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0日 星期六

林鎮國:〈佛教哲學研究二十年〉談及「佛學的語言文獻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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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也必須說明,由於佛教研究的學問性質使然,採取哲學進路仍然必須接受相當程度的語言文獻學訓練。那是基本功,省略不得。

佛學的語言文獻學,源遠流長,自十九世紀的歐洲到二十世紀的日本,再到戰後的北美,都秉持一貫的嚴謹學風,以人文「科學」研究為職志。

可以說,沒有語言文獻學的基礎,就沒有佛學研究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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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哲學研究二十年〉林鎮國

今年獲頒國科會哲學學門(含宗教研究)傑出研究獎,對我的研究生涯來說,是一項
肯定,也是一項鼓勵。這些肯定與鼓勵實際上是來自規模不算大的哲學與宗教研究社群,包括諸多的同行、同事和同學。這些年來,我除了做自己的研究工作之外,也長期參與哲學和宗教學社群的活動,瞭解到這塊領域有許多朋友默默而敬業地做出十分傑出的成績。我深信,在某種意義上,獎項並不完全屬於個人,而是應該由整個社群一起來分享。

我的主要專業是佛教哲學。若再細分,我比較偏愛唯識哲學、中觀哲學和佛教知識論,也喜歡從詮釋學和現象學的角度來論述佛教哲學。我的次要專業則包括中國哲學(道家哲學、宋明理學)、現代東亞思想(包括京都學派哲學)和跨文化宗教哲學。這種學術興趣的廣泛,我自己常說,多少帶著舊世代的遺緒,不甚合於當今講究專業分工的時宜。不過,我自己倒是樂在其中,相信人文學科精神本來就應該如此。

我上述的研究路數大致上定向於八十年代就讀於Temple 大學期間,當時一邊研讀佛教哲學,一邊涉獵詮釋學和當代西方思潮。後者的訓練讓我清楚地認識到採取某種方法論進路的必要和限制,並且避免僅在教義層面上打轉而已。當時的佛教研究仍然以建立在語言文獻基礎上的佛教史研究為主流,從哲學的角度研究佛學算是屬於邊緣性的進路。我當時的興趣既不在語言歷史學,只能在西方哲學上多下一點功夫。回想起來,當時在博士班階段修讀許多現代西方(歐陸)哲學課程,讓我後來的研究受益無窮。

當然,我也必須說明,由於佛教研究的學問性質使然,採取哲學進路仍然必須接受相當程度的語言文獻學訓練。那是基本功,省略不得。佛學的語言文獻學,源遠流長,自十九世紀的歐洲到二十世紀的日本,再到戰後的北美,都秉持一貫的嚴謹學風,以人文「科學」研究為職志。可以說,沒有語言文獻學的基礎,就沒有佛學研究可言。但是,我們還可以繼續問,在語言文獻學的基礎上,還有哪些課題值得去做?唯有追問這問題,才能開啟晚近由北美學界獨領風騷的多元佛學論述。我常和學生說,我個人服膺方法論的多元主義。凡是做得好的研究就是好的方法,沒有先天決定好壞高低的方法。從這種態度出發,我頗能欣賞,也獲益於各種不同的方法與論述。也因為服膺於多元的和效益的方法論態度,我平常最不願意空頭談論研究方法。就某種意義來說,我還挺相信學徒制傳統。

我不喜歡空頭談論方法,卻認為佛教哲學內部的方法和他們所辯護的真理息息相關。這幾年,我的研究轉向以佛教哲學中的「真理」與「方法」問題,特別是佛教知識論。這論域在漢傳佛教傳統屬於「因明」,在印藏佛學則稱為「量論」。早從上世紀初期,許多著名的學者,如Stcherbatsky、Tucci、Frauwallner、宇井伯壽、呂澂等人,即已奠下該領域的基礎,後來維也納大學在Steinkellner 領導下,佛教知識論研究獨樹一幟。流風所及,在日本和北美許多優秀的學者紛紛投入耕耘,使該領域成為佛教研究的顯學。惟該顯學幾乎清一色地以法稱的印藏量論傳統為研究對象,根本不將漢傳因明擺上議程。2007 年初我開始推動由國科會資助的哲學學門人才培育計畫,便選定「佛教知識論」為前沿性領域,組織研究群,有系統地研讀相關論著,邀請該領域最負盛名的國際學者,如Tom Tillemans、Eli Franco、David Eckel、Parimal Patil、桂紹隆、船山徹等人,來台開設講座,豎立標竿。2009 年,擴大計畫範圍,以「六—七世紀漢語文化圈的印度佛教思潮」(http://buddhica.nccu.edu.tw)為題,策略上則以組織國際研究團隊為主,直接將國內學者和國外學者結合起來,定期舉辦講座和工作坊,鼓勵年輕學者(特別是研究生)參與,並以成果國際化為計畫執行導向。在這過程中,我一邊主持計畫,一邊也以六七世紀的漢傳量論為題,實質參與研究,並在國際期刊發表成果。

不可諱言,帶領國際團隊耗掉我很多時間和精力,但是也讓我在團隊互動中學到很多東西,自信台灣可以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學界找到切入的利基,成為國際學術生態系統中的一環。更重要地,讓台灣的年輕學者得以認識典範與標竿,未來更有機會比他們的上一代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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