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貼舊文】在佛學研究，我們有三個問題

(照片中，右為任繼愈先生，左為王叔岷先生)

最近逐期補讀國際佛學研究協會的期刊(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手頭正在閱讀的這一篇，是保羅˙葛理飛思(Paul Griffiths)的〈佛教混合英文 Buddhist Hybrid English〉，這是一篇發表在 IABS期刊，1981 vol. 4, number 2, 17-32頁，的文章。

文中提到 Richard Gombrich 受聘為英國牛津大學的梵文教授，他在就職演講時為梵文研究的現況哀悼說：
「We have three problems: we are not very good at English; we are not very good at Sanskrit; and we are not very good at anything else.」

這篇演講應該是發表在 1980 年以前，算來至少是32年前的事。版主把它移轉到漢語世界的框架來說：
「在佛學研究裡，我們有三個問題：我們漢語不夠好，我們梵語不夠好，除了漢語與梵語以外，我們對其他學科的知識不夠好。」

我們漢語不夠好，實際上，我們無法毫無障礙地讀懂漢譯佛經。例如：

《七處三觀11經》卷1：「有四舍。何等為四？一者為舍舍，二為守舍，三為護舍，四為行舍。何等為舍舍者？念來不受不聲舍曉離遠，若以瞋恚亦從欺不聲舍曉離遠，是名為舍舍。」(CBETA, T02, no. 150A, p. 877, b28-c2)

我們梵語(巴利、犍陀羅語、Prakrit 俗語、粟特、吐火羅語)不夠好，今日如果有一可能是出自上述語言的經卷擺在我們面前，漢語世界裡究竟有幾人能夠破解此一經卷？

如果有一歐美人士說他不懂中文，可是他精通「中國佛教研究」，我們會說，你連「干」和「千」、「會」和「曾」都分不清楚，怎有可能說你精通中國佛教？隨便抓一本漢語佛教經卷給你讀，你都還讀不出聲呢！

可是，我們漢語世界裡有許多佛學大師、佛學研究的名學者卻連一種印度語系的語言都不熟！

第三個問題是，佛教語言學的學者應該負擔起跨學系溝通的領域，必須對「佛教語言學」與「佛學研究」之外的領域，有所涉獵，才能引導其他領域的學者進到佛教領域來傾聽，或作研究。

我讀到保羅˙葛理飛思的論點是：
「到目前為止(1980)，梵文研究是以研究吠陀(Veda)的框架之下取得的理解 (而對巴利佛教經典的研究，是在西方學者對梵文研究的理解之下進行的！？)。對佛教語言的精確理解，必須在廣泛地精讀多本佛教註釋書之後，在此理解下對佛教梵語或巴利經文作出確解。不能僅僅在吠陀的框架下吸取註解。」

「我搜尋 1974-1979 年的佛教學博士論文，有25篇基本上是一本梵文原稿翻譯，後面有個50頁左右的附註，前面再加個50頁左右的前言，這就是大部分的佛教博士論文。」(版主按語，事隔32年，好像情況也沒改變多少。)

「以孔澤(Conze)的翻譯為例：
…all dharmas are situated in permanence, ease, the self, the lovely; and likewise in impermanence, ill, not-self and the unlovely; in greed, hate, delusion, wrong views; for an entity made by false views does not exist, how can the false views themselves take place? For situated in Suchness are all dharmas, and from that situation they do not depart. And why? Because the coming and going of Suchness cannot be apprehended. And so for the Dharma-element, the Reality-limit, Sameness, the unthinkable element, and immobility.

