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29日 星期一

辛島靜志:關於漢譯佛典的研究--語言、方法及文獻學問題

pict 275

辛島靜志:「而且,古譯佛經一般很難懂,如果不參考梵本或者是巴利語、藏語的經典的話,不僅不能理解,而且可能會誤解原意。」

版主按語:

本文引自部落格《香港佛教文化協會》

http://www.buddhism.org.hk/Traditional/foguoView.asp?ID=526&SortID=24&SortPath=0,24,46,

此一貼文有幾個缺點:

1. 不易判斷文章中何處是「貼文者」的評語,何處是「辛島靜志博士 Karashima Seisi」的評語。

2. 錯別字太多,譯文太生硬,不像流暢的現代中文。

3. 未標明譯自何處。正常的譯法必須註明「出處」。

================

關於漢譯佛典的研究--語言、方法及文獻學問題

作者:辛島靜志博士 發佈時間:2009-02-02

如果我們從語言方面仔細研究漢譯佛典,就會發現:「漢譯佛典不僅是研究漢語史的重要資料,同時在探討佛典的產生、發展等問題時,也必不可少。研究這方面的問題,僅靠梵語佛典是不夠的。因為梵語寫本的佛典多寫於十一世紀以後,中國東漢、魏晉的漢譯佛典遠遠早於梵語寫本。所以,我們在研究大乘佛教的成立等問題時,必須借助於漢譯佛典。」但是,以準確讀解漢語、梵語、藏語佛典為基礎的內容,剛剛起步。

一、研究佛典時中期印度語的知識是必不可少的

佛教的本師釋迦牟尼曾在印度東部的摩伽陀(音譯)地域活動,佛教經典最初也使用東印度的方言,宣揚教義。後來,隨著佛教教團的擴大,各地產生了各種方言口傳或書寫的新經典。現今保存的大小乘教的梵語寫本中,不少尤其是早期的經典,在當初傳播的時間是中期印度語。後來,隨著時代的推移,這些中期印度語的佛教經典逐漸(改寫而)梵語化。對於梵語化的開端說法各異,但一般認為是從西元1-2世紀在印度北部、西北部逐步開始的。但梵語化的擴大,則是很久以後的事情。所以,研究佛教經典的梵語寫本,尤其是研究初期大乘佛典的寫本時,應該把這些情況考慮進去。

如「大乘」、「小乘」中的「乘」字,在中印度語中本來面目是「jaññā」,即智慧之意。但在梵語化的過程中,被誤譯為今天的「yāna 乘」。又如佛教中的「阿彌陀佛」現今有兩個名字,一為「無量光 Amitabā」,另一為「無量佛」,但據記載,阿彌陀佛不是長生不老的,他最後涅槃而去。因此,經過比較研究發現,阿彌陀佛只有一個名字,即「無量光」。「無量佛」是佛教經典在被傳抄時誤寫,而流傳下來的。

二、研究古譯、舊譯佛典的意義

現存的初期大乘佛典的梵語寫本,大多數是十一世紀以後寫成的。從原本產生的時間,到寫本的寫成時間,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在這過程中,一定受到了梵語化的影響。因此,僅靠梵語寫本的研究是很難接近初期大乘佛典的真實面目的。但是,自東漢出現的漢譯佛典,比大多數的梵語寫本更古老。因此,如果仔細研究漢譯佛典,再與梵語寫本相比較,可以進一步接近佛典原來的面貌。據研究,自東漢至南北朝的漢語佛典中,有不少漢譯佛典顯示出它們的原典是用中期印度語,中亞語言等口傳或書寫而成的。

對此,我們可進行以下工作:

一、梵語寫本之間的對比研究,可參照藏譯本;

