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引自部落格《豆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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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慶之（北京大學中文系/香港教育學院）
1987年，我考入四川大學，作張永言教授的第一個博士研究生。張先生否定了我作漢唐舊注訓詁研究的想法，將我的研究方向定為中古漢語的詞匯，並建議以漢譯佛經作為材料。這是我從來沒有接觸過的領域。幸虧有張先生的即時指導，還有導師組趙振鐸、向熹和項楚三位教授的幫助。
在學業進展到第二年時，張老師開始不斷提到，翻譯佛經語言研究需要結合原典進行，希望我能有機會學點梵文。但當時談何容易。
第一個機會是1989年3月份到來的。那時我受校方的委託，到北京找專家為川大漢語史國家重點學科的申報材料寫推薦意見。由於時間緊迫，學校特別批准我乘飛機，這也是我平生的第一次。在北京見到了呂叔湘先生、朱德熙先生和俞敏先生，這也是我唯一一次見到三位學術巨人。呂先生之平易近人出乎我的想象。我告訴他我的父親是當年他在蘇州中學時的學生，因為受到他出國的鼓勵，後來也努力考取庚款到英國留學。朱先生特別問到張老師和項老師的健康情况。見到俞先生時，我遵照張老師的建議，向他提出學習梵文的請求。俞先生問我是否研究「觀世音」為什麼又叫「光世音」之類的問題，我那時一門心思想步蔣禮鴻先生的後塵，研究佛經裡的俗語詞，就回答說不研究，俞先生隨即說，那就沒有必要學梵文。第一次機會就這樣「擦肩而過」了。
當年10月，我又奉學校之命陪張老師到杭州參加教育部優秀教材評審會，住在岳墳旁邊的華北飯店。當時與我身份相同的還有陪北大政治學系趙寶煦教授的譚軍和陪人民大學法律系高銘瑄教授的趙秉志。會議安排我們三人住同一房間，當專家開會時，我們要麼在房間聊天，要麼去杭州的名勝游覽，很是愜意。有一天聽譚軍說，他有時會陪季羡林先生散步。我就問季先生教不教學生梵文？他說不太清楚，但答應回北大後幫我打聽一下。
大概到了12月，那時張先生因前列腺問題住院。一天我收到北大南亞研究所寄來的一封信，打開一看，是季羡林教授主持的梵文學習班的招生簡章。後來得知，譚軍與時為季先生研究生的錢文忠熟悉，川大有人希望學習梵文的消息就是譚軍傳給錢文忠的。
學習班從1990年3月至6月，為期四個月，學費1200元，食宿費另算。我拿著這封信到醫院找張老師，他說應該去。我說有兩個問題，一是我明年七月份應該答辯，現在論文還沒著落；二是掏不起學費和住宿費。張老師立刻回答說，機會難得，應該去，答辯的事再討論。至於費用，他建議我尋求父母的支持。我说三十多歲的人，還向父母要，實在不好意思。張老師聽後沒有再說話。
沒過幾天，負責教研室和學科點事務的經本植教授到病房看望張先生，我也在場。張老師與經老師商量，能不能用國家重點學科的經費支持我到北京學習梵文，經老師欣然同意。
1990年2月下旬，我先陪同張老師到京郊的昌平參加教育部學科評議組的會議。從綠意盎然的成都一下子來到白雪皚皚的北京，反差很大，當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那次機會讓我第一次見到胡裕術先生，李榮先生，裘錫圭先生，袁行霈先生，郭豫適先生和張振林先生等。還曾陪這些先生們去十三陵參觀，一路聽他們聊天，長了不少知識。會後我即去北大報到。
