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文獻學

以下引自《豆瓣網》〈佛學文獻小組〉Buddhist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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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以來，以西洋學術方法對佛典所作的系統性研究。内容包含對各種語文佛典的解讀、校勘、編目、翻譯、注釋及内容研究等。

［佛典研究之肇始］
在中國、日本的佛教傳統宗派中，大、小乘一切佛典，都被視為釋尊一代的說法，而完全忽略佛典成立的事實。各宗派也將所有經典都認為是釋尊親口所說，而選擇其中之某一經典為自宗之所依。另一方面，不承認這種傳統的經典觀，而以為經典不是釋尊說法的實錄，並以為經典自有其歷史發展性，而率先以文獻方法研究經典的，是日本江户時代的思想家富永仲基（1715～1746）。但是，當時佛教界並没有接受他的方法。日本以學問性的研究方式研究佛典，是在明治時代，由歐洲所輸入的。
歐洲人中，最先接觸印度原典的，是蒙兀儿王朝第四代王賈漢格爾（Jahangir）的長子達拉沙可（Muhammed Daraschakoh）。他動員眾多學者將《五十奥義書》翻譯為波斯語。此書其後由法國的培龍（A. Du Perron 1732～1805）譯為拉丁語，於 1801至1802年出版。但是，歐洲人之從事印度研究，是在十八世紀後半就已經開始了。1784年，英國人威廉瓊斯（Sir W. Jones）設立「孟加拉亞洲協會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開始作正式的印度研究。首先是由英國的研究者，進行印度古典之翻譯與介紹。到了十九世紀，對佛教的注意，逐漸升高。在這種趨勢之下，首先從事佛典研究而留下成果的是，法國的布赫諾夫（E. Burnouf，1801～1852）。
英國駐尼泊爾公使赫吉森（B. H. Hodgson，1800～1894）於1833年開始在尼泊爾搜集梵語佛典寫本。布赫諾夫對這些寫本極為重視，乃從事研究。布赫諾夫涉獵了不少梵文佛典，而於1839年完成《法華經》的法譯（Lelotus de la bonne loi ,Paris）。而其力作《印度佛教史序說》（L'Introduction a' l'histoire du Bouddhisme indien,Paris，1844）一書，可說是其佛教文獻研究之金字塔。此外，在巴利語文獻的研究上，布赫諾夫也扮演開拓者的角色。在此領域上，在斯里蘭卡任職的突諾爾（G. Turnour，1799～1843），已在1837年刊行巴利原典《大史 Mahavamsa》最初三十八章並發表其所作的英譯。而英國傳教士哈代（R. S. Hardy，1803～1868）、羅馬天主教士畢岡迭特（P. Bigandet，1813～1894）也發表其依據缅甸資料所作的佛傳研究。
在佛教文獻研究的最初期，俄羅斯的傳教士兼喀山大學的漢學教授畢西列夫（W. Wassiliew，1818～1900）著有《佛教》（DerBuddhismus，St. Petersburg，1860）一書，荷蘭的佛教學者克恩（H. Kern，1833～1917）也撰有《印度佛教綱要 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Strassburg，1896 》，這兩部書是這一時期所發表的綜合研究成果。