二、梵本、藏譯本與漢譯本的對比研究。

三、漢譯佛典的語言研究

漢澤佛典儘管非常重要,但是其歷來沒有受到人們應有的重視。過去的中國學的學者中很少有人讀佛典。而研究佛教的學者則認為:漢譯佛典不僅難懂,而且同梵語、巴利語佛典相比只不過是二手資料而已。同基督教的「自始即有語言」的傳統相異。佛教不僅不拘泥於語言,而且認為語言的拘泥不利於信仰。但是,思想必須通過語言表現,通過語言流傳,語言是思想的載體,思想並不能脫離表現它的語言,而是存在於表現它的語言之中。不正確地掌握語言,便不可能正確地理解思想。而且,漢譯佛典的費解性,只是「讀了似懂非懂」,是根本不可能真正理解佛教思想的。其結果:即使(對「佛教思想」)發表了研究成果,也是空中樓閣而已。

正確地讀懂漢譯佛典是研究佛教的不可缺少的基礎之一。但是,漢譯佛典中出現的特殊的,或是口語的詞彙、語法在漢語辭典、語法書中及少能搜尋到,這就加大了正確讀解漢譯佛典的難度。

從中國學角度研究漢譯佛典語言的另一個難題,就是其解釋往往停留在佛典以外的文獻中,不以「類似的用語」的比較,沒有充分表明漢譯佛典的特徵。我們可以把漢譯佛典與梵語、巴利語、藏語等經典或是不同譯者翻譯的經典進行對比。例如,日本明治時代的譯書、啟蒙書中出現的「權力 right」、「科學 science」等新詞,把它們與其原語或是譯語安定之前的其他譯法相比較,就可以明確它們的意思。同樣道理,把漢譯佛典的語法、詞彙,與梵語等佛典或翻譯相比較,也許會闡明、理解漢語佛典中的一些難解的語法和詞彙。而且,古譯佛經一般很難懂,如果不參考梵本或者是巴利語、藏語的經典的話,不僅不能理解,而且可能會誤解原意。

------------------------------------

最後,辛島博士提到了自己用電腦編撰《佛典漢語詞典》的構想。他計劃今後將自己曾經編纂的漢譯佛典總歸在一起,編一部以漢語佛典為材料的《佛典漢語詞典》,並對東漢、魏晉、南北朝的漢譯佛典作語言的分析,以為佛教學及漢語詞彙、語法、音韻學提供一份新材料。

他提到了用電腦編纂詞典的好處:在將所需資料按照拼音輸入電腦後,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可編成某個譯者或者某一個時代的佛教漢語詞典。最後,可以將它們總歸在一起,重新排列順序,就可編成一部大詞典。另外,舊有的詞典在印刷、頁數方面會有所限制,而用電腦編纂則沒有頁數限制,可以用足夠的例句來闡明某一個詞彙、語法。

但是,無論電腦技術如何發展,文獻學的根本:即平靜地讀書,這一點是不可改變的。微妙的語言感覺必須靠一頁一頁翻書才可得到,而整天打鍵盤是不行的。

備注:上述這篇文章,對編寫《佛梅電子大藏經》第二次編修計劃,有重要參考價值!特別是以漢語佛典為材料的《佛典漢語詞典》編輯計劃,對編寫佛梅電子大藏經.藏經音義之計劃,有指導性作用。

佛梅電子大藏經.編修委員會

=================

以下引自《豆瓣網》: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8458683/

〈《佛典漢語詞典》之編輯〉 日本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教授 辛島靜志

【摘要】:筆者一向提倡要在歷來宏觀的漢語史的成果基礎上,參照梵本、異譯等,對有代表性的佛典一部一部地進行精細的語言研究,進而能編寫專書詞典。筆者出版了《正法華經詞典》、《妙法蓮華經詞典》,以作為這一方向研究的開端,此外也正在撰寫《道行般若經詞典》及《道行般若經校釋》。筆者構思以後繼續編纂各種有代表性的佛典專書詞典,最終能將它們總歸在一起,編一部以漢語佛典為材料的《佛典漢語詞典》。

