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佛學研究的開端—「東方」與「西方」之間

以下轉載自[日月雲水]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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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學」，相對於「東方」的中國而言，原是屬於「西方」印度傳來的學問。然而，相對於更遠的「西方」—歐洲而言，從較近之「西方」—印度傳來，在「東方」的中國落地生根、成長茁壯的「佛學」，又是屬於古老之「東方」的神秘學問。「佛學」在「東方」的「中國哲學」與「西方」的「西洋哲學」之間，始終是處於尷尬的學術文化地位……。張岱年《中國哲學大綱》便認為：「中國佛學，便是中國人的而屬於印度系的哲學…...所以產生在中國，卻不屬於中國系。」。誠然，原屬於「西方」的「印度佛學」，其哲學上精彩的思辯與論證，在知識論（量論）和邏輯學（因明學）的貢獻上，確實和「西洋哲學」重論證思辯的精神相似（這多少和印歐語系的語言結構有關）。然而，傳來「東方」之中國的「中國佛學」，卻因中國人重圓融的思想特徵，而使談玄說妙的形上學、本體論大為流行，削弱了印度佛學中的思辯與論證。大談本體與現象（理、事）的圓融與無礙，是「中國佛學」的特色，這又是佛學和「中國哲學」的相似之處。「佛學」……這門學問的學術文化處境，或許恰恰和印度的地理位置相似……介於「東方」與「西方」……之間。

相對於「西方」的中國，台灣，又是處於「東方」的位置。「東方」的台灣，其當代佛學泰斗—印順（1906～2005）是台灣「人間佛教」理論的奠基者，也是台灣現今「佛教文化」理論的開創者。然而，印順的出現，是有其歷史必然因素的，如果沒有近百年來「西方」文化進入「東方」，使得中華文化出現又一大開期。如果沒有近百年來列強入侵所造成的喪權辱國、民族自信心低落，就不會出現以屬於「東方」的「佛教文化」對抗「西方」之「西洋文化」之佛學研究的熱潮，在中國的再現。可以說，近代華人世界佛教文化與佛學研究的興盛，和「西方」哲學與宗教文化思想進入「東方」，所帶來的刺激與衝擊，著實有不可分割的關係。

近代華人世界佛學研究的兩大巨擘：印順與呂澂，分別是武昌佛學院創辦人太虛（1889～1947），與支那內學院創辦人歐陽竟無（1871～1943）的高弟。而太虛和歐陽氏又都曾事師美國學者Holmes Welch所認為的「中國近代佛教復興之父」—楊仁山（1837～1911）。楊仁山之所以稱得上「中國近代佛教復興之父」，不僅僅因為他成立金陵刻經處弘揚振興「佛教文化」事業，更因他為官時兩次出國到歐洲考察，拓深了他的文化視野，並結交了當時在英國牛津大學師從宗教學之父Max Muller（1823～1900）學習梵文的日本淨土真宗學者南條文雄（1849～1927）。因在歐洲和南條氏的結識，使得在中國失傳數百年的許多珍貴之法相唯識和因明學之典籍（如窺基的《成唯識論述記》、《因明入正理論疏》、《瑜伽師地論略纂》等），得以重新在中土刊印。這促使後來法相唯識學的研究起了勃興，甚至影響到新儒家宗師熊十力《新唯識論》的創作。可以說，倘使沒有楊仁山的歐洲之行，中國近現代哲學史上，就很可能沒有佛學研究之復興與熱潮的再現，甚至新儒家學說開創，也多少會受到一些影響……。在中國哲學史上，隋唐佛學曾一度影響到宋明理學哲學體系的建構；而到近代，佛學，又再一次地影響了新儒學的建構……這是歷史的巧合，或是學術文化的輪迴…….值得我們深思……。玄奘三藏七世紀西行印度，取得許多珍貴的梵文佛典，並翻譯成漢文。而到十九世紀，楊仁山再次西行，間接使得許多在中國失傳的佛典重現中土；只是這次的「西方」，是更遠的歐洲！

