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與台灣學者論二十世紀現代佛學研究，通常以印順導師和支那內學院的呂澂為兩大巨擘。在1980年之前，歐美學者的佛學論著極少引用華人著述，少數引用者不外徵引陳寅恪、林蔾光、呂澂的文章，不知有導師的論著。
以教育體系來說，教育部的學術評審及各大專院校僅認可呂澂，而敬印順導師而遠之。到了1980年之後，台灣及歐美學者才日漸增多對導師的肯定，引述導師著作的頻率也隨著增加。(方廣錩老師講解早期敦煌學很少研究佛教寫卷的原因，曾當面對我評述：「中國當年有佛教而無佛學」。)大千出版社在《呂澂，大師講解經論》的封面大剌剌地寫著：「藍吉富老師讚譽『呂澂大師實為二十世紀中國佛學界的第一人』。」藍吉富老師又在另一篇文章讚揚印順導師為「玄奘以來第一人」；看來藍老師親切熱情，逢人就送高大的帽子。
以今日回顧過去，經過將近五十年的學術沙汰，早年的著作仍然能在今日受到重視的委實不易。大致來說，導師的著作不合時宜的不多，經得起考驗的不少。
以我這門外漢的眼光來看，呂澂的論述就有些像過時的月曆，參考價值不大。
在此略舉兩事，第一件事是呂澂講述 T210 《法句經》，見《呂澂，大師講解經論》(大千出版社，96-183頁〈法句經講要〉)。
歐陽竟無（1871年—1943年）去世過後，1943年九月，內學院辦理為期五周的講習會，第一周的第一科目就是「《法句經》講要」。
呂大師解釋 T210 《法句經》三十九品的次序(〈解析品次〉)說，「略本(指巴利《法句經》)依心立教，此則依法立教(指支謙本)」，所以首增〈無常品〉。「入道必賴師資授受，故先有〈教學品〉，以示入道之綱領」，「教學始於聞，故次之以〈多聞品〉。聞為清淨法本，故於聞須淨信。而由信守戒，故次之以〈篤信品〉與〈戒慎品〉。守戒則須淨觀，故次之以〈惟念品〉。...故依次而有〈慈仁品〉(猶四攝之布施)、〈言語品〉(猶四攝之愛語)。」
他在此稍前也解說了巴利26品的品次，所謂「經中最初〈雙要品〉....，何以知淨本、塵客耶？謂惡由放逸所致，非心性之本然，故次之以〈放逸品〉。如欲迴心向善，貴在攝護其心，故次之以〈心意品〉。護攝之要，在於學法，學不外戒定慧三，故次之以〈華香〉、〈闇愚〉、〈明哲〉三品，以別顯三學。學之極致，塵染既去，本淨圓成，故終之以〈羅漢品〉。....」
在我看來，這是將漢巴《法句經》的品名依照次序排列在桌上，對著品名看圖說話，自由聯想。既沒有巴利文獻為根據，巴利註釋書也無類似的講話。
這有一點像天台「五時判教」，經不起文獻考證。今日看來，現存法句經文獻呈多文本面貌，擧凡波特那《法句經》、犍陀羅《法句經》和巴利《法句經》都不是這種品次，這樣子講述品次，對初學並無任何幫助。
至於呂大師「略本(指巴利《法句經》)依心立教，此則依法立教」之說，這是出於自負的武斷。
《論語集解義疏》為曹魏何晏註、梁皇侃疏；皇侃曾在每品之下解釋品次的緣由。這是一己的猜測。皇侃疏：「政既由學，學而為政，則如北辰；不學而為政，則如季氏之恶惡，故次為學也。」又說「惡由不近仁，今亦避惡從善，宜居仁里，故以〈里仁〉次於〈季氏〉也。 」
這樣的作文比賽，也可以在詹初的《寒松閣集》看到。詹初(《宋元學案》卷63 登錄「勉齋學案」，黃榦，字勉齋，為朱熹弟子。詹初是黃榦的「講友」。)
「君子之學，天徳王道而已矣。〈學而〉天徳也，〈為政〉，王道也。故〈學而〉第一，而〈為政〉次之。為政之道莫先於禮樂，大夫僭，禮樂之道壞，故〈八佾〉次之。〈里仁〉所以救僭亂之風也，故《里仁》次之。仁之為道，困而不失其所亨，故〈公冶長〉次之，雖在縲絏之中，無損於其心也。」
這樣的自由發揮，其實對儒經、佛經都無所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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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是呂澂對湯錫予的酷評：「是著取材博而不精，論斷泛而寡當，僅敘次有緒，可資參考而已。予以三等獎勵尚無不合。」
稱呂澂的審核書為「酷評」，主要有幾點：
1. 試看漢語佛學著作，從 1950 年到 2000 年整整五十年之間，除了印順法師的專著之外，可以說是沒有能與湯用彤此書相提並論的專著(不算註經、講經的著作)。五十年來，即使今日也還是如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是所有漢語佛教學生、學者必讀的一本書。這樣的一本書，不僅沒得到呂澂幾句美言，還給予斬釘截鐵的苛評：「是著取材博而不精，論斷泛而寡當，僅敘次有緒，可資參考而已。」
2. 呂澂自信太過，有些評論即使今天，不僅沒有定論，而是完全不會接受呂澂在「審核書」中所述的主張。例如：
2.1 「《四十二章經》之譯傳甚早，乃因其為上座部之書，受北印有宗之排擠而遠播。其所主張，在於「離垢心」得解脫，此屬印度佛教中一大潮流，而最先影響於我國思想界者。湯著不詳是旨，昧昧以全經宗旨在獎勵梵行一語了之（見原著91頁），可謂空洞。
2.2 羅什傳龍樹之學，從其口義（《維摩注》）譯文（《大智度論》）觀之，所三致意者，固在方便道而非般若道。故關河精義，破想而不破法，用空而不趣空。降至嘉祥，猶存餘緒，是則西域龍樹學之真也。湯著又不能解，僅就畢竟空一端泛為之辭，如何契合？（見原著318-319頁）」
但是呂澂也不是完全虛言，例如：
1). 《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在律學著墨不多，確實是一大缺漏。
2). 禪宗源流及關河古義，有待後學加以補訂(目前，也以這一方面的訂正為多)。
版主也認為湯著對譯經師偏舉羅什師弟，而對竺佛念幾乎很少稱揚，這也是一大疏失。
誠如整理者姚治華所言，今日學者回顧呂澂對湯用彤的評論，在方法學上有那些已被近代學者所超越？有那些仍然是近代學者的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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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4年《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送審之前，湯用彤已有論文討論《四十二章經》。
湯用彤，(1936)，〈《四十二章經》之版本〉，《理學、佛學、玄學》(1992)，淑馨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即使是印順法師，其專著也都在 (1968) 之後成書，1944年當年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的學術同儕不多。
印順法師，
(1968)，《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1971)，《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1983)，《雜阿含經論會編》。
(1986)，《空之探究》，正聞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1986)，《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正聞出版社，台北市，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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