南亞所在北大六院，辦公室主任楊老師、還有季先生的助手李錚老師的夫人徐老師十分熱情地接待了我，讓我感受到北大行政人員不同的作風。講習班的學員只有六個人，除了我，還有從旅順博物館來的王宇，從民族宮圖書館來的王文靜，從社科院民族所來的儲俊杰，和從藏學中心來的桑德和洛周。講習班以季先生的名義開辦，真正的主講是段晴老師，助教是錢文忠。教室就在六院二樓南邊的大套間裡，教材是Perry的A Sanskrit primer，由學習班複印裝訂發給我們，同時發給我們的還有一本英文的梵語語法書。
報到的第二天我們就被帶去朗潤園見季先生。季先生十分高興，親切地挨個詢問我們從那裡來，為什麼學梵文。當輪到我時，我明顯感覺到了季先生的驚訝——我是六個學生中唯一學中文的。我解釋說自己的研究對象是漢譯佛經的語言，老師張永言要我學梵文。後來聽錢文忠說，季先生特意找來張老師的文章來看，當他得知到張老師曾師從聞宥先生，說道怪不得如此，原來也是我們的同道人（大意如此）。
季先生參加了講習班的開學典禮，講過一次課，內容大概是學梵文的意義和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相關問題。有時，段老師也會帶著大家一起到季先生家聊天看書。記得其中一次是兩會剛閉幕，有記者電話採訪季先生有關教育的問題，我們登門時，先生正在回電話。他反復說這樣一句話：教師的待遇太低，政府要解決這個問題。人總要吃飯，這有什麼好談的？放下電話後，他還有些忿然（那時候正是「搞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那個年代）。此外，錢文忠也帶我去過季先生家幾次，向先生匯報接觸到印度學後的一些想法，他總是認真地聽，並不時給一些建議。記得有一次談到《孔雀東南飛》與佛典的關係，這個話題的產生完全是因為讀了季先生那篇著名的文章《列子與佛典》。
主講的段晴老師是德國漢堡大學的印度學博士，專攻于闐文。那時兒子石頭才兩三歲，平日住在四道口。她又要帶孩子，又要為講習班上課，十分忙碌和辛苦。段老師講課很有熱情，讓我感受到她對自己所學的熱愛。為了讓我們這些不夠聰明的學生跟上進度，她對我們的預習和複習都有嚴格的要求，逼得我們不得不在課後花大量時間，一點不敢鬆懈。但嚴厲之後，段老師會有問必答，並在生活上關心和照顧我們，多次請大伙到她在桶子樓的宿舍吃「煎肉墩」——這是我起的名字，就是將豬肉切成厚厚的片，然後放在鍋裡煎，段老師說這是德國的吃法。這在當時可是真正的大餐。
為了跟上學習的進度，我先將博士論文的事放在一邊，專心學習梵文。為了記住變格變位的規則，我把學過的形態變化抄下來，貼在床頭的牆上，一睜眼就可看到。回想那段日子，雖然辛苦，但一點也不覺得累。因為幾乎每天都有讓人興奮不已的新「發現」——「哦，原來佛經中的這個說法是從梵文來的啊」，是我經常的感嘆。
到梵文班講過課的還有蔣忠新先生。他考我們梵文的「男孩」怎麼說。恰好我在記這個詞的時候發覺其讀音與新疆人所說的「巴郎[子]」（男孩）十分接近，估計二者同源，因此記得特別清楚，就脫口而出。為此蔣先生還表揚了我。此外，段老師也請她在德國的老師Wezler到班上講課。他講了什麼已經完全忘了，但段老師請他「唱」一段梵文，讓我們灌灌耳音的情景則記憶猶新。Wezler教授先用手在腿上打拍子，找到節奏後就一邊打拍子，一邊吟誦，令大家十分佩服。那天季先生的博士生辛島靜志也來聽講，他背了一個雙肩書包，樣子就像個本科生。講完大家一起在六院門口照了像。
在講習班擔任輔導的是錢文忠。那時他繼續隨季先生讀研究生，段老師每次上課幾乎都會到場。記得他也曾講過一兩次中亞佛教史方面的專題。錢文忠就住在南亞所二樓北邊的一間堆滿書的房子裡，我們也經常去他房間聊天，翻看他的藏書。有一次，他建議我到季先生門下讀博士後。我當然巴不得，文忠當即帶我去季先生家。季先生當時還不清楚他能不能招博士後，要我們去打聽。我們立刻就奔向北大人事處博士後辦公室，結果很失望。那時候只有理工科有博士後，文科還沒有，北大也可能是全國唯一的例外就是費孝通教授。
