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廣錩：債，總是要還的——懷念季羨林先生

以下引自《藏經洞》部落格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0g2qn.html

債，總是要還的

——懷念季羨林先生

7月11日，季羨林先生與任繼愈先生同日辭世。任先生的事情，我已有心理準備。季先生的事情，正如晴天霹靂。消息傳來，震驚莫名。這些天來，總想寫點什麽，以表達心中的哀思與歉疚。但是，看看網上一些令人齒冷的消息，實在難以形容心中的感受，寫文章的事情也就日拖一日。然而，這種哀思與歉疚在心頭越壓越沉重，就像一種債務，逼我清償。

我於1978年進入中國社科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南亞所，跟從黃心川先生讀研究生，從而認識季先生，至今已經31年。1978年到1985年期間，季先生是所長，我又住在北大，見面的機會非常多。包括他給我們上課、平時因一些學習上的事情去請教，所裡一些事務處理，也包括辦一些他交代的事情乃至幫助別人聯繫季先生之類。總之，或為公事，或為私事，經常在所裡見面，或到十三公寓去找季先生。1985年分所之後，我們搬離北大，起先住在地院，離北大較近，還經常去。後來越搬越遠，見面的機會也就越來越少。除了會議以及有事特地上門之外，一般很少見面。雖則如此，依然保持著電話聯繫。現在寫這篇文章，各種各樣的往事不斷涌現出來，一時不知如何下筆。就從《季羨林與佛教研究》（載《敦煌研究》）這篇文章開始吧。

關於我怎樣知道季先生，我曾經在《季羨林與佛教研究》中涉及。這裡把相關文字抄錄如下：

我這個人有一個壞毛病，看書、看文章以開卷為快，不大注意作者。往往書看完了，還說不清作者是誰。記得1978年夏天參加研究生復試，口試時我提到《十日談》，試官金宜久先生問我該書的作者是誰？我回答是“薄丘伽”。金先生當場糾正，說應該是“薄伽丘”。鬧了笑話自然臉紅，但臉紅之餘未免惴惴。自己的毛病自己知道，這樣的笑話將來還會犯。

果然，當年秋天進北京大學，入南亞所正式開始研究生學業，知道我們的所長是季羨林先生。學部委員，一級教授。言之者嘖嘖，聞之者歆歆。我來自新疆，孤陋寡聞，不知道季羨林是誰，無從嘖嘖與歆歆。但當時心中也略有所感，似乎這個名字曾經在哪裏見過。過了若干日子，一天整理從新疆帶來的書籍，忽然發現季羨林就是《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的作者。

這本《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是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的初版本。這本書是怎樣到我手中的，已經記不清了。時間呢，從書上所鈐的我的那方名章看，應該是在“文化革命”後期，約1968年左右。當時我已經成爲逍遙派，逍遙於派仗外，逍遙於書海中。說“書海”是大大地誇張。我所在的新疆通古特沙漠南緣，祗有沙海戈壁灘，沒有書海。那時我到處找書讀。祗要找得到，不管懂不懂，硬讀。但能夠找得到、而又值得讀的書很少，值得讀而又值得保留的書就更少，於是就珍貴。這本書在那時落到我手中，當時硬讀過。後來隨我下鄉再教育，隨我到塔城師範，有時翻翻。最後隨我來到北京，沒想到就是我們所長，著名學者的著作。

二、三十年以後，再來回憶當時讀這本書時的收穫，恐怕不會很可靠。主要是當時我自己的有關知識太貧乏，根本不足以認識這本書的價值。但在得到該書的十年後竟有機會親炙先生教誨，則不能不讚嘆因緣之不可思議。佛教主張“惜緣”，今天，坐在電腦前寫這篇文章，心中是深深的惜緣之情。

