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

引自 2012-02-12 16:18:46 来自: lonestarstar(孤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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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22 05:50:12 酩酊 (無常) 留言

我和《馬可波羅游記》
楊志玖
原刊《學林春秋》初編，朝陽出版社，1999年12月，第585-60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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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英國學者伍德博士撰寫出版的專著《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全盤否定了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的事實，引起了有關學者的關注和國內外傳媒的轟動。書中對筆者多年前寫的證明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的資料和闡述也予以否定。在中外記者的採訪和同行以及對此問題有興趣的讀者（其中有一位陌生的熱心讀者把伍德的原著寄給我）的鼓勵下，我重溫舊業，對馬可波羅是否到過中國的問題作進一步的探索。

我讀馬可波羅的《游記》（現多稱《寰宇記》）開始於1938年。那年秋天，我在雲南北京大學史學系畢業後，作為當時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外研究生，從事元史的研究工作。我以《元代回族史》為題，研讀《元史》、元人文集等書並瀏覽了《馬可波羅游記》，因為《游記》中有許多有關回回人（書中稱為撒拉遜人或信奉穆罕默德教者）在中國各地情況的記載。1939年秋天，寫出《元代回回考初稿》（約25000字），並以此稿考取了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當時北大報考研究生時需交論文，審查合格後始准應考。這個辦法很好，值得今天借鑑）。兩萬來字的文稿遠遠不能涵蓋元代回回人的全貌，但這一粗糙的稿件卻是我研究元史、元代回族史以及馬可波羅的濫觴，我至今還保存它，有時還參考它。

我入研究所後，仍以《元代回族史》為中心課題，廣泛搜集元代回回人的資料。1941年夏，我在《永樂大典》卷19418所引元修《經世大典·站赤》中，發現一段材料說：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書阿難答、都事別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鲁□、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馬八兒，往阿魯渾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內九十人已支分例，餘七十人，聞是諸官所贈遺及買得者，乞不給分例口糧。」奉旨：勿與之！

我注意這段材料，首先是因為其中有沙不丁，他是回回人，《元史》無專傳，但在《元史·世祖本紀》中幾次提到他。他在至元二十六一二十八年間（1289—1291）任江淮行省（二十八年改稱江浙）平章，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回回人物。其次是，《馬可波羅游記》中有兩章記載，東韃靼君主（即波斯的伊利汗國）阿鲁渾（Argon）之妻卜魯罕（Bolgana）死去，臨終遺命其后位非其同族婦女不得繼承，阿魯渾汗允其請，遂派三使臣往元廷請婚。三使者的名字依次是：Oulatai，Apusca，Coja，元世祖忽必烈賜以十七歲少女闊闊真（Cocacin）。馬可波羅說，他一家三人即由海道護送使者及少女至伊利汗。馮承鈞先生《馬可波羅行紀》譯此三使臣名字為兀剌台，阿卜思哈，火者，這和《站赤》公文中的三使臣的名字基本相同。「兀鲁□」的「□」字（音歹），在元代與「台」、「帶」通用，「魯」與「剌」通用，至於阿魯渾、火者，兩者更是一致。因此，《站赤》這段公文，和馬可波羅此處記事是一回事，只因它是地方行政長官向中央請示出使隨員的口糧供應分配問題的公文，內容簡要，没有提出使的緣由（實際上朝廷對此已很清楚），後代的讀者自然會不加注意而漠然視之。賴有《游記》的記載，我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是有關馬可波羅一家離開中國的一段漢文記載，雖然簡短，但已夠用了；反之，《游記》雖然對此事原委詳述無遺，如無《站赤》此段，也很難證實他的一面之詞。可見二書是互為印證，相得益彰。

我把這一發現告訴我的導師向達先生，他鼓勵我寫出來。我寫成《關於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寄給在重慶主編《文史雜誌》的顧頡剛先生，他在「編輯後記」中對此文給予較高評價。
《永樂大典·站赤》是講元代驛站的書，在我之前早經中外學者看過和用過，我發現那段材料，似出偶然。如前所說，若不是那幾年我廣泛搜集有關回回人的資料，也很難看到《站赤》這本書；若不看《游記》，也不會把兩件記事聯繫起來。我那篇小稿，只是一件副產品，不是畢業論文。沒料到它對我此後的治學道路會發生相當影響，直到今天。