在北大時，段老師還帶著我們去過金克木先生家。金先生幾乎全身都陷在一把籐椅裡，笑咪咪地聽段老師向我們介紹他，又向他一一介紹我們。金先生說了很多關於梵文的事。現在能記得的只有一件。我問金先生，漢語史界用梵漢對音材料來研究古代音系和音值，梵文雖然是死語言，口耳相傳，有沒有歷史音變？金先生說當然有，但百分之五十、六十是可靠的。當段老師提議與金先生照張相時，金先生狡黠地說，我不照，跟你們一起，我更是又老又醜了。當然最終還是滿足了我們的請求。
六院與五院隔壁。五院就是大名鼎鼎的中文系，但我沒有進去過一次。當時我的碩士同學譚天星在北大歷史系隨許大齡先生讀博士，他有同學是中文系的研究生，我們一起去拜訪蔣紹愚先生，這也是第一次見蔣先生。蔣先生知道我來北大學梵文，直說好好。我當時覺得五院與六院隔壁，那中文系的老師或學生學梵文該多方便，就問蒋先生中文系有沒有老師或同學學梵文。蔣先生說沒有。這讓我感到十分奇怪和不解。
梵文班六個同學，外地來的「住校生」只有我和王宇。最初我們被安排在西南門內一幢新樓裡，房間裡有三張架子床，住六個人。另外幾位都是不同專業的訪問學者或進修生。其中一位是從四川南充師院到陳章良實驗室進修的生物老師，住在我的對面。可是第一個晚上我就遇到了這位小個子四川人帶來的困擾—— 他鼾聲如雷，被驚醒後，再也無法入睡。我一直自認睡眠很好，從不失眠，入睡後也很難被吵醒——這都是住集體宿舍訓練的結果。可這一次徹底失去了信心。這個噩夢持續了好幾個晚上，我想盡了辦法，主動的如用繩子拴在那位仁兄的手臂上，他一拉呼，就扯動一下，但不管用，不到一分鐘就會故技重演；被動的如用棉花塞在耳朵裡，但根本遮不住那雷鳴般的噪聲。我終於明白，自己心理上出了問題——因為其他人，包括王宇並沒有受到嚴重的影響，而自己到後來就整夜張著耳朵在「等」著聽那不規則鼾聲，根本無法入睡。終於，我向南亞所辦公室主任楊老師和徐老師提出退學的要求。楊老師了解情況後，立即與有關方面聯繫，很快就安排我和王宇搬進南門口的桶子樓。
王宇是吉林大學歷史系的畢業生，從旅順博物館來，來學梵文是因為那裡有日本大谷探險隊在西域發現的梵文佛經殘片。王宇可能年齡比我還大，學習和生活都一絲不茍，很有規律。除了上課和自習，我們經常出去散步，從南門一直走到人民大學南邊的路口。有時會談到今後的打算，那時美元對人民幣的兌換價是 1：15，我說希望能有機會出去一趟，賺一萬美金存在銀行，每年的利息就可以保證生活開支了，這樣可以專心作學問。每天早上我們都會一起去三角地食堂買早飯回宿舍吃，那時就是老三樣：油餅、大頭菜和玉米糊。中飯和晚飯通常會坐在食堂對面的椅子上，邊吃邊聊，也會欣賞評論一下過來過去的北大女生。除了王宇，其他的同學都是北京人。他們平常都在上班，有課時來上課，因此往往預習不足，被段老師批評。例外的是儲俊杰。這位王堯先生的高足，畢業於華東師大歷史系，分配到咸陽的西藏民院工作，學習了藏文，後來隨王堯先生學習古藏文，留在民族所工作。儲兄印度學的知識也知道很多，聽他聊天，常會有收獲。他曾請我們大家到他在魏公村的家吃飯，那是間平房，一進門，正面牆上貼著「儲氏祠堂」幾個字。他太太做得一手好菜。他可能是這個講習班的最大受益者，後來去了維也納大學讀梵文專業的博士學位，成了一位真正的專家。
在北大學習期間發生的事，還有一件值得一提，是收到梁曉虹從杭州寫來的信。說蔣禮鴻教授有一天自言自語地說，要去成都參加朱慶之的答辯會。因為上年秋我陪張永言老師在杭州開會時，拜訪了蔣先生，當面請蔣先生來年到成都主持我的答辯。但蔣先生說年紀大了，那也不想去，就是杭州好。似乎是拒絕了。梁曉虹知道這個故事，因此聽蔣先生說有成都之行，頗感意外，寫信給我，建議川大立即給蔣先生寄邀請信。後來蔣先生由祝鴻熹教授陪同，到成都為我主持答辯。直到我看到紀念蔣先生的文章才知道，那時蔣先生已經罹患癌症，令我感慨萬分。