關鍵詞:佛教漢語;《正法華經》;《妙法蓮華經》;《道行般若經》;《佛典漢語詞典》

一、編輯《正法華經詞典》、《妙法蓮華經詞典》的緣起

現在回想當年在東京大學讀書時,最喜歡而且對自己影響最大的幾門課,一是梵文學者原實先生的印度古代詩歌、二是著名漢學者福永光司先生的道教文獻,三是戶川芳郎先生的十三經注疏。三位先生在解讀文獻時一絲不茍的嚴謹態度,對我的影響十分深遠,我自己也因此嘗到文獻學的滋味。福永教授一點也沒有大教授架子,又因為我們是同鄉,所以當時經常用鄉音聊天,天地古今,無所不談。他勸我首先打好文獻學的基礎,然後再研究思想史;同時,他也鼓勵我先把握歐洲的印度學研究方法,然後用這套方法來研究中國佛教。我本來打算研究中國佛教思想史,福永教授的指導使我加大了學習梵文的比重。上研究所後,我也用同樣的方法繼續學習梵文和古代漢語。

八十年代初,我參加翻譯《長阿含經》的工作(《現代語譯阿含經典:長阿含經》全六卷,東京:平河出版社,1995- )。我們首先把漢譯和巴利聖典及中亞出土的梵文寫本作了精密地對比,同時又盡最大可能地吸收當時中古漢語的研究成果,以此為基礎,而把《長阿含經》翻譯成日文,並作了詳細的注。這一次參與的漢學家和佛教學家──都是福永教授的門生──的合作研究,給了我極大的啟發。我自己也開始對《長阿含經》中出現的所有音寫詞進行全面分析,成果即是後來出版的《『長阿含經』原語研究》(東京:平河出版社,1994)。通過學生時代翻譯《長阿含經》的工作,我領悟到編輯《佛典漢語詞典》的重要性和可能性。但與此同時,我又感覺到要想做這一項目,自己的梵語及中古漢語的知識還極為不夠。

1984年,英國劍橋大學的J. Brough教授來到日本,希望編輯一部《佛教漢梵詞典》,原實先生推薦我當他的助手。後來這個項目由於Brough教授的突然去世而沒能實現,但學習歐洲印度學的機會卻因此從天而降,開始了我自1985年到1994年的海外求學生活。我的留學目的是研習巴利語、佛教梵語、犍陀羅語等中期印度雅利安語。 1985年到1987年在劍橋大學跟隨K. R. Norman先生學習中期印度雅利安語之後,1987年到1991年,我幸運地師從北京大學季羨林先生,攻讀博士學位,題目是《法華經漢譯本與梵藏本對比研究》。寫博士論文時,我對竺法護譯《正法華經》及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作了文本分析,研究漢譯本和梵文本的關係,用中期印度雅利安語的知識來考察《正法華經》的原語。1991年我又到德國,開始研究大眾部出世間部佛教梵語律典寫本,這是在西藏保存下來的寫本,季先生吩咐我研究並且給了我它的照片。白天上梵文課,進行梵文寫本研究;晚上,為了不忘中古漢語,就查閱《漢語大詞典》、《大漢和辭典》等工具書,重新精讀《正法華經》、《妙法蓮華經》等漢譯佛典。某天,我和指導教授弗萊堡大學印度學教授Oskar von Hinueber先生聊天時,先生提到了Franklin Edgerton《佛教混淆梵語語法及辭典》(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New Haven, 1953)的問題,指出將來的佛教梵語辭典應該像《大眾部出世間部梵語辭典》那樣按部派分別編纂。這一建議使我產生了編專書詞典的想法。從那時起,我開始著手同時編寫大眾部出世間部梵語律典和幾部漢譯佛典的詞典。

由於梵語和漢語系統完全不同,所以編寫梵語佛典的詞典和編寫漢譯佛典方法上差異極大,但也有可以互相參考之處。無論從哪一方面著手,許多認真踏實的著作都給了我很多啟發。比如,梵語、巴利語方面,《精準巴利語詞典》(Critical Pali Dictionary, begun by V. Trenckner, ed. D. Andersen et al., Copenhagen, 1924- )、《吐魯番出土佛教文獻梵語詞典》(Sanskrit -Woerterbuch der buddhistischen Texte aus den Turfan-Funden, begun by E. Waldschmidt, ed. H. Bechert et al., Goettingen, 1973- )等可以稱得上精緻之極,是編詞典的模範。漢語詞典方面,我認為張永言等著的《世說新語辭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是專書詞典的模範,而董志翹、蔡鏡浩著的《中古虛詞語法例釋》(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古代漢語研究室編的《古代漢語虛詞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是虛詞詞典的模範。