［中期文獻研究］
此處仿照狄雍（J. W.de Jong，1921～ ）所訂，以十九世紀末期至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為佛教文獻學史的第二期。此一時期的特徵，是進行梵文文獻的原典研究，校訂出版甚多巴利原典。
首先，丹麥的印度學學者華斯勃爾尔（V.Fausboll，1821～1908）出版《本生經》（Jataka，1877～1897）、德國的佛教學者奥登貝格（H. Oldenberg，1854～1920）校訂出版《律藏》（Vinayapitaka，1879～1883）。1881年，英國佛教學者賴斯戴維斯T.W. Rhys Davids (1843～1922）設立「巴利聖典協會 Pali Text Society 」，開始校訂出版《五尼柯耶》等巴利原典。
梵文佛典方面，西那爾（E. Senart，1847～1928）刊行《大事》（Mahavastu，1897）、馬克斯·穆勒（F. Max Muller，1823～1900）刊行《金剛般若經》（Vajracchedika, Oxford，1881）、《無量壽經》、《阿彌陀經》（Oxford，1883）。對二十世紀日本的文獻學研究有大貢獻的高楠順次郎，在當時即就讀於英國的牛津大學。這些大乘經典，就是穆勒與高楠二人所共同校訂的。
在十九世紀末期出版的佛典，除了前面所提到的以外，另有英國的印度學學者柯衛爾（E. B. Cowell，1826～1903）與奈爾（R. A.Neil）的《天業譬喻》（？）（Divyavadana，Cambridge，1886）、克恩的《本生鬘》（Jatakamala or Bodhisattvavadanamala Boston，1891）、明那耶夫（I. P. Minaev，1840～1890）的《入菩提行經》（Bodhicariyavatara，St. Petersburg，1889）、法國普辛（L. de la Vallee Poussin ，1869～1938）的《入菩提行經細疏》（Bodhicaryavata-rapanjika，Calcutta，1901～1914）、柯魏爾的《佛所行贊》（The Buddhacarita of Asvaghosa，Oxford，1893）、德国佛教學者雷夫曼（S. Lefmann，1831～1912）的《普曜經》（Lalitavistara，Halle，1902）。
對佛教教祖釋尊，作歷史性的考察，是此一時期文獻研究的結果。首先提起問題的是法國的東洋學者西那爾。西那爾校訂佛傳經典《大事》，並根據巴利語的《因緣故事》（Nidanakatha）、《佛種姓》（Buddhavamsa）等書，進行佛傳研究。而發表其所撰〈佛陀傳說之試論〉（Essaisur la legende de Bouddha，Journal Asiatique，1873～1875）。西那爾將佛傳中的傳說部分去除後，主張釋尊是太陽神、大丈夫、轉輪聖王，並非實在之人物。對於西那爾那種主張，奥登貝格在《佛陀及其生涯、教義、教團》（Buddha, Sein Leben，Seine Lehre，seine Gemeinde，1881）一書中加以否定。奥登貝格從判定資料新舊著手，再從最古的資料中，選具有歷史事實的資料，而論證釋尊為實有其人。

［中亞寫本之研究］
十九世紀的後十年，中亞地區的梵語等多種語言佛典陸續出土，學術界也開始著手研究。駐喀什噶爾的俄國領事培措夫斯基（ N. F. Petrovskij，1837～1908），在和闐獲得由數種語言寫成的寫本，並將之贈予聖彼得堡的東洋學者歐登柏格（S.Oldenburg，1863～1934）。1892年，歐登柏格出版一頁庫車語原典的照相版。1900年，羅伊曼（E. Leumann，1859～1931）也刊行了相同的資料，並刊行喀什噶爾出土的梵文斷片。同一時期，洪里（A. F. R. Hoernle，1841～1918）則提出有關和闐、喀什噶爾出土寫本的學術報告。
二十世紀時，受中亞地區出土物的刺激，各國紛紛組織中亞探險隊。其中，最早進行的，是斯坦因（Sir A. Stein，1862～1943）所率領的探險隊。從1900年至1916年，一共進行三次探險。其次較主要的有四次。德國方面第一次（1902～1903）是由格倫威德爾（A.Grunwedel，1856～1935）及胡特（G. Huth，1867～1906）率領。第二次（1904～1905）由里克（A. Von Le Coq，1860～1930）帶隊。第三次（1905～1907）由格倫威德爾與里克率領。第四次（1913～1914）由里克帶隊。法國方面，是由伯希和（ P. Pelliot，1878～1945）帶領。日本則自1902至1913年之間，進行三次。又，自1898 年至1915年之間克雷孟玆（D. Klementz）、歐登柏格也進行過三次的探險。
這些探險活動對佛教文獻的研究，有極大的影響。由於這幾國學者的探勘搜尋，才使梵文、藏語、漢文、庫車語、阿耆尼語、和闐語、粟特語、維吾爾語的寫本，大量流入巴黎、倫敦、柏林、聖彼得堡、日本等地。各國學者並開始進行研究。其研究成果中，具代表性的，有斯坦因的《Serindia》（五卷，1921，其第一卷中，含中亞研究文獻目錄），以及華德史密特（E. Waldschmidt）的《吐魯番出土的梵文寫本》（Sanskrithand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 l，Wiesbaden，1965）。華氏此書，是 1904年至1964年間，德國學者所出版的梵文斷片目錄。此外，另有許温特那（E. Schwentner）的庫車語、阿耆尼語寫本，德瑞斯登（M. J. Dresden）、葛千柏格（L. G.Gercenberg）的粟特語、和闐語寫本，羅文達爾（R. Loewenthal）的維吾爾語寫本的目錄，或語言、文獻的研究。

