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6日 星期一

台北女孩認為「到台北可以做的幾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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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豆瓣網》

http://www.douban.com/note/484771065/

愛台北 2015-02-13 17:00:39

二月初我搬回北京,打車時出租車師傅從天氣物價一路聊,聊呀聊就到了「噢,你是台灣人呀。」,「噢,你們家馬英九先生是不是下台了?」

「他没下台。」我有點無語(換領導是大事啊!)

「那電視上怎说他辭職了?」師傅不解。

「他辭了黨主席。」

「喔。」師傅偏頭,「有什麼差别啊?」

師傅,差别很大的!

那一瞬間,我想起研究生入學時,曾指著在台上的書記問同學「書記和院長誰比較大」時,同學那一臉囧囧的模樣…同學,此刻我終於懂你當時的心情了。

「師傅,您看不看海峽兩岸?」

「看呀,看到有播就會看。你們那個什麼蔡…」

「蔡英文?」

「對對對!她呀…」

窗外的高樓、活像是家家戶戶都在烤肉的朦朧霧霾、蓋了一層面紗的北京和酷愛政治的北京師傅…我真的回到北京了。

下了車,很興奮地深吸一口氣,深吸一口熟悉的、懷念的氣息…然後開始咳嗽。

不管怎樣,我要開始北漂了。

安頓好的隔天,我就收好行李,搭著飛機很小的澳門航空,摇摇擺擺地晃回台灣。

在開始未知的北漂生活前,能回到悠哉和樂的台灣是很幸福的。年假逼近,或許有些大陸朋友會想到台灣自由行。

有鑒於「三十歲以前必須做的十件事」和「去印度必須做的十五件事」這種標題很熱門,身為在地人的台北女孩也想推薦一下各位大陸朋友到台北後可以做的幾件事。

可以嘗試。後果自負。

第一件事:搭一趟出租車,然後跟師傅談政治

我在北京,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和師傅談兩岸政治。碰過那種「台灣怎樣,我們管不著,也無所謂啦」的師傅,但僅此一次,餘下的師傅還是展現出皇城根下、帝都人民的大中華精神。

台灣的師傅?我碰到的大致順序是「在大陸啊?那裡現在很有錢吼?」到「台灣政府啊真不給力」到「在大陸可以賺多少」。

他們通曉台灣百態時事政治地理,想要了解台灣的知識分子、想激烈辯論的好戰份子、想和台灣人不避諱地暢談一次,就去打趟車吧。

只要大力强調自己的兒話音,就可以獲得寶貴經驗值。

第二件事:去永康街吃芒果冰、鼎泰豐、日式料理

台灣人非常愛排隊,永康街的芒果冰就是名副其實的排隊料理。好大好大一份,上頭滿滿的芒果和冰淇淋。

我曾經覺得它很貴,後來去了北京上海生活後立刻覺得是平價好料理。魔都、帝都的子民,我相信在台灣可以毫無壓力地吃肥一圈。

大街小巷裡有很多便宜的日式料理店和各類乱七八糟的食物,台灣的日式料理對於長年生活在北京或上海的朋友是福音,好厚好厚的生魚片,價格很實惠很實惠。一口塞下去,會覺得身為海島子民挺幸福的。

為什麼寫可以嘗試鼎泰豐呢?因為店裡面有非常多很可愛的日本妹子喔。(交通指南:地鐵東門站即是。)

第三件事:情侶限定,去MTV

想不想知道台灣高中生和没錢的屌絲情侶愛去哪裡約會?

MTV就是「包廂電影院」。一進去像是DVD出租店一樣,琳琅滿目的DVD任君挑選,歐洲片、美國片、印度片、色情片應有盡有,有許多影院未上映的電影。選好影片後交給店員,店員會带你去一間類似KTV的包廂。

大大的屏幕、桌子(通常每人會附贈一杯飲料)、柔軟的沙發,門一關,就是二人的專屬小世界。看一部電影,每人大約四十到五十人民幣。

那時我带了一位豆瓣認識的北京大哥去體驗,他像個小朋友一樣東摸西摸。

我們選了一部一小時半的影片,電影咚咚地開始了。

「為什麼剛才很多人一次就選三部電影?看的完嗎?」他問。

「大家來MTV常常不是看電影的。」

「喔。」他沉思,隨手抱起沙發上的抱枕。

「别碰抱枕。」我淡定。

「為啥?」他不解。

傳來砰砰砰的聲音,夾雜女人的尖叫笑鬧聲。

懂了吧?我挑眉,他點頭。

和從高中開始跑MTV的我,祖國人民太稚嫩啦!

(最後提醒:MTV門上的窗口是透明的,很多好朋友會一起來看電影。只是…要做壞事的人偏多啦。)

(想去的朋友,台北西門町U2電影院是最知名的。這算是台灣特色,女孩子也可以ㄧ個人去體驗一次,安全上是不用多慮的)

第四件事:林森北路轉三圈

既然都講到做壞事,再講講有「台灣的歌舞伎町」之稱的林森北路吧(請瞞著父母或男女朋友去)。在白天看起來平淡無奇,夜晚就摇身一變。若大陸朋友來到台灣想體驗台灣上班族、都市成人的夜生活,歡迎來林森北路轉三圈。

台灣劇中,老婆去夜總會逮流連忘返的老公,地點往往發生在此。艷麗OL寂寞佳人芳心難耐也往往來此尋找帥哥慰藉…咳咳這樣、這樣懂了吧?

這裡特别適合單身男女,若是情侶請直接忽視,或乾脆地分開行動。

走路看妹看够了、腿軟了,轉去小巷子找尋居酒屋。日式料理非常地道,運氣好的話會是帥氣的日本店長接待,用很破的中文和你聊兩句。

來兩杯日式燒酒和烤物,乾杯!

林森北路,在日據時代就是高級住宅區,附近的小巷弄仍沿用日據時期的稱呼。林森北路九條通,也就是林森北路138巷及145巷,是非常知名的巷弄,日式料理及男公關店聚集。

小心:喝醉酒的日本老頭或台灣老頭。(有興趣的朋友,交通指南:地鐵中山站下車。居酒屋多位於林森北路小巷子内,挑個不冷的晚上去走走看看,隨意地走進任何一家都不錯。)

(一個人也没問題,但若想待到很晚還是建議結伴。男公關店大概凌晨兩點才開始營業,想去體驗的女孩子請結伴並上網查詢預約。)

第五件事:去便利商便買台灣啤酒和報紙,坐在公園慢慢喝

台灣啤酒有各種口味,芒果水蜜桃梅子葡萄等等,約七元人民幣一罐。女孩子可以輕鬆入口,北方漢子會認為那是爽口果汁。

去買幾份報紙,推薦一份蘋果日報一份自由時報一份聯合報,這幾份報紙代表著非常娛樂、非常綠營、稍微藍營。

找個公園,挑個有太陽的冬日下午,慢慢讀,慢慢喝。

公園裡會有許多印尼女孩,推著坐在輪椅上的老人家。老人家互相聊天,印尼女孩們也用印尼文相互聊天,和樂融融。

和香港一樣,台灣的老人看戶多數聘請東南亞勞工。

暖暖的冬日陽光下,鬧騰騰的報紙標題,年輕爸媽帶著聲音超級軟的寶寶曬太陽,這就是台灣老百姓的生活。

第六件事:去夜市吃台式料理

我在台北逛夜市有一個要訣:不要去最知名、遊客最多的士林夜市。

其餘的夜市隨便選。

去夜市請結伴同行,吃地道台灣熱炒喝台灣啤酒,蒜泥鮮蚵、九層塔螺肉、菠羅蝦球、客家小炒配上白飯,也别管餿水油了,請把菜汁澆在飯上吃。冬天時再點一碗麻油猪肝湯。

每道菜的平均價格在二十元到四十幾元人民幣不等。吃完後,帶著一口蒜味去喝木瓜牛奶,好大的一杯十元人民幣。再去吃一碗綿密細緻的雪花冰。很大的一碗澆滿紅豆煉乳或草莓,二十元有找。

沿路可以欣賞地道台妹台客們的裝扮…真是有够没特色。

第七件事:找個酒吧,找個台妹

很多大陸年輕人對台灣女孩有一定迷思。又嗲又柔又裝?

此時的你如果已經看完報紙吃完夜市小吃,林森北路已經走四圈了,那請去一間小酒吧,找吧台妹妹或是穿著小熱褲的妹子聊天。聊旅遊生活或熱點時事都行。(所以才要提前看報紙啊)

熱點時事比如:台灣前陣子的熱點為「台北女孩子對結婚的另一半期望有七萬元台幣月薪」,台灣男孩子在網路上憤怒地說台灣女孩真現實。

那時我正準備收行李回台灣,看到這則在網路上引起熱烈討論的新聞時嘴裡的甜甜圈掉下來。適婚女子期望未來結婚的另一半有七萬台幣月薪?這很過分嗎?您覺得呢?

這是個很好討論的題材。請不要對台灣妹子討論「你對習近平怎麼看」這種問題喔。

如果可以藉由你的温柔紳士讓對方對大陸男士有好感,為兩岸聯姻做貢獻也不錯喔。

第八件事,最重要的事:我們一樣,也不一樣。

剛到台灣,台灣妹子熱切地說,「喲,你是從中國來的啊?」你可能挑眉「啊,你是中國人吼?」你眉毛又抖了兩下。搞什麼啊,台灣人都「台毒」啊?看見便利商店台灣製的產品下都加了日文,滿街的日式料理店,說著流利日文日系裝扮的年輕人。哼,媚日媚日!

這或許是你一開始的想法,但身為一個平凡的、熱愛家鄉也喜歡大陸的台北笨蛋,希望你在台灣的幾天,能有一點點、一點點不一樣的感悟。這是很多豆友問過的問題,台灣人對大陸人友善嗎?我只會回答,去一趟,就知道了。

從前的我,老愛叮嚀去台灣的人,不要和人談政治。但最近,我的想法改了。有什麼想法,只要不冒犯人,盡管去講。

去問,就好像我在大陸時一樣。

買一打啤酒,去找公園裡打太極拳的伯伯聊天。去找台灣妹子或娘娘的台灣帥哥,假裝「請問一零一怎麼去?可以帶我去嗎?」這種老伎倆,問旅遊信息順便勾搭聊天。(這招很有用喔)去小吃店吃蚵仔煎魯肉飯,順便看看TVBS或三立的電視新聞。希望你能明白一點點台灣人的心聲。

或許,你會有點被說服,明白很多時候教育環境造就了巨大的不同。

但在這些不同下,還是有很多很多相同。都做了地溝油,都愛吃愛喝,都會努力點菜夾菜讓客人吃飽。

這樣一想,台灣大陸,那些「不同」,是不是也没那麼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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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希望,看了這篇,大家對台灣會有那麼一點興趣和喜歡。

很少寫旅遊的,若有不周…請留言鼓勵!大家過年快樂。

我嘴巴藏不住秘密,所以想分享一個好消息:和一直以來連繫的出版社談了,台北女孩看大陸「有望」今年可以出版。嗯…只是有望,我還在努力想要怎麼增加隱藏版内容。

寫東西這件事情,是需要大家成全的。謝謝看過我文章的朋友,謝謝留言的朋友,你們是我的貴人。

過年了,不要吃太多。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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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郎店凌晨两点才开门?这让欧巴桑们情何以堪啊?

