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9月10日 星期四

方廣錩:略談《中華大藏經》在漢文大藏經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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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藏經洞》部落格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c23f39010009le.html

略談《中華大藏經》在漢文大藏經史上的地位

《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上編,以下簡稱《中華藏》),1982年在當時的國務院古籍整理規畫小组支持下立項起步,由任繼愈先生主持,組成《中華藏》編輯局進行編輯,1994年編輯工作完成。該書由中華書局出版,1997年出版工作完成。全106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編輯出版史上,這可算是一個屈指可數的重大工程。先後獲得全國古籍整理一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科研榮譽獎、國家圖書獎榮譽獎。

漢傳佛教在中國醞釀成熟,流遍東亞。近代以來,日本於上世紀20年代編輯的《大正新修大正藏》被當作漢傳佛教大藏經的代表,得到世界普遍的承認。因此,編纂一部高水平的漢文大藏經,便成為中國佛教界、研究界百年來的夢想。上世紀20年代以來,不少仁人志士為實現這一夢想而努力奮鬥。

承載著百年的夢想,任繼愈先生主持的這部《中華藏》,作為由國家立項的重大課題,從一開始就受到各方面的關注。各方面的人士,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對這部大藏經的編纂,都曾經提出自己的設想。面對這一局面,《中華藏》編輯局當時的方針是:不坐而論道(即不爭論),不成立編委會,不受各種議論的干擾,把事情做出來。這一方針的結果是:經過13年的努力,《中華藏》(上編)106册編輯完成;13年中,也時常聽到對於《中華藏》的各種議論。在這些議論中,褒獎的議論在此暫且不論;批評的意見主要有兩條:一為百衲本;一為使用不便。

當筆者撰寫這篇文章時,距《中華藏》的編輯完成已經11年,距它的全部出版,也已經7年。雖然不能說什麼「蓋棺定論」,但拉開一定的時間段,站到今天的立場上回顧《中華藏》,我們的評論可以更加客觀一點。

評論《中華藏》,可以從各個角度去進行,本文主要想把它放在漢文大藏經史的背景中來考察。

漢文大藏經從形成到如今,大體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寫本時期、刻本時期、近現代印刷本時期與數碼化時期。目前,我們正處在近現代印刷本時期與數碼化時期交替的過程中。《中華藏》則屬於近現代印刷本時期的藏經。

近現代印刷本時期的藏經,按其採用的方式不同,可分為排印與影印兩種。

屬於排印的,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鉛印,即用鉛活字排版,做成紙型,然後印刷。用這種方式印刷的藏經,日本先後有《弘教藏》、《大日本大藏經》、《大日本續藏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等,中國則有《頻伽藏》與《普慧藏》等。另一類是激光照排,即計算機錄入,激光製版,然後印刷。用這種方式印刷的藏經,中國有《文殊大藏經》(中途夭折)、《佛光大藏經》(正在進行)。鉛印與激光照排,雖然方式不同,科技含量不同,但都要全部重新植字(錄入),然後印刷,就藏經形態而言,兩者並無本質差異。

排印本藏經文字清晰,裝帧實用,信息量大。特别應該提出的是,排印本藏經的出現,與近现代佛教學術研究的興起基本同步。由此新編的藏經,學術含量高。這不但體現在獨具一格的分類體系,也體現在校勘、斷句標點等方面。其方便、實用與科學,遠遠超過古代的木刻本。因此,問世不久,便以其無可辯駁的優勢,淘汰掉古代的刻本藏經。不過,排印本需要大規模植字。校對精細的,仍難免疏漏百出;校對粗疏的,則魚魯之訛,不忍卒讀。日本《大正藏》號稱水平最高,按照最近的研究,其植字錯誤至少達萬分之十幾,大大超過萬分之三的一般要求。按照中國目前的通行標準,它肯定上不了優秀圖書的參評線。

屬於影印本者,也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單純影印本,即不改變原底本的編排,單純影印。如近年影印的《明北藏》、《清龍藏》、《頻伽藏》等。這些影印本可視為原藏經的一種重印本。另一類是重編影印本,即改變了原底本的編排,按照新的體例重新編排所收經典,如《中華藏》。這種影印本實際上已經與原底本脱節,形成新的藏經。

今天,古代刻本藏經基本上已經成為文物,單純影印本使它們化身百千,既可以滿足寺院供養法寶的需求,也可以讓更多的人一睹它的真面目;相對於排印本藏經的大量植字錯誤,單純影印本為我們提供了可信的核對依據;單純影印本還保留了刻本藏經的原始形態,大大方便了刻本藏經研究者的工作;加之影印本改用現代裝帧,使用方便。如此種種,都是單純影印本受到人們歡迎的原因。

