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阿月教授訪談錄

以下引自

財團法人台北市淨法界善友文教基金會

淨法界善友文教基金會

葉阿月教授

訪問者：卓遵宏、侯坤宏

記 錄：李翎毓

時 間：民國93年12月27日下午3時至5時

民國93年9月18日下午3時至5時

地 點：北市建國北路2段119號11樓

財團法人淨法界善友文教基金會

一、家世

我是高雄縣湖內鄉，葉厝村人為開臺始祖葉世映之後代。堂伯父葉宜和為秀才，他們那一房比較有錢，我們家的經濟情況就差些，後來我的父母親就帶著我們一家人到臺南經營布店。我的大哥葉再枝(支)，在臺南水仙宮一帶開布店，頗有盛名，我很感謝我的大哥。我有4個兄長，3個姊姊，所以人家都叫我「四姑仔」。其實我還有一個小弟叫葉裕欽，因為早期我們家不是很有錢，所以把他送給鄰居的葉運叔做長男，古早時女人真偉大，不但我的母親生很多小孩，我的大嫂葉薛雨也生8個子女，雖然她們沒念什麼書，不過兩位都是賢內助。

我十幾歲時，當時的社會不是很安定，我的四哥20歲就被抓去當日本兵，當時已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買米買菜都是配給的。我的大嫂是高雄縣茄萣人，她認識幾位賣魚的朋友，住在臺南水仙宮菜市場附近，那一帶很有名、很熱鬧。那時我大嫂跟一些賣魚、賣菜的人交情都很好，所以能自由買入魚肉讓家人及店員吃，以致家裡所開的布店也漸發展。

當時我大嫂認識了一個賣魚賣菜人，其家中有一個30多歲未出嫁的婦女，名為油甘姑，但那時的人稱她為「三媽」，因為她能預知前世及今世之事，我的大嫂如果有什麼事，就會跑去她那裡，聽聽三媽怎麼說，大嫂的長女葉玉里和我同年紀的，我們姑姪跟著大嫂去聽聽「三媽」說法。因為我的父母親年紀比較大，大多時候他們都比較喜歡住在故鄉，鄉下比較有老人伴。我喜歡跟著大嫂去聽三媽說話，我們都很佩服她，那時的我約15、16歲，就會想沒嫁人真好，不用生養一大堆孩子。於是我對佛教有興趣，也可以說我個人佛教的信仰就是起源於此。

二、在臺南開元寺讀書

那時我住在臺南市民權路，走路經過一個臺南公園就到開元寺。有一天，油甘姑及我的大嫂對我說：「我們把妳介紹到開元寺去讀書好不好？」我心想：玉里(我的姪女)到臺南實踐家專讀書，而我身體不太好，不能上中學，很羨慕別人可以讀書，現在有開元寺可以讓我讀書也好。於是感謝她們的介紹而到開元寺去讀書。

當時臺灣尚未光復，仍在日本統治之下，總督府的社會課對宗教十分重視，在中壢圓光寺，設有北部練成所、南部練成所則是設在臺南開元寺內。那時的我，年紀還小也不懂這些，反正去上課，聽佛法就對了。

高執德先生(後來被政府槍斃身亡的證光和尚)是彰化員林人，曾到日本留學，回來後擔任開元寺的住持及練成所所長，不但日文好，漢文底子也頗深，他教日文，也教漢文的課。練成所結束後，經一段時，再由證光法師在開元寺開辦「延平佛學院先修班」，開辦後我就去開元寺念書，然而不久美國飛機B29不時地空中投炸彈，開元寺附近的製麻會社被炸，導致大火災，學生各散回家了。

總而言之，我對佛教是有緣的：小時候跟著我的大嫂皈依油甘姑，臺灣光復後，她與其信徒也開設一淨修禪寺。長大到開元寺求學時，才正式拜證光和尚為師。

三、對證光法師的印象

當時我年紀尚小，只是聽說證光法師參加了一個「中國佛教會」的組織，該會早先已在大陸成立，臺灣分會則是他成立的。起初我只是覺得很納悶，為什麼這個和尚常常不在開元寺，要找他，很不容易，原來他常常住在臺北善導寺，中國佛教會會址，當時他是中國佛教會臺灣省佛教會的代表，曾代表臺灣到南京開會，但也因此惹禍上身。

