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新江談粟特人研究的通識問題
以下引自部落格《豆瓣網》
2012-06-12 01:22:13 來自: 卓嘎Sitatārā(stay focused)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30332643/
以下引自部落格《東方早報》
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2/6/10/805665.shtml
作者 黄晓峰 盛韵 發表於 2012-06-10 01:54
粟特人（Sogdian）原是生活在中亞操中古東伊朗語的古老民族，從我國的東漢時期直至宋代，往來活躍在絲綢之路上，以長於經商聞名。近十多年來，國內一些粟特首領墓葬的發現，為研究者提供了豐富的文獻、圖像資料，開闢了廣闊的研究空間。可是很多愛好者乃至學者，連粟特人的基本文獻都沒有仔細閱讀，就開始匆忙進入這個領域。北京大學歷史系的榮新江教授認為，雖然來華粟特人的材料大多出自中國，中國學者有天然的優勢，可是如果我們不注重東西方的學術交流，不注重學科背景知識的積累，依然難以取得研究的進步，甚至誤入歧途。這其實也是史學研究的基本要求。
問：在您從事的漢唐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領域，隨著近年來各種文獻及考古材料不斷發現，來華粟特人的研究似乎成為一個熱點，那麼中國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進展如何呢？
榮新江：中國的學術研究比較注重自己的東西，不太注重國外的研究，所以一出玉門關就弱了點，越過帕米爾高原就更弱了。現在雖然不是唐代那種天朝大國的心態，但是整個學術的脈絡，對國外的東方學研究還是比較薄弱，有些門類完全是空白。而日本就不一樣，他們研究兩河流域，研究巴比倫，研究莫臥兒王朝，不論那門學問，都有人在做，而且有傳承，一代一代都有人在做。
粟特人的研究在西方學術研究的脈絡裡屬於伊朗學，而中國原來根本就沒有伊朗學。所以粟特的東西發掘出來以後，我們沒有多少根基去認識他們所表現的粟特文化背景。對伊朗學的考古、語言、文化、瑣羅亞斯德教等分支研究，我們沒有多少積累。就像我們研究佛教，雖然有很多的漢文佛典，但是懂梵文佛典的學者其實沒有多少。陳寅恪先生當年研究梵文佛典，指出《蓮花色尼出家因緣》七個故事漢譯佛典只翻譯了六個，把與中國倫理道德有衝突的那個故意漏去，沒翻譯，這也正是研究的旨趣所在。粟特文化也是一樣，比研究佛教更難，佛教畢竟有漢譯佛典放在這裡。而研究粟特，我們連最根本的經典——《阿維斯陀》（Avesta）及其最基本的注釋書都還沒有完整地翻譯過來。正是因為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完整的漢譯本，所以大家所引的原文，只是一些摘譯，有關瑣羅亞斯德教的知識也就不是系統的，是斷章取義的。也正是因為沒有系統地搜集、閱讀、翻譯、研究，一旦遇到新東西的時候，就不知道怎麼辦了。
來華粟特人研究，過去主要就是靠一些零星出土的敦煌、吐魯番漢文文書，以及傳世漢文史料裡留下的有關粟特人的記載。近年來，特別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敦煌、吐魯番文書全部出版，有大量的材料可以運用。另外，近年研究來華粟特人的一個豐富材料來源，是大量出土和新刊的漢文墓誌。墓誌現在出得很多，而且很容易判斷粟特人的屬性。北朝到唐朝前期，粟特人在墓誌裡談到其西域出身時原本是很不在意的，往往直接說是史國人、是安國人。但在安史之亂以後，由於安祿山、史思明這些粟特雜胡的叛亂，社會上有一股反對胡人的思潮，所以粟特人開始說自己是中國某地的人了。比如說姓康的，就惠說自己是會稽人，會稽是江南的高門。其實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有個僑居的會稽郡人在甘肅張掖。所以要是問深了，他們就說自己是張掖人，要是問淺了，就說自己是浙江會稽人，久而久之，原本的西北胡人將領就逐漸成為江南士族人家了。