但是,單純影印本均以古代某一特定刻本藏經為底本,而囿于各種原因,古代刻本藏經的收經範圍都有不足。此外,古代刻本藏經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各種錯謬,而上述單純影印本的操作者大抵著眼於經濟效益,並没有做校勘之類費錢吃力的工作。有些單純影印本在印刷過程中曾作修版、補版,而又不予以說明,從而損害了它的可信度。凡此種種,又不免降低了這些影印本的價值。

而《中華藏》這樣的重編影印本,與排印本相比,它具有影印本的忠實於底本的優勢,起到反映刻本面貌、可供研究刻本狀況之功;與單純影印本相比,它又吸收了排印本校勘的優點,把歷代主要藏經的行文差異聚集在一起,使讀者得持一本而攬全局之效。也就是說,《中華藏》憑现代印刷科技之便利,積13年孜孜校勘之苦功,使得它在寫本、刻本、近現代印刷本、數碼本这一漢文大藏經的發展序列中,位於近現代印刷本的最高端,從而在漢文大藏經發展史上,產生出一個新的品類,樹立起自己獨特的地位。

談到《中華藏》在漢文大藏經史上的地位,還必須談到的一點,就是大藏經的收經標準。

我曾經提出大藏經的三要素,首當其衝的是收經標準。一部藏經,總有它的編纂目標。收經標準,是體現這一目標主要方面。考察古代藏經,無不有自己明確的收經標準。但我們考察《大正藏》,可以發現,它竟然没有確定的收經標準。我曾有專文評述過《大正藏》的這一缺憾,在此不擬詳細展開。《中華藏》則賡續了我國的編藏傳統,其上編收入歷代大藏經的有千字文編號的所有典籍。由此,一藏在手,歷代諸藏總攬於此。

我在這裡提出收經標準這一問題,還在於像《大正藏》這樣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響的藏經,竟然不將收經標準納入自己的工作規範,此例一開,勢必對後代的編藏實踐造成負面影響。《中華藏》重新嚴格收經標準,這在漢文大藏經的編纂史上自然會記上一筆。

下面談談人們對《中華藏》的兩點批評。

關於百衲本問題,我想,這既是《中華藏》的缺點,也是它的優點。由於是百衲本,使得《中華藏》缺乏統一的版式,顯得不那麼美觀。但正因為是百衲本,使得《中華藏》可以盡顯古代各種木刻藏經的風采。得失相比,應該還是得大於失吧。何况《中華藏》本身全部現代裝帧,上下三欄,總體風格還是一致的。

關於使用不便問題,可以分為三個方面:一是經文没有標點斷句;二是校勘記放在卷末;三是長期缺乏可供讀者使用的實用目錄與索引。

經文没有標點斷句,的確是《中華藏》的一大缺點。公允地說,至今為止所有漢文大藏經,包括日本《大正藏》,乃至網上大藏經都缺乏全面、正確的標點。《中華藏》没有施加標點的原因有兩條:第一,《中華藏》是影印,影印本上無法施加標點。第二,1982年《中華藏》啟動時,我國的佛教研究力量還不足以完成大藏經標點這一艱巨的任務。20年來,我國的佛教研究突飛猛進,佛教研究隊伍也飛速成長。現在,我們已經完全具備對大藏經進行標點的學術力量。我想,只要經費落實,組織落實,《中華藏》標點這一問題,將會在佛典數碼化的進程中得到解決。

校勘記放在卷末,使用的確非常不便。這也是影印本的不得已處。這一問題的解決,也只能寄希望於下一步的數碼化。

關於實用目錄與索引,我想作一點說明。1997年《中華藏》編輯完成,任繼愈先生便把編撰《中華藏總目索引》的任務务交給我,中華書局責任編輯毛雙民先生也曾多次催稿。由於我設計的《總目索引》包括多方面信息,納入多種功能,自我加大了工作量;又因為我還承担了其他一些工作,未能全身心投入《總目索引》的編纂;從而使這一工作遲遲不能完成。最後在任先生的決斷下,交由潘桂明先生繼續承担,才使得《總目》在短期内編成,並在2003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在此,我應對遲遲未能向讀者提供《中華藏總目》承担責任,並向讀者及中華書局致歉。2003年版的《中華藏總目》,已附有簡單索引。至於更詳盡的索引,有待日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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