除將《站赤》公文與《游記》記事互證外，我還對公文的年代進行了探索。此前，西方學者如法国的頗節（或譯鮑梯）、英國的亨利·玉爾都認為，馬可波羅離開中國的年代在1292年，即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但據公文，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曰（1290年9月21日）甚至該年三月（1290年4月11日至5月9 日）伊利汗三使者及波羅一家應已到達泉州，因泉州系沙不丁平章所轄城市。從八月十七日元廷批示到達泉州最多不過兩個多月至三個月，而從泉州放洋出海，因需待季候風始能起程，一般在十一月至次年正月之間。姑定其為該年十二月，以公曆計，為1291年初（1291年1月2日至31日），這應該是馬可波羅一家離華之年。

為了檢驗、證實這一「假設」，在當時的條件下，我仔細研讀了亨利·玉爾的《馬可波羅游記導言》第十八章的注⑥、《多桑蒙古史》第六卷第三章《乞合都傳》 1293年春引《史集》的一段紀事、牟里（或譯穆爾）與伯希和校刊的《馬可波羅寰宇記》第十八章注②的一段話以及馮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中册第125章「榜葛刺大省」的正文和注①，得出了1291年馬可波羅離華的直接證據和旁證。

拙文發表後，獲得學術界的瞩目和好評。當時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先生很重視此文，把它推薦給中研院評議會，獲得名譽獎。他還請中央大學何永佶教授譯成英文，投寄美國哈佛大學《亞洲研究雜誌》，但該刊發表時（1945年9月九卷一期）僅摘譯了《站赤》那段公文，據說傅先生對此很感失望和不滿意。

這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由於當時處於戰時的學術環境，特別是個人的學識根底和素養還很淺薄，那篇文稿還有一些不妥當的地方，雖然基本論據不錯，但應當修正之處也還有些。我畢業後，由於忙於教學和一些主觀、客觀的原因，對馬可波羅的研究竟中斷了將近四十年，只是在課堂上講到元代中外關係時提一提而已。

1977年7月，我在北京編寫《中國古代史·唐元》部分時，由考古研究所所長夏鼐先生指引，見到《哈佛亞洲研究雜誌》1976年刊載的柯立夫教授的《關於馬可波羅離華的漢文資料及其到達波斯的波斯文資料》。論文提到我、法國的伯希和以及英國的鮑埃勒（或譯波義耳）三人研究馬可波羅的成果，同時闡述他個人的見解。他很重視我的發現，同意我考證的馬可波羅於1291年初離華的說法；並指出，伯希和雖因第二次世界大戰造成的隔絕局面沒能看到我的發現，卻從另一角度，以聰慧的方法，在馬可波羅離華時間問題上得出和我同一的結論。伯希和根據的資料也是哈模的《伊兒汗史》和多桑的《蒙古史》，但他看的是哈模的原文，我看的是從亨利·玉爾的《游記》注釋所轉引的不完整的文字，當然說不清楚。我從伯希和的精細的考證中受到教益，修正了自己那篇文稿中的粗忽疏失之處。至於鮑埃勒，柯氏介绍了他的《拉施都丁與法蘭克人》文中引用的《史集》中合贊汗遇火者使團及闊闊真姑娘的一段原文。證明馬可波羅只能在1291年初離開中國。

