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引自部落格《豆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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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謝方 原刊《書品》第1期，1986年
慈恩頂骨已三分，西竺遙聞造塔墳。
吾有豐干饒舌悔，羨君辛苦綴遺文。
——陳寅恪《甲辰春分日贈向覺明》
這是著名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於一九六四年春贈向達先生的一首詩。所謂「綴遺文」，指的就是從一九六二年起向先生致力於整理研究《大唐西域記》一事。當時向先生久仰陳先生在佛學和梵文方面的造詣，特地從北京專程到廣州中山大學陳先生寓所請教《西域記》中有關佛學和梵文的問題，故詩中有「吾有豐干饒舌悔」之句。二位學者不遠千里相會，共同切磋學術問題，一時傳為佳話。現在，陳、向二先生早已作古，而由季羨林等同志新校注的《大唐西域記校注》最近已由中華書局出版。我是此書的責任編輯，也是二十六年前向先生等著手整理此書的聯繫人，撫今追昔，感慨良多，最近有一些同志常向我問及新校注本和過去向達先生、章巽先生等整理此書的關係，因追憶其事，寫成此文，并作為對已經辭世的前輩向達先生的懷念！
《大唐西域記》是唐代高僧玄奘遊學印度歸國後寫的關於中亞和南亞歷史地理的名著。但此書長期以來，在國內卻很少有人進行系統的整理研究，更没有一個比較完善的點校本和注釋本。而在國外，特別是西歐和日本，早已有好幾種不同的譯注本和大量的研究論著發表。因此，解放以來，整理出一個完善的《大唐西域記》校注本，是許多學者的共同願望。
最早提出整理《大唐西域記》的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向達先生。一九五八年，向先生擬定了一個《中外交通史籍叢刊》計劃，共收錄古籍四十二種，準備陸續整理出來交中華書局出版。所列的第二種書，就是《大唐西域記》。當時我是向先生《蠻書校注》一稿的責任編輯，經常拜訪向先生，並向他請教；我局的總編輯金燦然同志就讓我擔任這套《叢刊》的責任編輯，與向先生聯繫。當時向先生正在整理《西洋番國志》、《鄭和航海圖》和《兩種海道針經》三書。《西域記》工作量較大，他要留待以後再進行。
不久，一九五九年四月，金燦然同志收到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主任金兆梓的一封信，信中說到：
「日前章丹楓（即章巽）、范祥雍兩同志交來整理《大唐西域記》計劃一份，我已略讀一遍，似與尊意尚為相符。章、范兩同志並面稱志在超過國際水平，不僅趕上國際水平也。……」（摘自中華書局業務檔案卷，下文所引未注明出處的材料，均摘自業務檔案卷。）
金兆梓的信中并附有章、范兩先生整理《西域記》的計劃一份。燦然同志即徵求陳乃乾先生和我的意見。陳先生完全同意接受此稿，我也覺得向先生當時尚無力顧及此書，即使將來願意搞，也可採取共同協作的形式進行。於是燦然同志便決定接受章、范二人約稿，並把他們擬的《西域記》整理計劃打印出來，分別向各大專院校及研究單位、專家徵求意見，很快便得到了各方面的熱烈支持。五九年底，我們又將章、范兩先生的《西域記》校注本列入組稿計劃，並預定於一九六二年發稿。
與此同時，一九五九年七月范祥雍先生又就《西域記》的整理問題到北京來拜訪向達先生，向先生當時也表示願意支持章、范兩先生的工作。他在给中華書局編輯部的信中說：
「我所藏關於《西域記》的材料不多，已同范祥雍先生談過。他們如果認為有用，我都可以奉借。」
由於向先生當時己被錯劃為「右派」，像整理《西域記》這樣複雜繁重的工作，沒有校方領導的布置和支持，不能貿然進行。當時他整理《西洋番國志》等書，也是經過系領導同意的。燦然同志曾對我說：「向先生的稿子來了，可以加工付排，付型後先放着，待他帽子一摘，我們就馬上付印出書。」果然，向先生在一九六一年「摘帽子」後，他的《蠻書校注》和《西洋番國志》、《鄭和航海圖》、《兩種海道針經》等四種書很快就出版了。