2015年2月12日 星期四

梵語巴利語專家黃寶生老師專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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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語巴利語專家黃寶生老師專訪(上)
出處 : 第358期明覺 (2015-02-04)

黃寶生研究員:1942年出生於上海市。1960至1965年就讀於北京大學東語系梵文巴利文專業。1965年至今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曾任副所長(1985至1998年)和所長(1998至2004年)。現任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方向為印度古代文學、詩學、梵語巴利語佛典。

日期:2014年10月2日
地點:黃寶生研究員的住處

採訪:麥文彪(京都大學副教授)
編輯整理:張遠(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麥:黃寶生老師主攻梵語文學,是中譯《摩訶婆羅多》(Mahābhārata)的主要成員之一,為什麼您會對佛經感興趣呢?

黃:我從北京大學東語系梵文、巴利文專業畢業之後,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我喜歡文學,因此在外文所主要從事梵語古典文學的研究。文學和詩學都是我的興趣。印度的兩大史詩(《羅摩衍那》和《摩訶婆羅多》)是印度文化的支柱,在印度古代文化中舉足輕重。通過閱讀兩大史詩,特別是《摩訶婆羅多》,可以對印度古代社會的全面狀況有一個基本的了解。西方學者曾說,不了解《摩訶婆羅多》,怎麼能理解印度古代文化?鑒於史詩《摩訶婆羅多》在印度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我主持了中譯《摩訶婆羅多》這個合作翻譯的集體項目。這個項目我們前後用了十年時間,我自己花費了大量時間和精力,全文的翻譯都是由我通讀、校對、統一統稿。我認為我做這項工作是值得的。這樣在中國,印度的兩大史詩都有了全譯本,這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我為什麼會搞佛經呢?我對中國古代文學和文化都是很有興趣的。說實話,我最早報考北京大學,志願是中文系。到北大中文系報到的時候,我被調到了東語系,又響應季羨林先生在開學典禮上的號召,中學學過英文的可以選擇學習梵文巴利文專業。從此就與梵文、巴利文結上了不解之緣。

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佛教傳入中國,對於中國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影響。佛教對中國古代文學、文化的影響,我是很有興趣的。在外文所從事研究,主要介紹文學和詩學,但是我對佛教始終關注。從最早與郭良鋆合譯《佛本生故事選》,就開始做這樣的工作。在研究過程中也涉及到佛經翻譯理論的問題。要談佛經翻譯,就要對照梵語原文、對照漢譯佛經,親身實踐翻譯的過程,才能說出有體驗的話,而不是純理論的空話。那時候我就會讀一些梵語佛典。

我在做印度古典詩學與中國詩學比較的時候,談到禪和詩的關係問題。中國古代詩學很多都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啟發。禪宗不立文字,也是受到佛經的啟發。一些禪詩,不能看表面意思,而是要注重內涵。

麥:禪宗確實不立文字,不過在佛經中,禪宗經典與其他經典相比是數量最多的。

黃:我寫過一篇文章,講印度禪傳入中國,有了中國禪。但是中國禪跟印度禪不同,又有了新發展。中國禪跟中國詩學結合起來,構成了這個有趣的中印文化交流的因緣。相傳禪宗是達摩引進來的。達摩要求讀《楞伽經》,《楞伽經》中的禪宗思想,其實是代表佛教中的語言哲學,音和義的關係。

麥:Vāgarthau(《羅怙世系》第一頌,語言vāc和語義artha)。

黃:一般會用śabda(聲音)和artha(意義),音和義的結合。我們說《指月錄》,要因「指」而見「月」,不能只看到手指,而是要通過文字理解意義。好的詩歌,含蓄,具有內涵義。印度詩學中叫「表面義」(字面意義)和「內涵義」(暗示義)。這些語言哲學跟中國詩學的根本原理是相通的。中國講神韻,跟禪意也是相通的。

《楞伽經》是中國禪宗的重要經典,也是中國詩學的重要源泉。寫詩學理論、比較詩學的文章,需要引用《楞伽經》。我當時也將《楞伽經》的梵語原文和漢譯本結合來看。漢譯本不好懂。我寫文章主要引徵語言哲學的部分,其他講佛教義理的部分更加難讀。早期佛教翻譯,文字的漢化、規範還不夠。我當時就想,以後有機會要好好對照原文來讀這部經。後來我對照《楞伽經》梵本和古代漢譯,很多難讀的地方都迎刃而解。很多對漢譯佛經的注釋難免望文生義,主要原因是不知道原文。漢字的含義具有伸縮性,常常可能對應不同梵文,或同樣梵文對應不同漢字,不對照梵語原文就很難把握。佛教與中國文化結下了不解之緣,留下了卷帙浩繁的遺產。中國傳統文化儒釋道三位一體,佛教實際上已經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組成部分。佛學在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的意義不言而喻。掌握梵語是佛學研究的有利條件。我喜歡中國傳統文化。結合梵語原典研究佛經是我的心願。

麥:黃老師對禪詩的興趣成為研究梵語原典的契機,又發現梵漢對勘對於理解漢譯佛經有所助益,也接觸過不同類型的梵語原典,請問您對於閱讀佛教原典有什麼心得體會?

黃:佛教原典包含著很多精華和智慧。比如《本生經》,《法句經》,有倫理性的智慧,有佛教義理性的智慧。讀過以後,都會有很多對於自身、人生、社會的啟發和感悟。讀不懂佛經就不能很好地體會。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存在文字隔閡。儒家經典有大量注釋,一般都可以讀通,但是佛經就比較難讀。我願意做這樣的工作,借助梵漢對勘,讓更多的人可以讀懂佛經,吸收其中的精華和智慧。現存大量佛經,而大家一般接觸和介紹的經典非常有限,很多難讀的經典大家基本是不讀的。

麥:大家想到佛經,都覺著非常難懂。剛才黃老師說,通過梵漢對勘接觸原典,可以提高對漢譯佛典的理解。大家可能會問,難道讀梵語和巴利語的佛經會比讀漢譯佛典更容易明白佛經的內容嗎?

黃:通過巴利語閱讀佛經,尤其是通過梵語閱讀大乘佛典,也是不容易的。印度本土學者包括西方學者對於婆羅門教傳統的文學和經典解釋得比較清楚,而佛經對他們來說也是難點。不必說中亞的一些語言,如犍陀羅語,留下的文獻有限,語言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就拿梵語來說,混合梵語與規範的梵語不同,佛經梵語又與混合梵語不同。掌握梵語,閱讀原始佛典,對我們梵語學者來說也不容易。

通過梵本與古代漢譯佛經的對照,能夠發現古代漢譯佛經,尤其是鳩摩羅什、玄奘等譯經大師的翻譯都是很好的。我本人對於他們當時對梵語佛經的理解和表達能力非常敬佩。大乘義理與中國古代的思維方式很不同。他們盡量理解,盡量用漢語表達,一代代積累翻譯經驗,翻譯技巧日趨成熟。當然他們的譯文對於現代讀者有一些難度。我的對勘,一方面借助古代漢語,幫助理解梵語原典,同時借助梵語原典,幫助理解古代漢語。這是梵語學者才可以做的,而不是要求一般讀者來做。我們的責任在於把我們讀懂的傳達給讀者。我們的這些成果如果有可取之處,國內的佛學研究者也可以吸收借鑒。

麥:黃老師組織梵漢對勘的項目,在對勘過程中給讀者提供現代白話翻譯,讓現代讀者更容易接近原典的內容。現代漢譯不單是把原典內容轉寫出來,也是通過理解的一種表達。

黃:用現代白話翻譯佛經有兩重意義。我的翻譯盡可能照著原文採取直譯的方式,讓讀者大體上可以感受到原文到底說了什麼,以增進對古代漢譯的理解。但我的翻譯並不是取代古代漢譯。通過看我的翻譯,古代漢譯難懂的地方可以看懂,翻譯得好的地方也可以知道好在哪裡。古代佛經的翻譯主要使用比較通俗的語言。用於書面的文字會文雅一些。鳩摩羅什的翻譯,簡約,體現古代漢語的書面文風。我對照原文用通俗的語言表達,對照鳩摩羅什的簡約表述,只有知道原文的意思,才能知道鳩摩羅什的譯文好在哪裡。我採取直譯的方式,一方面讓讀者對照原文,體會原文,一方面,對照古代的漢譯,也可以體會古代譯文好在哪裡。

梵漢對勘的過程,對於我們研究者來說也是一個比較準確地讀懂古代梵語原典和古代漢語譯文的過程。我們把讀通的地方用現代白話翻譯傳達給讀者,並添加注釋作為輔助手段,目的是讀懂佛經。只有讀懂佛經,才能從各個角度吸收它的營養。佛教研究的各個方面,語言也好,義理也好,都可以利用我們提供的基本材料。

麥:基本材料有語言、文學、義理等不同層面。通過梵漢對勘,原典的意義變得清晰。對於一般讀者來說,比如《般若經》的對勘,包括玄奘、鳩摩羅什的翻譯和今譯,一般讀者要如何來讀這個對勘?

黃:這要根據讀者本身的情況而定。假如他有閱讀古代佛經的基礎,可以先閱讀古代漢譯,再看看我們的現代漢譯和注釋對他有什麼幫助。我們的注釋有時候會有梵語原文、今意和翻譯手法的解讀,會有助於理解古代漢譯的用詞。有些讀者覺得古代漢譯有難度,也可以先讀現代漢譯。

麥:梵漢對勘是一個非常豐富的材料庫。通過閱讀每個詞,原典的意思,鳩摩羅什的譯法,玄奘的譯法,可以看出譯者的用意和漢語的表達。

黃:對,讀者可以根據個人情況各取所需。一般讀者、一般研究者、佛學、語言學研究者,都可以從中取材。例如一個詞,如果鳩摩羅什和玄奘的翻譯不一樣。要首先知道詞的原意是什麼。知道原意,就不容易產生誤解。一般詞義都有一定的伸縮度,有時候一詞多義,譯者又都有不同的取向。也可以知道,兩位譯者的譯文都是正確的,只是表達不同,這樣對於翻譯的理解就不會偏差太遠。無論從大的方面還是小的方面來說,總會提供一些幫助的。

麥:佛教講聞思修。在閱讀佛經的時候,一些佛教徒讀一個文本,讀很多遍。這樣他們可以通過閱讀梵漢對勘的材料,通過不同對勘本的對照,在念誦時做比較深層次的思考。佛教徒一般都只讀佛經。剛才談到,黃老師對印度文學和文化也有非常深厚的體會。您認為學佛、讀佛經的人是否需要學習印度的其他經典和文學?

