式出版，出版時一些條目采用了我的修訂稿或新寫稿，也有一些條目没有吸收我的修改意見。中國佛教協會主持《中國佛教》（五）的王新先生工作作風非常嚴謹，每條條目下面均有作者署名，以示文責自負。應該說明，中國佛教協會編纂的《中國佛教》原屬周恩來總理交待的任務，係為斯里蘭卡的《佛教大百科全書》撰寫的詞條。既然是工具書，立論自然以平穩為上，《中國佛教》（五）也不例外。因此，我負責定稿的大藏經條目，盡量採用學術界比較認同的觀點，盡量不提或少提爭議性問題。即使提出，也以客觀介紹為限。此外，我為《文獻學辭典》《佛教大詞典》等一些工具書撰寫過一批關於大藏經的條目，撰寫時，也大體秉承上述原則。
對刻本藏經，童瑋先生帶領我，在金良年先生的協助下，發現了前此不為人們所知的《元官藏》。後來我又獨立發現了中國最後一部木刻藏經——《毗陵藏》。由於上述機緣，我得以對這兩部藏經有所研究。此外，實際進行過研究的是《開寶藏》、遼藏、楊仁山及他主持的金陵刻經處等。但由於種種原因，雖然對《開寶藏》的研究已經寫了近十萬字的初稿，但研究尚未收尾，將來恐怕要作為專著發表。此外，我對《高麗藏》寫過若干文字。至於《崇寧藏》等宋藏，以及宋以下各種藏經，雖然收集了不少資料，也有若干心得，乃至新觀點，但一直没有時間動手寫作。
對現代印刷本時期的大藏經，我主要對近百年來最為流行的《大正新修大藏經》（以下簡稱《大正藏》）有所考察與評論。
由於實際參加任繼愈先生主持的《中華大藏經》的編纂，我便留下了一些文字。此外，如前所述，當代社會已經跨入數字化的門檻，這對大藏經編纂帶來了巨大的挑戰與機遇。在數字化時代，傳統的大藏經將如何發展？對此，我正在持續地觀察與思考，同時把自己的思考付諸探索與實踐，由此也留下一些文字。
如前所述，我對大藏經研究這一實證性的學問作了一點理論性的思考，這主要體現在《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一書的前言及《論大藏經的三種功能形態》、《略談漢文大藏經的編藏理路及其演變》等論文中，本書收入了後兩篇論文。
二、關於本書
本書收入了我關於大藏經研究的單篇論文三十六篇，其中三十五篇曾經發表，一篇為首次發表。内容包括我對刻本時期、現代印刷本時期、數字化時期等三個時期大藏經的研究，對大藏經編纂工作的總結、設想以及對大藏經的一些理論性思考。但不包括已經發表的關於寫本藏經的單篇論文，因為那些論文或已經匯入《中國寫本大藏經研究》，或計劃匯入將來的第三次增訂本。也不包括我在《佛教典籍百問》《中國佛教》（五）中有關大藏經的文字及為《文獻學辭典》、《佛教大詞典》等工具書撰寫的有關條目。但本書收入《寫本大藏經的編纂、種類與系統》一文，因為該文所述雖為寫本大藏經的系統等問題，但寫本藏經的系統其後直接影響到後代刻本藏經系統的形成，且文中也採用了若干刻本藏經的資料。此外，曾在日本發表過一篇介紹性的文章，内容為綜述中國漢文大藏經的研究成果，與已經收入本書的有關文章重複，且叙述中有一些錯誤，故没有收入本書。有一些文章，如《金陵刻經處與方册本藏經》（載《法音》，1998年第5期）涉及不少書籍裝幀方面的專門知識，似不宜收入本書；《同修大藏，再造輝煌》（載《21世紀的宗教展望論文集》，關天師天心慈善基金會，1996年）乃應景之作，其主要内容後來表述在其他論文中，此次也就不再收入。又如《佛典電子化發展迅速》（載《人民政協報》，1997年4月10日第三版）屬於一般性介紹，在當時雖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到今天已經過時，故也没有收入。又，某出版社曾經出版過一本《佛教小百科·典籍》，作者署名為「方廣錩著」，但該書含有未經我同意而擅自修改的内容，所以我不承認它是我的著作，也從來不把它列入我的論著目錄。