在柯立夫教授文章的啟發下，我寫出《關於馬可波羅的研究》一文，介紹了柯教授該文的要點，指出了自己文稿的不足，但只是在這裡提出，並未將前文改寫，一來保持原貌，二來為了看出自己在治學過程中蹣跚前進的軌跡。但在個別字句上則應徑予正誤。如原稿說，《站赤》在《永樂大典》的「站字韻」，錯了，原文是「二十二勘」即「勘字韻」，這是按《洪武正韻》編排的，「站」字不是韻部。清代的韻書（如《詩韻》）有「勘韻」，在「去聲」的第二十八，但無「站」字，「站」則在去聲的第三十「陷」部。另外，原稿一直稱護送的婦女闊闊真為公主，但無論玉爾的《游記》，牟里、伯希和的《寰宇記》以及伍德博士經常引用的羅納德·萊瑟姆的《游記》，都用英文的 Lady（姑娘）稱呼闊闊真而非 Princess（公主）；馮承鈞譯《行紀》稱她為「女」，張星烺譯《游記》稱她為「姑娘」，只是到達波斯與合贊汗成婚後才稱她為 queen（漢譯王妃或王后）。玉爾在《導言》第二十二節中稱她為：Princess，是對她婚後的稱號，這裡的 Princess與queen同義，應譯為王妃，也不應再稱公主。闊闊真出自蒙古伯岳吾氏，此族是顯貴世家，但非元帝皇室或宗室，不應稱公主。張星烺舊譯《馬哥孛羅游記導言》及《游記》俱稱她為公主，我隨之也如此稱呼，現在看來並不妥當。此雖細節，也應注意。

柯立夫教授的論文和十年「文革」的結束，激發了我對馬可波羅研究的興趣，客觀環境的改善也使我在學術海洋上得以破浪揚帆。1982年這一年，我連續發表了《關於馬可波羅在中國的幾個問題》、《馬可波羅足跡遍中國》和《馬可波羅與中國》三篇文稿（連前二文俱收入《元史三論》一書中）。第一篇提出了三個問題：第一，「馬可波羅懂不懂漢語？」馬可說他到中國不久即學會四種語言及其文字，但未指明是哪四種。西方研究者或說四種為漢語文和維吾爾、八思巴蒙古、阿拉伯 —波斯語文，多數學者則認為馬可不懂漢文，我國的邵循正先生也主張此說。他們是就馬可書中的詞匯極少漢語而漢語地名多不準確中看出的，我則從元朝的政治、社會情勢作了進一步的闡述：元朝是蒙古貴族建立的國家，她雖然利用一些漢人幫助統治，但主要是以蒙古人為主，依靠大量的色目人（西域人）治理國家，他們的地位高於漢人。在政府各種機構中設置翻譯人員，因此，漢語文在官場上並不是必要的。馬可波羅是色目人。他接觸的也是些西域人和蒙古人，西域人的共同語以波斯語為主，他的書中的詞匯也多是波斯語的，與漢人交談時可以通過翻譯人員。漢語文男學，他也沒有必要學習。第二，「馬可波羅是否做過揚州總管？」馬可說他曾治理揚州城三年，漢譯本或譯成揚州「總管」，或譯成「總督」。我認為，這是翻譯的誤會。據法文，稱他為Gouvernor-general，英文稱 Governor-general，本義是全省的長官（因馬可稱揚州为十二行省之一），譯成總管或總督從表面看似乎不錯，但元代在省以下的路的最高長官是達魯花赤（蒙語「監臨官」），以下是總管和同知，總督不見於元代的官制，總之，和馬可原意不符，只是字面上的偶然巧合造成的誤會。至於馬可波羅是否做過揚州省或揚州路的長官，研究者多認為不可能。玉爾指出，有的版本作「居住（Sejourneur，牟里、伯希和本作dwelling）此城中三年」；伯希和認為他可能是管鹽的官，雖無中文記載可印證，但馬可不會在揚州做什麼大官則是無可置疑的。第三，《中堂事記》的發郎國人是否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父？是針對一篇《關於馬可波羅的中文史料》短文的。該文據王恽的《中堂事記》所記中統二年（1261年） 五月「發郎國遣人來獻卉服諸物」等句，斷定來的兩個歐洲人是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父，並說「漢籍舉有與波羅有關之記載，現已發現者止此」。我認為，無論就年代（其父、叔最早不過1266年到來）或就身份（波羅兄弟是商人，非使者）都對不上號，何況原文並未確舉使臣數目。漢籍與有關波羅的記載迄今為止仍應是《永樂大典·站赤》上那段公文。