因為材料很多，所以只要仔細分析一件文書，就可以把一個粟特商人的整體形象勾畫出來。比如吐魯番文書中講到一件事，某個長安的漢人李紹謹和一個粟特人曹炎延一起到天山北麓的弓月城去做生意。李紹謹從曹炎延那裡借了兩百多匹絹，隨後他們從弓月往龜茲貿易，隨後而來的曹炎延的弟弟曹祿山到了龜茲後，沒有見到其兄，正在這時吐蕃打過來，安西都護府從龜茲撤到西州，於是曹祿山就在西州狀告李紹謹。於是，官司就在西州展開。一般認為，弓月城在伊犁的阿力麻里。安西都護府就派人去弓月城調查這件事，而且還要到更西邊的中亞去尋找當時做證人的兩個粟特商人。此事涉及長安、西州、龜茲、弓月及其以西地區的粟特商人，這是多大的一個場景啊，充分展現了當時粟特人商業貿易的情形。過去那有這樣的材料。我們只要把文書內容翻譯出來，用西文發表，就會成為西方粟特研究的重要參考資料。
原本用傳統漢文文獻、文書、墓誌來研究入華粟特人的時候，我們已經取得了非常豐富的成果，現在，又有了一批粟特首領墓葬的石棺、石槨及其圖像被發現，增添了新材料，也提出很多新問題。
問：您的意思是不是說，在來華粟特人這個研究方向上，我們中國學者其實應該有較多的優勢，只是西方學者很關注我們的研究成果，而我們從前不太注意西方學界所取得的成就？
榮新江：其實過去研究粟特，中國學者應該是很有發言權的，因為中國有很多相關的史料。真正從學術角度來研究粟特，應該說跟敦煌、吐魯番文書的發現有很大關係，包括漢文文書，也包括粟特語文書。最早講粟特聚落的應當就是伯希和1916年寫蒲昌海的粟特聚落一文，他用的就是敦煌卷子《沙州都督府圖經》裡有關粟特聚落的記錄。桑原骘藏和向達先生就把中國史料裡姓安的、姓康的等胡人檢選出來，撰寫了來華的西域人以及唐代長安的西域人這類主題的長篇大論。但是，這些主要都是用漢文史料，因此還是有很大局限的。其實在西方，另外一個傳統就是對粟特語本身進行研究，包括對粟特聚落考古的發掘，這些東西中國學者就沒有跟上。
其實也並不是那麼難，陳寅恪先生當年應當就學過粟特文。當然，陳先生去學的時候只有兩三本關於粟特文的書，他學完了就可以說是會了。所以他說自己會二十多門語言，周一良先生掰著手指頭算過，真正精的並不多。陳先生現在已經被神化了。當時中亞的語言，一門只有兩三本書，學完了就算會了。現在要學粟特文，一個人就得搞一輩子。可是我們中國人多啊，為什麼就不能有幾個人去學這個？可是就是沒有人，也沒有學術體制來推進這些外國的學問，其實還是有天朝大國思維在作怪。過去我們沒有這樣的人，也沒有這樣的條件，所以距離就越拉越大，越拉越遠。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後，敦煌吐魯番的東西全出来了，包括粟特文的研究，經過一百年，很多東西也都翻譯出來了。很多國內學者做摩尼教研究，大量使用的是粟特文的摩尼教文獻，或中古波斯文的摩尼教文獻。當然他們用的是最好的西文譯本來做研究。其實，我並不主張做中亞研究的人都非得懂當地的語言文字，因為中亞是多語言社會，依現在的學術積，一個人要都會，那是不可能的。陳寅恪先生的時代可以學很多種，因為那時的書少，要是現在請伯希和、陳寅恪先生來學，他們也忙乎不了這麼多語言啊！而且語言學的研究現在各有家法，比如我 1991年到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去旁聽辛姆斯·威廉姆斯（Nicholas Sims-Williams）教授講粟特文、于闐文的課，當時教室裡除了他就兩個人，一個是他的學生，一個是我在旁聽。西方的課是人越少水平越高，他上的大夏語、中古波斯語課，都只有一兩個、兩三個人。辛姆斯·威廉姆斯雖然教好多種中古伊朗語，但是他寫文章基本上只寫關於粟特文的，後來寫大夏語，關於于闐文的專文基本上就不寫。並不是他不懂，粟特文和于闐文都屬於中古波斯語，互相是通的。但現在學術界有很細的分工，一門中亞語言要花費一個優秀學者一輩子的工夫，所以沒有人敢說什麼都懂了。
