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的語言政策

佛陀的語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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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主按語：

自範法師的介紹深入淺出，言簡而意賅，裨益學子，善哉，善哉！

但是，這樣的介紹引申出的問題也遠比此文所解答的多。例如：

1. 如果本文的解說是正確的，佛陀明白宣示「不得用婆羅門所用的經典語言演說佛法」、「聽隨國音誦讀」，並且制定違反此項是犯「突吉羅」的行為。如自範法師所言：

「對梵文的態度，《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皆反映出梵文為外道語的意味。」

「佛陀的語言政策，對絕大部份的梵文學者來說，是很明確──佛陀不允許比丘們使用梵文來學習佛教教義，而允許比丘們使用自己的方言。」

為何將印度本土絕大部分抄寫文本都改作梵文寫卷？即使有人犯錯，後來的長老比丘、比丘尼為何不「撥亂反正」把它改為符合「戒律」？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30：「從今已後，佛所不制不應妄制。若已制不得有違。」(CBETA, T22, no. 1421, p. 191, b1-2)

「佛已制，不得有違」，僧團裡，誰會冒這麼大忌諱去違反這一規定？為何數千年來「知錯而不改」？

2. 「苾芻誦經，長牽音韻，作歌詠聲，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應歌詠引聲而誦經法。若苾芻作闡陀（梵文）聲誦經典者，得越法罪。若方國言音，須引聲者，作時無犯。」（《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大正24，232c）

但是，當今各家寺院，音聲佛事，歌詠梵唱、製成音樂，不僅僅「引聲而誦」而已，如此違反佛律，怎麼辦？唱，還是不唱？

3. 覺音論師的注疏認為「自己的語言(sakaya niruttiya)」指的是佛陀所說的「摩竭陀語」，覺音論師的注疏顯然是錯的，他為何會犯此一錯誤？

4. 季羨林提到，錫蘭人認為巴利語就是「摩竭陀語」，但是覺音之後的註釋書提到覺音到錫蘭將「古錫蘭語 Sinhalese」的經卷「轉寫成」巴利。這是轉寫字母而不改拼字，還是轉寫拼字卻不改字母？還是兩個都改了？這樣的一件事，為何錫蘭本地的僧團數百年不作，反而直到西元四百年才由一位印度大陸去的覺音論師來作？是因為他比錫蘭僧團更懂「古錫蘭語 Sinhalese」經卷？還是更懂巴利經卷？為何覺音論師會比較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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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 提到...

自範法師的簡要記述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的，您提出的問題，可能對學術探討比較有意義。而對一般信眾而言，是意義不大的。

我的書稿裏，其實有點牽涉到了您提的一些方面。比如

第一、“為何將印度本土絕大部分抄寫文本都改作梵文寫卷？”
其實很多漢語版的印度佛教史也涉及到了一些這個問題，但都不夠詳細。我曾經作過稍微詳細的分析，主要還是和當時大環境（梵語回潮）、部派佛教西北（某些部派對梵語的偏好）有關，注意！並不是所有的部派都用梵語，只不過我們接觸到的，和當時印度大多數佛教部派都改用了梵語。（這個問題有點大，我回頭專文來回答吧）

二，「苾芻誦經，長牽音韻，作歌詠聲，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應歌詠引聲而誦經法。若苾芻作闡陀（梵文）聲誦經典者，得越法罪。若方國言音，須引聲者，作時無犯。」
這一點，主要還是和梵語、俗語之間的文法差異有關，我回頭詳細跟您解釋。我發現對這一問題，很多人都沒有轉過彎來，這裏所說的和我們（通常）理解的，不是一回事。

三、覺音法師為什麼會犯錯？
這個其實我們可能有點把問題復雜化經了，他當然會犯錯。或者是出自個人偏好，或者是出自宗教感情，或者出自其他原因，“有意”或無意地犯了錯，或者說是扭曲了原來的真實，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他是人，而不是佛。

第四個問題，因為我不懂僧伽羅語，所以無法完全確定。但據我印象，巴利文獻史上一般好像是用翻譯，也就是不僅是轉寫那麼簡單，而是轉譯。至於為什麼是覺音來作，也是可以理解的。後人也會問，怎麼老外把中文的《成唯識論》譯成外語了，怎麼讓意大利人把古漢語的《光讚經》譯成英語了？

2012年6月3日下午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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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 Yifertw 提到...