《馬可波羅足跡遍中國》一文是對美國學者海格爾先生於1979年發表的《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一一從內證中看到的問題》（刊於《宋元史研究會刊》該年14 期）文章的商榷。該文認為，馬可波羅只到過北京，他關於中國的各地的記載都是在北京聽到的，他舉出馬可書中許多可疑和難解之處作為內證。我也從內證中指出，馬可波羅三次出使（雲南、印度、波斯），都要經過中國的南方各地，他對南方的敘述，自然是親身的見聞。特别是，他提到鎮江官員名馬薛里吉思（Marsarchis），是聶思脫里派基督教徒，於1278年（至元十五年）到任，曾建基督教堂二所。馬薛里吉思《元史》無傳，不是重要人物，但在元文宗時所修《至順鎮江志》中卻有記載，說他是也里可溫人（元代基督教徒名稱），曾建十字寺（元代稱基督教堂）六所，於至元十五年到任。這和馬可所記並無不同，馬可說建寺兩所，可能其餘尚未建或他未看到，無關緊要。他們一家到福州時見到的一種信奉秘密宗教的人，現已證明是摩尼教徒；對杭州的詳瞻敘述，也可證明是親蒞其地。我還對海格爾先生提出的其它疑難問題闡述了自己的看法。

在該文最後，我回顧了馬可波羅一書問世以後所遭遇的懷疑和非難：從臨終被勸告將書中「背離事實」的敘述刪掉到1965年福赫伯（Herbert Franke）教授的「取自波斯資料」說的過程，承認海格爾先生的說法較之此前的懷疑論者的進步處。可是，在此以後，徹底否定馬可波羅到過中國的論調依然叫個不停。

1982年4月14日，英國《泰晤士报·中國增刊》刊載英國學者克雷格· 克魯納斯的《探察者的足跡》（The explorer’s tracks）一文，由我國的楊德先生譯出，改為《馬可波羅到過中國沒有?》，刊於《編譯參考》1982年7月號。此文羅列了馬可書中的可疑、漏載、誤載及以波斯文稱呼中國地名等缺陷，斷定他沒到中國，只到過中亞的伊斯蘭國家，從那裡的波斯或土耳其商人處得知中國情況；也同意福赫伯教授的取自波斯《導遊手册》說。《環球》月刊編輯將譯文寄我徵求意見，我寫了《馬可波羅與中國》，刊於當年該刊第10期，用事實和說理反駁了該文。

1991年10月，為紀念馬可波羅離華700周年，北京中國國際文化書院等四國體召開了馬可波羅國際學術討論會。我宣讀了《再論馬可波羅書的真偽問題》，針對西方的懷疑論者給予綜合性的評析，並對我國王育民教授的《關於〈馬可波羅游記〉的真偽問題》（刊於上海《史林》1988年第4期）一一予以答復（見《歷史研究》1994年2期。收入《中西文化交流先驅——馬可波羅》，商務印書館1995年版）。一、中國史籍中沒有關於馬可波羅的可供考證的資料，具體地說，不見馬可波羅的名字，是他們懷疑的重要根據。其實，在馬可波羅前後的西方人來華者不下十人，他們都留有行紀，但在中國史籍中卻不見其名與事跡，因此，這不是鑒定某一人物及其著述的唯一標準。何況《永樂大典·站赤》中那段公文已足以為可供考證的資料。二、對書中漏載（如茶葉、漢字、印刷術等）作了說明，認為不能苛求，其他來華的西方人也有同樣情況，何況馬可所述事物多為其他記載所無且能在漢籍中得到印證。三、馬可書中確有誇大失實或錯誤，如冒充獻新炮法攻破襄陽，這是他在獄中聊以自慰的心態使然，但用新炮法攻襄陽城卻是事實，可能是在襄陽聽到的。四、所謂抄襲波斯《導遊手冊》，是揣測之詞。他們都未見過《導遊手册》，如有，也應該與馬可所記兩相對照，作出鑒定，這才是科學的態度。