薩依德（Edward W. Said）的文化巨著《東方主義》（Orientalism）談到的「東方」，僅間接且不重要到提到同屬「東方」的印度文化，並偶而說到歐洲學者對印度梵文的研究。然而，「西方」的歐洲，實是近代「佛學研究」的發源地！日本近代之佛學研究，亦是師法自歐洲。《大正新修大藏經》的編纂發起人：高楠順次郎（1866～1945），亦曾於英國牛津大學事師宗教學之父Max Muller學習梵文及巴利文（另一發起人渡邊海旭（1872～1933）則曾留學德國，研究梵文、藏文、巴利文等，並專攻比較宗教學）。十九至二十世紀初、中期，著名的歐洲佛學研究者，屬於英語系的學者，除Max Muller（其為英籍德國人，好以英文寫作）之外；有研究巴利語佛教的H.Oldenberg（1854～1920，其亦為德國人以英文寫作）；以及英國著名的巴利文學大師T.W.Rhys Davids（及其夫人）。屬於法語系的有：將梵文《妙法蓮華經》法譯的E.Burnouf（1801～1852）；校訂翻譯無著（梵Asavga）之梵文《大乘莊嚴經論》，並發現安慧（梵Sthiramati）《唯識三十頌》梵文本的Sylvain Levi（1865～1935）；及其弟子L.V.Poussin（1863～1938）校訂並法譯世親（梵Vasubandhu）《俱舍論》及護法（梵 Dharmapala）《成唯識論》，以及校訂月稱（梵Candrakirti）梵文本《淨明句論》；經再傳至E.Lamotte （1903～1983），法譯《解深密經》及《大智度論》。而德語系的學者，則有研究佛教邏輯學的Erich Frauwallner（1898～1974）與義大利的G.Tucci（1894～？）。俄語系的學者，則有研究佛教邏輯學的大將 Th.Stcherbatsky（1866～1942，其亦常以英語寫作），其對法稱（梵Dharmakirti）邏輯學進行研究，並曾俄譯法稱《正理一滴》連同法上的註解，其英文著作《佛教邏輯》（Buddhist Logic）一書，已成為很重要的佛學名著（Th.Stcherbatsky亦能以德語寫作）。

上面僅是列舉出歐洲十九至二十世紀初、中期的一些重要佛教研究學者。這些學者中，不乏大師級的人物，例如要研究巴利語系（南傳）佛教，就不可能不參考 H.Oldenberg及T.W.Rhys Davids（及其夫人）的著作。而要研究法稱的邏輯學，則跳不開Th.Stcherbatsky的著作。而其中一些學者在文獻上的發現，則大大地影響了現代佛學界的觀點，例如：發現安慧《唯識三十頌》梵文本的Sylvain Levi，使我們得以肯定，安慧—真諦（梵名Paramartha，499～569）一系的唯識古學，和護法—玄奘一系的唯識新學，是有所不同的。而這些「西方」的歐洲佛教學者的研究，又很深地影響了「東方」日本的佛教學者。日本一些重量級的佛學大師，早年皆曾留學歐洲，除上述之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之外，還有留學法國之山口益（1895～1976），留學德國之荻原雲來（1869～1937，於斯特拉斯堡大學師事列烏曼（E. Leumann）修梵語學），以及曾留學英國、德國的宇井伯壽（1882～1963）等人。而台灣的佛學大師印順，則在相當的程度上，亦受日本佛教學者的影響。

藉由上面的學術回顧，我們可以知道，「西方」歐洲近現代的「佛學研究」，竟使原來源於「西方」印度，而傳至「東方」中國、日本的佛學，在十九、二十世紀之間，竟從更遠的「西方」—歐洲，又回傳到「東方」的日本、中國與台灣……。「佛學」作為一門「哲學」的分支……似乎始終擺盪於「東方」與「西方」之間…….並譜出自己獨特的旋律與樂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