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遇笑容與李煒兩本著作的舉證方式

版主向來對「梵漢佛典對勘」有興趣，這幾天悶在家裡猛看這兩本書：

遇笑容，(2010)，《《撰集百緣經》語法研究》，商務印書館，北京市，中國。

李煒，(2011)，《早期漢譯佛經的來源與翻譯方法初探》，中華書局，北京市，中國。

雖然對內容有些意見，但是問題不大，比較讓版主大人困惑的是這兩書的舉證方式。

先說遇笑容的書吧，該書137頁11-15行：

「漢譯佛經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48年，…安世高到洛陽開始的譯經活動。當時的譯經法是安世高背誦佛經原文，由一個譯者把它翻譯成中文給一群華人聽，眾人在討論翻譯、闡釋的原則、重點之後，產生出最後的譯本。這個翻譯傳統一直持續到第七世紀。」(註1)

這個敘述還怪有臨場感的，彷彿作者在案發現場作實況轉播一樣，非常生動可喜。看一下註解，乖乖，引的是[見 Robertson Johnson, The Buddhist Religion, 173-175頁]。這就像中國或台灣學者寫書說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色惡，不食，臭惡，不食」，結果引證是 Bertrand Russell 的書，而不是引《論語》，這是不行的。不從《論語》，老外無從知道孔子的飲食規矩，不從漢文典籍文獻，老外也無從知曉當時安世高到底是自己默誦、請人默誦，還是依據寫本翻譯，還是自己摘要講經之後，弟子所作的講經記錄(《雜阿含9經》就是「講經記錄而不是『譯經』」(CBETA, T02, no. 101, p. 495, b7))，老外想效法蘇東坡，來個「殺之三、赦之三」的「想當然耳」也就罷了，遇笑容教授在漢譯佛典語言的範疇裡，可是名滿天下，不能這樣子引文的。

李煒先生在42頁引《佛光大辭典》2306頁(吐蕃文：最初的藏文)：「西元8世紀頃，西州(即高昌之地)回鶻(Uigur)使用起源於粟特(Sogd)文字之回鶻文字，且以此文字書寫佛典，現存經典有《金光明經》、《法華經普門品》、《彌勒下生經》、《尊勝陀羅尼經》、《天地八陽神咒經》等，由上述經典之跋文可知，彼等多重譯自藏文、吐蕃文、漢文等。」

我並不是堅持《佛光大辭典》此一詞條有誤，而是引證時，似乎應該引用原書、原論文而不是引用一本「當代編輯的辭書」。

李煒引用《佛光大辭典》之處可能不止三處，就如同引述「越王勾踐遷都瑯琊」，應該引用的是專家的論述，而不是辭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