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揚： 〈倫敦零拾---兼紀 2005 IABS〉

台灣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與法鼓佛教學院，同樣隸屬法鼓山系)於2011 年6月20-25日舉辦 IABS 第16屆年會(IABS 約略每隔三年舉辦一次年會，但並未固定)，印象中，似乎陳懷宇教授批評過中國教授對此重大聚會不聞不問，無人參加。閱讀陸揚教授此文，確認中國教授是知道此一活動，當年無人前來，恐怕是政治氛圍的影響。

此一年會，親自發言或聽人發表論文的意義不是那麼重大，主要是老友相聚，交換研究訊息，檯面下的活動肯定要比官方活動、論文發表來得生動、重要。不少情況是教授帶著弟子見一見各個山頭的寨主，在著意與不著意之間為弟子鋪一下可能會用得上的人脈。在會議期間，還見到另一面，同門師兄弟與老師歡聚(例如，久別之後，台灣 Rupert Gethin 的幾位弟子興高彩烈地和老師聚餐)。

http://yifertw.blogspot.tw/2011/06/iabs-11.html

http://yifertw.blogspot.tw/2011/10/iabs-29.html

陸楊教授 2005年參加得應該是第14屆，第15屆似乎是在 Atlanta，網路上也見到2014年8月18-23日在奧地利維也納大學舉辦第17屆 IABS 年會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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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部落格《往復》

http://www.wangf.net/vbb2/showthread.php?s=dcd230b7b78afee22f947ac2c4214d2d&threadid=20885

陸揚： 〈倫敦零拾---兼紀 2005 IABS〉

此次的英倫之行，停留之地不過是倫敦和劍橋兩處。這也是一年多前就決定要去的了。名義上的主要目的，是去參加國際佛教協會會議（IABS 2005），該協會是國際佛教研究的最大組織，兩年舉辦一次會議。每次開會地點在世界不同地點。這次選在倫敦開會。美國有一年輕女學者組織一有關中國佛教史傳的專題研討，希望我加入。其實我一向怕開大會，因為怕和生人客套，也怕聽報告。這個會我以前沒開過。之所以答應參加，主要是因為可以此為由去劍橋看看三年多未見的杜希德先生。順便向他詢問上個世紀英國漢學研究的一些掌故。另外，我也確實很懷念倫敦和劍橋了。其實這次在英倫，一開始的兩天心情並不佳，主要是因為聽到紐奧爾良的大半被毁。那是我最喜愛的美國城市，因為最不像美國。想想去年所經之地，太半已成幻景，面對倫敦燦爛的陽光，更讓我覺得人生無常。好在家人告訴我城中的 French Quarters 基本未遭水災。而動物園因為在河的另一頭，也居然逃過此劫。這對我秉持的「傷馬乎，不問人」的立場是一種很大的安慰，所以我終於開始有了在倫敦四處走走的心情。這次旅行的過程雖說不過一周半，但就所見所聞，隨手也記下不少所感所想，另外也照到一些有意思的照片，歸來後發現居然還有些可以拿來餉諸同好的。所以就想找時間整理一下，陸續放在這個帖子裡。