所以，話說回來，我們中國這麼多人，有學宗教的、考古的，而且這方面中國有很多記載载。西方研究粟特文的學者，在用到中文的中亞史料時，還是要靠沙畹翻譯的《西突厥史料》，即兩《唐書》和《冊府元龜》裡有關西突厥和所屬中亞各國的文獻記載。如果出了西文翻譯的範圍，他們往往就不知道了，比如《酉陽雜俎》裡有一條關於祆教的資料，他們就得拐彎抹角地看，或找西方漢學研究者幫忙翻譯了。這方面其實中國學者就很方便了。現在敦煌文書全部出版了，裡面可以找到大量到敦煌、吐魯番來做生意的粟特人的資料，有過所、有契約、有名籍、有書信，等等。很多搞粟特的西方學者，可以學很多的語言，但是一到中文就不靈了。而且即使會中文，一接觸到原始文書，也會抓瞎。所以他們也很希望了解我們的東西。比如研究粟特文的人一直在找「絲」字，但是一直找不到。粟特文的文獻裡面肯定有，哈佛大學的施杰我（P. O. Skjaervo）教授曾經猜測是某個詞，用別的語言來推測「絲」的粟特文的寫法，但這只是猜想。2004年辛姆斯·威廉姆斯來北京開會，他解讀粟特文古信札，說「絲」可能是某詞。北大的段晴教授舉手說，這個字她猜到了，是于闐語裡的某個詞，她是通過漢文的成語找出于闐文的「絲」字。段晴的文章1991年發表於紀念季羨林先生八十華誕的文集中，但是這本江西出版的書基本沒對外發行過。結果2004年在這個會議上西方才知道她的成果。
西方伊朗學的學者特别希望有中國人來告訴他們漢語文書有什麼新材料，中國學者都在研究些什麼。他們非常願意我們參與到他們的學術脈絡之中。 2001年，北京有一對澳大利亞籍的夫婦，辦了一份刊物，叫《中國考古與藝術摘要》（China Archaeology and Art Digest）。李學勤先生、李伯謙先生和我都是他們的顧問。他們訂閱了幾乎全部中國的考古雜誌，然後請北大考古系的老師和年輕學生幫忙，把重要的考古簡報寫成英文的摘要。每期前面翻譯五六篇中國學者的文章，一期一個專號，比如這次是青州的造像，下次是都蘭的文物，再下一次是瓷器、法門寺的金銀器等。這個雜誌的發行範圍覆蓋全世界，做得非常成功。中間他們做了個祆教專號，他們先找人翻，我給他們改專有名詞，因為他們不知道有些漢文專有名詞翻過去用那個英文的粟特、祆教術語。這個專號把中國做祆教的姜伯勤、羅豐、張慶捷等學者的文章都翻譯成英文，那些不懂中文的西方伊朗學的學者幾乎人手一本。他們通過這些著作知道中國學者也在研究這些東西。我自己也用英文發表一些有關粟特的文章，這是因為不參與就沒有了中國的聲音。
蘇聯解體以後，整個粟特地區開放，西方的探險隊都撲進去，然後又請馬爾沙克（B. I. Marshak）這些英文比較好的學者去法國、美國等地講學，用西文發表他的文章。西方一些伊朗學或中亞研究的刊物，像《亞洲研究所輯刊》（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每期都有原蘇聯中亞考古的消息，甚至給前蘇聯學者出版專號，發表他們在中亞考古的研究成果或新的考古報告。還有平山郁夫辦的《絲綢之路考古與藝術》（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也是幾乎每期必有這些內容，連篇累牘地發他們的文章。當然這些雜誌，包括其他一些東方學刊物，特別是伊朗學刊物，也有許多西方學者的論著。所以這些是我們了解西方粟特研究的窗口，每期都要看，但實際上，許多中國研究粟特的學者沒有跟蹤這些粟特研究的最新成果。