現在寫這篇紀念文章，心中依然是深深的惜緣之情，感恩之情。

說到《季羨林與佛教研究》，還有一個小小的曲折。這篇文章，本來是應湯一介、樂黛雲兩位先生之約，為季先生九十華誕紀念論文集寫的。寫完之後，剛好敦煌吐魯番學會召開常務理事會，會議在十三公寓旁邊的北大招待所舉行。我便當場把文章交給季先生，季先生隨手交給一旁的李玉潔。再後來，紀念論文集出版了，這篇文章沒有收進去。一打聽，纔知道湯先生根本就沒有收到這篇文章。再問李玉潔，她記得當時季先生的確把文章交給了她。再以後的事情，她就有點記憶模糊了。為此，她給我打了幾次電話，再三道歉：“這事就賴我，就算是我丟的。實在對不起。這篇文章，由我負責在其他地方發表。”我們在北大研究生三年，所裡安排李玉潔負責研究生工作。我們稱她“李老師”；後來熟悉了，戲稱她“老太太”。李玉潔雖然很有性格，但對我們的關心，可說是無微不至。現在文章的事情出點紕漏，這種紕漏可能出在任何一個中間環節，未必是她的責任。就算是她的疏漏，她如此再三道歉，我也實在過意不去。便請她不要放在心上。好在現在的文章都有電腦底稿，後來文章寄送《敦煌研究》。文章發表時有一個小注，說明原文為季先生紀念文集而撰寫，因為“技術性原因”沒有刊登云云。所謂“技術性原因”，就是這篇文章根本沒有送到湯先生、樂先生手中。

還記得入學不久，首次與季先生單獨接觸的情景。

在《我與佛教》（刊《佛教文化》）一文中回憶考研究生經歷時，我曾提到正式報考前，寫過一篇關於印度初期佛教的論文。由於這篇論文，黃先生錄取我，並讓我研究印度佛教。入學後不久，一天，黃先生告訴我，那篇論文在季先生那裡，讓我自己去取。我來到十三公寓，那是我第一次到季先生家。沒有想到，房子是那樣樸素。大約不到20平米，除了靠牆的書櫃外，一張八仙桌，一張單人床，幾把椅子，如此而已。季先生已經把文章準備好，詢問了我的簡單情況後，先生問：你在新疆，從哪裡看到這麼多佛教的書籍，寫出這樣的論文？我如實以告：新疆沒有佛教的書。我看過的衹有任先生的《漢唐佛教思想論集》，再就是一套《現代佛學》。文章中引用的許多材料，出自《現代佛學》。當天還談了一些什麽，已經記不得了。現在想來，那是季先生對我的一次考察吧。

三年的研究生生活，與季先生的交往很多，可記敘的也很多。10多年前，我曾寫過一篇《曾坐春風點愚癡》（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通訊》），談到當時季先生為我們上課的情況：

季羨林先生的印度歷史講座是大課，除了研究生全部參加外，南亞所不少研究人員都來旁聽。由於是講座，所以事先不發教材，全憑自己筆記。季先生講課旁徵博引，細緻入微，至今印象猶深。特別是講課時經常會講到一些做學問的方法，更使人終身難忘。記得有一次季先生提到，做學問一定要把有關材料一網打盡。老實說，當時聽了心裏雖然佩服，但也有點不以為然。書海無涯，一網打盡，談何容易。但二十年來，自己做學問，凡是真正在原始資料上下了工夫，搜集得充分的，進行得就順利一點，研究得也透一點；而資料準備上有所欠缺的，講話時心中無數，底氣也就不足。這時才真正懂得將資料“一網打盡”的重要性。認識到搞研究，首先必須掌握資料。能掌握幾分資料，就有幾分發言權；掌握的資料越多，發言權也就越大。所以，當我自己也指導學生時，我總要把季先生的上述教導轉告給他們。遺憾的是季先生當時忙極了，除任南亞所所長外，又是北京大學副校長，人大常委委員，至於社會兼職之多，連他自己也搞不清。所以這門講座時開時停，直到我們畢業，講座內容還停留在古代。不過，我以為，學生需向老師學習的，除了知識外，更重要的是方法。前者是死的，後者是活的。前者是繡就的花，後者是繡花的針。先生的一句點撥，學生能終身受用，主要在方法上。