竹山有一座德山寺，德山寺的住持達超師是臺北人，日據時期曾去日本留學，在當時高執德先生頗受竹山地方尊重，後來高執德先生被逮捕，那時有一陣子我們都找不到師父，有人就說可能是跑到竹山去躲藏，達超尼師(現已往生)是法雲寺派(法號是「妙」開頭或「達」開頭)，好像還有另外一位玄深法師，當時達超師很尊重高執德先生，所以我們才有因緣到他們那裡去，光復後善導寺需歸還，由個性活潑的達超師第一次接收，可能與達超師早年曾留日有關，那時候我很年輕，才十多歲，達超師在早期臺灣佛教界也是很有名，高執德先生因為與德超師熟識，所以他到臺北都住善導寺。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接著就有白色恐怖，整個臺灣社會對共產黨很敏感，有一陣子他躲起來，後來我才知道不久前大陸一位巨贊法師來臺，他們有往來，後來巨贊法師回去住在大陸沒再到臺灣來。據我所知，高執德先生雖然留日，但他們家並不是很有錢，之後我曾到員林他的老家拜訪過，他家是務農的。所以他常說中國來的和尚，袖子很長、衣擺也很長，派頭很多。例如現在我們的基金會不太請法師來，曾經邀請過一位厚賢法師講課，他要來時，他那些徒弟就開始擦桌子、泡茶。我想：我們去臺大授課，都自己倒茶喝，也沒有特別的禮遇。因此我也更能體會高執德先生當初對中國和尚的批評，說他們派頭多、動不動就三跪九叩的。高執德先生和中國和尚不同，他自己有家庭，又曾去日本留學，受日本佛教的影響很大。

至於證光法師後來為什麼會擔任開元寺住持呢？據我所知，原先開元寺的師父曾栽培一個很有名的林秋梧，林秋梧到日本留學的時候，和證光和尚可能認識，林秋梧32歲就過世了，他的師父得圓和尚就去請在員林的高執德先生來擔任住持。那時高執德先生有自己家庭，而且還在員林教書，因為受老師父請托，才接下開元寺住持一職。那時候的我，因年紀還小，對這些事情也不很清楚，只有在延平佛學院上課時才知道他是一位好老師。

當時臺南市公園路有一間「慎德堂」，好像是齋教金幢派的，裡面有一個何教姑當住持，約40、50歲；這位住持很欽佩證光和尚，所以證光和尚不敢直接回開元寺時，就暫時躲在慎德堂。

證光法師擔任開元寺住持，對佛教而言是很重要的事，因為如果開元寺沒有由出家人擔任住持，即可能由在家人來管理。可能因此引起一些舊派覬覦利益人士的反對，就用思想問題的名義，說證光和尚和大陸的巨贊和尚有往來。由於這些舊派的和尚都宣揚證光和尚的壞話，使得證光和尚不敢回到開元寺來，不得已才暫住在慎德堂，這也是教姑跟我說我才知道的。

此後，又好久看不到他，又聽說他被抓去，那時我心中對佛教界非常反感，心想怎麼會這樣呢？所以那時十幾歲的我，為此還曾跑來臺北，目的是找人可以幫上什麼忙，當時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因沒有政治背景，也做不了什麼事，只好去他員林的家看看，因此也才知道他的家庭狀況，不然，那時我也才十多歲，沒有什麼人際往來。我是在證光和尚被槍斃後去探望他的老家，當時連告別式都沒有，我們心裡覺得很難過，就去他的老家看看他的眷屬，順便在他靈前祭拜一下。因為他們家人也曾有到開元寺來讀書，所以我們就由認識的人(住在彰化二水)，請他帶我們去員林。證光和尚的弟弟還在日本，要不是證光和尚回到臺灣來，如果他一直住在日本，說不定就不會死了。

四、留學日本駒澤大學

在開元寺讀書算是我學佛的起始，至於為什麼要去日本留學？我就是因為看到臺灣佛教當時的情況，才決定要去日本。我的母親雖然不曾希望我學佛；不過當時的她想法是：我在臺灣一直都沒結婚，不如到日本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可以結婚的對象。那時剛好有一個親戚就是我的二姊(葉秋香)夫(蘇先生)的表弟(劉水通)住在日本，有他做我的保證人，我才能到日本去。以前不像現在有錢就可以去，那時候還需要有生活保證人才能去。