問：最近十餘年間，很多來華粟特首領的墓葬被發掘出土，應該更進一步推動了來華粟特人的整體研究吧？
榮新江：我有時候覺得自己做學問的運氣非常好。我以前主要是做于闐歷史的研究，後來業師張廣達先生說可以進一步做一點粟特的研究，於是我很早就一直在收集有關粟特的材料。1998年我寫了一篇很長的文章，即《北朝隋唐的粟特遷徙及其聚落》，發表之後，1999年就出土了虞弘墓。
因為虞弘墓出土了，巫鴻教授在北大舉辦「漢唐之間文化藝術的互動與交融」學術研討會，就請了山西考古所的張慶捷先生來談虞弘墓。正在談的時候，就有人說西安發現了安伽墓。到2004年，我在北京舉辦「粟特人在中國」學術研討會，打算特別討論安伽墓的材料，而這個時候史君墓又出土了。所以考古的人實在是應接不暇。
以虞弘、安伽、史君為主的墓葬，都出土了石榻圍屏或石槨葬具，其上都用浮雕方式刻畫了許多異域風格的圖像。墓室經過考古發掘，有墓誌，表明他們都是粟特胡人首領。這些墓葬文物給粟特研究帶來了極大的推動力。
比如，我們在常見的漢文粟特墓誌之外，看到了粟特文和漢文雙語的墓誌。西安市考古所的楊軍凱先生主持發掘史君墓的時候，陝西師大的周偉洲先生曾下到墓室裡，把墓志的文字用鉛筆匆匆拓了一小部分，到北京時交給我。我正好到日本去開會，就帶去問吉田豐教授，他說是粟特文，這是第一次的判斷。後來西安市考古所把這個雙語墓誌的粟特文部分交給吉田豐考釋，因為中國沒有做粟特文的專家。這個刻成長方形的墓誌是雙語的，而且是六世紀後期的，在整個現存的粟特語文獻中也是相當早的。我們知道粟特文最早的是在哈薩克斯坦南部出土的相當於漢晉時期的銘刻，這是全世界範圍內最早的。第二批是斯坦因在敦煌長城烽燧下發現的粟特文古信札，有八封信。古信札很難讀，直到最近，辛姆斯·威廉姆斯才讀通了其中的四封信。因為有些書信殘損嚴重，且有大量的世俗詞匯，沒法判斷，所以解讀的進展很慢。此外，還有蒙古發現的布古特碑，還有敦煌吐魯番粟特語文書，這些大多數是八世紀以後書寫的。
另外，這些考古發掘的圍屏或石槨圖像，也使得學者們又判斷出其他一些已經出土的同類葬具也是屬於粟特首領墓葬文物的組成部分，這包括上世紀二十年代在安陽出土的一套石棺床、日本的美秀（Miho）美術館所藏的一套圍屏、甘肅天水和山東益都分別發現的石屏，其圖像都有一些共性，可以把它們都歸入北朝末到隋朝時期中國北方粟特首領的葬具，其圖像為我們提供了豐富多彩的入華粟特人的歷史畫面。因為中亞粟特人的埋葬方式是用瓮棺，一般不那麼講究，即使有圖，它的畫像面積也受到限制。雖然一些宮殿或住宅的壁畫保留下來，但大多數是底層的部分，破壞得很嚴重。而安伽墓出土的是没有被盜掘過的完整墓誌，其他幾個墓葬的圖像材料也是完整的，所以雖然過去已經出過這類東西，但這些完整的圖像材料真的是太有學術價值了。
比如，史君石槨的東壁，刻畫的是一座橋，墓主夫婦倆帶著駱駝隊過橋，橋下有怪獸張著嘴等著，這就是祆教人去世之後要過的裁判之橋（Chinvat）。旁邊有狗盯著，橋對面有雙面女神，如果是善面對著你笑，就說明你是善人，會升天；如果是惡臉，你就會掉到地獄裡，所以橋下的怪獸張著嘴等著。圖像的上半截刻畫的是一些沒有乘騎的馬在等待著墓主人，兩邊是飛天形狀的仙人。學者們看到這個畫面，激動得不得了，這是完完整整地把祆教所說的故去的人如何升天的傳說給圖像化了，原來人們只是在《阿維斯陀》的片段裡看到這些記載。史君墓的這個圖像是第一次完整地呈現出這個場景，這是多好的東西啊！在粟特本土也完全沒有留存。