黃:我對印度古代文學、文化、哲學等也有一些研究。《奧義書》、《薄伽梵歌》我都翻譯過。《摩訶婆羅多》中哲學、倫理的部分我也都很關心。對印度古代文化多一些了解,對於佛教和佛經的理解是有幫助的。印度古代文化傳統與中國的文化傳統,由於各自發展軌跡不同,存在著不少差異。佛經的思維方式和表達方式是植根於印度古代文化之中的。對印度古代文化有全面了解,比如對與佛教並行發展又矛盾統一的婆羅門教、耆那教的文化傳統、經典作品、思維方式、表達方式、風俗習慣、社會狀況有所了解,會加深對佛經的理解。佛經畢竟是印度僧人撰寫的講述佛陀說教的經文,反映的是印度的狀況。要體會印度人為什麼要這樣表達以及這樣表達的意圖,首先要了解印度的文化系統,而不要以中國人的思維方式為出發點。只有對佛教生長其中的印度文化系統有整體把握,對於佛經的理解和體會才能更加深刻。

麥:可不可以反過來說,如果沒有對印度整體文化的了解而單純閱讀佛經,會產生理解的偏差?

黃:鳩摩羅什出生在西域,早年在印度留學。那一帶,恰好是印度與中國漢地的交界。正因為鳩摩羅什了解印度,又了解中國,才能夠更為嫻熟地將印度典籍轉化成漢語來表達。玄奘在印度求法多年,對印度的整個社會文化背景都有所了解,看他的《大唐西域記》就可以知道,這樣他才能將佛經理解准確,並翻譯得那麼好、那麼到位。現代人讀佛經,對印度文化多少有點兒了解總會有好處。中國古代的歷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玄奘成為中國古代文化領域一個非常偉大的人物,他在佛經翻譯中的貢獻舉世公認,正是因為他有這樣的文化背景。

麥:學習語言、閱讀原典,是學者的重要基本功。印度的語言給大家感覺很神秘、好像高不可攀、深不可測,初學者,特別是中國的初學者,會覺得無從入手。下回我們會談一下中國學生學習梵語和巴利語的情況。

2015年2月8日 星期日

「持長部者(比丘) Dīghabhāṇaka」與「持中部者(比丘) Majjhimabhāṇ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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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學研究領域的西方學者之中,當過巴利聖典學會(PTS)主席的 Richard Gombrich 貢布理奇, Lance S. Cousins 庫辛思, K. R. Norman 諾曼等人,肯定都是位列「仙班」之類的「大神」級人物。

今天閱讀 Lance S. Cousins 庫辛思在 1983年發表的「Pali Oral Literature 巴利口傳文獻」(集結於 Philip Denwood 與 Alexander Piatigorsky編選的書「Buddhist Studies—Ancient and Modern」),第4頁提到所謂的「Dīghabhāṇaka 與 Majjhimabhāṇaka」(「持長部者(比丘)」與「持中部者(比丘)」), Lance S. Cousins 庫辛思教授設想,僧眾在有些場合有較長的時間,就適合邀請「持長部者(比丘)」來誦經,有些場合有不長不短的時間,就適合邀請「持中部者(比丘)」來誦經,「(在各種場合)如探望病患或接受供食時,每位僧人都需唱頌(不同)的各種小段經文,因此就沒有「持小部者(比丘)」 Every monk would need a stock of small pieces for chanting when visiting the sick or for recitation after receiving food at the house of a layman. So we have no school of Cūḷabhāṇakas」。

這種方式的解說,幾近於「天馬行空的自由聯想」,又無文獻作證,讀來令人頭疼。當西方佛學研究掌管賜予「博士、碩士」學位的大權時,這種似是而非的「狂飆理論」,勢必會造成佛學研究的災難。

2015年2月3日 星期二

台灣畫家:陳澄波(1895-1947)

陳澄波的一生與畫作

沒有記性的台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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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南市擴建了「巴克禮公園」,但是北埔少年英雄姜紹禮,與戰死彰化的吳湯興與王德標恐怕連春秋兩季的歲時官方祭拜也沒了。善忘的人民,很像是亡國之民啊!

http://yifertw.blogspot.tw/2010/01/18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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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塑的抗日英雄:羅福星

以下引自

http://www.southnews.com.tw/Myword/03/0300/0329.htm

獨裁統治者掌握一切資源之後,接著就會濫用歷史解釋權,編造一些有利於自己統治的神話,蔣介石父子在他們掌權期間的造神運動,塑造自己成為完美人格、造福台灣的偉大領袖,即為最顯著的例子。
 一九一四年的三月二十九日,被日本殖民政府處死的羅福星,成為『台灣史上最值得崇敬的抗日英雄』,他的抗日也是『台灣史上最有意義的抗日義舉』,這些輝煌的頭銜,也是蔣政權站在統治者角度以大中國立場所創造出來的神話。

 羅福星並不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他在一八八六年生於印尼,一年後,他的父母才把他帶回廣東故鄉。因他祖父前來台灣經商,所以,他便在十七歲那年(一九○三年)隨祖父來台,就讀於日治下的苗栗公學校,一九○六年離台返鄉,前後只在台灣住了三年。

 據說,他在離台返鄉路經廈門時,聽到革命的宣傳,就加入『中國同盟會』,後來,並且參加了一九一一年黃花崗之役。隔年的十二月,他再度來台。

 這時的羅福星充滿了開創革命事業的幻想,他認為台灣是一個可以發展他的革命事業的好地方,於是,他以台北大稻程為活動中心,用他的『中國同盟會』黨員身分,時常往來於台北、苗栗之間招募黨員。

 他對台灣人宣傳:『我是由新中國政府派遣出來募集黨員的,目前募集了九萬五千六百黨員,其中,已有兩萬名同志偽裝成商人由中國潛來台灣。』

 他提出『驅逐日人,收復台灣』的口號,並且宣稱他與新中國許多黨政要人都有深厚的交情,只要台灣方面一發動義舉,新中國必定會給予武器彈藥等等的支援,甚至會派遣援軍前來。

 羅福星還採用類似現代老鼠會的方式募集黨員,規定:力能募集五名黨員者,可為五人之長;募集十名者為十人之長;往上可為五十名長、百名長、千名長等等,依此類推。他更許諾加入者,在舉事時,將以各『長』為指揮官。

 當時,中國剛剛成立新政府,各不同勢力鬥爭得非常激烈。革命之前,孫中山曾經兩次來台灣尋求日本人的支援,革命後內部鬥爭不已之際,孫中山還來過台灣,最後轉往日本。

 中國方面根本就未授權羅福星來台灣募集黨員,也沒有黨員潛來台灣;台灣如真的舉事,新中國自顧不暇,更不可能支援台灣。但是,台灣人不知道這些事實真相,到了一九一三年二月,竟然讓羅福星招募了五百多位黨員。

 同年,台南關廟(李阿齊)、新竹大湖(張火爐)、台中南投(沈阿榮)、東勢角(賴來)等地相繼發生抗日事件。九月,日本警察大湖支廳一批槍械失竊,警方因而展開搜查,結果,包括羅福星在內的組織都先後被偵破。

 羅福星發現情況不對時,立刻準備偷渡回去中國,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他逃到淡水,即被日警捕獲,因他隨身攜帶黨員名冊,因此,一群無知被騙入黨者也一一遭到逮捕。

 羅福星在獄中曾這樣記述:

 『監獄自所長以下都是親切的良吏,尤其是在台北監獄受到特別飲食的待遇,身體健壯了。因為有家產,妻子和兩個孩子不用擔心,在上海的情人游金鸞令人掛心。』

 他對日本殖民政府監獄待遇滿意之情,以及作為浪漫革命者的兒女私情,都躍然於紙上。比之中國蔣政權竊佔台灣之後的政治黑牢,羅福星以身證實了日本殖民政府至少比蔣政權文明多了。

 在被破獲的組織中,只有賴來在東勢角領導的組織,曾經攻擊東勢角警察支廳,賴來在攻擊中戰死,其餘的組織都未發過一槍一彈。日本殖民政府在苗栗成立臨時法院,審理這些不同組織的案件,史上因而統稱為『苗栗事件』。

 『苗栗事件』被檢舉者多達七五○人,可是,到了一九一四年三月三日臨時法院裁判時,人數增加到九二一人,結果,有五七八人獲得不起訴,另有四人受到行政機關處分;被起訴的部份,被判死刑者二十名,有期徒刑二八五名,無罪者三十四名。

 遭判處死刑的二十人,在台北監獄分批送上絞刑台,根據日本殖民下台灣總督府的記載:受刑者『均從容上絞首台,雖然是匪徒,亦可見其氣魄之不凡。』這其中當然包括羅福星在內。日本殖民政府能夠忠實紀錄,也非蔣家王朝竄改變造編造歷史的下三濫伎倆可以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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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聚珍台灣》臉書 2015.1.31:

https://zh-tw.facebook.com/gjtwn

臺南巴克禮紀念公園擴建工程落成啟用了!這個過去幾年被許多人認為是臺南最美麗的公園,擴建後可以散步的區域就更大了。

但是小編意外的發現,似乎許多人並不清楚什麼是「巴克禮」?為什麼公園要命名為「巴克禮」?
巴克禮(Thomas Barclay)是一位1870年代來到臺灣的長老教會宣教師。他在1849年於蘇格蘭出生,自幼聰敏,14歲進入格拉斯哥大學就讀,被譽為電氣科學天才。但他沒有選擇成為科學家,而是放棄一切來到當時瘟疫及盜匪橫行的臺灣進行宣教。
當他在1876年來到臺南後,就把一生奉獻在這裡。

他在這裡辦學校、成立臺灣第一間印刷廠、創辦臺灣第一份民間報紙、推廣新式醫療。
其中最令人津津樂道的事蹟發生在1895年,當時馬關條約將臺灣割讓給日本,日軍抵達臺南城外時,情勢緊張,若強勢入城恐將造成大量傷亡。