赴日本之前，我常去臺中佛教會館，臺中佛教會館的人對證光和尚可以說是很欽佩，因為那時的我對佛教界不是很熟悉，也不常去臺北走動。我到臺中佛教會館住，隔壁剛好有一間靜宜英專，因為距離不是很遠，我就想：不然先去那裡讀書好了，於是我就住在那會館，平日添個香油錢，就沒有住學生宿舍。我在靜宜英專讀了5年，於1960年畢業。李添春先生早期留學日本駒澤大學，算是和我師父同時期的，當初我師父被抓，我曾到臺北找他商議援救方式，因此與他結識。李添春先生知道我喜歡讀書，就建議我到日本留學，我就這樣想：去日本駒澤大學留學也好。

我和外省的法師都不熟，比較認識的就是中國佛教會的白聖法師，當初我個人留學是透過內政部以「教育出國研究」的名義申請，因我隸屬臺南市，所以是由臺南佛教會推薦給中國佛教會，當時白聖法師擔任中國佛教會的理事長，我是因為這樣才與白聖法師結識。當時我在臺南有一個朋友，在臺灣土地銀行上班，他告訴我：他的妹妹石麗香皈依白聖法師，與白聖法師認識，經由她介紹一定沒問題。他的妹妹現已往生，但他的弟弟我曾邀請來擔任我們基金會的董事，姓石，名博夫，現在也任職於土銀，哥哥石淳仁曾任職於大安銀行，所以當初是透過他們姊姊的介紹我才認識白聖法師。因此我去日本留學也才得以十分順利進行，不然，因為當時的我不是大學畢業，是靜宜英專畢業，那時若要留學需參加教育部的留學考試，很難出得去。

李添春有一個兒子，可能也沒有正式在臺灣的大專畢業，當時要申請去日本讀書很不簡單，要教育部通過留學考試才行。我後來透過介紹，認識臺中佛教會館一位楊秀鶴女士，她知道我要去日本讀書，非常熱心的幫忙我。楊女士當時擔任臺中佛教會館所辦的托兒所之所長，我在讀靜宜英專時與她相識，她也鼓勵我到日本深造。我說：我不是正式大專畢業的，也沒有通過正式的留學考試。因為她是外省人，和內政部有熟識，於是就介紹內政部社會司劉脩如司長給我認識。當時李添春先生已回臺大農經系任教，他的兒子因為不是出家人，所以申請去日本也沒有通過，李先生於是建議以「臺灣佛教會派遣留日」條文的名義提出申請，於是我就由中國佛教會臺南市支會向中國佛教會推薦，當時我的一位朋友石麗香是熱心的佛教徒，她認識理事長白聖法師，所以1961(民國50)年我才能以「臺灣佛教會派遣出國」的名義拿到護照，順利辦理赴日留學的出國手續。

後來李添春的兒子也用我這種方式(經由佛教界派赴海外留學)派遣出國。他的兒子很有能力，我讀的是佛教，他讀中文，後來他就留在日本教中文了。這因個人的理想不同，我的理念就是佛教，我想：開元寺那麼多寺產，為什麼想辦什麼都辦不成，就是因為缺少人才。我當初就打算，讀完後能為臺灣佛教盡點力，但後來才發現臺灣佛教界有很多問題，事情很難辦，於是我就不理教界的事了，所以我與臺灣佛界少有往來。

五、就讀東京大學

至於後來我為什麼會去讀東京大學呢？我1961(民國50)年去駒澤大學讀書時，因為我是臺灣靜宜英專畢業，於是他們就讓我插班從2年級開始就讀，可是我知道有人插班是從3年級讀起，我就向校方表示以我的資格應該可以插班3年級，他們從善如流，讓我從3年級讀起。一開始我是住學寮，和日本人一起住在宿舍，住隔壁宿舍的一位男同學—森祖道，他的指導教授是水野弘元教授(就是後來吳老擇留學時的老師)，很欽佩我會讀書，就跟我說：「很多人都去考東京大學，既然妳那麼會讀書，為什麼不去報考東京大學？」他早我一年考上東大，回來跟我這樣說。第2年我就準備投考東京大學，還去外面補英文，準備一年後，我在1963(民國52)年考上了東京大學印度哲學研究所。從1963年至1966年之碩士班，及1966年至1972年之博士班，我的指導老師都是中村元教授，他當時也擔任文學部部長。

一開始我也不知道我要研究什麼，我對歷史較沒有興趣，後來就選擇研究唯識。我在開元寺時，對唯識並沒有研究，那時高執德先生邀請他以前在日本的一些朋友，其中有一位就是王進瑞先生教唯識學，因此我對唯識學開始有興趣。

