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引自《豆瓣網》〈佛學文獻小組〉Buddhist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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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佛學》 期刊號:6106
《音義》一類的書是在我國漢文漫長歲月的發展中產生出來的。它專門解釋所認為重要典籍的字的聲音、訓詁和寫法等，在儒書、道書和佛書中都有之。陳垣先生在《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一書中，已經就最重要的佛書《音義》作了提綱挈領的分析，並對前人的錯誤予以糾正。敘述了諸書流行的源委，並且指出其在過去學術中的作用。並且根據陳先生的意思，清末學者起初利用《音義》在小學、校勘、輯佚的一些工作上視為瑰寶，以後乃用之以考史，並舉《高僧傳》為例（見原書41、81頁）。兩年來，我校讀《高僧傳》，因陳先生之啟示，一方面用慧琳的《音義》（第八十九至九十兩卷）作校勘的資料，另一方面開始查閱名辭，搜尋資料，有時也得些幫助。
（一）略談《音義》的用處
現在我舉一兩個人所熟知的例說明《音義》的用處。
第一個例子——“和尚”這個名辭，好久以來（比方在《水滸》内）用來稱呼所有的出家僧人，但是玄應的《音義》十四、義淨《寄歸傳》三以及慧琳的《音義》等（玄應係玄奘譯場之字學大德，時間在義淨以前）告訴我們，「和尚（上）」的稱號是從西域的語言音譯來的，其意義相當於梵文的「親教師」，係用來專門稱呼老師的。可寫作「烏社」、「和闍」。它既不是漢文，沒有和氣的意義，並且也不是從梵文譯出來的。所以和尚這個稱號是西域流行的對於有學問的僧人，或者是出家人的師傅的稱呼。查《高僧傳·鳩摩羅什傳》中，盤頭達多原是羅什的小乘親教師，反對大乘，後經羅什講說月餘，方乃信服，並禮什為師，言「和上是我大乘師，我是和上小乘師」。此處因達多已經禮羅什為师，所以稱他為和上。又《晉書·藝術傳·佛圖澄傳》說石季龍尊稱佛圖澄為「大和尚」，又說他的弟子法常和法佐二人相遇，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明早法佐入見，澄笑曰：「昨夜爾與法常共話汝師邪？」從這些記載來看，「和尚」正如《音義》所說的，是指著親教師、有學問的僧人，而普通出家的人，則稱為沙門。鳩摩羅什和佛圖澄都是西域的人，所用的當然是西域的語言，所以漢文記載中，他們所說的話，也不免留下了這個西域的借字，猶之乎清朝末年的書中，也常留下像「甲必丹」這樣的名稱，而現在就只稱為船長或隊長了。
第二個例子——《金光明經》講到印度婆羅門教的「違馱天神」（「違」亦作「韋」）；《涅槃經》中講到「違馱天」。此二經從南北朝隋唐以來甚為風行。《金光明經》之違馱天神與《涅槃經》之違馱天被認為是一神，而且佛教之護法韋馱也與之混為一談（見《辭海》韋馱條）。但是根據《涅槃音義》「建陀」是「私建陀」之省略（見《慧琳音義》卷二十六），而「違陀天」是「建陀天」之筆誤（見《慧琳音義》卷二十五），因此在中國流行的違（韋）陀天，據《音義》所說其來源就是如此。這和「耶和華」本來不是一個神的名字相似的事情（见恩格斯著《論原始基督教史》頁5、注①）。
