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27日 星期六

酒葯女佛:《饒宗頤佛學文集》筆記


酒葯女佛: 評論《饒宗頤佛學文集》 2015-04-28 12: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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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喜歡這書的裝幀。扉頁上的畫古樸沉靜,封面題字“佛”字的彎鉤與Buddhist的首字母疊合,尤見巧思。
選篇也很精當,應該加上原始出處。
好多文章是關於俗曲和悉曇,完全不懂。
有關南北朝的讀了以後發現幾個問題,有後來的研究可以補正。
 ○佉盧文的典據 關於這個問題,饒先生有三篇文章,我沒有查初出的年代,大致的順序是《唐以前十四音遺說考》(《梵學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謝客與驢唇書》(本書第131頁),《論僧祐》(本書第137頁)。
以第三篇的考證最為詳盡。大概的情況是這樣的: (1)古人談佉盧文和梵文的書寫特點比較重要的出處是《法苑珠林》卷九《千佛篇 遊學部》的一節: 昔造書之主,凡有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梵、佉盧居于天竺,黃史蒼頡在於中夏。梵、佉取法於淨天,蒼頡因華於鳥跡,文書誠異,傳理則同矣。(T53, no. 2122, p. 351, b29-c4) 饒先生指出這段實際抄自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一《胡漢譯經文字音義記》(T55, no. 2145, p. 4, b5-9)。 (2)僧祐的知識來源,應該是《普曜經》,因為同書卷一二《法集》(當題《法苑雜集原始集》)有《六十四音緣記》,注“出《普曜經》”( T55, no. 2145, p. 91, b20) 《普曜經•現書品》講述佛陀成道的故事: 問師選友:“今師何書而相教乎?”其師答曰:“以梵、佉留而相教耳,無他異書。”菩薩答曰:“其異書者有六十四,今師何書正有二種?”師問:“其六十四書皆何所名?”太子答曰……(T03, no. 186, p. 498, a28-b21) 其他的幾個平行文本如《瑞應本起經》等也提到此事,唯《普曜經》詳舉六十四種異書。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也提及這個列表,唯譯語不同,《佛本行集經•習學技藝品》:“佉盧虱吒書”下注“隋言驢脣”( T03, no. 190, p. 703, c11-12)。 (3)灌頂《大般涅槃經玄義》還提到, 謝靈運云:梵、佉婁是人名,其撮諸廣字為略,如此間倉、雅之類。從人立名,故言梵、佉婁。(T38, no. 1765, p. 12, c17-19) 順著這個線索,饒先生找到安然的《悉曇藏序》引用謝靈運之說: 宋國謝靈運云:胡書者,梵書道俗共用之也。而本由佛造,故經云異論呪術言語文字皆是佛説,非外道也。外道因此以通文字。胡字謂之佉樓書。佉樓書者,是佉樓仙人抄梵文以備要用,譬如此間倉雅、説林,隨用廣狹也。(T84,no.2702, p.369, a18-23) 案,慧叡《高僧傳》卷七有傳,略云: 遊歷諸國,迺至南天竺界。音譯誥訓,殊方異義,無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又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眾經。……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諮叡以經中諸字,并眾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敘》,條列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 (T50, no. 2059, p. 367, b4-17) 安然《悉曇藏序》下文也講到謝靈運從慧叡學胡書事, 慧均《玄義記》云:謝靈運云:諸經胡字,前後講説,莫能是正。