王育民教授是我國學者同意克魯納斯的論斷「不無道理」、「有合理之處」的人，他是看過我那篇《關於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及評論克魯納斯的文字後提出他的看法的。他說：（1）《站赤》所記兀魯□等三使為大汗所遣，而《行紀》則謂為阿魯渾大王所遣，兩書所述迥異，如何解釋？（2）《史集》中對為護送闊闊真公主的馬可一家隻字不提，有悖常理；（3）忽必烈為阿魯渾選妃，是一件朝野盡知的大事，馬可波羅無論在中國或波斯，都可能由傳聞而得悉，也可能作為這次船隊的一員乘客而取得同行的機遇。《站赤》除能證明《行紀》所述此事確實存在外，並不能表明馬可一家與此事有任何直接聯繫。楊文由此斷言：「只能證明馬可波羅的記載是真實的」，其論據是不夠充分的。

這幾條都不難解釋，限於篇幅，不再贅述。只是，他第3條說的「也可能作為這次船隊的一員乘客而取得同行的機遇」這句話很值得注意。果如所言，王先生是否也認為馬可波羅一家也到過中國呢？這是我此時想到的，宣讀的論文中沒有，可見我當時的疏忽，也悟出「溫故而知新」的真諦。
王先生還指出，《行紀》記馬可等在蘇門答臘时因天氣欠佳，不見有北極星及金牛宮星，稽留達五月之久。他說，元代指南針已普遍應用於航海，這裡卻全賴天文導航而不言及羅盤，「使人難以理解」。這是誤解。馮譯原文是：「馬可波羅閣下曾因風浪不能前行，留居此國五月，在此亦不見有北極星及金牛宮星。」可見只是因風浪不能成行，與天文導航無關。

最後，王先生也贊同海格爾先生馬可波羅只到過中國北方的論點。這已比克魯納斯的主張大進一步，只是對拙作所引史料有所誤解，我不得不作解釋。

91年會議以後，我投入了元代回族史的研究。這是我一生研治不完的課題，過去雖然寫了幾篇文稿，但在系统完整方面還差得多。我想在過去的基礎上深入一步，遂以論文的形式在寧夏出版的《回族研究》季刊上發表了四個題目十篇文章共約十六萬多字的稿子。正當我開始寫文化部分時，伍德博士著作的出版迫使我中斷了回族史的寫作。

伍德博士的書很有特點。此前，懷疑或否定馬可波羅書的真實性的學者（如本文所舉）只是寫些短文或在文章中附帶提及，這次卻是以182頁專著的形式出現，所引參考書97種，除《導言》和《結語》外，正文竟有15章（據中文譯書共有170千字）。真是洋洋大觀，集懷疑和否定論者之大成。但細看內容，一般敘述的多，擊中要害的地方相對薄弱；猜測的多，實證較缺，雖用力甚勤，文筆生動，學術勇氣可嘉，但細讀之下，值得商榷的地方也不少。為此我寫出《馬可波羅到過中國》一稿作為回答（刊於《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就五個題目與之商榷。

一曰「舊話重提」： 伍德博士根據並同意克魯納斯所引福赫伯教授指摘馬可波羅未提及的一些中國事物而懷疑其未到中國。其實，這些指摘早在多年前已經英國的馬可波羅研究專家亨利·玉爾在其名著《馬可波羅游記·導言》中一一指出，玉爾並未為此而懷疑其未到中國，還為其漏載作了些解釋。如果以沒有記載他應能記載的事物為標準，那就可以否定任何一部作者的記載；反之，如以馬可所記而其他人未記的事物為準則，是否可以否定其他人的記載呢？當然不能。應該說明，這並不是伍德博士唯一的依據，否則她也不必寫這部專著了。

