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葯女佛：《饒宗頤佛學文集》筆記

酒葯女佛： 評論《饒宗頤佛學文集》 2015-04-28 12: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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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歡這書的裝幀。扉頁上的畫古樸沉靜，封面題字“佛”字的彎鉤與Buddhist的首字母疊合，尤見巧思。
選篇也很精當，應該加上原始出處。
好多文章是關於俗曲和悉曇，完全不懂。
有關南北朝的讀了以後發現幾個問題，有後來的研究可以補正。
 ○佉盧文的典據 關於這個問題，饒先生有三篇文章，我沒有查初出的年代，大致的順序是《唐以前十四音遺說考》（《梵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謝客與驢唇書》（本書第131頁），《論僧祐》（本書第137頁）。
以第三篇的考證最為詳盡。大概的情況是這樣的： （1）古人談佉盧文和梵文的書寫特點比較重要的出處是《法苑珠林》卷九《千佛篇 遊學部》的一節： 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梵、佉盧居于天竺，黃史蒼頡在於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蒼頡因華於鳥跡，文書誠異，傳理則同矣。(T53, no. 2122, p. 351, b29-c4) 饒先生指出這段實際抄自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胡漢譯經文字音義記》(T55, no. 2145, p. 4, b5-9)。 （2）僧祐的知識來源，應該是《普曜經》，因為同書卷一二《法集》（當題《法苑雜集原始集》）有《六十四音緣記》，注“出《普曜經》”( T55, no. 2145, p. 91, b20) 《普曜經•現書品》講述佛陀成道的故事： 問師選友：“今師何書而相教乎？”其師答曰：“以梵、佉留而相教耳，無他異書。”菩薩答曰：“其異書者有六十四，今師何書正有二種？”師問：“其六十四書皆何所名？”太子答曰……(T03, no. 186, p. 498, a28-b21) 其他的幾個平行文本如《瑞應本起經》等也提到此事，唯《普曜經》詳舉六十四種異書。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也提及這個列表，唯譯語不同，《佛本行集經•習學技藝品》：“佉盧虱吒書”下注“隋言驢脣”( T03, no. 190, p. 703, c11-12)。 （3）灌頂《大般涅槃經玄義》還提到， 謝靈運云：梵、佉婁是人名，其撮諸廣字為略，如此間倉、雅之類。從人立名，故言梵、佉婁。(T38, no. 1765, p. 12, c17-19) 順著這個線索，饒先生找到安然的《悉曇藏序》引用謝靈運之說： 宋國謝靈運云：胡書者，梵書道俗共用之也。而本由佛造，故經云異論呪術言語文字皆是佛説，非外道也。外道因此以通文字。胡字謂之佉樓書。佉樓書者，是佉樓仙人抄梵文以備要用，譬如此間倉雅、説林，隨用廣狹也。（T84,no.2702, p.369, a18-23） 案，慧叡《高僧傳》卷七有傳，略云： 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誥訓，殊方異義，無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眾經。……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諮叡以經中諸字，并眾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敘》，條列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 (T50, no. 2059, p. 367, b4-17) 安然《悉曇藏序》下文也講到謝靈運從慧叡學胡書事， 慧均《玄義記》云：謝靈運云：諸經胡字，前後講説，莫能是正。