巴克禮及宋忠堅兩位牧師受臺南士紳請託向日軍第二師團長乃木希典交涉,傳說前往交涉的一行人點著火把唱聖歌冒險進入日軍營區,終於使日軍和平由小南門入城。
巴克禮博士與許多宣教師所推動的臺語白話字,使清末教育匱乏的臺灣社會許多中低階層的人得以識字,並透過新式印刷技術讓白話字得以更加普及,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臺語文化。1935年10月巴克禮博士病逝,葬在臺南基督教墓園。60年在臺灣耕耘,令人感到滿滿無私的愛。

巴克禮博士創辦臺灣第一間印刷廠「聚珍堂」,也是本店「聚珍臺灣」取名的典故,希望能用這個充滿意義的名字,散播屬於我們的故事。

當您來到巴克禮公園散步欣賞美景的時候,不妨緬懷一下這位來自蘇格蘭的 正港臺灣人。

巴克禮博士在臺重要經歷年表:
1875 來到臺灣打狗(今高雄)
1876 於臺南創辦「大學」(今臺南神學院)
1884 於臺南新樓醫院角落的房舍開始進行印刷事業,為台灣第一間印刷廠「聚珍堂」。當時使用的臺灣第一台新式活版印刷機現在還放在臺南長榮中學內收藏著。
1885 臺灣府城教會報創刊,為臺灣第一份民間報紙。
1892 具護士背景的巴克禮夫人隨夫來臺宣教,以西方醫療知識服務台灣民眾
1895 受臺南士紳委託前往與日軍交涉,臺南免去一場浩劫。
1913 開始翻譯白話字新約聖經,1916初版完成
1919 翻譯白話字新約聖經獲格拉斯哥大學頒發榮譽神學博士學位
1923 完成修訂原為杜嘉德所著之「廈門音英漢大辭典」
1933 白話字舊約聖經翻譯完成
1935 10月5日病逝於臺南新樓醫院,葬於臺南基督教墓園。
延伸閱讀:
巴克禮公園二期擴建 週六啟用
http://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850721

2015年2月2日 星期一

「婉君」10 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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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友gvmsn對國民黨的10問:
1. 年輕人拚死拚活只有拿20~30k,一群退休老人每月爽爽領50k up。還有2個月年終慰問金,KMT立院強力護航通過,你是年輕人你會挺誰?
2. 幾乎是無償把土地給財團蓋商場套房,國家只分到一丁點,KMT護航並說是清算前朝,你是年輕人你會挺誰?
3. 把國家土地變成自家黨產,完全沒有想處理歸還國家,還說這是假議題,你是年輕人你會挺誰?
4. 當國人每天把黑心食品吃下肚,而政府作為卻慢半拍,甚至以市面上已經下架為由,不肯公布廠商,你是年輕人你會挺誰?
5. 財團只要捐政治獻金,就可以廉價的併購市府銀行,也可以大規模的工業用地變商業用地,你是年輕人你會挺誰?
6. 私下和敵對國簽服貿協議,明知會對民生有重大影響,卻不願意告訴人民合約內容,你是年輕人你會挺誰?
7. 房價飆漲,年輕人完全買不起房,卻不見政府有更強力的作為,甚至怕影響周遭豪宅的房價,而不願意蓋青年住宅,你是年輕人你會挺誰?
8. 有人在軍中被害死,結果卻是官官相護,不願意公布真相,以為蓋上國防布就沒事了,你是年輕人你會挺誰?
9. 不顧民意執意油電雙漲,造成物價失控狂飆,事後又沒反省,並一再的用偏頗的統計數據粉飾太平,你是年輕人你會挺誰?
10. 很多賄選、包工程、貪汙的人被起訴,當中90%以上是KMT,而KMT卻一直跟大家標榜改革與清廉,你是年輕人你會挺誰?

2015年2月1日 星期日

傳統印度的抄寫匠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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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豆瓣網》: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72063610/

傳統印度的抄寫匠職業
日期:2014-12-26 作者:李潔茹;蘇杰 來源:文匯報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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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一個15世紀羅摩廟裡的聖賢浮雕。敘述者坐在較高的座位上說話;聆聽者坐在稍低的座位上聽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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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印度北部哈裡亞納邦發現的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前1世紀的陶俑。左圖和右上圖為書寫婆羅米字母的幼童俑,右下圖為用手指追隨文句閱讀的幼童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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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9世紀早期法國版畫,表現手持教鞭、呈「蓮花式坐姿」的教師在露天教導孩子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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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1605年的細密畫。畫中莫卧兒王朝時期的巴布爾皇帝單膝跪在一塊地毯上,一隻膝蓋抬起,抄寫匠呈蹲坐姿勢,拿著蘆葦在紙質卷軸上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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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18世紀的細密畫。畫中女子呈印度教徒式坐姿,左膝觸地,右膝抬起,正在為分離的愛人畫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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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18世紀賈斯羅達邦國的細密畫,描繪賈斯羅達王公巴爾萬特·辛格跪在地上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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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梵文經典《羅祜世系》的某一個抄本。抄寫該抄本的抄寫匠字迹清晰,但在連結字母方面有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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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反映18世紀印度公共抄寫匠生活場景的法國版畫,畫中描繪了兩個婆羅門,下蹲者為公共抄寫匠,在聆聽顧客需求,站立者為顧客,是一名法國統治下的政府的翻譯。

傳統印度的抄寫匠職業 ——法蘭西學院院士皮埃爾-西爾萬·菲利奥扎在復旦大學的講演

  記憶的藝術和口頭傳承文學的傳統是印度文化的基本特徵,但這並不妨礙書寫藝術在印度的發展。在印度,文字的應用於史有徵。在上古時期,就有雇佣抄寫匠和雕刻工的行政機構。抄寫匠乍看之下是個低下而平靜的職業,然而抄寫工作並非易事,一個專業抄寫匠不僅需要擁有熟練的書寫能力,也要有良好的學問水平。

  法蘭西學院院士、法國亞洲學會副主席皮埃爾-西爾萬·菲利奥扎(Pierre Syl vai n Fi l l i ozat)及其夫人、法籍印度裔著名印度學家瓦桑達拉·卡瓦利·菲利奥扎 (Vasundhara Kaval i -Filliozat)近期應邀來到復旦,分别主講2場有關印度古文獻學的講座。此次講座由復旦大學外事處、《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主辦,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承辦。菲利奥扎教授的講演圍繞印度寫本學,菲利奥扎夫人的講演圍繞印度銘文學,寫本學和銘文學是印度古文獻學中的兩個重要方向。本刊將分兩期刊發印度寫本學和銘文學講演各一篇,以管窺印度古文獻研究的基本情況和古代印度文明的面貌。本期刊發菲利奥扎教授寫本學方向的講演——《傳統印度的抄寫匠職業》。
  菲利奥扎教授1936年出生於法國塞納河畔,1963-1967年在法國遠東學院工作,1967-2004年在法國巴黎高等研究實踐學院任梵文教授,2004年至今任梵文名譽教授,2002年至今担任法蘭西學院院士,2010年曾担任法蘭西學院下屬的銘文與美文學院院長,現任法國亞洲學會副主席。他每年都因公前往印度,他的主要研究領域是印度學,具體涉及梵語和印度傳統語法,梵文文獻學,梵文古文書學,梵文诗歌、宗教和科學文獻,印度宗教建築學和肖像學,印度學史等廣泛的方向。

傳統印度的抄寫匠職業

在印度,書籍、手稿、銘文和書寫乍看似乎並不像在西方文明和中國文明中那樣至關重要。一句屢被引用的詩是這樣說的:

  知識在書裡,錢在他人手裡,需要時,都指望不上。

  傳統印度梵文學者會很自豪地向人炫耀他的學問全是仰仗記憶力,有時他甚至吹牛說自己從不使用任何書面材料。確實,記憶的藝術和口頭傳承文學的傳統是印度文化的基本特徵,3000多年來,四吠陀及其衍生文學通過記憶師徒相傳,這種記憶的藝術延續至今。

  可以說,這種態度影響了教師和作家的職業區分和不同地位。例如,在印度南部城市漢比的一個15世紀的羅摩廟裡,有一幅聖賢浮雕(圖一),它表現的場景是拿拉達(Nārada)向蟻垤(Vālmīki)概述羅摩的故事。敘述者坐在較高的座位上,只是說話;聆聽者坐在稍低的座位上聽寫,手中拿著棕櫚葉和鐵筆。

  然而,記憶和口頭傳承並不妨礙書寫藝術在印度的發展。在印度,文字的應用於史有徵。首先是產生於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印章,其次是公元前3世紀阿育王雕刻在石柱和岩石上的詔令。但關於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字母至今尚未被破解。19世紀,阿育王詔令的字母已經被破解,人們很快意識到這種字母是印度歷史上曾使用過的眾多字母的源頭。

  在上古時期,有雇佣抄寫匠和雕刻工的行政機構。皇宫中這一機構的組織模式,載諸一種名為《考底利耶的政事論》的皇家治理手册。考底利耶是建立孔雀王朝、並於公元前4世紀至公元前3世紀統治印度的旃陀羅笈多王手下的一位極具傳奇性的大臣。他的書反映了這一時期的政府行政情況,並在之後更長的歷史時期内不斷被更新。它保存了古代印度生活的珍貴史料,其中包含了許多關於字母和抄寫匠的信息。在後來的梵語文獻中,我們能找到關於抄寫匠的零星記載。最有效的信息往往是由抄寫匠自己給出的,在寫本或文件的末尾,抄寫匠通常會寫上自己完成工作的日期、名字、住址,有時還會寫上他們的薪水和一些特别情況。

  抄寫匠乍看之下顯然是個低下而平靜的職業,然而抄寫工作並非易事,抄寫匠職業其實痛苦而費力。抄寫匠常以「蓮花式坐姿padmāsana」坐於地板上,這種姿勢被認為最平穩、最舒服,是印度的傳統慣例。但如果工作時間很長,抄寫匠也被允許小幅度地活動身體。古代一位匿名抄寫匠在他抄寫的一份長文本的抄本末尾創作了一段詩來描述他的痛苦,並懇求人們保護他這來之不易的成果:

  弓著背、彎著腰、扭著脖子,盯著母本也盯著抄本,埋頭抄寫,這本書如此辛苦寫就,請勉力護持。

  可以考見的還有幾種坐姿。在印度北部哈裡亞納邦發現的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前1世紀的幾個陶俑(圖二),或在書寫婆羅米字母,或在閱讀。一個幼童俑頭部殘缺,左手扶著一塊相對於他的體型來說非常大的板,為了扶住板,他不得不兩脚分開。他的脚邊有一個小杯,可能是一壺墨水,如果確為墨水,這個男孩就是在用一隻蘆葦做的筆(kalam)寫字。我們注意到他的板是狹長的,他沿著最長的一邊寫字,這是印度傳統的方法。第二個男孩拿著的板更加長,板放在他的脚上,看起來更舒適。他沒有墨水瓶,可能是用一支粉筆寫字。第三個陶俑表現的是一個孩童在閱讀,用手指追隨文句。