王進瑞先生也是駒澤大學畢業的，是鳳山人，曾做過議員、代書等，我知道他在日據時期娶了一位日本老婆，光復後他老婆回去日本，之後他才又娶了一位嘉義有錢人家的女兒王玉霞。這位王玉霞本來出家為尼，後來去日本讀過書，回臺後與王進瑞先生相識結婚。王進瑞先生的學問不錯，他的姑姑也跟我們一樣獨身未嫁，住在齋堂，就是他的姑姑栽培他去東京讀書的。另外還有一些老師來開元寺教課，而高執德自己則教授《菜根譚》。

我在開元寺和高執德接觸的時間也不長，他所辦的佛學院大概持續約半年左右的時間就結束了。以後他就離開了，之後便都是躲躲藏藏的，最後他被政府抓走，所以延平佛學院沒有多久就解散了。我和他接觸最多的時候，也就是他在延平佛學院授課的那段時間，當時他教授一些科目，我上的課是《菜根譚》。另外，「佛教概論」的課是王進瑞先生上的，因為高執德先生無法一個人上全部的課，所以請其他人來教課，我記得他也請人來教我們日文。

六、任教於臺大哲學系

東京大學碩士要念2到3年，如果成績好就可以直接晉級就讀博士班。1966年，我已入學第3年，遭逢我的母親大病，我就回到臺灣來。當時臺灣大學哲學系系主任洪耀勳，和李添春同住在臺大溫州街的教授宿舍，李先生建議我去找洪主任，看看是否能在臺大哲學系任教。於是我把我在日本發表論文的成績送給他看，洪主任1969年就聘我當講師。經過一年後，我的母親往生了，因此我向臺大辦理留職停薪，再回東大繼續讀博士班。1971年(民國60年，昭和46年)我提出Ph.D.論文，而1972年12月通過論文口試等後，獲得Ph.D.文學博士，於是再回臺大復職時，才被當時的主任成中英教授聘為專任副教授。

我在臺大開的課主要是「唯識」和「印度哲學史」。「印度哲學史」在臺大哲學系是必修課程，這一門課不是我首先開的，在我到臺大之前，洪耀勳教授就開過此課。在臺大哲學系，「印度哲學史」、「中國哲學史」和「西洋哲學史」都是必修科目。「印度哲學史」和「因明學」不同，因明學是一種邏輯學，不一定是佛教，也包含印度哲學，我覺得印度人的思想真的很不簡單。

臺大發生哲學系事件時，我剛好人在日本，這是因為那一段時間，我留職停薪到日本完成學業，所以我沒有碰到。我從日本拿到碩士學位，回來在臺大哲學系擔任講師，我教了2、3年後，又回去念了一年。方東美教授不是我的老師，但我跟他很好，因為我受的是日本教育，比較有禮貌，我會去訪問他；另一方面，因為我對佛學的研究較深入，所以他很器重我，認為我的研究有特色。我發表的論文都是在國際會議上，曾參加過日本、美國、英國等國家召開的國際性學術會議。(請參看我的著作目錄)

當時我回來臺大哲學系執教也很辛苦，因為日本的教法和臺灣差別很大，日本的教法分得很細，但臺大哲學系就很龐雜，像間雜貨店似的，魚、肉、蛋等都賣，但在日本賣魚的就賣魚，賣肉的就賣肉。像我在日本，印度哲學就是獨立專門科目，可是臺大哲學系，中國哲學也有，西洋哲學也要學，在此情況下，若要求學生很專精是不可能的，我很清楚這一點。至於我會教「印度哲學史」的課是因為成中英教授的關係，後來「印度哲學史」在臺大哲學系變成必修科目，是成中英教授讓我去教，不然本來也是別人在教。「印度哲學史」因為是必修課，所以每個學生都要選修，如果是選修科目，如梵文課，選修的學生就少了，我那時候開課只有兩、三個學生來修，我還沒有退休前，有一位恆清法師來教，現在有一位蔡耀明在臺大哲學系開梵文的課，聽說有十多位學生修，代表臺灣這方面的研究風氣是在增加。但我退休之後，就不太過問這些事情了，其實蔡耀明以前是我的學生，後來出國留學，現在回國任教。但我個人認為臺灣佛學研究不可能發展得像日本的研究那樣，因為日本很專精，臺灣比較不可能分那麼細。日本有佛教的大學，所以學生比較有出路，臺灣比較沒有發展，像那天我到臺大看牙齒，那個醫生告訴我說我有一個學生在賣麵，我跟他說現在工作難找，所以這還是很實際的問題。