歴代所滯，永不可解。今知胡語，而不知此間語，既不能解。故於胡語中雖知義，不知此間語，亦不能解。若知二國語，又知二國語中之義，然後可得翻譯此義，以通經典。故叡法師昔於此研採經義，又至南天竺國，經歴年歳，頗了胡語。今就叡公是正二國音義，解釋經中胡字曉然。庶夫學者可無疑滯，粗爲標例在後，差可推尋云爾也。（T84,no.2702, p.371, c04-13） 可知謝靈運通梵語，淵源有自。 稍微需要補充一點的是，眾所周知，謝靈運是刪定南本《大般涅槃經》的關鍵人物，臨川有謝靈運翻經臺，顏真卿有《撫州寶應寺翻經臺記》，這個事恐怕還是有譜的。如果這樣的話，刪定南本《涅槃經》的時地還可以再探討。 另外，饒先生說，慧叡去過蜀地，《普曜經》有蜀本，《北山錄》還記載現存。案《北山錄》卷四云：“蜀有《普曜經》，莫究孰為譯者。”注：“一卷，入藏見行。”(T52, no. 2113, p. 594, c14-15) 這個注應該是慧寶的注吧？其實《開元錄》已經著錄闕本了，雖說神清、慧寶都是蜀地僧人，但要憑此孤證說一直存在蜀本，還是很危險的。今本既然有了相關的段落，就算見不到蜀本也沒關係。 關於佉盧文的典據，也可以考慮北涼譯出的《阿毘曇毘婆沙論》卷五一《智犍度》： 時旃陀羅王語婆羅門言：“夫種族姓尊卑，無有常定。汝頗曾聞，誰造梵書耶？”婆羅門答言：“我聞是瞿頻陀羅婆羅門所造。”復問：“誰造佉盧吒書耶？”婆羅門答言：“我聞是佉盧吒仙人所造。”(CBETA, T28, no. 1546, p. 378, a17-21) 相比《普曜經》的敘述，這裡只提梵文和佉盧文，并且明確指出造書之人，與僧祐的敘述更為貼近。《阿毘曇毘婆沙論》在《出三藏記集》裡保留了經序，唐長孺先生在《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這篇名文裡做過很好的分析，結尾說此論的傳入對南朝毘曇學的發展有何影響，還可以探究。這裡或許可以增添一個例證。這一點不是我發現的，（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801906/），不過作者沒有注意饒先生的討論。 ○P.3471經序誤題 本書第476頁，這部分是《法藏敦煌書苑精華》的解題。這一件饒先生認為是《仁王般若經序》，其實不是。因為經序開頭是： 《仁王般若經》初，眾相謂曰：“大覺世尊，前已為我二十九年說《摩訶般若》、《金剛般若》、《天王問般若》、《光讚般若》。”則此經目題，久傳上國。 這是用《仁王經》裡的話引出《勝天王般若經》，所以應該是《勝天王般若經序》。各種目錄都著錄是《勝天王般若經序》。法藏目錄說：Texte mieux conservé que : T. 231, vol. 8, pp. 725c 22-726a22.《大正藏》本的《勝天王般若經》卷七結尾，有一段經序，只有聖語藏本有，即與敦煌本同。另外，房山石經還有此文，三者可以校勘。 饒先生指出，經序提到的優禪尼國月婆首那的事跡，實為《續高僧傳》之史源。其實《續傳》之史源并非直接取自經序，而是《歷代三寶紀》。由於月婆首那從北齊入陳，其人事跡分見《歷代三寶紀•北齊錄》和《陳錄》。《陳錄》的部分是主體，其中說“具經後序，不廣煩述。”(T49, no. 2034, p. 88, b23-24)。由此可以知道，僧傳寫作的方式是“經序——經錄——僧傳”，這才是完整的取材鏈條。 ○P.2091《勝鬘義記》的作者 本書第482頁，饒先生又舉出多種敦煌、吐魯番出土的經疏，計有S.2660 正始元年（504），P.3308v，S.524，延昌四年（515），龍谷大學藏吐峪溝出土，延昌二十七年（587），進而說《義記》已有504年寫本，可知慧遠非隋凈影慧遠，而別有一人。 這是認為所有《勝鬘義記》寫本皆是慧遠所作，這個問題藤枝晃先生有《北朝における『勝鬘經』の傳承》，《東方學報》（40）做過系統的分析。其中S.2660寫本屬於最早期的《勝鬘經》注釋作品，其所據經文沒有流通分，為其突出特點，與最後期寫本如P.2091慧遠所作迥然不同。 藤枝先生的調查開啓了此後敦煌地論宗文獻的系統考察，對了解北朝的佛教義疏極為重要。可惜的是，《東方學報》的這一期沒有電子版，國內亦無館藏，北大只有宿白先生贈書室有複印本。 以上轉販成說，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