二曰「否認確據」：如前所說，我從《永樂大典·站赤》中發現的那段公文，足以證明波羅一家確實到過中國。伍德博士看過該文後卻不以為然，認為馬可講的他們伴送闊闊真回波斯的故事可能是從其他資料借來的（漢譯本作抄來的，應是作者原意，borrow亦有剽竊義），因為拉施特的波斯文《史集》和漢文記載裡都未提到有歐洲或意大利人伴隨該姑娘之事；又說，即令承認確有蒙古姑娘之行，也只能說明這又是馬可波羅重述的一個盡人皆知的事。這一質疑並不難解釋：《站赤》所記是地方官向中央請示出使者的隨從人員口糧分配問題，那三位使臣是主要負責人，非提不可，闊闊真雖出身顯貴，但與配給口糧無關，無需提及，馬可一家更不在話下；闊闊真出嫁之事，《元史》、元人文集及其他元代文獻都無記載，並不是盡人皆知，若無《游記》印證，我們將無從理解《站赤》那段公文的所指；同樣，若無《站赤》，也無從驗證馬可波羅一家是否來過中國，我對伍德博士的專著也許會另眼相看。

馬可波羅說，他在大都（今北京）時，有個漢人軍官名Cenchu者，因其女眷受權相阿合馬的污辱，與另一軍官名Vanchu者合謀殺之。漢譯本或譯 Cenchu為陳著、張庫、張易，Vanchu則譯為王著。王著在《元史·阿合馬傳》、《元世祖本紀》等書中確記為殺阿合馬的主謀，他是千戶官，其眷屬受到強暴，但馬可說Vanchu是萬戶官，其家屬並未受害，也不是主謀者。至於Cenchu的前三個漢譯名都不見《元史》，張易雖有其人，但並未直接參與此事，而馬可說他是千戶官。這令注釋者困惑不解。多年前，穆爾和伯希和先後認為Cenchu是千戶譯音，即王著官銜。Vanchu是萬戶譯音，其人即同謀者高和尚，才解開此謎。伍德博士雖看過伯希和的注釋，卻仍堅持Vanchu就是王著（她用漢語拼音為Wang Zhu，並附括號Vanchu），說Wang Zhu（王著）是千户而不是萬戶，判定馬可此處所記有誤而混亂不清，是取自阿拉伯或波斯史料而非其本人所見。我們承認馬可波羅未在出事現場，但事後聽人傳說則是事實，因為其時他正在中國。轉告他的人應是西域人或蒙古人，這些人也許不知謀殺者的真名，只知一個是千戶官，一個是萬戶官，也許雖知其真名而馬可記不清，這同他不懂漢語有關。總之，這足以說明馬可波羅確實到過中國，伍德博士想以此否定他未到中國，除證明其仍認為Vanehu為王著的譯音外並不能說明什麼問題。

三曰「版本問題」：馬可的書有許多版本，據30年代末統計已有143種（不包括一些轉譯的後期版本），而他的原稿卻尚未發現，這就給伍德博士以藉口。她認為有些稿本不是筆錄者魯思蒂謙諾的原稿，而是後人層層增添的，已非本來面貌。這有一定道理。但她的目的在於否定馬可波羅書的真實性。相反，此前的穆爾和伯希和在統計了一百多種稿本後，雖承認原稿已失，卻認為現存稿本沒有一本是完整和正確的，由於抄寫者和譯稿者的個人觀點、意圖的不同，他們對原稿予以省略、摘錄、意譯，造成不少錯誤和錯譯，使他們檢查過的120部稿本中，竟無兩部相同。可見，他們雖都認為原稿已佚現稿有誤，但結論則異。前者認為現存稿本為後人增添，後者認為現存稿本有遺漏和錯誤。前者寫書否定其真實性，後者則綜合各種稿本之長，編了一部百衲本式的《馬可波羅寰宇記》，現已成為最有權威性的版本。

以阿合馬被殺事件為例：此記載僅見於拉木學（或譯賴麥錫，Ramusiol 485—1557）意大利文本。此本雖晚出，但據專家考證，此本可能是從馬可的原稿經譯為拉丁文後再譯成意大利文的。如前所述，它記述的阿合馬事件最接近《元史》，較之拉施特《史集》所記更為準確。伍德博士卻認為拉木學本增加了許多不見於現存版本的章節，令人困惑。但關於阿合馬事件，她卻說是馬可波羅抄自阿拉伯或波斯史料，這不是等於承認這是出自馬可本人之手嗎？在另一處又說，有些二手資料也許不是馬可本人之誤而是別人所為，但沒能明確指出拉木學這段記事不是馬可本人所為。總之，想用版本問題來否定馬可波羅書的真實性並無多少說服力。