我在《新建設》雜誌7月號上發表了一篇關於針灸的短文之後，很高興地接到遼寧何愛華同志來信，並送給我他登在1960年《人民保健》雜誌上的一篇文章，題為《駁關於經絡學說起源於印度的說法》，文章的論證我很贊同，它係駁日本學者長濱善夫等的學說——主張中國的針灸源於印度的說法。長濱善夫等的書，我現在還未得見，據說其書中提出了多種漢譯佛經來作證。但是，從道理上講，在中國針灸已經流行了幾百年以後才出世的印度的文獻，恐怕不是針灸發源於印度的好的佐證吧！從具體的事實來講，我只想提一下，長濱等所說到的《金光明經》，按唐義淨是公元703年譯的，《金光明經·除病品》中提到「八術」，其文曰: 「謂針刺、傷破，身疾並鬼神，惡毒及孩童，延年、增氣气力。」涼、隋二譯並無此文。義淨此處所譯與其《南海寄歸傳》中所記的「八醫」基本一致。其第一、第二屬於外科。針刺在慧琳《音義》卷二十九的解說中，不但沒有說是針灸的針，而且提到「傷」字。又慧沼《金光明疏》（卷六）解云:「一、療被針刺法，二、療破傷法，（下略）」也可證明，此處針刺實際指著外傷。按慧琳係疏勒國人，其《音義》表現出他熟悉西域的語言及風習，並曾再譯《金光明經真言》，而慧沼係義淨的多年譯經助手，他們二人的解釋，必定可信。又按《涅槃經》也提到「八種術」，據《雲公音》（慧琳《音義》卷二十五）引《注涅槃經》（當係參加此經翻譯的河西道朗所著），亦未講到針灸。所以根據唐人的注疏以及音義，印度的醫方中並無針灸也。此亦可見音義是有些參考的用處也。
（二）介紹一種《音義》
去年因為搜集隋唐佛教的資料，開始注意過去日本人的著作，於《大正藏》第五十六卷中見有《音義》一種，名為《妙法蓮華經釋文》（三卷），作者是日本僧人中算，此人約生在十世紀初，時間很早。查過去這類的書，常稱《音義》或稱《音訓》，中算乃稱《釋文》，當係仿效陸德明之書（書中引用有《經典釋文》）。
此書中引用漢文古書頗為廣泛，項目約計總數在二百以上，内有佛教書籍約在八十以上。但是同一本書常常有時用書名，有時用撰人，例如：有《說文》、《玉篇》，又有許叔重、顧野王等等。又：一人有兩種稱法，如雲捷又稱捷公；吉藏又稱嘉祥。因此總數只能說超過一百，佛教的書、只約四、五十。
現在先談談書中所引的佛教書籍。除佛經如《涅槃經》、《唯識論》多種以外，也用了很多佛經的章疏及各種的音義。關於這方面可注意的事，有下列幾點：
Ⅰ、此書序文自言「列諸宗之疏釋，載諸家之切韻」，所以書中網羅僧人關於《法華經》的著作極多，而法相宗之窺基，三論宗之吉藏，天台宗之智者，都常見引用。此三人關於《法華》的著作，均不只一種，根據其序所說，於窺基係用《音訓》，但也引用了《玄贊》，於智者係引的《文句》，於吉藏當是他的《義疏》。至於居士的《法華經注》，引有劉虬。據《南史》本傳，謂其信佛教，作《法華經注》（《内典錄》著錄其《注法華經》十卷，《注無量義經》一卷），他的判教學說最早（見於《大乘義章》卷一及《祐錄》所載的劉虬《無量壽經序》）。在他之後才有天台、華嚴宗的人，發展了類似的學說。
Ⅱ、書中引用最多的係慈恩（窺基）。隋京師慧日寺沙門曇捷《字釋》亦多被引用。在序文中並提到《掌記抄》（未詳）和鏡水寺沙門棲復《玄贊要集》，現存，在《影印續藏》中，有三十五卷。
Ⅲ、書中所引的音義，已可確定的有玄應、窺基、慧苑、行瑫等（未引慧琳）引用玄應時凡說「玄應云」，當指著他的《法華音義》。此外，照例標出經名如《玄應大品經音義》、《大集經玄應音義》等。行瑫係五代時人，《宋僧傳》有傳，其書亦是眾經音義，中算引用甚多，但書久已失傳矣。又行瑫傳曰，郭迻疏略，慧琳不傳，云云。按慧琳的《一切經音義·顧序》，有曰「國初有沙門玄應及太康郭處士，並著《音釋》，例多漏略」云云。郭處士當即郭迻也。此外，中算書中還引了騫師，當是《續僧傳·智果傳》（卷三十）中之智騫，曾撰《眾經音》及《蒼雅字苑》，其音義當在北齊道慧以後，唐初玄應以前。其人亦即《隋志》所著錄作《楚辭音》之道騫也。《楚辭音》今尚存敦煌殘卷，《眾經音》則恐只見中算書中的一點吧！再者，中算書引有《一切經類音》，則不知是何書、何人撰了。
Ⅳ、書中引用了日本僧人善珠僧正數人的話。可注意的是《信行涅槃經音義》，引文中有「倭」字，當是日本人，非中國之三階教祖也。又：書中引有《新羅順憬師音義》（亦應是《法華音義》）。據此，在佛教傳入「高麗」、日本以後，此兩國的僧人，就著有音義這一類的書了。