親愛的麥克雞兄：

1. 第一個問題你完全沒有擊中標靶。

不管世俗的理由是什麼。佛陀的教導(佛教的所有經律論三藏)從開始就因此一戒律而不以「梵語」(或梵語的前身，婆羅門的經典語言、吠陀用語)，第一位將既有的經律論三藏改用梵文背誦或記載的就是犯「突吉羅」。如果前人已犯，後人就應改正，要尊重戒律啊！

「佛已制，不得有違」！

2. 第二個問題與文法無關，而與音樂有關。

近代，出現台灣比丘與藏傳出家人製作音樂，以樂器彈唱。

要嘛，佛教界放棄大迦葉制定的原則：「從今已後，佛所不制不應妄制。若已制不得有違。」僧團決定實行多數決，只要長老比丘同意，就可去掉這一原則而彈性解釋戒律。

或者，如果宣稱「誓死擁護大迦葉制定的此一原則」，創作音樂與彈唱音樂就違反戒律。

3. 第三個問題與「誰都會犯錯」無關，而與「戒律」的詮釋有關。

就像儒家記錄的《禮記》「男女不相答拜也」一樣，女子是否應該對男子答拜，即使有一人、一百人犯錯，因為漢代所有讀書人都知道「應該答拜」，犯錯(此處為誤增「不」字)必會遭遇糾正。

所以如果此段「戒律條文」指的是「佛陀自己的語言」(也就是錫蘭上座部佛教的「巴利」，「無畏山寺派」應該已有相當一段年代使用梵語經典)，那是指當下的「無畏山寺派」違反戒律，而此類經典不值得信賴！

這可能要把不斷從印度大陸渡海傳來的「梵文經典」對「大寺派」傳承的威脅，與法滅的憂慮考量進去！

版主的問難是，以覺音論師的深得「大寺派」推崇，他的學養、修持，似乎不致於犯此詮釋上的訛誤。

4. 第四個問題，覺音論師的轉譯或轉寫巴利經典，會有三種狀況：

a. 字母一樣(天城體？)，但是拼字從「僧伽羅語」改作「巴利」。

b. 拼字一樣，但是字體從(婆羅迷體？)改作(天城體？)。

c. 字母與用字的拼法都改了，就像犍陀羅語本的《法句經》與巴利《法句經》的差別一樣。

當你確定主張那一點之後(a, b, c 或者描述另一種都可以)，再來討論為何是彼時(西元400年)、彼地(錫蘭大寺)、彼人(覺音論師)來作，而不是更早、且由大寺派長老來作？

這樣的討論才能進入解惑的階段。

謝謝你的回應。

2012年6月3日下午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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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ke 提到...

1\您說的犯戒，其實是把佛教的情況理想化了。把廣律中的情況理想化了，我其實還有一個問題想要寫，即將碑刻材料（反映早期僧團中的實際情況）與廣律（反映早期僧團的理想情況）作對比，而我個人認為，前者更接近現實，而卻常常為我們佛教界所忽視。（也請參紹本的研究），其實戒律是固定的，但社會一直在變，這麼說吧，如果不嫌過份的話，其實即使是非常嚴格的早期僧團中，違犯戒律就已經是廣泛存在的。（或者換句話說，在在數百年間甚至上千年裏，完全要遵守一個既定的教務，也是不現實的）

2、其實還是與音樂無關（一般都認為是與音樂有關，但其實是無關的），我回頭會用論文來詳細解釋此事，您這樣回答，我才第一次覺得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點，解決此一問題，看來是非常有意義的。

3、我個感覺您可能有點理想化了，或者是將戒律理想化，或者是將覺音法師理想化了，他非常偉大，但不是不會犯錯。起碼就這件事而言，他的解釋違背了我們對早期佛教僧團中的了解。

4、早期僧伽羅語的文字是哪一種（印象中是婆羅迷，而不是阿拉美，天城體就太不靠譜了，晚上上千年），是有研究的(如果沒記錯k.r.norman就有，我書稿中也注意過)，早期巴利語的文字好像也是如此。
剛剛和人喝了數小時工夫茶，呵呵。準備吃飯了，晚安。

2012年6月3日下午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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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光尼眾佛學院教務長 自範法師

◎本文載於第四期《青松萌芽》頁24-27

http://www.gaya.org.tw/hkbi/topic/topic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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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為了實現宗教上的理想，制定了宣揚教義的語言規定。

佛陀的語言政策，大原則是令聞法者能解法師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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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的語言政策是什麼？

佛世時，學習教法向來藉著口耳相傳的古老傳統，銘記在心，傳誦流布。因此，語言成為弘法的重要利器。本文名為「佛陀的語言政策」，一方面來自閱讀季羨林先生〈原始佛教語言問題〉論文的啟發，另一方面筆者也認為，這是佛陀為了實現宗教上的理想，而採取的方法，制定了學習、宣揚教義的語言規定。本文擬就佛教史的觀點，試析佛陀語言政策的原則及其緣由，提供我們在傳播佛法上參考。