過去我們有中國出土的大量文書、墓誌，而蘇聯解體後粟特人原居地向西方考古學家的開放，使得東西方都有大量的文物和文獻不斷發掘出來。東西方都在推動這項研究，而且現在的學術交流更方便了。2004年，我們辦了一個「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的國際研討會，邀請了歐美、日本研究粟特語言、宗教、考古、歷史的專家來京交流學術。在這之前，我們已經請過馬爾沙克和葛樂耐（Frantz Grenet）來北大做講演，請他們講粟特地區的考古發現，講在中國看虞弘墓、安伽墓圖像後的認識。中外學者的交流，共同推進了有關入華粟特人的研究。
問：這麼多材料的集中出土，也會帶來研究上的爭執和困惑吧？
榮新江：從研究史上來講，中國有很多資料出來，這是好的一方面，也有不好的，就是學術不夠發達，中西之間的了解都不夠。在中國研究粟特和祆教沒有一個很好的學術基礎，比如祆教的原始經典是什麼樣子，後來人們發揮的是什麼樣子，沒有系統的認知。這與我們對佛教藝術的認識是不一樣的，因為佛教典籍保存了很豐富的記載，所以看到一幅佛教壁畫，它是經變、本生還是佛傳故事，我們能說得頭頭是道，很多細節都能找到佛典的描寫。但是祆教完全沒有同樣數量的經典，沒有完整的記錄，所以要把很多零星的記載拼在一起，才能解釋清楚。比如，這些粟特首領的墓葬，從墓葬的形式、生活的一些場景，是在中國的環境背景下，所以有些學者認為這不是粟特人的文化。我和馬爾沙克就有爭論，比如墓葬中的女性形象，馬爾沙克說這些女性是中國人，因為她們穿的是中國人的衣服。我說你看現在中國人都穿牛仔褲，那並不代表他們就是外國人。服裝是最容易改變的，但不能簡單地從服裝上來判斷。反之，我們要說這些圖像表現的是什麼文化，要做仔細的分析。
2004年末，因為上海博物館舉辦「周秦漢唐大展」，要陳列安伽墓的石榻圍屏，我應約給《上海文博》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四海為家——粟特首領墓葬所見粟特人的多元文化》。我認為這些粟特首領的文化主要由四個方面的文化內涵組成，即波斯的、粟特的、突厥的、中國的四種元素，這四種文化被融匯在這些圖像當中。我們對粟特的壁畫研究得很少，對祆教的繪畫研究得更少。但是在中國，有些發燒友，甚至學者，對這些圖像做了過度的解說。由此延伸到其他已出或新出的文物材料，把許多東西都說成是粟特的、祆教的，講得非常泛，我稱之為「泛粟特主義」或「泛祆教主義」。現在動輒就有人寫粟特，有些人沒有讀過祆教的基本經典，也沒有系統地研究過粟特美術。粟特美術和中亞美術、波斯美術、突厥美術、中國美術都是有聯繫的，那有這麼容易拿來就講？不能說一個東西像另一個東西就如何如何，模樣像的東西很多，但功能不同，也不是一樣的東西。
另一方面，做中國傳統的考古學研究的一些人，則過於保守，覺得斜坡道、土洞墓、石棺床這些葬法都是中國的，所以這些粟特胡人墓葬都是中國的文物、圖像。甚至說這些墓主人的墓誌都是漢文的，怎麼可能是粟特的呢？其實，嚴謹的研究粟特首領墓葬的學者從來不會說斜坡土洞墓是粟特的，但是，事實上史君墓的墓誌可是漢文和粟特文雙語的。退一步講，我們首先要承認這些墓葬的主人是粟特人，是粟特首領，是涼州薩保史君，是同州薩保安伽，而不是一個普通姓張的、姓王的、姓鄭的漢人。
「薩保」就是粟特聚落的首領，學界有清清楚楚的辨析，沒有任何疑義。我統計過，所有擔任薩保的人都是粟特人。早期的一些學者把「薩保」跟印度的 「薩薄」混為一談，我專門寫了篇文章辨析這個問題，兩者除了詞源上的關聯外，其實完全沒有關係。它們都屬於印歐語系的原始印度－伊朗語，在原始詞匯上都是一個詞。後來在梵文和古代伊朗語中，這兩個詞有各自的發展。印度語的「薩薄」是指一個商隊首領，往往是出海找寶的，找完寶出海回來，商隊就解散了。粟特語中「薩保」這個詞是從商隊首領變成聚落首領，後綴是伊朗語的，有「總督」的意思，在中國，這個詞變變成粟特聚落（殖民地）首領的意思。後來中國政府為了控制他們，就給他一個名義，類似自治區政府主席，成為聚落的薩保，自己管理自己，但從屬於中央政府。然後再把聚落變成一個鄉，或者一個府兵的軍府，敦煌從化鄉幾乎全是由粟特人組成，其來源就是敦煌的粟特聚落。