從1992年到1996年,我用夜間和週末的時間精讀《正法華經》,做了一萬五千張左右的卡片。卡片上寫《正法華經》本文、梵本及《妙法蓮華經》的對應詞、英語翻譯等。當時我並沒有出版的計劃,直到1997年,受到湯山明教授等《法華經》專家的鼓勵,我才開始準備出版。首先從卡片上寫的上萬詞彙中選擇了值得收錄的詞彙,決定收錄以佛教詞、音寫詞、口語表現等為中心的四千多條詞語。這些詞沒有被歷來漢語詞典所收,或是即使收錄了,也是以西晉以後的文獻為依據。原則上省略了一些詞,即出現在《正法華經》譯出以前年代的文獻中,而且意思用法相同,較為簡明;但有些難解或是令人深思的詞彙也收了進來,然後請專家輸入電腦裡。電腦專家當然不認識佛典裡的俗字、難字,也不認識轉寫梵文時用的特殊文字,輸入結束以後,自己推敲、修改,同時讓妻子檢查上萬字的原文、頁數、行數。和原文的對照,費時費力,還免不了錯誤。在已經進行了大部分的過程時,台灣的蕭鎮國先生把他個人輸入的漢語《大藏經》軟盤(disk,磁碟片)贈送給我,如果早有這張軟盤(disk,磁碟片)的話,恐怕不用費那麼多勁進行校對。1998年,我終於出版了《正法華經詞典》一書(A Glossary of Dharmaraksa's Translation of the Lotus Sutra, 日本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I,xxxv + 696頁)。

這本詞典出版後,僅就我所知,就出了九篇書評,每一篇都鼓勵我繼續漢譯佛典詞典的編寫。受到了多位學者的教誨和鼓勵,得到了許多友人的支持,因此我下決心寫下一部《妙法蓮華經詞典》。這時,不僅有部分《大正大藏經》輸入材料,而且梵語《法華經》校刊本及幾種寫本轉寫本的輸入材料也都有,用不著作卡片,就用拷貝和張貼的方式寫了這一部詞典。雖然也有輸入時的錯誤,但與手寫的卡片比起來正確得多了,核對原文的煩勞也少多了。因此,僅僅三年就出版了《妙法蓮華經詞典》一書(A Glossary of Kumarajiva's Translation of the Lotus Sutra, 日本創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 Bibliotheca Philologica et Philosophica Buddhica IV,2001年,lii + 528頁)。這本書裡除了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的詞典以外,還加上了三部詞典作為附錄,(I) 後世某人翻譯後編入羅什譯的部分(六世紀左右?)的詞典,(II) 失譯《薩曇芬陀利經》的詞典,(III) 羅什譯部分的改譯《添品妙法蓮華經》的詞典。從這些佛經中,我選擇了約兩千兩百個以口語表現、佛教詞、音寫詞為中心的詞條以及約兩百個陀羅尼,每個詞條並都記錄了英語翻譯、梵本以及《正法華經》中與其對應的詞等。

二、準確讀漢譯佛典的必要

我的博士父(Doktorvater 博士指導老師)季羨林教授十多年前給了我一個研究題目,就是用語言分析來探討大乘佛教起源的問題。季先生於三十、四十年代在德國留學時也做過這一方面的研究,發表過重要論文,但回中國後,沒有條件繼續做下去。所以在季先生如此吩咐以後,我就一直研究幾部初期大乘的梵語佛典以及和大乘起源關係甚大的大眾部出世間部的梵語律典,同時也廣泛閱讀早期的漢譯佛典。因為東漢出現的漢譯佛典比十一世紀以後寫成的大多數梵語寫本更古老,所以我認為,與梵語寫本所反映的程度相比,如果精心地、仔細地研究漢譯佛典,可以更真實地接近佛典原本的面貌。但古譯經典中出現很多在漢語辭典、語法書中沒有收錄而特殊或是口語的詞彙、語法,因此就很難正確地讀懂漢譯佛典。所以過去的學者一般很少參考古譯經典,如果參考也似乎僅滿足於約略讀懂。