這次在倫敦，有幾項收獲大大超過了我的預期，一是居然遇見那麼多十幾二十年未見的老師學長，以及早就該見卻始終沒能見上的朋友。比如方兄廣錩。我上次見到他時還是二十年前在北大的梵文課上。此次他正在大英圖書館做文書編目。又比如辛島靜志君，他告訴我說我離開北大的那天，他正好到北大。而且還在送我的人群中和我見過一面。二是從辛島君那裡看到了日本大正大學去年刊布的梵文《維摩詰經》原典及其譯本對照研究。該經影響中土一千數百年，但其梵本一向被認為早已不存。幾年前日本學者在布達拉宮原達賴的圖書館中發現另一重要佛經的梵典，用重金購入照片後，發現此經後面還居然附著《維摩詰經》。(版主按語：詳情可能不是如此。日本訪問團早知此一寫本隱含梵文《維摩詰經》原典，直到拿到照片，經過整理後，才對外宣布)如果當時就知道那一經卷中也有此經，則西藏方面恐怕要開天價。這一發現在我看來實為千古之盛事。第三個大收獲是去了倫敦最古老也是最美麗的教堂 St. Bartholomew the Great，清晨獨自在那靜謐渾樸的羅曼式大堂內徘徊，讓我頓時回到了莎翁時代的倫敦。我的第四項大收獲是觀賞了Percival David 中國藝術基金會（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的中國歷代瓷器收藏。說到這最後一項收獲，真是慚愧，我以前並不知道有 Percival 基金會這個收藏的存在，更不了解其收藏在數量和質量上唯有台北故宮才可以相比。這當然是因為我知識上的缺陋，對瓷器的歷史只有很皮毛的了解。我知悉 Percival 基金會收藏的存在，還是不久前我這裡的一個對瓷器的製作特别有興趣的藝術史研究生告訴我的。她跟我研讀有關宋代文化的研究著作。讀到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新近增加的瓷器製造史一卷時，知道我不久要去倫敦，就再三提醒我不要錯過機會去訪問，因為 Percival 爵士的藏品中最受矚目的就是宋元的瓷器。其實我發現很多我認識的對中國文化有興趣或研究的朋友，對這個收藏居然都不甚了了。我在那裡參觀了大半個下午，竟然也只碰到三位其他的來訪者，所以我想在這裡就先談一點我的觀後感，也算英倫之行觀感的第一部份。

近年來瓷器的研究在西方的學術界又受到重視，原因一方面是西方學界對所謂「物質文化 material culture 」的研究興趣日漸高漲，另一方面是對於明清以來的藝術鑑賞史和收藏史的研究的深入。我個人近日對瓷器研究關注較以前為多，則另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唐宋時代沉船的不斷被發現现。英國對中國瓷器的收藏一向在歐州各國中傳統最為悠久，鑑賞力也最高。其公家博物館中收藏的珍貴中國古陶瓷既多且好。除了大衛基金會之外，大英博物館，维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的收藏也不同尋常。甚至連牛津的Ashmolean 和劍橋的Fitzwilliam 等大學博物館都有不少精美器物。不過即使有這麼多的競爭對手，Percival David 的收藏還是做到了天馬行空。人們一般講起英國的中國文物收藏豐富，總要從大英帝國向東亞的殖民，和東亞的密切貿易聯繫等等方面來加以說明。這當然是不錯的。但是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常被忽視，那就是十九世紀以來英國的博物館學的發展。英國的各大博物館對其收藏的研究和規劃都與這一發展有關。隨著英帝國和世界各族的聯繫的不斷增加，對各民族文物的認知也擺脫了十八世紀模糊的觀念，而趨於歷史化和「科學化」。這裡的「科學化」強調的主要是一種「人種學」而非美學上的觀念。也就是用對藏品的選擇和展示的方法來體現帝國眼中各種族文化的特點，同時對這種特點加以固定化以建立世界和文化的秩序。借用當代英國學者的話來說，大英帝國在這裡就變成了一個「物品的帝國」（empire of things, 見 The Grand Design: The Art of the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1998, p.221）此種有文化政治目的的收藏方式自然不會將中華文化排除在外。英國對中國文物的收藏經歷了很複雜的變化。但從十九世紀起就越來越傾向於強調藝術在中國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當時英國社會甚至認為在中國生活中，藝術所具有的地位就尤如上帝在英國生活中的地位。我們可以說這種意見顯出在英國的文化想像中，中華文化的地位相對來說是較高的，但強調中國對藝術的過於重視也未必就都是褒意，因為這使當時英國的社會也同樣認為中華民族特點是耽於奢侈和享樂，是個女性化的衰弱的種族（effeminate and degenerate race）。在十九，二十世紀相交之際，英國的藝術鑑賞界對中國文物的興趣又有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那就是開始熱中於中國宮廷的收藏品。Craig Clunas 就指出過，這種興趣出現的時候，反到是英國在遠東的力量開始減弱之際。這和當時清宮的藏品大量外流有直接的關係。到了一次世界大戰時期這種取向就更加明顯了。比如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中極為有名的收藏乾隆雕漆寶座就是這時期從逃到英國的原俄國駐華公使那裡購入的。英國文化界對本來就最受其重視的中國瓷器的興趣，也開始從清代的風格轉向更早的時代。我想 Percival David 就是在這些風氣影響下成長起來的收藏家。他從一開始就試圖從中國宮廷和士大夫的欣賞趣味和眼光來建立他的個人的收藏。這和他具有的學者個性也有關係。他對明代曹昭的《格古要論》一書的研究和利用就是一個明證。Percival爵士的收藏基本從宋代開始，並強調宋代，也是與此有關。該基金的整個瓷器收藏近兩千件物品。其最早收入的部份就來自於原來清宮的收藏。當年慈禧在逃離紫禁城時，為或得銀行的財政幫助，將收藏的大量瓷器作為抵押品交給銀行。對這部份器物的收購成為後來Percival David 爵士收藏的基礎。