1981年夏天，碩士畢業，我論文的題目是《那先比丘經初探》。“初探”這個詞，就是從季先生的《羅摩衍那初探》中學來的。我論文中有兩個重要觀點與季先生的觀點不同。季先生贊同西方部份學者的觀點：佛教的“無我”是無靈魂。佛教的“涅槃”是死後什麽也不存在。但我認為“無我”不等同於無靈魂，佛教有自己獨特的靈魂觀。“涅槃”雖然跳出三界外，不屬有為法，但依然有一個超言絕像的境界，這就是古往今來無數虔誠的佛教徒追求的目標。答辯會在8月份舉行，前幾天季先生剛過70周歲。會上，季先生批評我的觀點，說：佛經上說涅槃之後“不受後有”。“不受後有”，就是涅槃以後什麽也沒有了。我當即反駁：佛經中“後有”的“有”，是指“三有”，也就是三界。“不受後有”是說涅槃以後不會再在三界中存在。黃先生當場打斷我，不讓我再說下去。現在想來，雖然至今我依然認為自己的觀點沒有錯，但那篇論文的論述，的確理據不足，沒有把問題論述清楚，不足以說服人。我當時太狂妄，太大膽，對季先生太沒有禮貌。雖則我如此無禮，季先生卻大度地容忍了我。論文最後全票通過。至今，我深深感念先生的風采。

碩士生畢業，留所工作，繼續從事印度佛教研究。與季先生的打交道的機會更多了。

1984年，我決定報考博士研究生。動機之一，就是印度佛教是中國佛教之源，但在中國，研究印度佛教的太少了。我自己學習、研究印度佛教已經6年，有些體會，有點想法。但能力實在有限，自覺好像面前有一堵牆，不知怎麼突破。所以希望有深造的機會，把印度佛教的研究深入進行下去。

當時在我的專業範圍內，有資格帶博士的，衹有季先生、任先生兩位。於是我找到任先生，表示想考他的博士生。任先生說：好，歡迎你報考。我提出兩個希望：一、希望讓我繼續研究印度佛教。二、我的外語，衹有日語馬馬虎虎還能湊合。因此，外語考試希望能讓我考日語。先生當時沒有說什麼。

過了幾天，先生通知我去三里河寓所。開門見山講了如下一番話：

關於你考博士生的事情，我考慮再三，今天找你談談。

你說希望繼續研究印度佛教。我覺得不合適。研究印度佛教需要相應的條件。首先是語言，需要通梵文、藏文、英文。這幾門語言，你都不行。如果下決心把這幾門語言學好，那就要花費很多時間。你今年已經36歲，有沒有這麼多的時間？不真正搞通那些語言，研究印度佛教，充其量衹能做個二流學者。我這裡衹培養一流學者，不培養二流學者。再說，培養一個中國佛教的博士生，我心裡有底。培養一個印度佛教的博士生，怎樣才算合格，我心裡也沒有底。

我考慮，你如果想報考博士生，就要改專業。改為佛教文獻學。佛教文獻學是佛教研究的基礎，我們現在正在編纂《中華大藏經》，國家需要這方面的人才。但是，佛教文獻學在我國還沒有建立起來，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你以前在《世界宗教研究》上發表過這方面的文章，有這個基礎。如果專業改為佛教文獻學，你要下決心，從你開始，把中國的佛教文獻學建立起來。

任先生讓我回去好好考慮，說：你考慮以後，願意改專業，告訴我；不願意改，也告訴我。願意改以後，如果反悔了，不願意改了，也可以；開始不願意改，想想又願意改，也可以。允許反復。然後給我講了一段王陽明的故事：王艮去與王陽明辯論，辯輸了，拜王陽明為師。回去以後，想想不服氣，回過頭來再辯，又輸了，重新拜師。如此反復。王陽明的其他弟子很不耐煩，說這個人怎麼這樣反復無常。王陽明說：這個人能夠獨立思考，很好。現在，在專業方向問題上，我也允許你反復。