  另有一件19世紀早期的法國版畫,可能是在一幅於印度南部本地治理完成的素描圖的基礎上創作的,它表現的是教師在一個露天的小學校裡教導5個孩子的情形(圖三)。教師的坐姿與古代雕像區别不大,是印度習見的「蓮花式坐姿」,他拿著一根長棍,可能是要去責打一個犯錯的孩子。孩子們的坐姿各不相同,他們在蓮花式坐姿的基礎上或翹起一條腿或一條腿蹲坐。孩子們手裡拿著很輕的棕櫚葉手稿。抬高膝蓋的蹲坐姿勢似乎只在印度南部比較常見。這種坐姿被通俗地稱為 「狗坐式kukkurāsana」。在印度北部,印度教徒的坐姿一般是蓮花式。

  跪姿在梵語中被稱為「駱駝式坐姿」,這種坐姿在莫卧兒王朝時期被廣泛使用。有一幅日期標為「1605年」的細密畫,展現皇帝巴布爾在一個花園裡口述他的回憶錄的場景(圖四)。皇帝單膝跪在一塊地毯上,一隻膝蓋抬起。抄寫匠呈蹲坐姿勢,拿著蘆葦在紙質卷軸上寫字。

  另一幅18世紀的細密畫展現的是一個與愛人分離的年輕女子為愛人畫肖像的場景(圖五)。她的坐姿是印度教徒式的,左膝觸地,右膝抬起,為了撫平悲傷,她倚著大靠墊來獲取慰藉。

  還有一幅賈斯羅達偉大的藝術家奈恩蘇克創作的細密畫(圖六)。賈斯羅達是18世紀在喜馬拉雅山谷興起的一個小邦國,其位置在今喜馬偕爾邦的坎格拉縣。畫面描繪的是賈斯羅達王公巴爾萬特·辛格在他手中的一張長紙上寫信的情景。他舒服地跪在地上,膝蓋上蓋著一塊毛毯,抵禦喜馬拉雅山谷的嚴寒。

  寫本的抄寫匠通常不會透露自己的姓名,他們總是十分謙遜地匿名完成工作,很少吐露自己的心聲。有時他們會在作品跋識的文本後記錄自己的抄寫日期和名字。法國本地治裡研究中心(IFP)藏有一部《八章書》的抄本,《八章書》是波儞尼撰寫的一部古代梵語文法的小書。《八章書》通常由梵文學者記誦,他們沒必要寫下來。但是在某種特殊情況下,例如,一個梵學家對《八章書》有著很深的依戀,他就會親自抄寫,並在文末宣稱他的抄寫是premnā——出於對《八章書》的熱愛。確實,這部用泰米爾納德邦的伽蘭他文(Grantha)字母寫於棕櫚葉上的抄本,抄寫得十分用心、工整。

  在棕櫚葉上書寫的做法產生於19世紀末或20世紀初。由於缺乏直接的觀察,我們無法得知在棕櫚葉上刻寫的平均速度。法國本地治理研究中心的藏品中有一份寫本,它包含了好幾種涉及印度教次级神的宗教儀式内容的不同文本。抄寫匠在150a頁給出了抄完安放□āstā神像的規定文本的完成日期——1.3.1827(1827年3月1日)。接著他又在181a頁提到了他於15.3.1827(1827年3月15日)抄完了相同神像的安放文本。可見,在15天的時間裡,他刻寫了31片尺寸為303×36mm的棕櫚葉,每頁有7行文字。我們不知道他的抄寫工作是不是連續的,或許他還兼做其他工作,比如說祭司。這個寫本的抄寫匠的名字是Rāmanādavāttiyān之孫Cidambaravāttiyān。從這個寫本反映的信息來看,我們有這樣的印象——在棕櫚葉上抄寫是一項費時的工作。

  一個專業抄寫匠的任職資格標準是這樣的:首先是熟練的書寫能力,其次是良好的學問水平。在一份抄寫匠的聲明中强調了學問的重要性:「抄寫匠(在聽寫時)只聽一遍就能領會,有敏捷的手,精通文學並且洞悉各科學問,這才是真正好的抄寫匠。」

  對一個抄寫高手的描述總是涉及印度字母。因此有必要强調印度書寫系統特有的元音附加符號。這個系統有一組50個輔音和元音a的基本符號,在元音a上添加一些上標或下標來指示其他元音。在梵語詩歌裡,好的書寫被形容為:「不肥不瘦的字母,長元音和短元音標記,字母的完整部分,頂部斜線標記,圓點和連結字母。」

  通常憑藉寫本的一頁就足以判斷整部寫本的質量。我們看梵文經典《羅祜世系》的某一個抄本的第一頁可知:伽蘭他字母的元音標記十分清楚,但輔音群標記却很複雜,這個抄寫匠字迹清晰,但在連結字母方面有困難,輔音群和元音□是常常出錯的地方(圖七)。

  抄寫匠有兩種:一種是寫本書抄寫匠,另一種是公共抄寫匠。他們的功能和工作領域不同,在社會中處於不同的階層,他們是區别鮮明的兩個群體。

  寫本書抄寫匠是服務於撰寫文本的梵學家或為個人圖書館訂購文本副本的主顧。很多時候,博學的梵學家既不使用書,也不寫下他們的作品。因此抄寫匠必須坐在梵學家身邊,根據梵學家的口述聽寫。這種情況造成了一些困難。抄寫匠必須迅速正確地領會梵學家的話。這需要一雙好耳朵和迅捷的思維能力,還需要一定程度的學問去捕捉並領會聽寫内容的意義,否則抄寫匠不得不要求口述者重複。抄寫匠還必須根據口述的情況調整書寫速度。抄寫匠的學問能幫助他們避免將一個單詞錯寫成另一個或者單詞的拼寫錯誤。有一個問題一直爭論不休:抄寫匠也會在不理解意義的情況下書寫,這種情況是不是導致更多錯誤的原因呢?

  寫本書抄寫也有其困難之處。抄寫匠的目光必須交替注視原本和新寫本。一個常見的錯誤是,由於寫本的形狀和長行的文字,當目光達到一行文字的末尾時,目光必須在看不到一整頁的情況下轉移到下一行,因此存在漏看整行文字的風險。長時間的抄寫十分乏味無聊,抄寫匠可能會心不在焉。

  誠實謙遜的抄寫匠知道他們可能會犯的錯誤。他們請求讀者寬容他們的過錯。因為有時他們會被要求抄寫有錯誤的或字迹模糊的原本,所以他們也會聲稱不會為所有的瑕疵負責,抄寫匠行業中流傳一些描述他們艱苦工作的詩歌。這些詩歌代代相傳,我們經常能在寫本的末尾找到它們中的一些。例如:

  如果漏掉了一個字母或字母的標記符號,學者們應該原諒我,因為忍耐是學者們的命運。

  我是按照原稿抄寫的。不過,抄寫中偶有差錯,也是情有可原的。

  或者抄寫匠會坦承他們可能出現的錯誤,並列出一張清單:

  善良的人們啊,在仔細地檢查之後,應當原諒由於我的匆促抄寫和不假思索所造成的標點失誤、錯誤的字母和氣化音(visarga)標記,錯誤的行和頂部標記和字母間錯誤的接觸。

  一些抄寫匠通過援引神話大胆地減輕自己的罪惡感,並以錯誤無法避免作為藉口拒絕負責。

  即使怖軍(Bhīma)也會在戰鬥中失敗,即使聖人也會有失誤。無論(我抄寫的寫本)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這都不是我的錯。

  抄寫匠也會對偷寫本的人進行詛咒:

  如果有人胆敢偷盜我艱難求得、辛苦寫就的抄本,那麼他的家族將遭受極致的痛苦而毁滅。

  寫本書的抄寫匠的社會地位比博學的梵學家低,但比祭司高,也還算好的地位。祭司分兩種:一種是挨家挨户執行儀式的家庭祭司,另一種是在寺廟執行儀式的宗廟祭司。祭司們經常因為學識有限、機械地執行儀式和背誦的速度而被詬病。與之相反,寫本抄寫匠因為提供的服務具有實用性,因為自己努力習得並在抄寫不同主題文本時日漸精進的學識,因為與地位尊崇的學者的親近,因而能得到許多同情。

  公共抄寫匠的情況不一樣,他們構成了一個被稱為卡亞斯塔(kāyastha)的群體,這是一個處於印度社會底層的群體,備受爭議。理論上他們是一個混合的階層,他們的父親來自貴族階層,而母親來自佣人階層。他們的職能不僅僅是為别人抄寫文件,同時還身兼其他職業,比如司庫、會計、放債者、典當商等等。這些確保了他們在商界有一個活躍的身份,並能從中獲得財富和勢力。但是少數公共抄寫匠的犯罪和墮落使得整個群體逐漸落下了壞名聲並受到質疑。考底利耶很好地詮釋了人們對於司庫的不信任,他說:無法監控國王的司庫,就像無法控製一條魚喝多少海水一樣。在文學作品中,從事現金交易的卡亞斯塔抄寫匠一直是被諷刺的對象。一段詩使用了美麗的比喻「樹」這樣描繪:

  商人是謊言之樹的根,妓女是它的枝,卡亞斯塔抄寫匠是它的葉和花,賭場主是它的果實。

  實際上,根據種姓制度,公共抄寫匠並非全是卡亞斯塔。一些人是婆羅門,其他的屬於商人群體。

  關於抄寫匠的工作,我們有很好的文獻材料。有一個名為Lokaprakā□a的為公共抄寫匠而寫的簡單手册,是由11世紀克什米爾著名梵語詩人克什曼德拉創作的。他喜歡描寫社會不同階層的日常生活場景,沉溺於創作諷刺作品,但他的諷刺作品是溫和的,委婉地嘲諷了不同類型的人和職業。一直到17世紀,他的作品文本時有更新。作品中包含了波斯語的單詞和名字,包括莫卧兒帝國皇帝沙賈汗的名字,並且給出了帶有日期的銷售行為的例子。這本實用性手册中的行為範例必須時時更新,以保證它在每個時期都有用處。

  例如,手册上有這樣的債務憑證記錄:

  還款:在斯利那加,某某、某某名為……,……的兒子,簽上他的名字,出具這份匯款證明。

  從某某處貸款……:20000第納爾,即20000第;然後是20盧比,即20盧;總計20020盧比,從今日算起,借期為一個月。

  以下物品存放於此作為抵押品:一副重15don的金耳環;兩隻重兩pala——即2p的銀手镯;一個串有30枚黄金珠子的項鏈。要取回抵押品,一個月之後當付2200第納爾,即2200第。