下面我想介紹一下平川彰博士最早有關大乘經典的學說,同時以此說明正確地讀懂漢譯佛典的重要性。支婁迦讖譯《大阿彌陀經》(註1)裡有這樣的句子:

「第七願:使某作佛時,令八方、上下無央數佛國諸天、人民、若善男子、善女人有作菩薩道,奉行六波羅蜜經。」
「最上第一輩者,當去家,捨妻子,斷愛欲,行作沙門,就無為之道;當作菩薩道,奉行六波羅蜜經者」
「諸菩薩、阿羅漢,及諸天人民無央數,都不可復計,皆飛到阿彌陀佛所,為佛作禮卻坐聽經,其佛廣說道智大經,皆悉聞知,莫不歡喜踊躍心開解者。」

平川博士認為:《大阿彌陀經》既然是最早的漢譯佛典之一,這部經典就應該是早期出現的大乘佛典之一,那麼,這部古老的經典裡提到的《六波羅蜜經》和《道智大經》應該算是最早的大乘佛典(《初期大乘佛教的研究》,春秋社,1968,120f.;《平川彰著作集》第三卷,春秋社,1989,214f.)。平川博士把「六波羅蜜經」和「道智大經」解釋為經典的名稱。但是,我認為這樣的解釋是不正確的,因為在古譯佛典裡「經」不僅意為「經典」而且經常意為「教說,教義,法」。例如,支謙譯《大明度經》「諸天子心念,……今是尊者善業所說經道了不可知。善業知其心所念,語諸天子,是經難了難了。……」(《大正藏》第八卷,No.225,482c20-21)中的「是經」和梵文本的AAA.153.28. yat Subhutih sthaviro bhasate pravyaharati desayaty upadisati(長老Subhuti所講、說、示、教示)相對應。此外《正法華經》「所可演經」(大正藏第九卷,74b11)中的「經」和梵本 K.65.14.dharma(法)相對應(請參考《妙法蓮華經詞典》第141頁)。

同樣地《大阿彌陀經》也不例外,例如:「佛語阿難,其樓夷羅佛知其高明,所願快善,即為曇摩迦菩薩說經言,譬如天下大海水一人斗量之,一劫不止,尚可枯盡,令空,得其底。人至心求道,可(讀作何)如?當不可得乎?求索精進,不休止,會當得心中所欲願爾。曇摩迦菩薩,聞樓夷羅佛說經如是,即大歡喜踊躍。」其中的「經」就是這一段的教說。又「曇摩迦便一其心,即得天眼徹視,悉自見二百一十億諸佛國中諸天、人民之善惡、國土之好醜,即選擇心中所願,便結得是二十四願經,則奉行之」中的「二十四願經」明明確確不是經名,而是曇摩迦菩薩(Dharmakara; 法藏菩薩)所做的本願文。

因此,研究佛教思想也好,研究佛教史也好,沒有正確地讀懂文獻就做出的結果往往是空中樓閣而已。

三、《道行般若經詞典》及《道行般若經校釋》

東漢支婁迦讖翻譯的《道行般若經》、《大阿彌陀經》、《佛說遺日摩尼寶經》等是最早的漢譯大乘佛經,不僅對漢譯佛典的詞彙、語法研究有重要意義,而且在我們探討大乘佛教的起源問題時,這些古譯佛典也是最重要的研究資料之一。但是,目前還沒有對這些古譯經典作全面性的研究。這些經典裡的詞彙、語法相當古老,而且梵語的直譯味道很濃,不參考梵本就無法比較準確地理解。