此外，中算書中也講了一些動植物在中、日、「高歷」的情形，引了中國的《博物志》，又提到惠雲的話，應當是日本僧人。這些所謂「博物」的記載，也可注意。
其次，再談一下非佛教的書籍，書中引用的更多，有時並引用了原書的注。經部有《詩》（詩傳）、《書》、《禮記》、《大戴禮》、《考工記》、《周禮》、《左傳》（杜預注）、《公羊傳》（何休）。書中引有劉兆（亦作劉北，誤）甚多，並有劉瓛，所引當均係經注也。史部有《史記》、《漢書》、《魏志》以及《國語》、《東觀漢記》、《漢官典職》。子部有《莊子》、《淮南子》（高誘注）、《山海經》（郭璞注）、《穆（原文誤作格）天子傳》，並引《楊泉物理論》。集部有《楚辭》（王逸注）、《文選》。至於唐以前的韻書、字書，引用者更多，用書名的如:《說文》、《玉篇》、《爾雅》、《廣雅》、《新切韻》、《新唐韻》、《字林》、《字苑》多種。用人名的如：陸法言、赢果、孫愐、王仁煦、郭知玄、曹獻、釋氏、祝尚丘、薩峋（應是薛峋，亦作蔭峋，亦誤）、長孫訥言、李巡等多人。
佛經是外文的翻譯，所以其中的字有些用的是對音，音義的書也就要說到一些梵文或其他的外國文了。中算的書中在《陀羅尼品》中說「藥王陀羅尼」有五種翻譯，文中並詳細地加以比較。此外，中算並曾引用山陰沙門智廣《悉曇字紀》，此人不詳，當是唐代密宗盛行后的書。又有《出要律儀翻胡音》，據《内典錄》:《出要律儀》係梁武帝蕭衍令僧人寶唱等集錄的，有二十卷（《續僧傳·明律·法超傳》說及此書是武帝自撰，有十四卷）。按唐初的和尚如道宣，多主張不用「胡」字、而用「梵」字（見《内典錄·支讖錄》卷一）。此處言「翻胡音」者，仍係舊習，當是《出要律儀》的一部分也。又中算書中引有《外國外傳》，不知何書。
總之，中算的《法華經釋文》，采錄中國古書甚多，但是未經調查研究，我們還不清楚到底有多少有用的新材料。自然，要知道一書是否有用，必須用它。而要用它的時候，對於像中算這樣的書，應當查核其中的材料，這樣才可以發現問題、知道相關的情况。
現在姑且抄中算《釋文》下列一條為例，以見此書中所包含的問題。
「政使： 上之盛反。《禮記》云：『一者正也』。清徹云：『令也』。或本作正。郑玄云：『正者政也，定也。』聖德太子云：『政使，猶假令也。又蓋也』。今案所出未詳。」此條在《方便品》開頭的地方。我們取窺基《法華音訓》（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七）檢查一下，並沒有「政」或「政使」字樣，並且我們查了一下《法華經》的原文（《藏要本》卷一、頁九、二面二行），文曰：「正使滿十方」 。
可見中算所用的經文「正」字實際是寫的一個別字——「政」。而且窺基的經，本來就是「正」字。「正」字較常見，所以窺基無此條。「政」字經中少見，所以中算書中有這個「難字」。而且據中算所引清徹（《宋高僧傳·明律篇》卷十六中有傳。但未說到他有《法華經》的著作）云，「令也」，是解釋「使」字，並云「或本作正」，可見中算也知道此字有兩個寫法。照這樣說來，中算此書，不但現在印本已知有錯字，而且就是他引的書，甚至《法華經》本文也有別字。聖德太子是日本推進佛教最有力的人。他在公元607年曾遣小野妹子使隋。他著有《法華經疏》。其「政使」危「假令」，惟「蓋」，實不可解。所以，我們雖然認為此書是可能供給我們一些資料，但必須注意其有錯誤。
又，「政者正也」不但見於《禮記·哀公問》，也見於《論語·顏淵》。此處中算引的是《禮記》（下文「鄭玄云」當係《禮記注》），而不是《論語》。這似乎暗示在那時的讀書人視《禮記》較之《論語》為重，這可以說是時代的風氣，那個時候還是接著南北朝的世家大族特重《禮》經的習慣。到了宋朝初年，皇帝和大臣已經以為只要半部《論語》就可治天下了。