巴利文《小品》(Cullavagga) V.33.1敘述了一個故事：

這時有兩個比丘，姓耶彌盧諦拘羅，是兄弟倆，原來生在婆羅門家中，聲音良好，善於談說。他們來到世尊那裏，向世尊致過敬，坐到一旁去；坐下以後，兩個比丘向世尊說：「大德！現在的比丘，不同姓，不同名，不同門閥，不同家室，都來出家。他們用自己的方言俗語毀壞了佛所說的話。請允許我們用梵文表達佛語。」

世尊呵責他們說：「你們這些傻瓜，怎麼竟敢說：『請允許我們用梵文表達佛語。』傻瓜呀！這樣既不能誘導不信佛的人信佛，也不能使信佛的人增強信仰，而只能助長不信佛的人，使已經信了的人改變信念。」

呵責完了以後，又給他們說法，然後告訴比丘說：「比丘呀！不許用梵文表達佛語！違者得突吉羅。」

從兩位婆羅門出身的比丘提出採用梵文宣教，被佛呵責得知：佛陀不允許比丘們使用梵文宣教。那麼，不用梵文，究竟用什麼語言？佛的最後一句話，就是回答這個問題的。佛說：

我允許你們，比丘呀！用自己的語言(sakaya niruttiya)學習佛所說的話。

自己的語言(sakaya niruttiya)可以有二種解釋：（一）佛自己的語言，（二）比丘自己的語言。因此，造成了學者間的爭論。

(一)佛自己的語言：佛生在印度東部，現今尼泊爾境內，一生多半在摩揭陀國弘法，相當於現今的比哈爾邦，佛使用的語言，很可能就是印度東部的方言摩揭陀語。

(二)比丘自己的語言：比丘可用自己的方言俗語來學習佛所說的話。

一般而言，學者們採用第二種解釋，季羨林先生並提出佛陀的語言政策採放任政策，抱著「實用主義」的看法（註一）。佛陀的語言政策，對絕大部份的梵文學者來說，是很明確──佛陀不允許比丘們使用梵文來學習佛教教義，而允許比丘們使用自己的方言（註二）。

為什麼佛不許用梵文宣教？

為什麼佛不許用梵文宣教？首先，從當時使用的語言來看，印度吠陀後期，婆羅門教興盛，梵文是佔領印度北部的雅利安人的語言。

然而到了西元前五、六世紀的佛陀時代，梵文已成為一種高度規範化和學者的語言，只有掌握文化大權的婆羅門祭司和統治階級的貴族使用梵文，普通人民則使用地方語言（註三）。

這由公元前三世紀阿育王的銘刻中發現的最古俗語，以及屬於俗語的巴利語經典、耆那教文獻可以得到證明。婆羅門的祭司因來自各地的不同家族，所以需要規定婆羅門通行的標準語言，以維護自己的特殊社會地位。

第二，在印度文化的發展上，佛教的興起對於當時佔宗教統治地位的婆羅門教而言，可說是一種反動，一種革命。例如婆羅門重祭祀，屠宰牲畜，祈福求生天。而沙門反對祭祀，戒殺，主張由「業」決定人的命運。婆羅門思想與沙門思想根本上就是對立的。

第三，將那段不許用梵文的巴利律譯文，對照其他漢譯本來分析佛陀的開示，巴利律是：

佛世尊呵責他們說：「你們這些傻瓜，怎麼竟敢說：『請允許我們用梵文表達佛語。』傻瓜呀！這樣既不能誘導不信佛的人信佛，也不能使信佛的人增強信仰，而只能助長不信佛的人，使已經信了的人改變信念。我允許你們，比丘呀！用自己的語言學習佛所說的話。」

其他漢譯本如下：

(一)佛告比丘：「吾佛法中不與美言為是。但使義理不失，是吾意也。隨諸眾生應與何音而得受悟，應為說之。」（《毗尼母經》卷四，大正24，822a）

(二)佛言：「我法中不貴浮華之言語。雖質樸不失其義，令人受解為要。」（《毗尼母經》卷八，大正24，846c ）

(三)佛言：「汝等癡人，此乃毀損，以外道言論而欲雜揉佛經。」佛言：「聽隨國俗言因所解，誦習佛經。」（《四分律》，大正22，955a）

(四)佛言：「聽隨國音誦讀，但不得違失佛意，不聽以佛語作外書語，犯者偷蘭遮。」（《五分律》，大正22，174b）

(五)佛言：「從今以外書音聲誦佛經者，突吉羅。」（《十誦律》，大正23，274a）

(六)佛作是念：「苾芻誦經，長牽音韻，作歌詠聲，有如是過。由是苾芻不應歌詠引聲而誦經法。若苾芻作闡陀（梵文）聲誦經典者，得越法罪。若方國言音，須引聲者，作時無犯。」（《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大正24，232c）

諸漢譯本，《十誦律》與《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雜事》提到音調問題，據季羨林先生的論證，發現：那是說一切有部不得已的修訂，原來還是屬於語言的問題（註四）。

