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佛學研究指出,所謂的「一本」佛經其實由於傳誦的變異、增編的不同以及兩個以上的版本因接觸而交互影響,產生多種版本的現象。甚至有些「經典」,雖具同一編纂理念、同一經名,但是從「經本源頭、偈頌源頭」所產出的內容,其實同異互見,構成所謂「多文本」現象,而非版本譜系的前後承襲。
不管是否警覺到漢地以外的佛經版本差異,隋朝的彥琮法師在〈《添品妙法蓮華經》序〉提到,法師和闍那崛多、達摩笈多一起到長安大興善寺對勘漢譯經本與梵語貝葉經文,發現當前《妙法蓮華經》梵本並無〈富樓那〉及〈法師〉兩品,〈藥草喻品〉被增續過半,〈提婆達多品〉編入〈塔品〉之中,〈陀羅尼品〉編在〈神力品〉之後,〈囑累品〉為全經最後一品,新出經本在〈提婆達多品〉與〈普門品〉各增添一首偈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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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品妙法蓮華經》卷1:「竊見〈提婆達多品〉及〈普門品〉偈,先賢續出,補闕流行。余景仰遺風,憲章成範,大隋仁壽元年辛酉之歲,因普曜寺沙門上行所請,遂共三藏崛多、笈多二法師,於大興善寺重勘天竺多羅葉本,〈富樓那〉及〈法師〉等二品之初勘本猶闕,〈藥草喻品〉更益其半,〈提婆達多〉通入〈塔品〉,〈陀羅尼〉次〈神力〉之後,〈囑累〉還結其終。字句差殊,頗亦改正,儻有披尋,幸勿疑惑。雖千萬億偈,妙義難盡,而二十七品,本文且具。所願四辯梵詞,遍神州之域;一乘祕教,悟像運之機。聊記翻譯,序之云爾。」(CBETA, T09, no. 264, p. 134, c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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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世的經典對照目錄,應該首推元朝至元24年(西元1287年)的《至元法寶勘同總錄》(簡稱為《至元錄》)
藉助邱泰然的閱讀成果,我才發現在康熙年間(1662-1722)曾編了一本《甘殊爾勘同目錄》,目前「日本大谷大學圖書館」在1930-1932 之間出了一本印刷本。如照片所示。
其次為南條文雄在西元1883年發表的《大明三藏聖教目錄》(一般稱為《南條目錄》) ,此兩目錄均為以漢譯經典為主的漢、梵對照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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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教授成名的書為《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對南北朝、隋唐的政治制度與沿革,提出「關隴集團的影響」、「李唐承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全國重心在西北一隅。」等見解,為前人所未發。
陳寅恪帶回歐洲東方學的餘緒,致力於跨語言史料的教互核對、發揚,在民國時期算是最具「文獻學 Philology」素養的教授。
梁漱溟「致力佛教哲學思想與唯識學的研究與講述」,熊十力「《新唯識論》揉雜儒家理氣之學,取鏡佛家唯識學」,他們兩位雖號稱二十世紀初期在大學宏揚佛學的大教授,畢竟都自囿於漢譯文獻,並未溯思想之源,無力參考印度、西域寫卷,其著作恐流傳不長。
陳寅恪首開風氣之先,在清華大學開設「佛經翻譯」與「佛經文學」的課程,將漢譯佛典視同漢地諸子學說,而無門戶地域之見,鄙視或無視漢譯佛典對漢與文獻的影響。他以翻譯的眼光檢視存世佛典,並且引梵漢經典互正,可以說是躋於世界佛典比較研究的先鋒之列。可惜,由於抗戰兵火,文書消散;眼力近盲,於跨語言文本的佛教文獻未能多所發揮,令人扼腕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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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品妙法蓮華經》卷1:「竊見〈提婆達多品〉及〈普門品〉偈,先賢續出,補闕流行。余景仰遺風,憲章成範,大隋仁壽元年辛酉之歲,因普曜寺沙門上行所請,遂共三藏崛多、笈多二法師,於大興善寺重勘天竺多羅葉本,〈富樓那〉及〈法師〉等二品之初勘本猶闕,〈藥草喻品〉更益其半,〈提婆達多〉通入〈塔品〉,〈陀羅尼〉次〈神力〉之後,〈囑累〉還結其終。字句差殊,頗亦改正,儻有披尋,幸勿疑惑。雖千萬億偈,妙義難盡,而二十七品,本文且具。所願四辯梵詞,遍神州之域;一乘祕教,悟像運之機。聊記翻譯,序之云爾。」(CBETA, T09, no. 264, p. 134, c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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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世的經典對照目錄,應該首推元朝至元24年(西元1287年)的《至元法寶勘同總錄》(簡稱為《至元錄》)
藉助邱泰然的閱讀成果,我才發現在康熙年間(1662-1722)曾編了一本《甘殊爾勘同目錄》,目前「日本大谷大學圖書館」在1930-1932 之間出了一本印刷本。如照片所示。
其次為南條文雄在西元1883年發表的《大明三藏聖教目錄》(一般稱為《南條目錄》) ,此兩目錄均為以漢譯經典為主的漢、梵對照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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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教授成名的書為《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對南北朝、隋唐的政治制度與沿革,提出「關隴集團的影響」、「李唐承宇文泰『關中本位政策』,全國重心在西北一隅。」等見解,為前人所未發。
陳寅恪帶回歐洲東方學的餘緒,致力於跨語言史料的教互核對、發揚,在民國時期算是最具「文獻學 Philology」素養的教授。
梁漱溟「致力佛教哲學思想與唯識學的研究與講述」,熊十力「《新唯識論》揉雜儒家理氣之學,取鏡佛家唯識學」,他們兩位雖號稱二十世紀初期在大學宏揚佛學的大教授,畢竟都自囿於漢譯文獻,並未溯思想之源,無力參考印度、西域寫卷,其著作恐流傳不長。
陳寅恪首開風氣之先,在清華大學開設「佛經翻譯」與「佛經文學」的課程,將漢譯佛典視同漢地諸子學說,而無門戶地域之見,鄙視或無視漢譯佛典對漢與文獻的影響。他以翻譯的眼光檢視存世佛典,並且引梵漢經典互正,可以說是躋於世界佛典比較研究的先鋒之列。可惜,由於抗戰兵火,文書消散;眼力近盲,於跨語言文本的佛教文獻未能多所發揮,令人扼腕嘆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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