再者，中算此書雖然引用了一百幾十部古書，但是究竟有多少是他自己看見的，還是一個問題，現在試舉一例來看一看：
「野干： 曇捷云：『古寒反』。慈恩云：『色青黄如犬，群行夜鳴，聲如狼，形如狐，狐形稍大，野干形小，兩形相似類，大小有別』。故禪經云：『見一野狐，又見野干』。故知二別。《子虛上林賦》云：『騰遠射干』。司馬彪、郭璞注並云：『射干能緣木』。廣志云：『巢于危岩高木也』。法證云：『野干與狐別者，狐能妖媚，鬼之所乘；野干不爾』。靈範云：『野干形大腰長，色青而緣木，狐形小腰短，色赤面白，狐與野干有此不同也』。或本作野犴。五旦、古寒二反。蔣鲂云：『野犴，狐類』。武玄之云：『似狐而小』。《婆沙論》云：『（中略）』。今案狐與野干形之大小，慈恩、靈範二說不同。若依韻詮，慈恩為正矣。」
引文中可注意的有一點，大家知道在《文選》中《子虛》《上林》分為二賦，「騰遠射干」一句，首見於《子虛賦》，至於所引的司馬彪及郭璞所說，查亦不見於《文選注》，難道中算所見的《文選》和現存的不同？其實不然。這兩句以及《禪經》、《廣志》的話都是抄之慈恩的《音訓》，並非中算看見一部不同版本的《文選》。此下法證，書中引的較多，有一次提到法證師的《翼贊》，當係為慈恩的《玄贊》的輔翼也。又曾曰：「路府、法證俱不逾蔥嶺」、「亦非翻經之人」。武玄之的書，名《韻詮》（見《唐志》）。
總起來說，上引的一段，前一部分是抄之《音訓》，法證以下係新作也。
我多日來，幸得青年同志們的筆錄整理，對於中算的書，因時間關係，只能粗疏的草擬此文。但是我們應該進一步核對一下，例如，窺基《音訓》、《玄贊》應該核對。玄應以及其他的書亦應核對，還有敦煌殘卷中亦有多種音義，更應核對，必當有些發現。現在我對於此書的用處，只能提出下列的三點:
第一，此書引字書、韻書、訓詁書甚多，應該說它對於小學鉤沈輯佚相當有用處。例如「魔」字，中算指出是梵文「魔羅」之省文，並且引《止觀弘決》云：「古譯經論魔字從石，自梁武帝以後，改從鬼。』據此，原來翻音的「磨」字，才變成會意的「魔」字了。又書中亦引麻果曰：「古切韻用吳音」，亦可注意也。
第二，書中既然引了很多古書，在古籍校訂上應有些須的用處。例如平津館孫輯本的《楊泉物理論》穀氣條，有云：「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眾豆之總名」。此中「稻者」一句頗不可解，但是中算引文作「稻者粳糯之總名」，可說比孫本好了。又中算在論《法華經·囑累品》先後時，舉出本子十四種之多，可知其亦留意校對也。
第三，中算書中載了很多和尚，好多都是在唐朝的，並且是唐朝窺基以後的，如慧沼、智周、如理、棲復，以及前面已經提到的法證等，多是祖述慈恩，以《玄贊》為宗旨，均可說是法相宗的人也。《大正藏》卷五十六，并有十三世紀的日本僧人貞慶所撰《法華開示抄》（二十八卷）。此書也屬於法相宗，其中有些可取的史料如種姓問題、頓漸的爭論。將貞慶與中算二書對看一下，可知其所引的僧人多是慈恩的一派。而從中唐至南宋，中、日兩國《法華經》的著作，當以法相宗人的為盛也。這些都可補史書之缺，但人多事繁，且尚待研究，姑不贅述。
《音義》一類的書，當然主要是聲音、訓詁材料。我因中算此書尚未見人提過，故收集一些有關事實，加些外行的意見，作此介紹，希望有些用處。日本撰述中尚有《淨土三部經音義》（《大正藏》卷五十七），係信瑞撰，時在1236年，引書亦多，且有中算所無者，如《東宮切韻》、《梵語千字文》，以及大小徐《說文》、《廣韻》等。對此書未曾研究，但或可供參考，附記於此。
1961年國慶前夕
（原載1961年10月19日《光明日報》）
《中國佛教史籍概論》，［中國、陳垣］，＜上海書店出版社＞，(1955,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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