Percival David在一九二四年首度赴中國，他那時雖還年輕，但對藝術的鑑賞和展覽已很有心得。據他太太的回憶，Percival David 在北平期間，正碰上故宮博物院成立，當時博物院向大眾首次展示清宮收藏，據說 Percival 爵士對展覽方式的指導意見和提供的物質上的幫助，是使瓷器展覽獲得成功的關鍵之一。據北京故宮的資料，1929年7月24日，Percival 爵士捐款6,264.40元，修繕了景陽宮瓷器陳列室。可見这一回憶不誤。那時醉心於中國文化歷史，後來又成為瑞典國王的瑞典皇太子也正在華訪問。他和 Percival 爵士相識並成為好友。日後對 Percival 的收藏工作支持不遺餘力。Percival 爵士一生充滿冒險的精神。當年在華收購古瓷，特別是從銀行買下慈禧留下的四十多件藏品並輾轉運到英國的過程，可以說相當驚險，對此他的太太也有很生動的回憶。Percival David其實更像一個學者，他收藏的主要目的是為了供學者研究，所以在一九五零年，他毫不猶豫地將全部瓷器收藏捐給了倫敦大學。目前這一展覽館屬於其亞非學院（SOAS）的一部分。這批向大眾公開的藏品，對英國當代的陶瓷藝術發展影響也不可低估。比如英國目前很重要的陶瓷藝術家 Vivienne Foley，她典型作品中的那種純淨素雅的色調和柔和的造型就是向 Percival David 收藏的宋代瓷器學習並從中脫化而來的。

佛教協會會議開始的第一天下午，我順著 SOAS 樓前的路標，穿過 SOAS 旁邊群樓環抱的草坪，就到了優美的 Gordon 小廣場。基金會的展樓就在廣場右邊朝街面的一棟的十九世纪的小楼里。但是楼的环境和雅致的外观却给我一个内部也会同样精致的错觉。走进楼才发现，其内部不仅相当陈旧，而且设施简陋。明显是多年没有整修的结果。很难想像这是一个享有重名而且多次受到英國皇家眷顾的文物收藏重地。全楼的展室分在两层，分别在二楼和三楼。而底楼又有一个展厅是用来办临时特展的。我去的时候正在办两个小展，一是宋到清代陶瓷酒器和茶器，另一个是明清时代古玩收藏指南中有关瓷器的评述。二楼和三楼的大致分别是，唐宋元的瓷器主要在二楼，而明清的瓷器主要在三楼。进如展室，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简直像个上海城隍庙卖手工艺品的商店，里面两个房间放的都是很普通的玻璃展柜。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展柜上居然还特别标上由北山堂基金会赞助的字样。说实在那些展柜的玻璃用力一击就会碎裂。室内也完全没有空调。夏日午后直射的阳光更增加了室内的闷热。连展厅的警卫都向我表示歉意。想到当年Percival David是以对艺术展览的经验著称的，看到这样的陈列就觉得有些讽刺。但是柜中的那些展品足以使任何对瓷器有兴趣的人忘却所有这种种不足。