七、取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

在臺大任教幾年後，家母也過世了。我想：我的博士學位還沒拿到，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於是向學校要求留職停薪，回到日本繼續完成博士學位的課程(講到這裡，其實我也曾想過為自己寫傳記，但是我們家的人就不注重這個，家裡晚輩從商，而我自己對這種事也是很低調、不願意宣傳自己的事，若有人問我才會說給人家聽)，經過幾年的修學，終於在昭和47年(1972年)春提出論文：〈唯識思想之研究－根本真實與三性說的中心〉，而同年12月11日取得了博士學位。

我的博士論文研究《中邊分別論》，這在臺灣如果要送人，人家也不見得會要，後來我就拿到日本去出版，所以這本書的版權是日本的。因為日本的學校有規定，博士論文在畢業幾年之內一定要出版，當時我到東京大學對面一間「山喜房」書店，他們告訴我臺灣有一家「高長印書局」的社長，常到他們那裡要稿，建議我在臺灣出版比較便宜。在日本因為我是外國人，所以他們不能申請日本教育部的補助金，但是我的論文還是得出版，因為私下和高長印書局之老板還有交情，所以他也有給我優惠。至於書本裝訂方面，也花費了不少功夫，書在臺灣印刷裝訂，但是那時候臺灣裝訂的書都不是非常的牢固。後來，日本東京有另一家國書刊行會的出版商，1974年重新幫我印刷出版，於是，臺灣裝訂的版本(定價￥7,500)，我就自己留下來。但其他日本出版的一本定價是13,000日元。

這本論文分由兩個部份撰寫，後面有「資料論」的補充，因為《中邊分別論》共有20多品，我的研究中心是《中邊分別論》的相品，需要對照梵文本和藏文本做註釋。起初，我的碩士論文先處理了一部份，有問題的地方，到博士論文再進一步研究。所以，我畢業要回臺灣的時候，有好多的資料需要帶回來，光是A4紙大小的資料就裝了3、4箱，我都用航空郵寄回臺，因為升等教授的時候需要資料審查。後來聽說我論文第一版的書都售完了，但日本人很聰明，他們知道這是學術用書，一般人不常用，所以好像以後也沒有再版了，但日本人也不會盜印！

前一陣子，我寫信給日本那家出版商，這家出版商是因為我在日本參加學術大會發表論文後，風評不錯、還蠻受人肯定的，所以有人就介紹他來找我出版。現在則因為日本版的已售磬，於是我就想把我手邊這些臺灣版的拿去折現，跟他交換一些書籍回來放在基金會，之前日本版的大藏經就是他們編的，我也跟他買了一部。我之所以沒有在臺灣出版，就是因為在臺灣如果你送給別人，對方還不一定看得懂呢，所以我也就沒有把書翻譯成中文的打算，因為我這本書有梵本等比較學術性！

八、從對佛教界的看法談到個人的修持方式

我一直覺得臺灣佛教界很難辦事，所以才選擇從事學術研究。從日本念書回來後，中國佛教會的白聖法師就對我說：「你若能出家，該有多好啊！」但是因為我經歷過證光法師事件後，很清楚地了解到佛教界黑暗的一面，所以我選擇不在佛教界做事，也是受到年少經驗的影響。猶記得，以前用的課誦本，其中會唱誦到：「觀音菩薩妙難酬、清淨莊嚴累劫修」，至今我每天早上都會念到：「千處祈求千處現，苦海常作度人舟」，這個就是我的人生觀。

觀音菩薩是真妙修，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佛的。我屬於研究型的人，不相信頓教所謂的一下子就能成佛，我從來不敢這樣想。我相信累劫的修行，所以將來還要再來修，雖然我專研的是哲學，但我不會自我膨脹。我現在吃飯時，會看看電視，像現在臺視在演「再見阿郎」，其中主角阿郎是個有錢人的孩子，但是父親過世後，由他人收養，養父母家也生有一子，他們這個兒子一心想獨占家產，衍生出許多問題。所以看電視也是可以看到許多社會問題，也是現今社會的一種教育方式，可以看到社會和人心的問題。