《正法華經詞典》、《妙法蓮華經詞典》完成後,我正以同樣方法編寫《道行般若經詞典》、《大阿彌陀經詞典》。同時,撰寫《道行般若經校釋》和《大阿彌陀經譯注》。

在《道行般若經詞典》這部辭典中,我收集歷來辭典中未收錄的詞彙、佛教用語、音寫詞及口語詞彙等。每一條目都附錄與此相對應的梵本(校刊本及阿富汗新出土的公元一世紀的斷簡)、藏譯本及六本不同時代的「異譯」本中的詞彙。六本「異譯」是:吳支謙譯《大明度經》、前秦曇摩蜱與竺佛念譯《摩訶般若鈔經》、後秦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唐玄奘譯《大般若波羅蜜經.第四會》、同《第五會》、宋施護譯《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蜜多經》。東漢支婁迦讖以及這些「異譯」本的譯者都是當時佛典翻譯的代表。由《道行般若經詞典》一書,可以俯瞰從東漢到宋代漢譯佛典的詞彙演變。例如: 弊魔(bi4 mo2)"Mara, the Evil One"

《道行》. 434a2.:「○○便作是念,怛薩阿竭、阿羅呵、三耶三佛與四部弟子共坐。……我當行欲壞亂之。」

梵本AS.39.11 = AAA.242.22. Mara papiyas ("Mara, the Evil One");《大明度經》. 484c1. 弊邪;《鈔經》. 516a12. 弊魔;《小品》. 544a4. 惡魔;《大般若.第四會》. 778b19. 惡魔;《第五會》. 875b19. 惡魔;《佛母》. 599a28. 諸惡魔眾;藏譯. 44b2. bDud sdig can

又如:
閱叉(yue4 cha1)"a ghost, spirit"(a transliteration of Skt. yaksa)
《道行》. 429c19. :「諸天子心中作是念,諸○○輩尚可知所念。閱叉若大若小所語悉可了知。尊者須菩提所語了不可知。」

梵本AS.19.24 = AAA.153.16. yaksa;《大明度經》. 482c18. 鬼神;《鈔經》. 512b13. 閱叉;《小品》. 540b27. 夜叉;《大般若.第四會》. 770b29. 藥叉;《第五會》. 藥叉;《佛母》. 593a4. 夜叉

編寫《道行般若經詞典》的同時,我還在撰寫《道行般若經校釋》,對這部最早的漢譯大乘佛經作詳細的文本分析,指明漢文本和梵、藏文本及異譯的讀法差異,把難解的部分翻譯成英文,可對進一步深入研究般若經提供材料。

四、編寫《佛典漢語詞典》的構思

我準備將來以同樣的方法對支謙譯《大明度經》、鳩摩羅什譯《小品般若波羅蜜經》、竺佛念譯《長阿含經》以及東漢小乘佛典編纂專書詞典。我認為這些有梵、藏文本或巴利文可作對勘材料的經典,最好能進行對比研究,然後編寫詞典。這種作法費時費力可能過於愚鈍。但我認為這樣作,一定會為宏觀的漢語史研究提供可靠的材料,亦可為佛教思想研究打下牢固的基礎。然而對沒有可供對勘材料的經典,例如《六度集經》、竺法護譯《生經》等,就用不著做對比研究,比較容易編寫詞典。

我構思編纂各種有代表性的佛典專書詞典,最終能將它們總歸在一起,編一部以漢語佛典為材料的《佛典漢語詞典》。

【附註】
註1: 據日本佛教學者們的研究,公認《大阿彌陀經》是支婁迦讖的翻譯。大藏經把《阿彌陀三耶三佛薩樓佛檀過度人道經》(通稱《大阿彌陀經》)歸於吳支謙,而把它的異譯《無量清淨平等覺經》(通稱《平等覺經》)歸於東漢支婁迦讖,把《無量壽經》歸於魏康僧鎧。但現在一般認為《大阿彌陀經》是支婁迦讖的翻譯,《無量壽經》應該不是魏康僧鎧譯。筆者認為《大阿彌陀經》是支婁迦讖的翻譯,《平等覺經》是三世紀前後的翻譯(很可能是吳支謙的翻譯),《無量壽經》是五世紀前半的翻譯(參看辛島靜志 〈《大阿彌陀經》譯注(一)〉《佛教大學綜合研究所紀要》第六號:135)。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