  為了避免引起任何糾紛,這個備忘錄的持有人即是它的主人。

  在斯利那加的Luhugā橋上,由中間人某某銀行從業者證明,付款和借款已經明確。為了債務清晰,出具此保證書。

  精確計算。

  證人:第一證人某某……第二證人:在某某的面前……

  某某年,由司庫(或會計)某某所寫。

Lokaprakā□a中還有由房主出具的租房聲明範例:

  某年某月某日,某某人,某某的兒子,……簽名,蓋上印章,出具這份租賃聲明。

  通過來自……的中間人某某,在斯利那加,我的面前是一幢朝西的小房子,帶有一個作為商店的小棚,由我移租於你3年。你應當住在裡面,維護天花板的木材、粘土、石頭、屋頂、百葉窗和商店的門栓。每年的租金,小房子3000第納爾,小棚商店2000第納爾,共計5000第納爾。每年的租金應當由你交付於我。

  確保安全,精確計算。證明人:某某,書寫人某某。

Lokaprakā□a是一份珍貴的文獻,不僅書中的合同形式在當時作為法律被接受,而且它也反映了中世紀克什米爾地區日常生活的實際情景,因為其内容涉及到當時可能經常發生的具體情況。它也反映了在那個法律文書還沒有正式出版、並無成規可依的時代公共抄寫匠的地位——他們的服務是必要的。

  在一系列法國版畫中,有一件與公共抄寫匠有關的作品,反映了18世紀法國統治下的本地治理的生活場景(圖八)。作品描繪的是兩個婆羅門,一個是公共抄寫匠,一個是翻譯。公共抄寫匠穿著印度南部泰米爾納德邦婆羅門的傳統裙裝:下面的一塊布繫在腰上,直垂到脚面;上面的一塊布折疊後搭在肩上,露出胸部。他穿著貴族的凉鞋,頭上戴著一頂奇怪的圓帽。他最主要的職業特徵是手裡的鐵筆和棕櫚葉,他在書寫文件之前要聆聽顧客的需求。

  版畫中最有趣的部分是那位顧客的身份,他是一個翻譯——當時被外國統治的政府中的重要官員。法國官員通常不了解如泰米爾語、泰盧固語等當地語言。他們訓練當地居民講法語,並雇佣教育程度較高的婆羅門和商界精英為他們做事,這確保了他們在社會上擁有很高的地位。這個版畫展示了這樣一個翻譯,他並沒有穿婆羅門裙裝,但是有著莫卧兒政府官員的外表。那是受不同穆斯林勢力統治的周邊地區的流行裙裝。看起來他穿著泰米爾式下裙,上面套著一件長大衣,大衣用腰帶束在腰上。他戴著可能是象徵地位的穆斯林頭巾,穿著貴族凉鞋。那柄用棕櫚葉製成的傘也是崇高地位的象徵。

  這個靠近權力中心的官員讓我們想起了另一類公共抄寫匠——皇室抄寫匠。他們與為老百姓工作的公共抄寫匠有所不同,實際上他們只為皇帝工作。而且他不只是聽寫,他還要根據皇帝給他的命令起草文書。他們還要考慮國家政事,所以職責崇高。古代政治家考底利耶的《政事論》中有一個章節是關於「發布令狀的程序」,它證明了皇室抄寫匠的職責。

  抄寫匠考底利耶首先强調了抄寫匠在皇室服務中的重要性。

  皇帝依賴令狀,因為它們是戰爭與和平的基石。因此他需要一個與大臣能力相當的抄寫匠,這個抄寫匠應當知道所有的宫廷規則,創作速度快,有一雙美麗的手,並且精通讀寫。

  考底利耶根據令狀的性質將其分為8種類型:「通訊,命令,禮物(給某個人),撥款(給某個團體),許可,建議,回答,普通公告。」

  通過對特殊的目的和稱呼進行說明,考底利耶定義了這8種類型。例如,普通公告被描述為「一封勸說貴族和地方官員為旅行者提供保護和幫助的信。它被稱作sarvatraga,字面意思是‘無所不往’,因為在統治區的路上這個公告無處不在」。在古代,這種文件一般是寫在棕櫚葉上的,它沒能流傳下來。但有一個例外,即阿育王銘文,它被雕刻在石頭上,因而得以幸存。我們能從幸存的銘文獲得不少信息,比如,阿育王銘文中要求給予旅者舒適的公告是非常引人注意的,他下令種植菩提樹為旅者提供陰涼,下令維持龐大帝國沿路的芒果園。

  由於無力與印刷術競爭,寫本書抄寫匠這個傳統職業在20世紀上半葉日漸衰微,不久就絕迹了。公共抄寫匠經歷著轉變,逐漸變為打字員。「複製」的概念本身也在數字化時代中逐漸改變。

  在新時代,寫本已經成為了歷史遺產的一部分。

(本文由復旦大學古籍所李潔茹譯、蘇杰校)

http://whb.news365.com.cn/mzjy/201412/t20141226_1543657.html

印度銘文與婆羅米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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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豆瓣網》: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72063485/

卓嘎Sitatārā(奇跡ってないの?) 2015-01-31 23:14:20

印度銘文與婆羅米字母

日期:2015-01-09 作者來源:文匯報
圖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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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印度字母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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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圖二:婆羅米字母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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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說明:圖三:半女之主形象,左半邊為代表男性的濕婆身體、右半邊為代表女性的雪山女神身體。

印度銘文與婆羅米字母 ——法籍印度裔印度學者瓦桑達拉·卡瓦利·菲利奥扎在復旦大學的講演

印度的銘文刻寫在石頭、金屬板、布等載體上,是無價的歷史文獻。阿育王是第一個將佛教戒律刻在岩石、岩洞等載體上的人。根據阿育王的這些詔令,我們可以確信,到阿育王時代時,婆羅米字母已經發展完善並完美地應用於書寫中。

  法蘭西學院院士、法國亞洲學會副主席皮埃爾-西爾萬·菲利奥扎(Pierre Sylain Filliozat)及其夫人、法籍印度裔著名印度學家瓦桑達拉·卡瓦利·菲利奥扎(Vasundhara Kavali-Filliozat)近期應邀來到復旦,分别主講2場有關印度古文獻學的講座。此次講座由復旦大學外事處、《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主辦,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承辦。菲利奥扎教授的講演圍繞印度寫本學,菲利奥扎夫人的講演圍繞印度銘文學,寫本學和銘文學是印度古文獻學中的兩個重要方向。本刊第180期(20141226日)已刊發了菲利奥扎教授寫本學方向的講演《傳統印度的抄寫匠職業》。

  菲利奥扎夫人1940年出生於印度南方卡納塔克邦的哈韋里,其父親是一位梵學家,她自幼在梵文環境中耳濡目染,後成為藝術史學家和銘文學家。她主要在印度和法國從事研究工作,在探索祖國的文物與文獻的同時,也向對印度文明知之甚少的西方世界普及相關知識。2002年至2003年,邁

索爾(卡納塔克邦舊稱)扶輪社頒發證書給她,以感謝她對毗奢耶那伽羅王朝(1336-1565年,印度歷史上最後一個印度教帝國)神廟和銘文的研究,以及她在印度考古學方面的貢獻。她的研究成果於2003年被學界承認,而她也因此被授予卡納塔克邦政府獎榮譽獎章。2008年,她被選為卡納塔克歷史學會第22次會議的主席。

  此外,菲利奥扎夫人用卡納達語、英語和法語寫了超過20本著作以及大量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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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偉大的碑銘研究專家D.C.奇爾卡在其所著《印度銘文學》中寫道:「銘文學就是研究銘文的學問,照字面意思理解,銘文就是指一切銘刻在某種物體上的文字。「歐洲歷史學家認為印度人沒有歷史觀念,因為他們是以歐洲的希羅多德、修昔底德等歷史學家為準繩來衡量印度。的確,印度是沒有「一個希羅多德」、「一個修昔底德」,而是有許多個希羅多德、許多個修昔底德。當我們檢視印度所藏碑銘時,這一事實益見昭然。

  印度有碑銘逾十萬通,這些銘文刻寫在石頭、金屬板、布等載體上,是無法估價的歷史文獻。這些文告,一部分有作者簽署,但大多沒有。他們更願意匿名。這便是為什麼我說印度沒有一個希羅多德、一個修昔底德、一個塔西佗,而是有許許多多個——他們就是起草這些銘文的作者。歷史學家的任務是收集史料並耐心梳理,然後從中尋繹出歷史真相。銘文中提到的史實,得到了文學資料的印證,比如朝代、國王以及都城的名稱,甚至在神话中都有所提及。對印度所潛藏的豐富銘文一無所知,英國學者遽然斷言「印度人沒有歷史觀念」,其說顯然沒有根據,沒有道理。

  印度重視口述傳統,不大鼓勵文字記載。因此,很多西方學者認為,直到公元前3世紀,印度還沒有開始使用文字。經過一場血腥的戰爭,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征服了伽棱伽,他開始為戰爭中失去了眾多生命而後悔,並意識到還有其他征服世界的方式——非暴力的、和平的方式。為了這個理想,阿育王轉而信仰佛教,並且希望將「非暴力」的信條傳播到世界其他地方。為了讓世人了解佛教的基本信念,阿育王不僅向印度各地派出了傳教使者,也向海外派出了眾多傳教使者。除此之外,阿育王還想到了另一個絕妙的主意——將佛教戒律刻在石碑、岩石、洞窟等不朽的材料上。這些文字就是著稱於世的「阿育王詔令」,它們證明了阿育王的寬宏和印度文字的存在。阿育王詔令是用婆羅米字母記錄的,使用的語言是普拉克利特語。

  由於印度以口述傳統著稱,早期歐洲研究印度古文字的學者認為印度的文字起源於阿育王時代,也就是公元前3世紀。盡管沒有書面記載證明印度人懂得書寫,但是有大量其他證據能證明印度人並不缺少這種本領。能够支持這個說法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例子是《吠陀經》。印度教是以吠陀文化為基礎的,《梨俱吠陀》是四吠陀中的第一個文本。一般而言,現代歷史學家認為《梨俱吠陀》的時代可以追溯至公元前1500年前或公元前2000年前。雖然在豐富的吠陀文學中能够找到提及書寫的材料,但是吠陀文學却沒有留下像阿育王詔令那樣以文字形式記錄的文獻,原因就是《吠陀經》以及《吠陀經》系列的文本都是以口述和背誦的形式傳授的。甚至到了今天,《吠陀經》也是以口頭形式傳授的,印度教的信徒必須記住它。