四曰「漏載釋疑」：馬可書中有許多應記而未記的中國事物，早經前人指出，伍德博士仍然搬出來作為武器。她用兩章揭出了馬可漏載的瓷器、印刷、漢字、茶葉、纏足和長城。對此我逐條作了解釋，文長不錄，只說三點。

關於瓷器，伍德博士因伯希和對馬可書中瓷器產地Tingiu地名的勘同並把瓷器说成是青色都與Tingiu這一地名不符而斷言茶葉、瓷器、婦女纏足三者都被遺漏而令人困惑不解。把瓷器作為漏載之一顯然是錯誤的，在1997年1月出版的漢譯本中，瓷器已改為「漢字」作為三大不解問題之一。譯者注說，這是根據作者文傳通知的改動改譯的。這值得讚揚。作者還加了「我還忘了提到筷子，這個東西好像也沒有引起他的注意」。其實，豈只筷子，還有鞋子、襪子和袍子等等未提到的東西哩，馬可能一一列舉嗎？

關於纏足，晚於馬可波羅來華的意大利方濟各派教士鄂多立克曾提到蠻子省（華南）的婦女以纏足為美，而馬可書中卻無此記載，伍德博士認為不可理解。這個問題彰星烺先生早在他譯的《馬哥孛羅游記導言》的個人附注中已有解釋。要點是，遼金元統治時期，契丹、女真、蒙古族婦女都不纏足，這對北方婦女當有影響。馬可波羅大部時間在北方活動，他到南方時，或因少見富貴人家婦女，或因記載簡略而未提及，鄂多立克所記亦其在杭州所見者。這些話值得重視。我的補充是，纏足主要是上、中層婦女所為，勞動婦女一般不纏足。朱元璋的馬皇后（宿州人）被稱為馬大腳，雖係傳說，也當有根據。上層婦女很少出門，出門則坐轎子或馬車，不會露腳。馬可波羅是商人出身，他注意觀察的主要是各地工商業情況，與鄂多立克不同，二人的興趣和視角也就有異。現在還可補充一點，即馬可所交往的主要是西域人或蒙古人，他們的婦女並不纏足；即令偶爾到漢人家去，那家的婦女見生人特別是洋人來了，也會避而不見的。

關於長城，伍德博士知道，馬可波羅不可能見到像明朝修的那樣雄偉壯觀的長城，這是她比此前懷疑論者的高明之處，但仍立一章，題為「他漏掉了長城」。她承認明代以前的長城是用泥土築成的，但又說，泥土築的城牆遺址，如從西安到敦煌的火車上仍可見到，商代土築城牆在鄭州仍有遺存，因此，在十三世紀應有夯實的城牆存在，從西方到中國（北方）來的人很難看不到它，馬可波羅的這一漏載很成問題（原文telling，我譯為「顯而易見」，漢譯本作「很能說明問題」，應從）。

這一論點表面看來似很有理，細考之則又不然。在敦煌見到的不是城牆而是在城牆沿線修築的高聳的瞭望塔（碉樓），這種塔樓英國（匈牙利人）的斯坦因見到不少，他在其附近撥開流沙，才發現用葦桿和泥土交纏而成的城牆，伍德博士看到的也不過是這種遺址。這是考古學者和歷史學者才會觀察注意的事，鄭州的商城也是考古學者發現的。馬可波羅，一個商人的兒子，對中國古史毫無所知，他能對斷壁殘垣或突起的碉樓感到興趣並告訴旁人嗎？

