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秀岩：〈「不校校之」的文獻學〉

版主曾經有機會和當代「重新點校」古譯佛經的當事者交換意見，相當詫異，也十分擔心，這些「努力於續佛慧命、傳承佛法」的人，居然連我這個門外漢都會擔心他們的「校勘訓練、校勘素養」不足。

他們當中，有一部分只在學術期刊發表過一篇論文(也就是他們的碩士論文)，很少經歷校勘學的訓練，突然地幫古譯經典標點、改字、修訂，相當令人擔憂。
當然，以個人的讀寫訓練而言，幫古譯經典標點、改字、修訂是很有助益的練習；但是，未曾接受審理，直接印行以為「某種範圍內」的定本，小則浪費實間、精力、金錢，大則貽誤後學，更應謹慎從事。
閱讀喬秀岩老師此文，我常反覆思考的是：這句話適用於「漢譯佛典校勘學」嗎？「漢譯佛典」比起「經學」、「經學中的義疏學」，又多了一重翻譯、一重文化、一重佛教註疏學、一重宗教經驗等至少四重隔閡。
基本上，校勘者「以不製造新文本」為基本原則，此謂之「不校」，但是仍須加上標點符號、加上異讀、對異讀作取捨，恢復篇章次序，此謂之「校之」。
不過，我認為還是避免用「以『不校』校之」這種語意不通、玩弄文字遊戲的「詞彙」，還是改選別的名稱吧。
「點校」，即使僅加標點而不改字，還是算「改」了底本。「校改」不是為了消除異文(或「錯誤」)，而是為了提供更合理的解讀，這種「合理」，只是多種「可能解讀」的ㄧ種。
＝＝＝＝以下「筆者」兩字為喬秀岩老師自稱＝＝＝＝

筆者喜歡閱讀漢唐注疏，是因為感覺到這批文獻能給我提供最豐碩的思考材料。宋以後的經學論著，大部分思路都可以理解清楚，而且那些想法我們都太熟悉，提不起興趣。先秦的材料，包括最近很多學者關注的出土文獻，在我看來距離太遠，太多需要靠猜的部分，很難理解。中間漢唐的材料，就在完全理解與完全不理解之間，感覺似乎靠自己的努力能够逐漸理解，很受啟發。每當理解（盡管或許不過是錯覺）鄭玄跟我們很不一樣的語言、思考習慣時，筆者都會感到好像自己的常識被顛覆了的震撼，特别過癮。當然，筆者無意主張先秦或宋以後的研究只有相對較小的意義，只是在表明根據自己特殊條件的個人喜好而已。其實在先秦或宋以後的文獻當中，也有很多超出我們想象的內容，正在被學者們挖掘討論。無論接觸什麼對象，令我們心動的永遠是那些意外的發現。

在此，筆者主張文獻學的價值在盡量保留奇異、不好理解的歷史文本，並努力探索形成那種文本的理由。因此，也要主張校勘「改正」文本是違背文獻學宗旨的行為，還是顧千里「不校校之」才是文獻學的正宗思想。筆者過去以為「不校校之」是一種理論認識，後來接觸宋代以來每次重新刻版或修補版片，都要有人校改文本，而且越改越糟，無一例外，才知道顧千里也是因為看到太多這種現象，才有「不校校之」的主張。也回想起當年撰寫《校勘學大綱》，認為校勘以恢復作者原稿為目標的倪其心老師，到了晚年曾告訴筆者說還是「不校」是對的。筆者曾經參與過《儀禮正義》《禮書通故》《周禮正義》等清末經學著作的部分點校工作，做過不少相當大膽的校改，是因為時代太近，胡培翬、黃以周、孫詒讓他們參考過的資料我們基本上都能够核查，他們的思路我們都很清楚，所以認為能够確定他們無意的失誤，不妨幫他們修改。同時也認為，若欲了解文獻原貌，必須查閱原書，或者至少看影印本。在影印本不可少的前提下，不妨提供方便閱讀的點校本。筆者現在仍然認為點校本的意義應該限定為便於查閱的讀本，不可以取代原本或影印本。

從文獻學的角度看來，「校改」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百害」是容易導致泯滅文獻早期文本的結果，「無一利」是因為你能做的校改，讀者自己也都會。想起王文錦老師曾經教導筆者校點古籍，告誡說：「讀者比我們高明。」用現在的字形規範來「改正」字形，用現在通行的古籍版本來「改正」引文，這種「校改」確實很糟糕，所以「不校」應該很容易得到認同。值得注意的是「校之」，這就是我們從文獻學的角度嘗試理解文本之所以然的努力。校勘就要思考，在不理解與完全理解之間進行探索，這樣讀書才能引發我們對自己語言、文化、思考習慣的反思，給自己帶來無窮的啟發。如果缺少這一環節，保存異文就失去意義，抵不過要「改正」的主張。我們要思考那些異文是如何形成的，努力對所有異文賦予意義，讓異文「活」起來。我們也不期望自己能對所有異文找出所以然的理由，我們暫時不用担心自己哪一天做到「全然理解」的無趣困境。有意義的是嘗試理解的探索過程，生命的價值不會因為最後不可避免的死亡而被否定。這種「校之」的工作，也可以說是「不校」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