该收藏有几个特点。一是每一种风格都按时代形成完整的系列。就明代以前的瓷器而言，从南朝的古越窑和唐五代的越窑青瓷，宋代官窑，汝窑，均窑，耀州窑，宋金时代的定窑，一直到宋元时代的龙泉窑和滋州窑等等，可以说是一应俱全。而且每一种系列的展品，都属于该窑存世作品中质量最高的物件。藏品也大都完好如初。至于明清的瓷器就更不用说了。二楼的展品中时代最早的几件东西是古越窑陶瓷。包括双鱼纹冼，鸡舍和蟾蜍水滴。这些器皿的形制功用大都是从汉代的明器发展而来的。其中以蟾蜍水滴的造型最为有趣，和浙江博物馆藏的孙吴时代的蛙行水滴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让我想起去英伦前才看过的星仔影片《功夫》中的蛤蟆功的样式（见图）。这几件古越瓷在展览中都被断为东晋时代的物品。我很想知道其理由。因为根据我读到过的日本学者对古越窑型制发展的一些意见，我觉得这些物品更可能是西晋时代的产物。唐代的越窑瓷在这里也有好的陈列。很让我感兴趣的是一个唾壶，造型大方简洁，釉色浑厚，看上去更象是粗陶器，而非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汝窑的产品由于是专供北宋皇室，所以连宋人都说罕见。在河南宝丰清凉寺村汝窑窑址发现了许多残片和三十七件完整的瓷器之前，存世的汝官窑器物，件数不超过六十，却至少有二十件在英国。大英博物馆收藏了五件，已足以自豪。而Percival 爵士的藏品中则更多。包括三足香炉和钵等，都是镇馆之宝。据我别处见到的日本学者弓场纪知的介绍文字，该钵的底部高台内侧镌有御书的“乾隆丙午年”题记，和北京故宫的一件刻有御书“乾隆戊戌年”的三足洗一样，都应是乾隆的藏品。藏品中还包括一件带有纹样的椭圆型青瓷洗。带纹饰的汝窑瓷器，仅见的完整样品据说迄今只有两件，另一件大小造型几乎一样的洗在台北故宫。藏品中一件荷叶型碗托则和大英博物馆藏的那件很类似。Percival David本人是西方最早开始对汝窑加以研究的学者。三十年代就有这方面的研究发表。

不过最令我流连忘返的是这里陈列的定窑的白瓷，建窑的黑瓷和耀州窑的青瓷。定窑的特点正像乾隆的一首诗中对它作的描写：“质蕴珠光堪作鑑，纹缕花鸟俱传神”。定窑和耀州窑的精品，色泽虽然白与青的不同，但都透剔而纯净，而他们所共同具有的繁复的花鸟藻饰，也暗示我们宋代瓷器和唐代金银器在型制和制作工艺上的种种联系。过去几十年来出土的宋金时代的墓葬中定窑的白瓷不少，但在精致上很少及得上这里收藏的诸多精品。其中像宋代的梅瓶（似乎更应该称作刻花经瓶），金代的孔雀牡丹文轮花盘和鹿唐草文盘都应属于全欧洲收藏的最宝贵的中国古代文物之一。北宋建窑油滴天目碗的原件更是我生平首次见到的。漆黑发亮的釉色中布满银色的小滴。宋人的记载表明这是一种北宋晚期上层社会间甚为流行的茶具，是衬托碾茶所产生的白色茶末的最佳器皿，其斑纹或许正是陶穀在《清异录》中的形容的：“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这种充满禅意的茶碗被中世的日本人目为不可思议的杰作，用“天目”二字来形容其斑点。这些黑色茶具可以说开了后来日本禅风茶具的先河。我以前看到的艺术图录上的这类天目碗，大都被日本的博物馆和寺院收藏。而且大都被列为国宝。像Percival David 基金会的这个油滴碗就和重光京都府龙光院的一件金代的茶碗很接近，只是基金会的这件，油滴似乎更均匀和沉静些。