就使用方言來說，六個漢譯本中，前三個本子提到說法的語言著重令人領受、了解。《五分律》說要掌握佛的本意。對梵文的態度，《四分律》、《五分律》、《十誦律》皆反映出梵文為外道語的意味。

外道語似乎是不使用梵文的原因，再進一步參照有關佛陀對區別外道，異於婆羅門的訓示，《四分律》記載：

六群比丘與諸長者共住講堂誦佛經，語聲高大如婆羅門誦書聲無異，亂諸坐禪者。

諸比丘稟告世尊，世尊以此因緣集僧，呵責六群比丘：「汝等云何與長者共在講堂中誦經聲如婆羅門無異耶？」世尊以無數方便呵責六群比丘……（註五）。

另外的例子：

新學比丘輒授人具足戒，而不知教授，以不教授故，不按威儀，著衣不整齊，乞食不如法，處處受不淨食，或受不淨缽 食，在大食、小食上高聲大喚，如婆羅門聚會法……。

佛陀呵責比丘後，制定了戒臘滿十年者才能授人具足戒的規定（註六）。綜合觀之，筆者認為，在梵文是婆羅門使用的語言，及婆羅門與沙門文化對立的情況下，佛陀為了區別外道，表示對婆羅門的一種革新的作法，所以不許使用婆羅門教的聖語梵文來宣揚佛教教義。

為什麼佛要比丘用方言宣教？

為什麼佛要比丘用自己的方言，而不規定一種標準語宣教呢？首先，印度是個多種語言的國家，很難以一種標準語佈教。

第二，如前所述，說法的語言重在令人領受、了解。佛陀主張人人平等，無階級高下，他希望所教導的真理不是社會中某個特權階級的財產，而是所有人的福祉。所以，比丘用方言來學習、宣揚教義，普遍性的接觸群眾，有助於普及教化。由此也顯示佛陀的語言政策，大原則是令聞法者能解法師語。這點也與佛說法應「機」施教的原則相應。

佛陀的語言政策表現在戒律中，基本精神也是一致的。比丘、比丘尼誦讀或講說，無論用任何語言，要令對方聽得懂。舉出幾個例證如下：

(一)中國語向邊地人，邊地語向中國人，捨戒……是名不捨戒。（意思是：捨戒者向聽不懂他的話的人說捨戒，捨戒是不成立的。）（《五分律》卷一，大正22，4b）

(二)以中國語教邊地人誦，是邊地人不解是語；以邊地語教中國人誦，是中國人不解是語……得突吉羅。（《十誦律》卷五十三，大正23，392a）

(三)若比丘尼邊地人，比丘中國人，教誡不解，突吉羅。比丘邊地人，比丘尼中國人，教誡不解，突吉羅。（《薩婆多部毗尼摩得勒伽》卷十，大正23，622b）

(四)若中方人對邊方人作中方語，捨不成捨，若解成捨。若邊方人對中方人作邊方語；若中方人對中方人作邊方語，捨不成捨，若解成捨。若邊方人對邊方人作中方語，准上應知。（意思是：欲捨戒者向聽不懂他的話的人說捨戒，捨戒是不成立的，若對方聽得懂，捨戒就成立。）(《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芻尼毗奈耶》卷二，大正23，913b )

結語

後來佛教徒不使用梵文的政策改變了。公元前二世紀開始，巴膩尼(Panini)所整理的梵語的文法體系，經由迦旃延那(Katyayana)、波顛闍利(Patañjali)二人的註解而更加確立。

從公元三至八世紀，是印度古典文化的黃金時期，許多梵語詩、戲劇等文學作品，或宗教、哲學作品都以古典梵語來書寫。此風潮影響到原先以中期印度語（俗語）來弘揚教法的佛弟子，他們大約從公元前二世紀起也改用古典梵語來書寫佛教聖典，例如說一切有部也使用古典梵語；另外，大乘論典也大都以古典梵語來書寫（註七）。

雖然後代弟子又改用梵語，卻也是一種隨順時俗的作法。佛陀的語言政策，從規定不使用梵語到後來改變使用梵語的有趣現象，不正顯示當初時勢使然，為別於外道，故不使用梵語？而無論使用什麼語言弘法，掌握佛陀本意，令對方能解其義，才是最根本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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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釋：

註一：上述引文及季羨林先生的看法，參見季羨林《季羨林佛教學術論文集》（臺北，東初出版社，民國84年4月初版）pp.55-57,64,175。

註二：前引書，p.131。

註三：池田大作著，王遵仲譯《佛教一千年》（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二版）p.67。

註四：《季羨林佛教學術論文集》pp.149-156。

註五：大正22,639a。

註六：大正22,800。

註七：參見釋惠敏、釋齎因編譯《梵語初階》（臺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9月初版）p.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