小時候我常到開元寺念經，那時候念的觀音菩薩課誦本，裡頭有著我的人生觀，「觀音菩薩妙難酬，清淨莊嚴累劫修」。就佛教而言，一劫代表很長的時間，所以要一步一步來，不要想一步登天。「千處祈求千處現，苦海常作度人舟」，這就是觀音菩薩，何處有人需要救渡，觀音菩薩就現身去救。所以觀音菩薩的悲願，是我所欲效法的理想，觀音菩薩聞聲救苦，無處不在，能尋聲救苦的即觀音菩薩，如果寫一本書能救到人，那著書的人就是觀音菩薩。如何分辨是不是菩薩？一定要出家或者是獨身嗎？這是個人不同的見解，也是修行方式的問題，我從哲學方面著手，和其它一般講經的師父比較不一樣，我沒有宗派的分別觀念，我認為做一個普通人就好了。

對佛教界與學術界如何配合這一問題，我認為是要兩方面需要互相補充。我小的時候高執德先生也曾教過我們，不要頭大身體小。當時我也都要跟著出家法師一起出坡，挑水、種菜、施肥等，什麼事都要做，現在的佛學院學生只需要做研究就好，好命多了。我去日本讀書，租的地方也只有三個榻榻米那麼大而已，其它的出家眾，有的因為有信徒供養，所以住的地方就大多了，這就是個人的目標、想法不一樣。我家也有錢，但是我就捨不得把錢花在物質享受方面。

說到語言的授課問題，之前我們的基金會本來也開日文和英文的課，但是教育局說這與基金會的宗旨不符，不能開課；可能是怕影響到一般坊間的補習班。後來我們只好改用讀書會的方式來上課，我認為如果有變通的方法，就要盡量避免不必要的磨擦。

我的日本語文能力，回臺灣後就沒有什麼再進步了，在日本是因為上課的需要，必需要很用功。我讀的印度哲學又不同於佛教的義理，而且佛教也分很多部分。例如中國佛教，要研究中國佛教的話，中文底子就必定需要很好，要研究唯識、中觀思想的話，則要閱讀梵文原典。我從日本帶了許多書籍資料回臺灣，但是因為我個人居所藏書不便，後來我就把一些書拿去新竹的福嚴精舍，其中有一些梵文原典，我個人手邊則留下一些日文的相關資料，這些資料都是十分珍貴的。

九、和印順法師及福嚴精舍的關係

我和福嚴精舍的關係，起源於我在臺南開元寺的時候，認識了王進瑞和另外的一些尼師。臺北法光佛學研究所的早期住持如學法師，算是我駒澤大學的前輩，王進瑞和如學法師都是駒澤大學畢業的。那時如學法師還沒來臺北，還在南投，當時她派徒弟來開元寺讀書，其中一位叫禪海、一位是禪規，後者長得比較莊嚴。後來我在東京大學讀博士的時候，就介紹這兩位去駒澤大學讀書，駒澤大學拿學位比較容易。

說到這裡，不是我要刻意批評臺灣，但是我需要說明一下。日本的學校是真的很有制度，他們訓練出來的弟子(學生)和臺灣就是不一樣。反觀臺灣的佛教研究，也只有臺灣大學哲學系在教「印度哲學史」，其它就沒有了，不是沒有老師可以教，就是沒有學生要學。臺灣佛教的出家眾佛學研究素質也有限，這些人不會想說要在社會上另謀出路，而且社會也沒那個環境和機會，一般出家眾只待在寺院中念經修行或擔任佛學院之老師而已。

佛教是一種宗教活動，中國法師來要怎麼活動，是他們的自由，但在佛學方面，就比較困難了，臺灣各個佛教組織都沒有大學。例如日本的淨土宗就有一所立正大學，所以臺灣要做到與日本相同的方式是比較困難，若是論及宗教活動，那差別就不大了，只要不涉及騙財都可以。

那時候有人要去日本讀書，我都會幫忙，例如西蓮淨院的惠敏法師也是我介紹的。光復後，那時如學法師還沒有設立「法光佛學研究所」，住在大同公司的宿舍裡。我去找她，如學法師就跟我說：「印順法師人在臺北，既然你的師父已經往生了，我建議妳去日本讀書前，再拜個師父。」我說：「好啊！好啊！」，於是就在拜印順法師為師，幾年後，我才前往日本讀書了。也因為有這樣的一段因緣，現在我會把我的一些藏書送到福嚴精舍。