在我看到的展品中，有不少带有纪年和铭文颇值得一提。一件北宋时期的北方白瓷盘，盘心有“赵元好酒”四个字。另一件宋代的白瓷葵口碟上刻有“嘉定宝用庚午年造”。又有一件定窑的花鸟纹盘，盘底有“天水郡”三个字，而盘心则刻“赵”字。定窑的陶范上常有工匠或作坊的提记，这里的展品中也有一个例子，那是一个金代定窑的陶范，范上的纹饰极精细，其内侧刻有铭文“大定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王陞记生自造”。最值得一提的是元代磁州窑的一个酒罐，罐身的下半部为黑色，白色的上半部上有生动的人像和”仁和馆“三字墨迹。在绘画风格上和东京國立博物馆藏的金代白地铁绘束莲文瓶很接近。绘有人像的瓷州窑不少，但我见过的很多都是在瓷枕等器物上，像这种人像和文字的搭配的酒罐似乎很罕见，更何况其构图还有一种现代感。在花了近两小时看完了二楼的展品，我又去看三楼明清的瓷器陈列。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明代瓷器是永乐年间的景德镇的白色僧帽壶。匆匆浏览完明清的展品，我再回到底楼看那两个特展。其中的展品也全部从基金会的收藏中挑选出来，也都是珍品。南宋龙泉窑的一对小而华丽的青瓷碗已是眩人眼目。更绝的是一件南宋龙泉窑的青绿瓷盘，釉色极均匀，盘底有两条突出的鱼的造型。而且盘的边沿绕有铜丝制成的勒圈，且加上很富有装饰意味的铜提手，真是充满巧思的作品。在有关中國古代瓷器鉴赏的展览中，陈列了数种Parcivel David 收藏的有关鉴赏和陶瓷的中國古籍。有《格古要论》，《长物志》，《匋雅》，《陶说》，《天工开物》等等。这些古典对他的影响应该都很显著。特别是上面已经提到的《格古要论》一书，就更不用说了。Parcivel David 本人对该书的重视使他将其三卷本和一四五九年十三卷两种版本全部译成了英文。另外说到文震亨的《长物志》，那也是一本极有价值但却长期受到学界冷落的书。 Craig Clunas 是近年来较早提倡中国“物质文化”研究重要性的英國学者。他的成名作品就是以《长物志》为主要研究对象的。"长物"的英文名译作“superfluous things”，很贴切。我想以他对这里收藏及其旨趣的了解，或许当年正是受了英國的这种收藏传统的启发吧。我前面虽曾报怨Percival基金的展楼设备陈旧，但我觉得这不应责怪基金会及其所属的伦顿大学，而看来要怪英国国立教育体制资金少的弊病。其实该基金会常常慷慨地将藏品外借世界各地博物馆展出，而且对出版和其收藏或中國古代瓷器有关的研究也颇不遗余力。馆中的图书出售处就陈列着不少有价值的出版物，比如由Stacey Pieason 所编的Qingbai Ware: Chinese Porcelain of the Song and Yuan Dyansties (2002)。就是其中一本，书中收入了大量英國各博物馆所藏的宋元青白瓷的名品，很值得一阅。我自己购入了一本Imperial Taste: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是一九八九年该基金会瓷器藏品在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的展览图录。该书图片质量很好，解说文字的水平也高。而且书在美國已绝版。所以很快慰。不过在看 Percival David 基金会展品的过程中，最让我感动莫名的还是见到一件宋代定窑的白瓷碗，碗底居然刻有”华苑“二字。他人有所不知，这“华苑”也是我家附近一家粤菜馆的名字。那里的三宝饭甚精彩。三宝者，非下西洋传播大明文化的三宝太监之谓也，而乃火鸭油鸡叉烧之谓也。（待续）

由 云中君 于 09-12-2005 11:32 AM 最后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