在西晉末年，即公元四世紀初，斯坦因發現的粟特文古信札表明，那個時候他們是自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管不了他們。後來，粟特聚落逐漸變成中國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管轄下的鄉里了，這有一個演變的過程。史君墓誌的重要價值之一，就是粟特文和漢文雙語中，證明了漢文的「薩保」和粟特文的s'rtp'w完全對應，解決了長期以來的爭論。如果對粟特研究的深厚積累不熟悉，不清楚「薩保」是什麼角色，即使墓誌上寫著某州「薩保」，也會覺得斜坡土洞墓裡一定埋的是中國人，或者是純粹漢化的粟特人。其實安伽石屏圖像上畫的都是窄袖的、胡服的胡人，如果是完全漢化了，為什麼不畫成中國人的樣子呢？
安伽、史君、康業、李誕這些胡人首領的墓葬集中地埋在北周長安城的東郊，墓葬等級這麼高，按照他們的身份有點不好理解。這可能是北周皇帝對粟特等胡人首領的特别恩賜，給他們一塊地集中埋在這裡，允許造墓的等級也很高。估計這樣的胡人首領墓葬還有一些，可能是唐代修大明宮的時候遷走了。可能正是由於他們的墓葬是北周皇帝敕命建造的，所以用了中國的斜坡土洞墓、圍屏石榻（或石槨）的形式，但圖像大多數是純粟特的，葬法有粟特的因素，也有中國的因素，是兩者的混合。在安伽墓門的上方有人頭鳥身的祭司守護著一個火壇。虞弘墓的火壇是在底座的正中、史君墓的火壇是在墓門的兩邊，都是很中間的位置放置火壇，兩邊是祭司。如果不是祆教徒，怎麼會用這樣標準的火壇呢？也有學者認為有些圖像與佛教有關，的確有的圖像是與佛教相通的，但是從宗教內涵上看，絕對不能說是佛教。安伽、史君的火壇都有其含義，可以從祆教經典中找到根據。
問：粟特是多元文化的，是不是要求我們對其研究也應該從多元文化的角度進行，而不要輕易下斷語？
榮新江：是的。安伽墓壁畫裡，他們住的屋子有漢地的元素，比如小橋流水、飛檐式樣、歇山頂的中國式建築。這些中國元素也很好理解，因為中古時期的中國很強盛，粟特人來到中國後就不願意走了，跟上世紀八十年代一些中國人到紐約、巴黎不願意回來是一樣的心態。玄奘說看到粟特人很儉樸，但是安伽墓、史君墓表現的粟特首領非常奢華，一點也不儉樸。馬爾沙克說安伽圖像裡有三個突出的元素，一個是突厥人的虎皮帳篷，一個是中國的歇山頂建築，一個是粟特人的廊式建築。我們不能簡單強調一種因素而否定其他兩種元素。我覺得現在粟特的研究實際上沒有走到一個正確的軌道上來，在東擺西擺。現在學術很開放、發達，比如祆教的經典都在東方聖書裡，在網絡裡都有。但是需要認真地閱讀研究，然後再發表意見。不同的學術有不同的背景，要了解之後再去綜合研究，而且這些也連帶著對粟特人的整體觀察和認識。比如在安伽、史君的時代，粟特人都生活在自己的聚落裡。我統計過他們的婚姻狀態，基本上在七世紀以前，粟特人娶的妻子都是粟特人，還沒有跟漢人通婚。後來進入鄉里，才開始與中國人通婚。婚姻是民族、文化、宗教融合的重要因素。從粟特聚落的背景上去理解，就能知道他們在自己的聚落裡很大程度上還保留著粟特的元素，表現在墓葬中的文化，主體應當是粟特的。就像過去的租界，以前法租界裡很多元素都是法國的，現在美國的唐人街，有的人連英語也不會。古代更是如此。
粟特文化是多元的，我們的研究也應當採用陳寅恪先生所說的「通識」的態度，要從多種角度，用多種方法來研究入華粟特人的種種面相，在利用自己所熟悉的方法去考察粟特人的同時，也不能否定其他方法的效用，應當綜合來考察這樣一個文化的綜合體，或許才能更加接近於真實的歷史樣相。
錄入編輯：薛冬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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