在此想說明如下幾點：
（一） 我曾經說過這樣的話：「魯迅先生曾說他是『不悔少作』，那當然由於他的文章都是千錘百煉，以至字字如金。我則深感寫文章也是一種『遺憾的藝術』。常常是文章剛寫完時，自己覺得在文章中提出了或解決了一個或幾個問題，既輕鬆，又自得。但後來就覺得不滿意，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及新數據的發現，不滿意的程度越來越深，有時甚至覺得無地自容。所以我總不放過可能的修改機會，以免謬種害人。」曾有一位先生這樣說：能够發現自己以前的錯誤，說明自己在這個研究領域中還在繼續前進，是一件好事，應該高興。我以為，對研究者個人而言，此話的確有理，但自己論著中的錯誤畢竟誤導了讀者，我經常為此懊惱。不管怎樣，錯誤畢竟是錯誤，無可迴避，不應掩飾，而應加以訂正，免得謬種害人。
收入本書的文章，凡屬已經發表過的，一律交代原始出處。凡屬原文中的錯别字，以及對標點、引文、注釋等需要重新加以規範的一些技術性問題，直接予以修訂，不加說明。凡屬術語統一，諸如將「光電化」、「光電版」統一為「數字化」；「經板」統一為「經版」之類，亦不加說明。凡屬行文修飾而内容無實質性改動者，僅以「行文有修訂」之類的語言統一交代，不一一說明。凡屬在數據、觀點等方面有實質性改動者，則均在論文後所附的「附記」中說明所修訂的内容。有時對原文的數據與觀點雖無改動，但有些問題覺得需要進一步說明或交代的，也寫在「附記」中。
我想這樣處理既可以達到「存真」以尊重歷史的目的，又不至於謬種害人。且有些問題寫在「附記」中，可順便對自己的學術研究道路做一個回顧與總結。這樣的做法是否合適，交由讀者評論。
有些專用名稱，如「《中華大藏經》」亦可簡稱為「《中華藏》」，本書乃結集諸論文而成，故一概尊重原文表述，不强求統一。又，如《中華大藏經》原計劃分為上、中、下三編，後決定分為正、續兩編，本書諸文寫於不同時期，對此的表述也不相同。此次一律尊重原文，以示存真。此外，《中華大藏經》作為國家項目，既有任繼愈先生主持的「漢文部分」，還有其他先生主持的「藏文部分」。本書所謂「《中華大藏經》」，一律僅指其「漢文部分」。類似問題，大抵如是，不一一說明。
本書所引佛教典籍，凡屬CBETA（《中華電子佛典集成》）（2016）收入者，均據CBETA（2016）核校原文，並依據CBETA（2016）格式標引出處，但將佛典卷次改為中文數字，將半角標點符號改為全角。
（二） 原計劃將所有的文章全部修訂一遍，同時為每篇文章寫一篇「附記」。但從接受任務到如今，已經一年有餘。同一叢書的其他諸書早已送交出版社，而我的「大藏經研究論集」却遲遲未能交稿。因原定這套叢書將一次性推出，故出版社不斷催稿。雖自覺有些文章還應該再修改，但也只好就此中止。對此深以為憾，希望將來有時間再作修訂。
（三） 由於是單篇論文的匯集，每篇文章均要顧及本身的整體性，雖然已經對有些文章做了必要的删節，但從總體來看，諸文所引數據乃至文章行文、觀點依然有重複之處。
（四） 收入本書的三十六篇文章，大體按照其内容編排次序。但分類從來是一種方便法門，所以上述文章的次序的編排僅就某篇文章的大致内容而言，肯定有不甚妥切之處。此外，任何人對任何研究對象的認識都有一個過程，我對大藏經的認識也不例外。但上述分類却打亂了這一認識過程。故特另按寫作或發表時間的先後順序，將收入本書的三十六篇論文再行編目，作為附錄附在書末。