但是，在一九六一年一月間，北大歷史系又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整理《大唐西域記》的計劃。現將當時系主任周一良同志给金燦然同志的信摘錄如下：
「關於《大唐西域記》，我們成立了一個小組（包括向達、邵循正、季羨林、鄧廣銘和我），由向達提出了幾點初步意見，並就幾個問題進行了討論。彙報如下：
一、 關於校注的要求，我們認為應當超過所有外國的譯本，表現出我國學術水平，體現批判繼承文化遺產和古為今用。
二、 關於注釋工作，我們認為應當在吸收中外學者已有成果之外，還有新的成就。蘇聯和印度學者關於中亞和印度的考古發現，足以與本書相印證的，都應當吸取。
五、范、章兩先生原訂計劃是六二年完成，我們考慮仍舊以此期限為目標，爭取提前，……希望和范、章兩先生聯繫，瞭解一下他們的校勘工作進展情况，有些己作的工作不便重複。請中華召集一個會，北大同志之外，請周叔迦（佛教會）、石峻（人大哲學系）、夏鼐（考古所）、賀昌羣（科學院）等參加。
對於北大歷史系提出的這個計劃，我們很快就贊同了。這主要是不但校注陣容强大，而且完成時間也能提前。我們同時有了南北兩個約稿對象，既可以出兩種本子，必要時也可合起來出一種。我們當時完全過高估計了北大組織的集體力量。其實，除向先生外，其他諸人都各有自己的研究工作和社會工作，很難抽出來搞《西域記》的校注；而南北合作，事實上也存在很大的困難。不久之後，我們就收到章巽先生的覆信：
「今承告貴局決定委託北京大學歷史系主持其事，甚表贊同，以後如有需要協助之處，凡力所能及，自樂於從命。」
於是，原來是向先生支持章、范兩先生搞的，現在變成了章，范兩先生支持北大搞。而北大歷史系除提出計劃外，卻久久無行動，會也沒有召開，只有向先生一個人常向我發點牢騷，說工作開展困難，沒有資料，無法單幹下去。實際上當時高等學校正在「拔白旗」，開展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批判，誰還敢閉門搞古籍整理呢？上海章、范二先生因不瞭解北大的情況，工作也停頓下來。因此，原來希望南北兩家共同整理《西域記》的可喜局面，到了一九六二年，實際上已宣告流產了。
以上是整理《大唐西域記》的第一個階段。
一九六二年，隨著《蠻書校注》等書的陸續出版，向先生的精神心振奮起來；這時他又向我們提出他醞釀已久的整理《西域記》的三步計劃，並決心以餘生的精力獨自來完成它。他在一九六二年五月给中華書局寫了一個報告，就提出了這一設想：
一、關於影印本問題（即將現存的敦煌殘卷本、福州藏殘卷本和趙城藏殘卷本三個古本《西域記》輯在一起，加上序言，予以影印出版。略）
二、關於底本和簡注本問題。簡注本除本文詳細校正，分段落加標點外，並於費解的辭句、典故、古代地名、宗教派別等等，與以簡單的注釋，附帶地圖以表明玄奘的行程，並將道宣的《高僧傳》中的玄奘傳作為附錄，以供一般讀者參考之用。《西域記》本文約十萬字，簡注本大概有二十萬字。
三、關於詳細的校注問題，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些。既有批判繼承問題，也有推陳出新的問題；既要總結過去的成績，也要反映出今天的研究水平。
向先生提出了要搞影印本、簡注本、詳注本三種本子，我們當時是完全予以支持的。在一九六五年以前，他差不多主要就是搞影印本和校勘標點本的工作。一九六三年，他在北大歷史系與中文系合辦的講座中主講《玄奘和大唐西域記》一課，並將他收集的有關玄奘和《西域記》的資料，在教室内舉辦了一個小型展覽會，共展出文物圖片四十餘件，很受學生歡迎。其後，為了查閱資料方便，向先生獨自移居西四廣濟寺中國佛教協會内，專心致志地從事《西域記》版本校勘工作。一九六四年春，他又自費專程去廣州拜訪陳寅恪先生。一九六四年夏，三種古本殘卷的影印輯編工作首告完成，向先生撰寫了《前言》，由佛教協會王德鵬先生送到中華書局。
可是，時機又一次不利。一九六四年，已經在全國開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已經佔領了各個領域。下半年，學術界的氣氛也頓時嚴峻起來。作為敏感部門的出版界，在「政治第一」的口號下，更警覺起來。我向金燦然同志彙報了《西域記》影印稿完成的情況，他馬上把影印稿和前言要了去，親自審閱。過不了幾天，他就做了如下批語：