北大的學習在六月下旬結束了。行前，在錢文忠的安排下，季先生當面送給我幾本有他簽名的著作，其中有街上已經買不到的《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和《中印文化關係史論文集》。先生還送我一張他親筆寫的條幅，錄韓愈《進學解》中的話：「學精於勤而荒於嬉，行成於思而毀於隨。」
記不清是當年的什麼時候，錢文忠約我為季先生八十華誕紀念文集寫一篇文章。在上半年學梵文時，有一天有書店到北大擺地攤，我買到了蔣忠新先生的《民族宮圖書館藏梵文妙法蓮華經》和潘重規先生整理的《龍龕手鏡》。當時我已經寫了《「將無」考》的初稿，使用了讀佛經時抄錄的近一百個「將無」的用例，其中有《法華經》的七、八個例子。我想要是能知道「將無」的梵文平行詞該有多好。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錢文忠，他說辛島靜志正在進行《法華經》的梵漢對勘，可以問問他。於是我們就到勺園找辛島。辛島當即說梵文《法華經》有「將無」，對應的梵文是ma。他答應過兩天给我例子。幾天之後，錢文忠在他宿舍給我一張紙條，說是辛島給的例子，有兩條。文忠說，ma在古典梵文裡就是一個否定詞，但他查了愛哲頓的《佛教混合梵語語法》，在混合梵語裡，ma也可以作語氣副詞，意思恰好就是測度。他並且將Monia-Williams詞典和Sanskrit-Wörterbuch的解釋和愛哲頓的解釋抄在辛島的紙條上交給我。回成都後，我就把這些材料用在博士論文中。這次，我想根據辛島提供的線索，利用日本學者編的《妙法蓮華經寫本集成》，把漢譯《法華經》所有「將無」的梵文平行詞都找出來，在此基礎上重寫關於「將無」的文章。年底，我專程到北京，經王邦維老師的夫人聯繫住在勺園，大概有四五天的時間每天到季先生的書房查閱《妙法蓮華經寫本集成》和梵文詞典，終於找到了所有的材料。那些日子，季先生每天也來書房看書寫作，有時還會遇到辛島靜志。
1990年6月下旬從北大回到川大後，我夜以繼日地趕寫博士論文。由於有了印度學的一點知識，使我對漢譯佛經語言的研究價值有了新的看法，仿照「佛教混合梵語」提出了「佛教混合漢語」的概念。論文進展很順利，八月初已經定稿。按照張先生的吩咐，論文分寄給國內的三十八位專家學者審閱，除了身在國外的朱德熙先生沒有寄回評審意見外，其他先生都寫了以肯定為主的評語，令我深受鼓舞和感動。季先生在評語中講了他對一個理想的學術研究的看法——要有現代的韻味和國際的韻味。這已成為我的座右銘。
從1990年起，一直到我從川大調入北大，每逢重要的關口，季先生總是給我鼓勵和支持，包括我評職稱和申請研究項目。1991年下半年，我獲得機會到印度進修。在申請學校的過程中，印度大使館的官員建議我去位於東印度鄉村的泰戈爾國際大學，一邊學梵文，一邊教中文。季先生得知後，建議我申請德里大學，因為那裡的條件更適合我。在我動身之前，季先生還特意寫了「介紹信」讓我帶給譚中教授，要他關照。
1997年暑假，我在北京語言大學參加國際漢藏語學會的年會，陪同徐文堪先生去朗潤園看望季先生。我徵詢季先生要不要來北大工作的意見。他說還是應該來，到北大與東語系的老師一起研究佛教漢語。並且說，佛教漢語的研究還得靠中國學者。後來季先生還為我的調入寫信給北大有關部門。在北大十年，我不敢忘記季先生的教誨，在段晴老師的支持和幫助下，個人的研究和研究生的培養都有了一定的起色。
到北大工作之前，每次到北京出差，我都會來朗潤園拜望季先生，都會記著帶給他喜歡吃的成都八號花生，有時也能得到先生吃便飯的款待。1999 年正式調入北大後，見面的機會反而少了。而最後一次去朗潤園，是陪梅維恒教授。季先生住進301醫院後，就再也沒有見到他老人家。
2009-9-3寫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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