  印度第一個語法學家波儞尼在其語法著作《八章書》中多次提及書寫,並且經常使用這樣的術語:lipi,表示手寫的字符、字母;lipikāra,表示書寫者、抄寫匠。在《論語音》中,一段韻文描述了一個壞老師的特點:

  一個壞老師是這樣的人,他教人唱歌,講話很快,摇頭晃腦,他朗讀寫下的文字却不理解它們的意義,他的聲音小得幾乎聽不見;這是壞老師的六種表現。

  這段韻文提到了□,即「照本宣科者」;韻文提到的教師可能是那種不擅長教師工作的教師,他們只會將課程内容寫下來然後在課上朗讀。我們的重點不是探究教師的好壞,而是要注意,他們當時已經在寫字或者閱讀寫好的文字了。這也表明,書寫對印度人來說並不新鮮。即使今天沒有留下太多的書面文獻,也並不意味著印度不存在書寫的技藝。流傳至今的古代文獻不多,這是因為大多數文字都寫在樺樹皮、貝葉、布帛等容易朽壞的材料上。古代歷史學家如奈阿爾科斯和昆提烏斯·庫爾提烏斯都提及印度人在樹皮和布片上書寫。奈阿爾科斯寫道,印度人是在經過精細捶打硬化、有著柔軟表面的布上書寫的。昆提烏斯·庫爾提烏斯說「他們在樹皮上書寫」,可能他說的是「一種用於書寫的樺樹皮bhūrjapatra」。在樹葉和布上書寫遲至公元15世紀才被波斯伊朗王國的使節阿卜杜勒·拉扎克記載。當時他主要在印度南部,特别是勝利城活動。他來到印度的時候,國王德瓦拉亞二世(1424-1446年)還在卡納塔克帝國(現代歷史學家錯誤地將它說成「毗奢耶那伽羅王朝」)首都勝利城(現在的漢比)的寶石王座上。他對帝都勝利城進行了生動地描繪,他寫道,「在蘇丹(阿扎克將印度國王稱為「蘇丹」)宫殿的右邊是一間覲見廳或大臣的辦公室,這間辦公室極其巨大,是一個有四十根柱子的大廳;它前面是一個高台上的廂廊,高台比一個人的身高要高一些,長三十碼(90英尺)寬六碼(18英尺),這裡是檔案保存處和抄寫員的工作地點。抄寫員們有兩種書寫方式,一種是用鐵製的筆在一種兩碼長、二指寬的印度堅果樹的樹葉上刻寫。」實際上拉扎克在文中用的詞語是「鐵言kalamofiron」,但翻譯家們譯為「鐵筆ironstylo」,而「印度堅果樹」就是棕櫚樹。「這些字沒有顏色,而且只能保持一小會兒。」拉扎克進一步描寫了另一種實用的書寫材料,「另一種方式是將書寫材料的白色表面塗黑,用削成筆狀的軟石在上面書寫,這樣一來白色的字符顯現在黑色的表面之上,而且能够持久存在。這種書寫方式極受推崇。」

  阿卜杜勒·阿扎克提到,棕櫚葉檔案不能長久保存,但是那些記錄在布上的文檔就可以長久保存。記錄在布上的文獻有一個專業術語,□。一般而言,這些檔案是對一處工程的興建或者一段歷史事實的記述。在斯林格埃里的沙拉達皮夏寺院保存著許多文獻,最早的文獻是毗奢耶那伽羅帝國的哈里哈拉二世(1378-1404年)時代的。

  回到書寫的主題上,公元前4世紀考底利耶的《政事論》中也提到了書寫和書寫者。佛經Bhikkupācitya裡提到,書寫者或者抄寫匠是最賺錢的職業。這證明了許多書寫者的主要謀生方式就是書寫。

  現存的很多神像都是一只手拿寫本、一只手拿鐵筆(蝕刻用鋼尖筆)的人物形象。印度教中的梵天——吠陀(知識)的創造者——有時會被描繪成一手拿著寫本的形象。他的妻子辨才天女(Sarasvatī)是科學和藝術的女神,「知識辨才天女」是她眾多名字中的一個。在雕塑藝術中她常常被塑造成一手拿著貝葉寫本的形象。C.希瓦爾阿馬穆爾蒂寫道:「最早的女性雕像出自馬圖拉,這個形象一只手拿著寫本,基台上有婆羅米字母的銘文。」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在石頭上刻寫的活動是從阿育王時代開始的,阿育王是這門技藝的先驅。正如我們之前所說,阿育王是第一個將佛教戒律刻在岩石、岩洞等載體上的人。根據阿育王的這些詔令,我們可以確信,到阿育王時代時,婆羅米字母已經發展完善並完美地應用於書寫中。除了北方邊境地區,整個印度的阿育王銘文使用的都是普拉克利特語和婆羅米字母。印度北方邊境和中亞的刻石使用的是當地通行的佉盧文Kharoṣṭhī字母,而在印度其他地區則使用婆羅米字母。關於Kharoṣṭhī這個名字,前些年學者們有很多讨論。一種說法認為Kharoṣṭhī,是「驢唇」的意思。另一種說法認為它是一個由khara和□组成的復合術語,意思是「驢子和駱駝」。持第三種意見的學者們認為這種字母是寫在驢皮上的。持第四種意見的學者甚至從中看到了查拉圖斯特拉的名字。無論佉盧文這個名稱的起源是什麼,它是從右往左書寫的,而婆羅米字母是從左往右書寫的。大多數學者都認為佉盧文源於阿拉姆語字母,它在印度經歷了一些變化,這種變化是為了適應印度的語言結構。當我們討論婆羅米字母時這個問題會變得更加清楚。

  用於雕刻阿育王詔令的是在全印度通行的婆羅米字母。漢語文本特别是《法苑珠林》顯示這種字母的名字是婆羅米。耆那教文本稱之為「Bambli」。婆羅米(Brāhmī)的意思是大梵天(Brahmā)的字母。人們認為這種文字源於大梵天。由於大梵天是文字之神和吠陀經的傳授者,故而印度教徒很自然地認為他是這種文字的傳授者。我們發現,公元前3世紀統治整個印度的阿育王的銘文中的字母是婆羅米字母。比阿育王統治時期早一些,我們只在公元前4世紀的一枚錢幣上看到其銘文是用婆羅米字母從右往左書寫的。但是,只根據這一個例子,我們不能認定在阿育王時期之前婆羅米字母都是從右往左書寫的。

  我們注意到,到阿育王時代,婆羅米字母已經發展完善並適合於印度語言結構。既然如此,那麼這種字母是什麼時候開始在印度使用的呢?在摩亨佐達羅和哈拉帕遺址被發現之前,歷史學家一直認為印度人從阿育王時期才開始書寫。但是遺址中發現的大量印章讓學者們改變了看法。I.馬哈德萬、S.R.拉奥等學者曾試圖破譯印章上的字母。前者提出通過泰米爾語來理解這種字母,後者則提出通過梵文來理解。但這兩種理論都是假說,我們等待更好的解釋或者雙語銘文的出現。

  隨著時間的推移,婆羅米字母被印度人遺忘。14世紀圖格魯克王朝的統治者菲羅兹·沙和16世紀莫卧兒王朝的統治者阿克巴曾讓學者去解釋阿育王石柱詔令。但是梵學家們的努力毫無成效。19世紀,由於拉森、詹姆斯·普林瑟普、歐仁·比爾努夫等學者以及印度學者的努力,婆羅米字母被成功破譯。成功釋讀文字之後,人們發現字母表是根據印度語法排列的。當我們看到印度字母是如何排序時,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婆羅米字母沒有受外來影響,它完全是在印度本土形成的。

  從阿育王時代開始印度字母就分成三組有序排列:1.元音(長元音和短元音);2.輔音;3.半元音,摩擦音。

  如圖一,前兩行是元音,下面的五行是輔音,剩下的是半元音。也許在波儞尼的時代這個語音系統就已經產生了。
  在阿育王時代只有39個字母,後來隨著一些元音的增加,完整的48字母形成了。前8個元音又分為長元音、短元音、雙元音等相關語音。然後是從喉音到唇音的5組輔音。它們的發音位置已經被語法學家完美詮釋。最後一類裡有4個半元音,4個摩擦音。

  在所有外國語言中,為了得到想要的語音通常需要兩個字母拼寫來告訴人們如何發音:在羅馬字母中,為了表示「kā」(發音長的a),一般需要兩個字母「k」和「ā」來拼寫。ki,ku,kai也是如此。在印度文字(包括婆羅米字母)中,每個元音都是通過一個符號和輔音連結的。印度語系中每種語言的每個元音都有特殊符號。這種字母系統始於公元前3世紀阿育王統治時期。

  為了解釋得更清楚些,這裡舉一個例子。印度語中輔音和元音是不分開的。首先,單個輔音發音是非常困難的;其次,這種發音是毫無意義的。為了使發音容易一些,需要將輔音和元音連結在一起發音。這樣,一個輔音就能很容易地發音並且能發出想要的語音。在拉丁字母中輔音和附帶的元音是並排寫的,而在印度字母中輔音上要加一個特殊的符號。「長音節‘kā’以及字母表中的其他音節都是拼寫在一起的」(基特爾),這種方法被稱為□;「發音時將輔音與緊隨其後的元音拼在一起」。舉一個婆羅米字母的例子:Ka是一個單個字母,在婆羅米字母中的寫法如圖;在這個字母上端右側加一道水平線它就變成了Kā(圖二),發音如同英語單詞「carpet」中的「ca」,形式很像字母Ki(圖二)。在字母Ka的上端左側加一道水平線,它的發音就成了「Ke」(圖二),在上端兩側都加一道水平線,這個字母就變成了「Ko」(圖二)。

  由此可知,通過在不同位置添加符號就產生了不同的語音,不能僅用元音或者僅用輔音來表達語音,必須將元音和輔音拼合才能正確表達語音。

  在一個字母上增加一個特殊符號而不是寫兩個字母,這是印度人的發明。要想知道這種想法是如何產生的,我們還須看看印度神話。

  在《希瓦往世書》和《林迦往世書》中有這樣一個故事,宇宙的創造者梵天要求宇宙的父母濕婆和雪山神女帕爾瓦蒂展示他們的原形。濕婆和帕爾瓦蒂竭力勸說梵天放棄這個要求,因為他們的原形會讓人難以承受。梵天依然一心想要看他們的原形並且堅持讓他們顯露原形。他們的原形太過耀眼,他們發出的絢麗光芒相當於無數個太陽的光芒,以至於梵天無法承受。梵天閉上了眼睛並且請求他們展露温和的形態。然後這兩個神靈結為一體給梵天展示了最令人滿意的形態——半女之主。從此以後,濕婆的一半是自己的身體、一半是配偶雪山神女的身體的形象「半女之主」變得人盡皆知。