如前所述，我考博士的主要動機，是想得到深造、提高，從而深入進行印度佛教的研究。現在任先生讓我放棄印度佛教，改攻佛教文獻學，完全出於我的意外。我一時轉不過這個彎。

就我而言，考博士，最簡捷的是考黃心川先生。他是我的碩士導師，對我最瞭解，是他最早引領我走上學術之路，走上印度佛教研究之路。但是，1984年時，黃先生還不是博導。在我的專業範圍內，衹有季先生、任先生兩位有資格帶博士。我當時在南亞所，季先生是所長，對我很瞭解，很熟悉。考季先生自然是首選，但我當時選擇了任先生。主要原因，不是因為我在學術觀點上與季先生有差異，而是季先生與黃先生當時關係非常緊張。

南亞所是中國社科院與北京大學合辦的。季先生任所長，黃先生為副所長。開始時，兩人親密無間，南亞所生機勃勃；但後來產生矛盾，乃至最終分家。此後社科院、北大，各自成立相應的研究機構。我親歷了1978年南亞所建立到1985年南亞所解散的全過程，對矛盾的由來與發展，雖說未必完全掌握詳細的內幕，但基本情況乃至一些細節，是瞭解的。有關情況，這裡不想多說。總之，我以為，兩個單位合作，這種體制上的原因，是矛盾產生的深層根源。一些人爭權奪利，是矛盾醞釀與發展的具體原因。其間，各色人等的表演，讓我充分領略一幕幕“新儒林外史”。我後來曾經用如下一段話總結南亞所分裂的歷史：“小人作祟，尊神發怒。神仙打架，百姓受苦。”

應該說明，雖然南亞所內部的矛盾鬧得不可開交，我本人並沒有捲進去。黃先生、季先生各自有自己的性格，但本質上都是好人。矛盾以他們兩位尊神對決的形式出現，根源卻不在他們本人。因此，對所裡的種種事情，我固然有自己的是非判斷與好惡愛憎，但並不影響我與兩位先生的關係，也沒有影響他們對我的態度。兩人對我都愛護有加，未有絲毫改變。再說，我從來認為，老一輩先生之間的矛盾恩怨，年輕一代不宜摻合。所以，我曾經在季先生書房，批評過涉入這一矛盾的錢文忠，他現在或許還記得此事。

還是回到考博士的問題上。由於上述情況，在選擇博士導師的時候，我不能不考慮黃先生的感受。所以，最初我放棄季先生而選擇了任先生。但沒想到任先生要我改專業，這一棍子打得我有點懵。

我反復考慮，不想改專業。不改專業，要想考博士，就衹剩下考季先生一條路。我想，黃先生遇事，從來給人方便，與人為善。真正給黃先生講清原委，黃先生一定會理解我，體諒我。而且黃先生雖然與季先生的矛盾已經很深，但對季先生的基本評價依然是正面的。但季先生是否會收我，這就不好說了。我倒不擔心學術觀點問題，這一點季先生非常大度；也不擔心他與黃先生的矛盾，我覺得這不會影響我報考。我擔心兩條：一、季先生的專業起先是研究印度中世紀語言，後來重點放在中外文化交流。印度佛教並非他的強項，前一年設置的博士生專業為印度歷史。他是否願意招一個印度佛教的博士生？二、季先生精通那麼多外語，對學生的外語要求也比較高。我除了略懂日文，其它外語通通不行。季先生會收我嗎？再三考慮之後，我想還是試著找一下季先生。

當時，我們這些學生經常不打招呼直接去季先生家，不像後來一般先電話預約。到季先生家後，我提出想考博士，也提到已經找過任先生，但任先生讓我改專業。我說：我不想改專業，想繼續研究印度佛教，所以想考您的博士生。我也提到，外語考試，希望讓我考日語。

平時與季先生談一些事情，請教一些問題，先生都非常爽快地予以回覆。這一次不同。我說完後，季先生坐在八仙桌的另一邊，很長時間，一聲不吭。衹是習慣性地將左右兩手的手指，在桌子上蹾齊後，互相對碰。再蹾齊，再對碰，如此不斷反復。我知道先生在猶豫，在思索。不便多留，便告辭出門。先生照例把我送出大門，看我走遠，纔回家。