［法國的佛教文獻研究］
法國的巴利語、梵文、藏語、漢譯佛教文獻的研究，開始得相當早。十九世紀中期，朱利安（S. J. Julien，1797～1873）已將《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Paris，1853）、《大唐西域記》（Paris，1857～1858）譯成法文。此外，另有佛庫（E. Foucaux）刊行藏譯本的《普曜經》（Paris， 1847～1848）原典，並於1853年刊行法譯本。
佛教文獻研究的業績對日本學界影響最大的是，烈維（S. Le/vi，1863～1935）、普辛及其門弟。烈維自1885年以來，在高等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教授梵文，1894年任法蘭西學院的教授。他三次赴尼泊爾，每次都曾發現新寫本，其後也都加以校訂、刊行。計有無著《大乘莊嚴經論》（Mahayana-sutralamkara）的梵文校訂本（Paris，1907）與法譯本（Paris，1911）、世親《唯識二十論》（Vimsatika）、《唯識三十頌》（Trimsika）的刊行（Vijnaptimatratasiddhi，Paris，1925）。在烈維所發現的尼泊爾寫本中，安慧的《中邊分别論釋疏》（Madhyan-tavibhagatika），係由其弟子山口益（1895～1976），於1934年在日本刊行。這些都是有關唯識思想的重要文獻，對日本的唯識學研究影響頗鉅。烈維曾三次赴日本，與日本學界的關係甚深。日本學者中，以研究印度學、佛教學為目的，而留學法國的，幾乎都是在烈維門下作研究。因此，烈維被推舉為日本帝國學士院的名譽會員。
烈維的弟子普辛，專研大乘佛教之各個哲學學派。曾刊行月稱《淨明句論》(Prasan-napada，龍樹《中論》的注釋）的梵本校訂本（St. Petersburg，1903～1913）、《入中論》（Madhyamakavatara）的藏譯校訂本（St. Petersburg，1907～1912）、般若伽羅末提《入菩提行經細疏》的梵本校訂本。普辛對漢譯文獻也有研究。他曾參考稱友（Yasomitra）的梵文注釋、藏傳的各種注釋、普光、法寶等人的漢文注釋、真諦譯《俱舍論》、日本佛教學者的研究成果，而將玄奘譯《俱舍論》全書三十卷譯成法文刊行（L' Abhidharmakosa de Vasubandhu》（6 vols, Paris，1923～1931）。又譯有中國、日本唯識學法相學的重要文獻《成唯識論》（Vijnaptimatra-tasiddhi, 2 vols, Paris，1928～1929）。同樣是烈維弟子的普集鲁斯基（J. Przyluski，1885～1944），曾與拉露（M. Lalou，1890～1967）合作出版《佛教文獻目錄》（Bibliographie bouddhique）。在烈維的弟子中，最有名的是拉莫特（E. Lamotte，1903～1983）。他曾將《解深密經》（Samdhinir-mocana,Louvain，1935）、世親《成業論》（Karmasiddhaprakaran!a，1936）、無著《攝大乘論》（Mahayanasamgraha, 2 vols, Louvain，1938～1939）、《大智度論》（Louvain，1944，194 9，1970，1976，1980）、《維摩經》（Vimalakirtinirdesa, Louvain, 1962）、《首楞嚴經》（Surangamasa-madhi, Bruxelles, 1965）等書譯成法文刊。
［列寧格勒學派等］ 聖彼得堡（列寧格勒）也有東洋學、佛教學的研究傳統。瑞士的佛教學者瑞格昧（C. Regamey）將那些以聖彼得堡為研究據點的歐登柏格、明那耶夫、謝爾巴斯基（F. I. Stcherbatskoi，1866～1942）等人，稱為「列寧格勒學派」（Die Leningrader Schule）。謝爾巴斯基的業績中，以有關後期的佛教論理學者法稱（Dharmakirti）、法上（Dharmottara）的論理學、認識論最為重要。他首先刊行法稱的《正理一滴論》（Nyayabindu），及法上之注釋的俄文譯本（1903）。接著出版其梵文原典及藏譯本（Petrograd，1918）。又以俄文撰寫有關佛教論理學、認識論的問題（1909），隨後又譯之為法文（1924）、德文（1926）。最後以英文出版其增補版《Buddhist Logic》（2 vols. Leningrad，1930，1932）。他的弟子歐柏密勒（E. Obermiller，1901～1935），曾將藏譯本《究竟一乘寶性論》譯成英文刊行（1930）。