五曰「結語評析」： 伍德博士在其結束語中，對馬可波羅《寰宇記》作了結論，也是對她這部專著的總結。她說，馬可這本書不是旅行志或簡單的游記而更像一部地理或歷史著作，一部旅行指南。她指出，這本書的行程路線迂迴曲折，令步其足跡旅行者難以跟蹤，有些地方甚至連為之注釋的亨利·玉爾也感到困難。其實，玉爾提到的只是從永昌到緬甸國都及緬甸與老過一段，在中國的行程玉爾都能繪出路線圖。陳得芝教授的《馬可波羅在中國的旅程及其年代》一文及所附的路線圖更為清楚。至於書名叫什麼本無關重要，它有各種名稱，學術界現多稱（寰宇記），通俗的叫法則稱《游記》或《行紀》，伍德博士的用意則是借以否定馬可波羅曾親到中國而已。

伍德博士斷言，馬可波羅的父親和叔父第一次東行還可相信，雖然見到的不一定是忽必烈大汗，但馬可波羅和他父、叔二人的第二次東行則是傳說和地理、歷史的混合物而非馬可本人所親見目睹。她認為，這些資料來源有二，一是來自家庭，即他父、叔東行的資料和他們在克里米亞和君士坦丁堡的營業寓所（貿易站）所收藏的波斯文旅行和商業指南、地圖及歷史資料；二是來自書籍，如拉施特的《史集》和《伊本·伯圖泰游記》等。她也知道這兩本書的寫作都晚於馬可的書；但辯解說，由於馬可所記與後二書有某些相似之處，他們之間一定根據一種共同的資料，也許是根據一種波斯或阿拉伯的關於中國的指南書寫出的。這種武斷的和揣測臆斷的說法，令人難以苟同。胡適先生有句名言說，作學問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伍德博士前半句做到了，後半句則頗有距離，這從她結語中多次出現「可能」、「或許」、「假定」等詞匯可知。當然，馬可書中確有一些誇張失實、自我吹噓、模棱含混、以訛傳訛之處，但其主流卻是可取的。在閱讀和答復伍德博士的進程中，我不斷翻閱馬可的書。發現其中可以證實他確實到過中國的資料為數不少，為此又寫了幾篇文稿，深感在和不同觀點的切磋商榷中，獲得的相反相成、互相促進共同提高的欣慰。這也是一種文化交流。

最後我應說明，我雖然較早地接觸馬可的書並有所發現，但較我後起的幾位同行們的成就卻令我敬佩並獲得教益。如蔡美彪研究員、教授的《試論馬可波羅在中國》，從各方面論證馬可波羅是一個斡脫商人，頗有誘惑力和說服力，這是近年來馬可波羅學研究的一個突破。陳得芝教授的《馬可波羅在中國的旅程及其年代》（見前）、《馬可波羅補注數則》對忽必烈遣馬可出使、涿州寺廟與東西驛道會合點、馬可波羅何時至京兆府、吐蕃之地四個問題的闡釋，見解精確獨到，也是前人忽略的重要問題。黃時鑑教授的《關於馬可波羅的三個年代問題》對馬可波羅離開威尼斯的年代日期、離華抵波斯的年代日期以及他被俘的年代日期，都作了精密的考證。他的《關於茶在北亞和西域的早期傳播——兼說馬可波羅未有記茶》，對茶在中原地區以外的傳播史作了扼要而明確的敘述，解釋了馬可波羅未提茶的原因，有力地補充論證了筆者就此問題回答懷疑論者的責難。特別是對懷疑論者以馬可波羅未提到的中國事物為把柄作為他未到中國的論據之一予以反駁，認為這缺乏邏輯的說服力，如以此為標尺來要求一部游記，那就幾乎可以否定西方來華者的全部游記。對《導遊手冊》說，認為這只是一種假設，既然誰也沒有發現這種手册，這一假設便沒有根據，不能假設一個不存在的東西來否定存在的東西。這一原則性的提法對我很有啟發並為我所借用。

此外，余士雄教授主編的《馬可波羅介紹與研究》，辛勤收集了自1874年至1982年間我國有關馬可波羅的介紹與研究重要論文資料，他的《中世紀大旅行家馬可波羅》一書，綜合了馬可波羅來華的背景，對中國各地的記載，馬可書的中外版本，中國對馬可波羅的研究等等，其中有不少是他本人的研究成果。這都有助於馬可波羅學的研究。其他國內研究者也有些值得稱道的地方，限於體例和篇幅，恕不一一列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