此後一段時間，我一直等季先生的回音。但沒有任何消息。我想，看來季先生不打算收我。於是，我又一次找到任先生，表示願意改專業，並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報了名。

又過了一段時間，一天到所裡去，看到1984年北京大學博士生招生名錄。翻開一看，季先生名下的招生專業，赫然是“印度佛教”；外語考試科目：日語、英語任選。我呆了，這不是為我設的嗎？原來季先生同意收我。怎麼辦？我衹能考一人。考季就負任，考任就負季，兩者必居其一。我想，雖然任先生以王艮的故事為例，允許我反復。但我從來秉持說話算話，一諾千金。無論當初如何心不甘、情不願，但已經答應任先生改專業，那就不能再改變。雖然對不起季先生，但季先生這邊，只好放棄。

忐忑不安好幾天，接著知道南亞所的兩位同學，已報考當年季先生博士生，纔略微覺得安心。

又過了幾天，李玉潔來找我，劈頭就問：“你不是要考季先生的博士嗎？怎麼不報名？”我推諉說：“某某、某某已經報了名，我不想與他們競爭。”李玉潔說：“季先生這次就是為你設的專業。你快去報名。我讓他們兩人退出。”我說：“那不行，我怎麼能做這種擠掉別人的事。”話說得理直氣壯，實際上是掩蓋自己的心虛。李玉潔瞪了我一眼，沒說什麼。報考結束，當年季先生一個博士生也沒有收。以後與季先生再見面，先生一字不提此事。我本來想向先生解釋一下，但自己心虛，不敢提。此事就這樣過去了。

幾年之後，有一次與李玉潔見面，談起此事。李玉潔說：當時是季先生看你沒有報名，讓我來詢問。她問：“你自己要報季先生博士。季先生按照你的要求設了專業，你又不報了。到底是爲什麽？”我詳細解釋了當時的情況。她說：“季先生對你是瞭解的，他願意收你。你找季先生時，他沒有馬上表態，是考慮與黃心川的關係，不想讓別人認為他與黃心川搶學生。”又說：“你沒有報。某某、某某報了，考卷在季先生那裡壓了很久。最後，季先生還是決定算了，兩個都沒有錄取。”我說：“這件事情，實在是我對不起季先生，也對不起兩位同學。請你代我向季先生說明，道歉。”李玉潔答應轉告。

正如我在《任先生是怎樣培養學生的》一文中所說，幾十年之後，回顧那段經歷，“深深感到當年任先生指引的正確”。沒有任先生的指引，不會有我的今天。但是，在當年考博士問題上，我至今一直對季先生抱有深深的愧疚。由於我的原因，先生當年沒有招生。李玉潔肯定已經將我的道歉帶給季先生，但我一直沒有向季先生當面道過歉，這也是我深深愧疚的另一個原因。此外，我也對不起當年報考了季先生的南亞所兩位同學。年輕孟浪，處事浮躁，永遠是個教訓。

此後，與季先生多次見面，一直沒有涉及這個話題。季先生對我，依然愛護有加。他曾對我博士論文的選題，給予針對性的重要指導。1988年，季先生作為答辯委員會主席，主持了我的博士論文答辯。答辯會之後季先生的一席話，我至今記得。他說：“方廣錩的學風全變了。他的碩士論文，三份材料能講七分話。現在的論文，扎扎實實全是材料說話。真好像變了一個人。”

1989年3月，我調到北京圖書館工作。不久，北京發生了那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那天早晨，我來到北大，心中彷徨，直接到了季先生家。似乎當時季先生是依靠，是力量。當天與季先生相處的情景，我將永志。

其後，經常因為各種事情麻煩季先生。凡有事找季先生，幾乎有求必應。我的《敦煌學佛教學論叢》出版前，把全部文稿拿去，請季先生寫序。季先生答應了，後由李錚交給我。全文如下：