現在(2003年)福嚴精舍的住持是厚觀法師(俗名葉德生)，那時候因為我在臺大授課，有一些福嚴的人會來旁聽我的課，惠敏法師就曾經跑來臺大聽過我的課，所以他要去日本讀書，我幫他介紹。之後，葉德生(後來才知道他出家了)要去日本留學，我也一樣鼓勵他。其實說來我的想法也是很自私啦，我是想：多一點人去日本讀書，臺灣以後就多一些像我這樣的人，講起話來比較容易溝通。所以我不會想說：只有我就好，惠敏法師和厚觀法師都是我介紹的，我覺得惠敏法師的公關和人際關係很好，厚觀法師為人則較正直。

因為曾經拜過印順法師為師的因緣，加上後來厚觀法師又接掌福嚴精舍的住持，有一回有人邀我去福嚴精舍一遊，我應邀去了。福嚴精舍附近就有一同寺，以前如學法師、玄深法師都曾在一同寺，那時候我跟他們很熟稔，可是現在老一輩的都不在了，我跟他們就疏遠了。我上次去的時候，對厚觀法師說：「我有一些書，可以拿到你們這裏。」沒想到，他們隔沒兩天，就登門來載書了，那些書籍中文和日文都有。後來為了方便辨識這些贈書，我就請厚觀法師以「法月文庫」的名義收藏，「法月」並不是我的名字，是印順法師給我取的法號。福嚴精舍的環境很不錯，但是我的贈書也非全部都留存在福嚴精舍佛學院，有一些也分送出去了，沒有全部放置在「法月文庫」裏頭。所以將來我的藏書要置放在何處？也是一個問題。福嚴精舍在新竹，如果我要看書，還得到新竹去，有點遠。也曾想過放在臺大圖書館，然而臺大從事於佛學研究的畢竟是少數。另外，就是考慮放在南港的中央研究院，新光集團的大小姐嫁給我三哥的兒子，現居美國，她出國前曾跟中研院說過我有書想捐出，所以前一陣子我接到中研院圖書館打電話給我，問我是不是有一些書要贈送。另外，臺南有一位吳尊賢先生，他的後代在臺北公館設立吳尊賢文教基金會，在臺南成立了一間會館，本來我想說就在我家附近，可是它又不是圖書館性質，所以關於這個問題，還需要再考慮考慮。

十、個人著作與人生態度

民國73年我翻譯一本《印度思想》，臺北幼獅出版社出版的，當初洪耀勳有一位女學生連秀華在國立編譯館服務，是她請我幫忙翻譯，我才答應的。不然，我個人其實不喜歡翻譯他人的著作，畢竟那不是自己的研究成果，況且那個時候我的中文也不是很好。翻譯的時候因為日本外來語需要用到日文拼音，所以當時為了翻譯上前後一致，我自己還做了一張對照表，以方便讀者閱讀，這個如果不說，讀者也不會知道我當初翻譯時的用心良苦。

我也曾經想要把我之前發表過的一些短篇論文集結成冊，目前我的著作只有《印度思想》和《新譯般若心經超越智慧的完成：梵漢英藏對照與註記》(民國79年台北新文豐公司出版)。後者是我在臺大教梵文的時候所寫成的，因為我在日本求學時，他們很重視梵漢文本的對照比較研究，所以在這本書中，我也做了梵文、英文、中文的比較。關於我自己所發表過的短篇論文集結，我不會像一般的收錄方式，我打算重新下標題，並加入新的研究成果。但是後來因為我得了甲狀腺的毛病，而且1991年在美國，我的眼睛也開過刀，加上現在每個星期都需要花許多時間處理基金會的事情，所以就沒有什麼時間可以好好地從事於研究工作，甚至於短篇論文集，也一直沒法結集出版。我在日本發表用的是日文，回臺灣教書後就都用中文發表，但我回臺灣後就沒有什麼作品發表了，不能好好發揮所學，真是不好意思，個人覺得很慚愧！