歴代所滯,永不可解。今知胡語,而不知此間語,既不能解。故於胡語中雖知義,不知此間語,亦不能解。若知二國語,又知二國語中之義,然後可得翻譯此義,以通經典。故叡法師昔於此研採經義,又至南天竺國,經歴年歳,頗了胡語。今就叡公是正二國音義,解釋經中胡字曉然。庶夫學者可無疑滯,粗爲標例在後,差可推尋云爾也。(T84,no.2702, p.371, c04-13) 可知謝靈運通梵語,淵源有自。 稍微需要補充一點的是,眾所周知,謝靈運是刪定南本《大般涅槃經》的關鍵人物,臨川有謝靈運翻經臺,顏真卿有《撫州寶應寺翻經臺記》,這個事恐怕還是有譜的。如果這樣的話,刪定南本《涅槃經》的時地還可以再探討。 另外,饒先生說,慧叡去過蜀地,《普曜經》有蜀本,《北山錄》還記載現存。案《北山錄》卷四云:“蜀有《普曜經》,莫究孰為譯者。”注:“一卷,入藏見行。”(T52, no. 2113, p. 594, c14-15) 這個注應該是慧寶的注吧?其實《開元錄》已經著錄闕本了,雖說神清、慧寶都是蜀地僧人,但要憑此孤證說一直存在蜀本,還是很危險的。今本既然有了相關的段落,就算見不到蜀本也沒關係。 關於佉盧文的典據,也可以考慮北涼譯出的《阿毘曇毘婆沙論》卷五一《智犍度》: 時旃陀羅王語婆羅門言:“夫種族姓尊卑,無有常定。汝頗曾聞,誰造梵書耶?”婆羅門答言:“我聞是瞿頻陀羅婆羅門所造。”復問:“誰造佉盧吒書耶?”婆羅門答言:“我聞是佉盧吒仙人所造。”(CBETA, T28, no. 1546, p. 378, a17-21) 相比《普曜經》的敘述,這裡只提梵文和佉盧文,并且明確指出造書之人,與僧祐的敘述更為貼近。《阿毘曇毘婆沙論》在《出三藏記集》裡保留了經序,唐長孺先生在《南北朝期间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這篇名文裡做過很好的分析,結尾說此論的傳入對南朝毘曇學的發展有何影響,還可以探究。這裡或許可以增添一個例證。這一點不是我發現的,(http://book.douban.com/subject/25801906/),不過作者沒有注意饒先生的討論。 ○P.3471經序誤題 本書第476頁,這部分是《法藏敦煌書苑精華》的解題。這一件饒先生認為是《仁王般若經序》,其實不是。因為經序開頭是: 《仁王般若經》初,眾相謂曰:“大覺世尊,前已為我二十九年說《摩訶般若》、《金剛般若》、《天王問般若》、《光讚般若》。”則此經目題,久傳上國。 這是用《仁王經》裡的話引出《勝天王般若經》,所以應該是《勝天王般若經序》。各種目錄都著錄是《勝天王般若經序》。法藏目錄說:Texte mieux conservé que : T. 231, vol. 8, pp. 725c 22-726a22.《大正藏》本的《勝天王般若經》卷七結尾,有一段經序,只有聖語藏本有,即與敦煌本同。另外,房山石經還有此文,三者可以校勘。 饒先生指出,經序提到的優禪尼國月婆首那的事跡,實為《續高僧傳》之史源。其實《續傳》之史源并非直接取自經序,而是《歷代三寶紀》。由於月婆首那從北齊入陳,其人事跡分見《歷代三寶紀•北齊錄》和《陳錄》。《陳錄》的部分是主體,其中說“具經後序,不廣煩述。”(T49, no. 2034, p. 88, b23-24)。由此可以知道,僧傳寫作的方式是“經序——經錄——僧傳”,這才是完整的取材鏈條。 ○P.2091《勝鬘義記》的作者 本書第482頁,饒先生又舉出多種敦煌、吐魯番出土的經疏,計有S.2660 正始元年(504),P.3308v,S.524,延昌四年(515),龍谷大學藏吐峪溝出土,延昌二十七年(587),進而說《義記》已有504年寫本,可知慧遠非隋凈影慧遠,而別有一人。 這是認為所有《勝鬘義記》寫本皆是慧遠所作,這個問題藤枝晃先生有《北朝における『勝鬘經』の傳承》,《東方學報》(40)做過系統的分析。其中S.2660寫本屬於最早期的《勝鬘經》注釋作品,其所據經文沒有流通分,為其突出特點,與最後期寫本如P.2091慧遠所作迥然不同。 藤枝先生的調查開啓了此後敦煌地論宗文獻的系統考察,對了解北朝的佛教義疏極為重要。可惜的是,《東方學報》的這一期沒有電子版,國內亦無館藏,北大只有宿白先生贈書室有複印本。 以上轉販成說,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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