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ghāṭitāpi hi itthī purisassa cittaṃ pariyādāya tiṭṭhatī”ti (a. ni. 5.55) majjhimaṭṭhakathāyaṃ vuttaṃ. 「因為已搖動（=已膨脹）狀態的女人，也能佔據男子的心之後而停留。」為中部注裡所說。
《清淨道論》6「說不淨業處品」之膨脹業處（六法取相）所引，雖說「中部注裡所說」其實是出自增支部（5.55）《母子經》（mātāputta-suttaṃ）的經文：
“itthī, bhikkhave, gacchantīpi purisassa cittaṃ pariyādāya tiṭṭhati; ṭhitāpi ... pe ... nisinnāpi... sayānāpi... hasantīpi... bhaṇantīpi... gāyantīpi... rodantīpi... ugghātitāpi {ugghānitāpi (sī.)} ... matāpi purisassa cittaṃ pariyādāya tiṭṭhati. 「諸比丘！正在行走時的女子，也能佔據男子的心之後而停留。…已被搖動狀態的（《注》：uddhumātā已膨脹狀態的）…已死的也能佔據男子的心之後而停留。」
在《清淨道論》裡，它不僅提到中部注（majjhimaṭṭhakathāyaṃ），還包括其他的如《律注》（vinayaṭṭhakathā）、《諸經注》（suttantaṭṭhakathā）、《增支部注》（aṅguttaraṭṭhakathā）及《阿毗達磨注》（abhidhammaṭṭhakath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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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台灣佛教徒都比較喜歡聽故事，比較不喜歡聽學問、講事實(基於「文獻」描述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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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覺音論師，大家熟悉的故事是：
在摩訶男王（409～431）的時代，覺音來到錫蘭的首都阿耨羅陀補羅，住在「摩訶毘訶羅(大寺)」，從僧伽波羅(眾護)長老學習僧伽羅文的注疏和上座部的三藏教理。通過了努力學習，掌握了僧伽羅文的佛學精義，他便請求大寺的僧眾，提供他大寺內保存的參考書籍，便利他對一切經論的注釋工作。大寺僧眾為了考試他的學力，從經中選了二頌，叫他先去試行解釋。他便寫了一部定名為《清淨道論》的作品，獻給大寺長老，僧眾讀了這部著作，都認為非常滿意，才給他一切經論注疏。覺音住在乾他伽羅寺時，便把一切僧伽羅文的注疏都譯成了摩竭陀文；之後，他回印度去朝禮聖菩提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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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像是巴利《大史》所描述的：
「他簡略地把三藏和注釋綜合在一起，寫了一本書，叫《清淨道論》。他把通曉佛陀思想的比丘都召集到一起，在偉大的菩提樹旁開始朗讀他的著作。天神們為了讓人們了解他的偉大，把書銷毀，但兩、三次地再生。當書第三次被拿出閱讀的時候，天神們又擺出另外的兩本書。
以後比丘們共同閱讀三本書，既是綜合摘要，又是連續。這三本書和上座部本文的語句、文字無不相同，僧團感到特別滿意和高興，一再高呼「毫無疑問，這就是彌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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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的敘述，可以讀到「大寺的僧眾要求覺音論師解釋經中的偈頌，於是他寫了《清淨道論》，於是大寺的僧眾才同意他『翻譯』僧伽羅文古註」。
可是，《清淨道論》第184頁中，有句“Ugghāṭitāpi hi itthī purisassa cittaṃ pariyādāya tiṭṭhatī”ti majjhimaṭṭhakathāyaṃ vuttaṃ"。覺音論師明白地說到這是引自《中部註》，如果覺音論師先著《清淨道論》，然後才著《中部註》；或者說「覺音論師先著《清淨道論》之後，才讓他看古錫蘭語的《中部註》」，他怎麼有辦法在《清淨道論》之中引用《中部註》？
但是，在其他處他又說：
iti pana sabbaṃ yasmā, visuddhimagge mayā suparisuddhaṃ. vuttaṃ tasmā bhiyyo, na taṃ idha vicārayissāmi. (Sv I 2; Ps I 2; Spk I 2; Mp I 2)
但是，我已經在《清淨道論》簡潔地說明了這些，因此我在此不再說明。
But all this (discussion of morality, etc.) has been stated by me very succinctly in Visuddhimagga. Therefore I will not consider it here.
這兩者可能必須合併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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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封興伯等巴利文獻學者認為現存的著作和註釋，僅有「《四部》註」、《善見律毘婆沙》及《清淨道論》是覺音論師所著，其餘如「《阿毘達摩》註」及「《小部》註」不能劃歸覺音論師。
如封興伯說：
Pj [Paramattha-jotika] I (《小誦》註) 及 Pj II (《經集》註) 都無法考證年代，也無法舉出兩者的關聯，僅僅是兩者都歸功於覺音所註。除此之外，兩者都無法找到與覺音的直接關聯。 Ja [Jataka-atthavannana 本生註] 和 Dhp-a [Dhammapada-atthakatha 法句註] 傳統上都只認為覺音所註，但是現代學者都對此提出「正確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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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道論》的「勸請者」僅出現於卷末的「跋」。
覺音論師在《清淨道論》的「跋」中說：
Vibhajjavādi-seṭṭhānaṃ theriyānaṃ yasassinaṃ Mahāvihāravāsīnaṃ vaṃsajassa vibhāvino. Bhadantasaṅghapālassa . . . Ajjhesanaṃ gahetvā (Vism 711)
After taking the suggestion of the wise Venerable Saṃghapāla, born into the lineage of the famous Elders who are the greatest of vibhajjavādins (i.e, those who hold the doctrine of analysis) and residents of the Great Monastery (Mahāvihāra)...
受來自「住於大寺 Mahāvihāra 的最勝分別說部傳承」的尊者僧護 Saṅghapāla 的勸請...
元亨寺版《清淨道論》卷23：「受大德僧護之懇請，欲令正法之存續，造此〔清淨道論〕我得福聚[36]，」(CBETA, N69, no. 35, p. 469, a2-5 // PTS. Vism. 712)，[36]福聚（puññasañcayo），於底本之 paññasañcayo 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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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傳說中的「大寺派上座為考量陌生的客比丘，要求此一客比丘寫些論議來呈現他自己的程度」，應該是站不住腳的，至少，覺音論師自己沒這麼說。
如果覺音論師沒說，後代的人怎麼知道有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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