我以為：人生最重要的是要能活的愉快，雖有來自金錢的快樂，但每個人對錢有著不同的看法，100萬元是錢，10萬元也是錢，端看每個人對金錢的需求程度而定。依我個人的看法，最好是求心裡的滿足，我自己的滿足就是來自於對佛教教義的理解，因為我研究的是唯識，唯識講的是有關心理方面的，一個人若心裡覺得難過，就可以從心理的角度來觀照。例如我今天坐車要用到悠遊卡，但是我的悠遊卡前陣子遺失了，是後來才補辦的，可是坐公車的時候發現悠遊卡不能用，如果一般情況可能就會和司機起爭執了。本來老人是8塊，我投10塊就算了，這個時候就能看出你的人生哲學觀了，在那個當下，你不會覺得痛苦，雖然10塊是小錢，看起來是小問題。但人在生活中就是常常會遇到大大小小的問題，如某位相識的親朋好友又往生了。然而，無論大、小事，為人處事需要的就是達觀，遇到問題就去思考解決的方法，這樣的人生比較能放得下，比較圓滿，也比較不會痛苦，這就是我的方法。但是遇到該據理力爭的地方，還是要表達出來，如果一點都不表示，也是不正常的，例如當時要考慮到公車不能停太久，會影響其他人，所以司機說8塊，我只有10塊就投10塊。

十一、關於淨法界善友文教基金會

關於淨法界基金會所開的課程，講述的理念只要與佛教義理相符，做人好，大家有興趣，這樣子學生就多了。例如教坐禪的黃信旺老師所開的課，至於我所開的課程，學生討論較熱烈，聽不合的就會離開，每個人教授的方式不一樣，我們基金會不會干涉那麼多，重要的是老師個人要有信用。例如黃信旺開設的《解深密經》，在坐禪也有講理論。我所講授的《維摩詰經》是部很有名的經典，我們一個月講一品，《維摩詰經》從空的理論衍生而來，課堂上學生會提出討論，之後計畫讀《心經》。之前本來有開設英文班，但教育局說我們不是語言機構，不可以開設語言班，所以之後我們就改成讀書會的型式。

這學期我們基金會每個星期四，厚賢法師會來講授《六祖壇經》；另外，下學年有一位在金融界服務的陳智立居士會來講《十地經》。基金會每年12月會舉辦「東方思想與專題共同討論會」，每一班會有一位代表提出分享心得，約1,000字左右。另外，新店廣明寺住持本法法師，聽說他也是臺南人，我四哥的兒子往生時，曾經請這位住持來念經，我因此與他結識。後來我也介紹他到日本去讀書，回國之後他住在新店，我們基金會成立之初，我就邀請他來擔任董事，每年開一、二次的董事會。後來也邀請他來講關於「知識和智慧」的議題，但是他沒來講，於是我就想說我自己來研究好了。這個題目看起來簡單卻不好研究，知識和智慧到底有什麼不同？覺得痛苦的時候，是靠知識還是靠智慧比較能圓滿處理？我個人是覺得兩者是相互關聯的，但就佛教的看法而言，智慧是比較高級的，因為智慧含有「空」的思想來配合，所以將來我打算寫一篇這個論題，刊登在淨法界善友文教基金會的會訊上。總言而之，我們最好培養智慧，來應付我們的人生，這樣痛苦才會變得不苦。

談到日常修行中有關的念佛與坐禪，我認為要看個人的興趣和時間。我在日本駒澤大學讀書的時候，學過打坐，現在我坐車的時候，就會讓自己心靜下來，心若有雜念，身體就會覺得疲憊，這與人的腦波活動有關係。至於打坐，是因為印度當時就有席地而坐的習慣，那時候沒有椅子，所以必需要盤腿而坐。但是如果雙盤，我的腳就會覺得不舒服，所以我對修行的方式是很自由的。我覺得坐禪很好啊，但要清楚坐禪的目的就是要能淨心，例如我的眼睛手術後常常會覺得很疲勞，所以能靜下來10~20分鐘，就會覺得舒服一些，這是物理方面的影響。我每天早上起來也念經，不過不像寺院念那麼久，念經時我也會敲鐘，算是宗教的儀式。有敲鐘跟沒敲鐘，心理的感覺就是不一樣，意義也不同。我個人比較喜歡觀世音菩薩，所以我也會稱念觀世音菩薩名號，但是因為有太多菩薩，無法一一稱名，於是我會念「南無十方三世一切諸佛菩薩摩訶薩」，這樣就通通都包含了；接著我會念誦《心經》。掃地時，如果掃到螞蟻、蟑螂等，我會念《往生咒》，為牠們超渡一下，這就是一種宗教信仰。不管是不是真的能為牠們超渡，我這麼做之後，心理上總是比較安心，而且有時候家裡有事請法師來念經，不只他們念，我自己也會念。總之，在修持上，個人實際上並沒有偏好什麼派別，我不是淨土宗的，我個人對禪比較有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