序  言

敦煌學這一門新興學科，建立以來，已經有了八、九十年的歷史。由於許多國家的學者們的共同努力，成績輝煌，彰彰在人耳目，讓人感到，發展前途正未可限量。

但是，從研究領域上來看，也不是沒有不足之處。比如，敦煌佛教寫卷的研究就不夠系統，不夠全面，不夠深入。鑒於佛典研究的重要意義，這一個不足之處就更顯得突出。

方廣錩博士獨具慧眼，從他的博士論文起，他就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敦煌寫卷佛典卷子的研究上，寫過一些論文。他現在又把論文裒集成冊，名之曰《敦煌學佛教學論叢》，讓我寫一篇序言。他的論文我讀過一些，並沒有能全部讀完。他這次送來的稿本，我又大體上翻看了一些，仍然不敢說全部細讀過。即使是這樣，由於過去多少年來我對他學風是有些了解的，我就應允完成他交給我的任務。

翻讀方廣錩的論文，我的總印象可以用這樣幾句話來表達出來：材料務求全備，探討務求深透，論證務求詳盡，敘述務求正確。這樣四個“務求”，應該說是代表了一種好學風，是值得贊揚的。我們眼前的學術界風氣並不完全正派，相互抄襲，不懂裝懂，以故作深奧文淺陋，以大言不慚嘩群衆，這樣的現象難道還是稀見的嗎？在這樣的情況下，方廣錩博士的鍥而不捨力求全面的學風就彌足珍貴了。

做學問是一件樂事，也是一件苦事，沒有點幹勁和韌性是不行的。范老（文瀾）說得好：“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寫一句空”。這應當是我們每一個想研究學問的人的座右銘。方君正當盛年，多少年來，他身上就體現了這種堅忍不拔的勁頭。讀了他的論文，衷心喜悅，寫了這一篇短序，祝他鵬程萬里。

季羨林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先生對我論文集所作的四個“務求”的評價，當然是對後學的一種鼓勵，我自己覺得距離先生的要求還有相當的距離。但先生指出的目標，我將為之奮鬥。後來我編纂的《英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斯6981號——斯8400號）》要出版，想要申請中國社科院的出版資助，請季先生寫一個推薦信。先生慨然允諾，很快寫來推薦信：

100年前，敦煌藏經洞發現以後，在國內和國外逐漸形成了一門新的學問：敦煌學。這一門新學問與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緊密相聯，切不可等閑視之。

整理研究洞中藏書，工作量極大。在過去的100年內，只能說初步清理出一個頭緒來，細緻研究，還有很多工作要做。在這裏，中國學者的努力是絕對不可缺少的。專就佛教典籍而論，過去整理的結果就不能令人滿意。因爲數量大，而貯藏之處又分散於很多國家。可是這一件工作又是非做不行的。

方廣錩博士有極好的佛學研究基礎，有極細緻的工作作風。他窮數年之力，遠涉重洋，兀兀窮年，終於完成了此書。這可以說是對敦煌學的一大貢獻。我誠摯希望中國社會科學院能予以出版資金補充，庶不致使此重要著作功虧一簣。

北京大學東方學系教授  季羨林

1998年7月10日

今年年初，我請季先生為我與李際寧主編的《開寶藏》題詞。季先生馬上答應，很快，題詞就寫完給我：

祝賀開寶藏影印出版

弘揚中華佛教文化

季羨林（印）

時年百歲

季先生獎掖後進的熱心，實在叫人感動。

回過頭來，我為季先生做過一些什麽呢？我衹有慚愧。除了上面講的考博士有負季先生外，我還有一件對不起季先生的事情，一併坦白。

日本中村元送給季先生一套個人全集。其中有《印度古代史》上下兩冊。中村元是日本印度學的大家，他的《印度古代史》，並非單純講歷史，並且特別注重印度佛教、印度其他宗教的歷史背景。不僅如此，該書有詳盡的註釋，有的章節註釋的文字量超過本文。註釋中包括大量各語種文字的原典出處，以及作者的一些考訂與說明。全書有極高的學術價值。黃先生要求我必須把日語學好，并建議我以這本書作為基本讀物，通過翻譯，提高日語水平。他幷向社科出版社推薦出版，社科出版社以約稿的形式接受。季先生也支持這一工作。於是，我從季先生那裡借來原書，開始翻譯。厚厚兩大冊，我與同學尚會鵬商議，兩人合作。