「從向的序文看，趙城藏本和福州藏本似乎都没有太大的價值，要不要印，需要研究。向的序文有些說話可以研究。又如稱伯希和、羽田亨為「教授」，稱玄奘為「法師」，等等。此外向的序文還談到蘇聯科學院拍攝敦煌卷子的事，批評了蘇聯，這段話，涉及國家關係，是否要寫上，怎麽寫，也須鄭重。」
這個意見使我很為難，因為以此為拒絕出版的理由，是不夠充分的。同時如果影印本被否定，勢必影響到向先生整個《西域記》整理計劃。我和古代史編輯組組長趟守儼同志商量後，又寫了一個報告，提出了內部出版少量印行的辦法。但領導上幾經研究之後，仍是覺得以暫時不出版為好，要我找向先生委婉地說明原因，另寫了一個書面意見退稿給佛教協會。大約一九六四年十月間，我到北大燕南園向先生寓所向他陳述了中華書局的意見，希望他的校注工作仍舊繼續進行下去。但他那無可奈何的表情使我至今記憶猶新。在平常我去看他時，他總是娓娓不绝地向我談中外交通史研究上的一些問題和他的看法，使我從中得到不少教益。但這次談話却引起了他的滿腹牢騷：沒有助手幫助抄寫、找資料；到圖書館查閱資料困難重重，很多外文書不出借；國外的研究狀況很不瞭解，等等，研究工作真是寸步難行。他又說目前搞版本校勘，尚可應付，以後要開展注釋，真是無從下手。我只能安慰他將來情況總會好轉的。可萬萬没有想到，更嚴重的打擊還在後面。到了一九六五年，已是「文化大革命」前夕，「大批判」步步開展。向達先生在北大也不可避免受到衝擊折磨，終於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因病去世。整理《大唐西域記》的第二階段，自然也就「壽終正寢」了。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十年動亂之後，學術界和出版界又逐步恢復了工作。一九七六年下半年，中華書局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工作接近尾聲的時候，整理《大唐西域記》又重新被擺到日程上來。從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五年，這是整理《西域記》的第三階段。
我是一九七六年初回到北京後才恢復工作的。在重新擬定《中外交通史籍叢刊》選題計劃的時候，我自然而然地想到《西域記》的整理出版。但哪裏去找整理者呢？「物換星移幾度秋」，我的信心不足，只有從調查研究入手。
我首先到上海拜訪章巽先生。章先生告訴我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家中仍堅持做《西域記》的點校整理工作，目前已經完成，交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還說出版社認為他的校勘太繁瑣，大部分要刪去。對此他非常不滿。他願全力支持中華搞一本詳細的校注本，並願將他的全部校勘記交給我們參考。他還介紹了范祥雍先生的情況。於是我又去找到范先生，范先生曾校注過《洛陽伽藍記》，對版本校勘素有研究，在「文革」中被抄家後，一家人住在一小間屋子，仍受著街道居委會的「看管」，生活非常艱苦。他希望我們能夠幫助他擺脫困境，以便為校勘《西域記》盡力。後來我又到廣州拜訪了朱杰勤先生、周連寬先生和金應熙同志，他們都非常支持校注《西域記》工作，並願意為此出力。這增強了我的信心。回京後，我又走訪了孫毓棠先生和歷史研究所的一些同志，使我逐步形成了一個想法，即借調外地一些同志，加上北京的一些同志，組成一個《西域記》的校注工作班子，用集體的力量，花兩三年時間，整理出一個《大唐西域記》的詳細校注本。這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我的設想得到領導的支持，便於一九七七年開始籌備這一工作。
籌備工作包括三個内容，即確定人選、擬定計劃和準備資料。