  如圖三展示的是半女之主的形象。左半邊是濕婆的身體,代表男性,右半邊是雪山神女的身體,代表女性。

  在阿含經文本裡,□提到,元音輕,輔音重。當輔音連結了元音時,聲音(nāda)這種音就產生了。一般來說元音被比作濕婆,輔音被比作沙格蒂,沙格蒂就是帕爾瓦蒂(雪山女神)。一個輔音和一個元音的結合就像濕婆和沙格蒂的結合形象「半女之主」。通過在輔音中吸納一個表示元音的符號,就相當於印度字母裡的「半女之主」。這個概念源於公元前3世紀的婆羅米字母,一直延續到今天。

  這是純粹的印度式思想,並且我們認為婆羅米字母起源於印度自身。也許婆羅米字母和一系列其他字母有相似之處,但這並不意味著印度字母起源於外國。到公元前3世紀阿育王時期,婆羅米字母已經發展完善,它不僅是所有印度字母的起源,也是錫蘭、尼泊爾、柬埔寨等東南亞國家字母的起源。

  印度銘文學研究開始於詹姆斯·普林瑟普,從那時起一直延續至今。借助《印度文物》《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學報》和《皇家亞洲學會孟買分會學報》《亞洲研究》等出版物,許多銘文的文本開始為人所知。隨著18世紀80年代印度考古研究所的建立,銘文學成為研究的一個方向,並逐漸取得了相當大的成績。不久之後,英國政府意識到印度銘文學研究使得印度人認識到他們的傳統和文化的偉大。英國人產生了危機感,認為印度人會反叛缺乏文化底蘊的英國人。因此,研究資金隨即被投入到考古挖掘上,以更多地了解公元前3世紀阿育王統治時期之前的古代印度文化。當時負責這個部門的弗利特被英國政府這種繼母般的態度激怒了,他向英國政府抗議,甚至辭去職位。但是英國政府裝聾作啞,對他的懇求和行動視而不見。

  印度銘文研究仍在繼續,但是進展緩慢。《南印度銘文》各卷開始出版,銘文文本附以譯文公布其中。但漸漸地這項工作停止了,被公開的阿育王詔令文本只附有摘要和相應的日期。與此同時,多卷本《印度碑銘》也出版了,銘文的文本和譯文都在裡面。學者們在《印度銘文》上公布銘文的文本並附以長長的介紹和注釋。早期學者公布銘文文本時都附有譯文,現在的學者們滿足於給出銘文的全面介紹和銘文文本的提要。

  在卡納塔克邦,銘文學研究開始於麥肯齊上校在1800年對銘文的收集。他只是收藏銘文,但並不研究它們。他把這些收藏交給對此感興趣的學者如弗利特等人研究。1835年,沃爾特·艾略特的研究理應獲得更多讚譽,因為他在印度人還不知道銘文學的時候就已經在進行銘文研究工作。卡納塔克邦廟宇遍地,而且每個神廟都有銘文。艾略特認為對神廟裡的銘文進行研究能够揭示神廟的歷史,因此他雇用了許多卡納達梵文學者去描摹刻在每個神廟石柱上的銘文。這樣,他就有了500多通銘文文本的收藏。艾略特的一個極具創意的想法是:將他精彩絕倫的銘文文本收藏按照塞種紀元和執政君主的統治之年來排列順序。在他那個時候,還沒有像斯瓦密·坎努·皮萊的《印度星曆表》、弗利特的《卡納拉地區的王朝》這樣的二手資料可資利用,也不能借助地名詞典的幫助。他研究自己收藏的銘文文本並且在倫敦皇家亞洲學會的期刊上發表了一篇研究論文。那是一篇很出色的論文。

1895年,邁索爾國家考古辦公室成立,負責人是B·H·賴斯的兒子劉易斯·賴斯,他是一位牧師。在他主辦的《邁索爾考古報告》上,展示了許多銘文文獻。他對卡納達銘文研究最卓越的貢獻是出版了十二卷名為《卡納達銘文》的邁索爾王國銘文。劉易斯退休之後,在1905年,由R.納拉辛查爾接著主辦《邁索爾考古報告》。這些考古報告展示了在卡納塔克邦發現的歷史遺址,並通過對古建築、雕像的描述和對碑銘的翻譯、注釋重現其昔日的輝煌。
  在印度獨立之前,許多歐洲學者如普林瑟普、萊森、沃爾特·艾略特、弗利特、基爾霍恩、布勒以及其他許多學者都致力於印度銘文研究。一些印度人,例如巴烏·達吉、因德拉吉、戈皮納塔·拉奥、米拉什、B.Ch.查布拉等與他們一起工作。印度獨立之後,主要是印度人在研究印度銘文。作為印度考古研究所一部分的印度銘文研究所,已經在印度的所有地區建立了印度銘文研究分所。邁索爾的銘文研究分所匯總出版了《印度銘文》《南印度銘文》《印度銘文學年度報告》。在叢書的最後一卷,我們能查到印度所有地區的銘文信息以及銘文摘要和日期的目錄,這對於任何收集資料的初學者來說都是十分重要的。除此之外,還有印度的銘文研究會、卡納塔克邦歷史研究院、印度歷史文獻委員會的努力。印度聯邦和卡納塔克邦都在努力工作,發掘整理這些歷史記載,但是面對海量的材料,仍嫌力不敷用。我們需要投入更多人力和更多努力。
  (本文由復旦大學古籍所李潔茹譯、蘇杰校)
http://whb.news365.com.cn/mzjy/201501/t20150109_1576299.html

校勘札記 3:《出曜經》〈30 雙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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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出曜經》卷26〈30 雙要品〉第1首偈頌提到「夜光」:
「夜光照於冥,  至日未出間,
 日光布大明,  夜光便黤黮。」(CBETA, T04, no. 212, p. 747, c6-7)。

對應的《法集要頌經》卷3〈29 相應品〉並未重譯,只是原文照抄:
「夜光照于冥,  至日未出間,
 日光布大明,  夜光便黤黮。」(CBETA, T04, no. 213, p. 792, c29-p. 793, a1)

「夜光」這一譯詞,有一點「突兀」;佛經譯典裡「夜光」通常是意指「夜明珠」,是發出螢光的寶石
對照梵文《法句經》29.1頌:
avabhāsati tāvat sa kṛmir yāvan nodayate divākaraḥ |
vairocane tu udgate bhṛśaṃ śyāvo bhavati na cāvabhāsate ||
作為螢火蟲的「kṛmir 梵」(巴利 kimi),為何被譯為「夜光之蟲」,而不是「螢」呢?
這個字已經出現在漢朝《爾雅》的書中了,並不是僻字。
《出曜經》卷26〈30 雙要品〉:「觀此義已如來引喻,欲使後生明達其事,猶若夜光之虫處在幽冥,布其光明遠有所照。」(CBETA, T04, no. 212, p. 747, c8-9)

廢除只有提醒功能的「監察院」,士大夫之無恥是為國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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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陳水扁總統提名的「監察委員」被國民黨與國民黨的立法委員全數封殺,造成沒有「監察委員」的「監察院」;可見,或則國民黨與國民黨的立法委員認為「監察委員」是一「風骨嶙峋」的重要職務,或則他們認為此一職務其實可有可無。

這樣子「正義凜然」的國民黨與國民黨立法委員選出的「監察委員」,可以稱之為「尸位素餐」,(有一位國民黨立法委員在立法院呵斥一位馬英九總統提名的特任官為「混吃等死」,「尸位素餐」與「混吃等死」兩詞應該是意義不同,文化水平也不同)。可以見到,當年「正義凜然」的國民黨與國民黨立法委員只是「政治算計」,完全沒有維護「憲法五院體制」的打算。

版主以為,目前的「監察院」只有提醒功能,即使「監察院」提出彈劾,也無三路用,沒有人因此下台;請君試看,最應該守法的法誤部,贏得被彈劾的冠軍榮譽;然後呢?有人道歉嗎?有人下台嗎?有人受到懲處嗎?有人為此開記者會作出回應嗎?沒有,只見到有人趁著月黑風高,領高額退休金「爽退」而已。

當年,經濟部長尹仲容因為監察院調查「唐榮案」,即辭職接受調查;如今,只看到官箴以「無恥」為極致。舉例來說,公開指名「張顯耀」為「共諜」,事後,沒人遭受起訴,沒人道歉,也沒人被彈劾,不是「船過水無痕」,不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而是「衣上貪痕雜酒痕,座中醉客延醒客,魚翅宴,千金酒;此身合是爺兒們,細雨騎驢不知羞」。

士大夫之無恥是為國恥。

只有提醒功能的「監察院」,還不如廢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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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 《Yahoo 奇摩》 與《中時電子報》

https://tw.news.yahoo.com/%E5%BC%B5%E5%8D%9A%E9%9B%85%E8%AA%AA%E9%87%8D%E8%A9%B1-%E6%AF%9B%E5%85%A7%E9%96%A3%E6%88%90%E4%BD%8E%E9%A0%AD%E6%97%8F-215036331.html

中國時報【楊舒媚╱台北報導】

監察委員昨日到行政院進行年度例行巡查,監察院長張博雅開頭就以下馬威給毛內閣剃頭,除了點名被彈劾的部會,也批評行政機關法規與社會脫鉤,甚至以監察院辦過的美河市案等,「警示」行政院;士氣低落的行政院,成了不折不扣的「低頭族」。

毛內閣才經歷包括管爺等政務官請辭、且繼任人選難產的驚甫未定,於風風雨雨中未出席御使大夫的巡查開幕大會。

張博雅致詞時說,去年底九合一選舉結果,民眾期待政府負擔更大的責任、使命,兩院應互相勉勵、打氣;接著話鋒一轉,點名去年監院通過15個彈劾案、彈劾22人,其中法務部與交通部各5人最多,盼各機關確實檢討改進;而去年糾正案也達114案。

張博雅也批評,行政機關的法規與社會顯有脫鉤,引發諸多民怨,但去年調查報告中建議72項修訂法規,43項尚待修定。

特別的是,張當著毛治國及全體閣員的面明白地講,近年來監委對行政院所屬行政機關,涉有違失的工作與行政進行調查,例如假農民案、全民健保總體檢案、國民黨黨產案、美和市徵收案、台北市文化體育園區大巨蛋案、食品衛生安全案等社會關注重大案件,「所提的調查報告都常為外界所引用,成為檢視行政機關施政重要參考。」

張博雅講重話時,許多政院官員低著頭滑平板電腦,加上氣氛尷尬,且士氣不振,官員也只能低頭聽訓,行政院在監察院面前,罕見地成了「低頭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