上述諸種不足之處，望識者鑑之。
僧祐謂：「秉牘凝翰，志存信史。三復九思，事取實錄。」收入本書的論文，無非是我對大藏經問題「三復九思」之後的一孔之見。對這些問題，我還要繼續思考，亦望海内方家不吝賜教。
三 感言
我從三十歲進入學術領域，現已年近古稀，回望來路，感慨萬千。
我在大藏經研究領域能够做一點工作，首先要感謝的自然是任繼愈先生。我的博士論文《八至十世紀的中國漢文寫本大藏經》在他的指導下完成。此外，他還安排我參加《中華大藏經》的編纂。1986年初，他要求我從底本制備到最終定稿，整頓、理順《中華大藏經》編纂工作的每一個流程，制定相關規範。為此，我把鋪蓋搬到朝陽門南小街《中華大藏經》工作現場，僅周末回家。從年初到年中，整整花費了半年的時間，一個環節、一個環節地梳理《中華大藏經》的全部工作流程，制定每個流程的工作規範。當初的工作乃至生活，的確阻力重重，困難重重，但今天却成為我人生的重要經歷與知識財富。我想，如果不是曾對各種各樣的佛教原始數據進行過實際的整理，並一個環節、一個環節地參與大藏經編纂的具體事務，根據編纂工作的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工作規範，那麼，我對大藏經的理解一定不會像今天這樣真切。至於任先生為我創造種種條件，搭建平台，讓我能從事敦煌遺書的調查與研究，我已經在多篇文章中談到，這裡不再贅述。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够遇到任先生，是我的幸運。至今，我依然走在任先生指引的道路上，按照他生前的規劃在工作。
其次要感謝童瑋先生。童瑋先生曾長期在中國佛教協會圖書館工作，對大藏經，特别對大藏經在全國各地、各寺院的保存情況相當熟悉。後來他到中國社科院南亞所工作，我們成為同事，成為忘年交。《元官藏》的發現，主要歸功於他。是他向我提到雲南省圖書館的這部身份不明的藏經，帶領我去考察，做出判定。我走上大藏經研究的道路，他可說是最初的領路人。《中國大百科全書·佛教卷》中的大藏經條目，全部由他执筆，由此可知當時他在我國大藏經研究領域的地位——雖然現在已經很少有人再提到他。他還按照任繼愈先生的布置，編纂了《中華大藏經》的第一個工作目錄。曾有人言辭苛刻地批評這個目錄的不足，但我想，任何事物在初創時都會有種種不足。無論如何，這個目錄為《中華大藏經》的啟動立下了汗馬功勞。現在童瑋先生的名字似乎慢慢被人淡忘，即使偶爾被人提起，往往也是批評他誤定「萬曆藏」等。其實，學術研究本來就是在不斷犯錯誤的過程中前進，我也犯過類似的錯誤。有錯誤，無疑應該批評，但批評應該是建設性的。無論如何，童瑋先生在大藏經研究與編纂方面的功绩將會永遠留存。
再次要感謝周紹良先生。我的許多大藏經知識、佛教文獻知識都從他那裡學來；遇到問題，經常向他請教。他是我學術道路上的又一位導師。
大藏經研究需要實證，需要調查。感謝在中國、日本各地調查及工作中给我以各種方便的圖書館界、文博界、學界、教界的藍吉富、姚長壽、惠敏、杜正民、李際寧、陳先行、郭立暄、呂建福、蕭永明、殷勤等先生及根通、照誠、普仁、普法、達照等法師及其他諸位先生們、女士們。感謝日本牧田諦亮、竺沙雅章、緒方香洲、落合俊典、赤尾榮慶、梶浦晋、松永知海、野澤佳美等諸位先生给我的各種幫助。也感謝韓國釋宗林、柳富鉉先生給予的種種幫助與方便。各界人士的幫助，使我感恩，給我力量，催我奮進。希望我的研究工作没有辜負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