首先是確定人選，這時我在北京又物色了張廣達、耿世民、蔣忠新三位同志。他們都是專攻中亞和南亞歷史、語言的中年學者，而且都願意為整理《西域記》而貢獻自己的力量。王利器同志則向我推薦在成都農機學院教英語的張毅同志，謝天祐同志則向我介紹上海教育學院的楊廷福同志。於是我又專程到成都和上海拜訪了張、楊二同志，準備借調他們來京工作；並準備聘請范祥雍先生來京任中華書局特約編輯。這時，有關中亞、南亞歷史、地理、語言和宗教、辭語、校勘等各方面的專家都齊備了，但還缺乏一位能負起全書定稿責任的，具有多方面學識的專家。最後我們決定邀請北大東語系主任季羡林同志。我帶著出版局的公函，經北大校方領導同意後，就去找季先生。在「文革」前我和季先生就有過接觸，這次承他一見如故，慨然允諾。我大喜過望，決心也下定了。
與此同時我們就擬定整理計劃，借調楊廷福、張毅二同志來中華書局，並請張廣達、耿世民、楊廷福三人寫出卷一，二的部分樣稿，廣泛徵求意見。又請傅振倫、姚鑒二同志分別收集西、日文有關《西域記》資料，我收集中文有關《西域記》資料，編成一本《西域記研究資料索引》。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八日，在北大東語系，由季羡林同志主持召開了《西域記》第一次工作會議，有孫毓棠、朱杰勤、宿白、張廣達、楊廷福、張毅、耿世民、蔣忠新、趟守儼和我參加。會上決定了由范祥雍先生在上海單獨負責標點校勘，由季先生在北京主持注釋工作，具體分工如下：耿世民負責新疆部分，張廣達負責蘇聯中亞及阿富汗部分，朱杰勤及張毅、蔣忠新負責印度部分，楊廷福負責原書三篇序及佛教名詞、辭語部分，蔣忠新查對全書梵文，宿白負責全書插圖照片（後因困難較多，没有進行），章巽負責繪製詳細地圖（後章先生因眼睛不便，也沒有進行），季羡林最後負責修訂定稿和撰寫前言。會上並根據卷一、二的樣稿具體討論了注釋的標準和要求。還討論了關於向達先生過去整理《西域記》的成果盡量瞭解和吸取的問題。會上決定由宿白、張廣達、楊廷福和我到北京大學圖書館查閱館藏向先生的全部圖書、手稿及資料。我們在那裹查閱了幾天，僅發現《西域記》金陵刻經處本上向先生在書的天頭上寫的許多校勘記，蠅頭小字，筆劃清楚整齊，體現了向先生多年的心血。我們商得館領導同志同意借出參考。後來我將它送到上海范先生處，請他盡可能將向先生的校勘記吸取參考。現在新校注本中，凡是向先生的校勘可參考的地方，我們都在校勘記中一一作了說明。
大約經過了兩年多時間，到了一九八O年底，各人分工寫的初稿先後寫出來了，范先生的標點校勘也完成了，借調的同志也返回原單位。在此期間，我局將向先生「文革」前未能出版的《大唐西域記古本三種》影印出版了，周連寬先生的《大唐西域記史地研究叢稿》也加工發稿了。接著，我又花了半年多時間，將《西域記校注》初稿整理刪補，統一體例，並將分散的校勘、注釋和正文剪接連貫起來。一九八一年下半年，我將粗具規模的《大唐西域記校注》初稿送季羡林同志審閱。
這時季羡林同志已在動手寫他的長篇文章《西域記校注》前言。在審閱初稿中，他不但逐字逐句地閱讀進行修改，而且還親自改寫了不少注釋條目。如長達三千字的《四吠陀論》的注釋，就是他全部改寫的。他還親自查閱了注釋的引文，發現大部分的引書，都有問題，又請王邦維同志將全部中外引書的引文核對一遍。這樣又花了一年半時間。到一九八三年七月，經他審定後的修改稿，交回編輯部。我又用了约四個月時間，將全稿作最後的加工整理，統一體例編排，選定了二十多幅裝飾插圖，然後才於一九八三年十二月發稿。至此，六十三萬字的校注本，經前後二十多年的努力，總算告一段落，我也深深地舒了一口氣。
現在，《大唐西域記校注》已經呈現在讀者面前了，它的質量如何，尚有待讀者的檢驗和評價。但它畢竟是這部重要史籍的我國第一個比較全面的校注本，而且幾經曲折，有着二十六年的歷程。而首創其事的向達先生已于一九六六年去世，後來參加校注的楊廷福先生也在一九八四年因病逝世，都來不及見到此書的出版了。季羡林同志曾說過：
「靠個人的能力要完成這件工作，在目前是不可能的．只有依靠集體力量。現在參加校注工作的同志都是很難得的一時之選，今後再也不可能集中這樣一批人來搞這一工作了。」
由於此書經歷時間較長，參加的人也比較多，而我則始終參予此一工作的全過程，因誌其事，略述如上，作為二十六年間此書整理出版過程的一個小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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