二十世紀的歐洲各國，在對佛教各哲學學派的文獻研究中，有謝爾（S. Schayer，1899～1941）與突克先（P. Tuxen，1880～1955）對月稱《淨明句論》的研究、圖奇（G.Tucci，1894～1984）對佛教論理學之相關文獻的翻譯、弗勞瓦爾那（E. Frauwallner, 1898～1974）的佛教論理學、認識論的研究。在佛傳文學方面，有鍾斯頓（E. H. Johnston，1885～1942）發表馬鳴《孫陀利難陀》（Saundarananda, Calcutta, 1928，1932）、《佛所行贊》（Calcutta，1935～1936）等書的校訂本及英譯。另有威勒（F. Weller，1889～？）對《佛所行贊》（Das Leben des Buddha Van Asvaghosa, Leipzig，1926～1928）的校訂與翻譯。威勒不僅通曉梵、藏語，也擅長中文與蒙古語。曾校訂、翻譯不少蒙古語佛典。
藏語資料的佛教研究，起步也很早。首先，洛克希爾（W. W. Rockhill，1854～1914）曾有藏譯本《Udanavarga》的英譯（London，1883）。胡特有《蒙古佛教史》（Horchoshbyun）的校訂及德譯（Strassburg，1892～1896）。柯迪葉（P. Cordier，1871～1914）也有西藏大藏經論疏部目錄的出版（Paris，1909～1915）。此外，另有勞弗耳（B. Laufer，1874～1935）及圖奇的研究。
［日本的佛教文献研究］
1876年（明治九年），南條文雄、笠原研壽（1852～1883）二人，以真宗大谷派留學生身份赴英國牛津大學留學，在馬克斯·穆勒門下研究梵文佛典。此二人跟隨穆勒的弟子馬克都尼爾（A. A.Macdonell）學習梵文，並協助穆勒校訂梵文佛典。南條氏在牛津大學的研究成果，是日本文獻研究之嚆矢。他回到日本後，在東京大學開設梵文課程。自此之後，日本始有梵本佛典研究。爾後，其他的大學也開設梵文、巴利語與藏語課程。在這種基礎之下發展一百餘年，乃使日本的佛教文獻研究圈，成為足以傲視國際的學術重鎮。（菅沼晃《佛教文化事典》第十四章）
參考資料：
1.冢本啟祥譯《インド文化研究史論集˙歐美のマハ一バ一ラタと教の研究》；湯山明〈西洋人の大乘佛教研究史〉（《講座·大乘佛教》）；山口益《フランス佛教学の五十年》；鷹谷俊之《東西佛教學者傳》；山田龍城《梵語佛典導論》（《世界佛學名著譯叢》）；J. W. de Jong著·霍韜晦譯《歐美佛教研究小史》；W. Peiris著，梅乃文譯《西洋佛教學者傳》（《世界佛學名著譯叢》）。

版主按語 :

2008 年10月 18日在台灣的<第二屆[巴利學與佛教] 學術研討會>上，
奧村浩基（佛光大學宗教系助理教授）講題：<日本的巴利學研究現況>，奧村老師提到日本佛學研究的主流一直是「文獻學研究」，認為「沒把經文的每個字讀通讀懂，就不能正確理解佛陀的教導，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來討論義理，只是發表自己的意見，這不是佛學研究，而是依個人發展出來的新興宗教」，他們也認為「田野調查只是把佛教當作人類學研究的對象，這是隸屬人類學範疇，而不是佛學研究」。
在日本，學生從 18歲到 50歲之間只是學習語言：梵文、巴利、藏語，學習閱讀經典，教授是不允許你作與義理相關的論文，只能作文獻學方面的探討。從南條文雄到西元2000年，日本大學並不頒發博士學位給學生，博士學位是在學術界聲譽卓著，過了六十歲的一山泰斗的學者教授才領得到的，這也造成日本佛學研究的人口逐漸稀少，學生到國外攻讀博士的原因。
他說：「在日本，如果有年輕人以研究佛學為志業，別人會說你神經病，因為研究佛學是無法解決家裡的經濟問題。」
他說得當場的年輕學者面面相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