對我來說，翻譯這本書是學習日語、學習印度歷史、印度思想史、印度佛教的重要過程，也是瞭解有關印度研究史料的重要過程。由於涉及的知識、語種非常豐富，翻譯進程很慢。幾年後全書翻完，約80萬字，出版形勢卻完全改觀。這本書原由社科出版社綜合編輯室（記得好像是這個名字，中途好像改過名稱）約稿，他們說出版該書要賠本，先是讓我們壓縮篇幅。說註釋中各不同語種文字太多，排版困難，需要刪節。我們考慮純粹的出處性註釋，可以改為另列參考書目來替代，於是答應。我花了多半年功夫按照要求壓縮，將壓縮稿送去，他們還是說出版有困難。要求我搞一本暢銷書搭配。我哪裡會搞什麽暢銷書呢？從綜合室出來，來到哲學編輯室，老同學鄭凱堂在那裡當編輯室主任。他給我出主意，可以搞一本佛經故事。我說：那倒可以搞得出來。於是他拿出一份約稿合同，當場讓我簽了字。這就是我與任遠等合作的《佛經中的民間故事》一書的由來。《佛經中的民間故事》出版後，我找到綜合室，沒想到對方的回答是：你的暢銷書沒給我們編輯室，所以《印度古代史》還是不能出版。最後，社科出版社寧可承擔支付退稿費的損失，也不肯出版該書。我完全無可奈何。

其後，李家振告訴我，佛教文化研究所正在組織一批書稿，讓我把這部稿子交給佛教文化研究所。於是在一個大夏天，把好大一捆手稿從科社出版社取出，用自行車直接送到北長街，當面交給所長吳立民。接著與佛教文化研究所正式簽訂了合同。從此，這部稿子再也沒有下文。幾年後我去催問，說翻遍庫房，稿子找不到了。我一再打電話給吳立民，他起先說記不得此事。後來承認有此事，一再答應我尋找，但始終沒有找到。如今，吳立民先生也已經西去。這部稿子的出版合同，雖然還在我手中；但稿子本身，大概永遠也不會再見天日了。當時沒有電腦，全部稿子都是手稿。不僅有我多年的勞動，還有尚會鵬多年的心血，統統付之東流。

回到季先生的那兩本書上。這兩本書，在我們手中十幾年，經歷如此滄桑，已經破舊不堪，面目全非。我幾次到季先生家，看到書架上全套《中村元全集》，“新若手未觸”。我也愛書，我也藏書。深知季先生對這套書十分喜愛。但我怎麼能把已經如此破舊的書還給季先生呢？我拜托日本的朋友，自己幾次去日本也多次跑新書店、淘舊書店，希望能夠買到兩本新的，還給先生。但一直未能如願。至今，兩本舊書還在我書架上。看到它們，就覺得欠了一筆還不清的債。最近看到網上有人寫文章，提到季先生有一套書，因被人借走而不全。季先生言之非常惋惜。看到這些，我心中的情感，實在難以言表。

現在想起來，還是牢騷滿腹。《佛經中的民間故事》，社科出版社先後印刷4萬冊，經濟效益應該相當不錯，但就是不肯出版這本學術價值極高的《印度古代史》。理由是出版社內部編輯室核算，暢銷書沒有給到他們編輯室，所以不算數。我找過出版社的一位副總編，他的回答是：“我管不了這事。”而佛教文化研究所，竟然把書稿都弄丟了。如果中文翻譯能夠出版，即使我實在買不到新書，拿著兩本舊書及新出版的中文翻譯，一起送到季先生那裡。好歹也算有個交代。現在，說什麼都晚了。

此外，還有季先生主編的多卷本《中國佛教史》中我承擔的《敦煌佛教》，至今沒有完成。其中自然有原委，有曲折，這裡就不提了。這本書，我還是要寫的。債，總是要還的。

季先生，祝你遠離塵世的煩惱，安息吧！

2009年8月29日於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