這一段《兩萬五千頌大般若經》的『佛教混合英文式 Buddhist Hybrid English』譯文是相當隨機列舉的例子，這段譯文發表時沒有任何附註或詮釋，讓人不由自主地懷疑孔澤是否曾考慮到他的讀者。孔澤的譯文只維持最基本的英文句法，而對所有術語完全沒有解釋，即使從上述的簡短引文也可以看出這一點來。這譯文的優點在於可以清晰地追溯梵文原文，讓梵文學者毫無困難地重建原文。但是非常清楚地，這樣的專家不需要譯文，他們不僅可以直接閱讀原文，也寧可直接去閱讀原文。」

保羅˙葛理飛思的論點是，不要把「翻譯」當作唯一的詮釋方法，有些經典的敘述，僅僅翻譯為另一個語言，對讀者並未提供任何幫助。因為能閱讀原文者，不需要這種型式的翻譯。不能閱讀原文者，這種型式的翻譯並未提供任何幫助，有時反而只是增加誤解。

(版主按語：如果你去閱讀郭良鋆翻譯的《經集》，就知道譯文所帶來的困擾與混淆，比它帶來的詮釋多。即使是《法鼓出版社》達和法師翻譯的《經集》對此現象雖有改善，但是效果不大。僅僅是翻譯，網路上多得是，對讀者並未提供足夠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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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島靜志指出：

「眾所周知，相當多的以『佛教梵語』書寫的現存主流佛教經、律以及早期大乘佛教著作，原來是以中世印度語流傳，而後逐漸『翻譯』成『佛教梵語』的。換句話說，這樣的『佛教梵語』典籍是若干世紀以來持續不斷的梵語化的結果，伴隨著錯誤的逆構詞、添加成份和篡改插入。這就意味著當我們試圖重構較早的和更加原始的佛教經典的面貌，或追溯其傳播時，如果我們僅僅局限於絕大多數始於十一世紀的現存梵語殘卷，這種研究的解釋性的價值是相當有限的。另一方面，漢語翻譯，特別是那些完成於公元二至六世紀，時代遠早於許多現存梵語殘卷的翻譯，和可能提供有關佛教經典起源和發展的基本線索。因此，為了在這些主題上取得更好的研究成果，我們需要把基礎放在漢、梵和(或)藏語文本的批判性的、中肯的比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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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島靜志指出：

「但，正是因為思想是通過語言表現、通過語言流傳的，所以說，思想並不脫離於表現它的語言，而是存在於表現它的語言本身之中。不正確地掌握語言，便不可能正確地理解思想。

今天我們應該首先老老實實地承認自己不懂佛教漢文。認定自己讀得懂，便會無意中不斷犯錯誤；知道自己讀不懂，便會開始考察為什麼讀不懂，這樣就會打破自己的理解，重新認識漢譯佛典。

如果我們從為什麼讀不懂這一疑問起步，從語言方面仔細研究漢譯佛典，就會發現，漢譯佛典不僅是研究漢語史的重要資料，同時在我們探討有關佛典的產生、發展等問題時必不可少。研究這方面的問題，僅靠梵語佛典還遠遠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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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 Tillemans 〈Remarks on Philology〉(IABS Journal, 1995, Vol.8, number 2, pp. 269-277)提到兩個句子：
David thinks his yacht is longer than it is.
大衛認為他的遊艇比它的實際長度長。
John thinks that his pregnant girlfriend is a virgin.
約翰認為他懷孕的女朋友是個處女。

粗看之下，這兩個句子似乎顯露David大衛和 John約翰是兩個沒有常識、偏執、不可理喻的人。可是英文也可能是另一種義涵：
大衛認為他的遊艇有25公尺長，實際上他的遊艇是24公尺長。所以這一句英文，翻譯出來應該是：「大衛估量的他遊艇長度比它的實際長度還長。」也就是他高估了他遊艇的長度，這種估算雖然不正確，但也不致於得出大衛是沒有常識、偏執、不可理喻的這種結論。

同樣地，約翰認為他的女朋友是個處女，但是卻不知道她已經懷孕了。
所以 Tom Tillemans 建議在使用 ‘think, believe, accept, know, wish, intend, hope' 等等的字眼時，必須小心「語意上」的含混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