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漢語知識對解讀漢譯佛典的重要性
長慈法師問：一個沒有漢語知識的人與一個有漢語知識的人，在解讀漢譯佛典時會有何差異？
萬金川老師答：起碼我們可以知道那一種解釋是有脈絡可尋的，我們可以提到歷代註解家是怎麼看、怎麼理解。另外一種就是望文生義，特別是漢語。以前像在一貫道的系統裡面，對於佛教《金剛經》的理解，對《論語》的理解，很多都是望文生義，它也可以自成一個系統。可是如果我們仔細追究他們對佛教的理解，或對儒家的理解，在整個佛教思想脈絡裡是不可以成立，在整個儒家思想脈絡中也是不可以成立的﹔你在這裡可以解釋得通，不代表在另外一個文脈也可以解釋得通。一個專家解釋的佛典和一個非專家解釋的佛典，首先就是落在這樣的文字解讀有沒有回到它那個時代？我們不能不先回到那個時代，而去創造一種解讀。語言不是私人性的，創作是私人性的，可是他所使用的語言、文字是一個公有財，是屬於全體的，不是個人可以竊佔的。我們必須看你這樣的解讀方式到底能獲得多少人的同意？
黃國清老師答：這就是學術的功能！這需要專家。為什麼需要專家？就是他的解讀可能比較精當，［長慈法師：也就是具備這些知識還是有其重要性］比較不會望文生義，甚至用後期的詞義去解早期的詞義。雖然不能完全的客觀，但是儘可能回到佛典翻譯的時候本來想要表達的意義。
萬金川老師答：我們並非說語言是我們唯一的憑藉，語文是我們重要的憑藉。因為在佛典裡也清楚的談到四依止：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等。它不是唯一的憑藉，但是它是個重要的憑藉。以所有的宗教而言，語文都是非常重要。實際上，重要的語文都跟宗教有密切的關係，如希伯來文、拉丁文、梵文都是與宗教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才成為一個通行的語言。
八、值得讚嘆的翻譯家及其作品
開仁法師問：如果以目前漢譯藏經來看，老師比較讚嘆或欣賞那位翻譯家的作品？
萬金川老師答：我是談不上欣賞或不欣賞，我覺得翻譯在今天是非常有趣，值得去研究，但是實際上研究的人非常少。特別是中國有將近千年翻譯佛典的傳統和經驗，歷代也累積了很多有關翻譯的理論，到底這些翻譯家翻譯的好還是不好？在今天已不是從一個單向的角度來檢查他，他應從一個多維、多向的角度來檢查。我們說好不好是就原典來講？還是就讀者來說？ 從原典來講，鳩摩羅什的翻譯很多和原典有出入，玄奘的翻譯比較貼近梵文，問題是玄奘的翻譯普遍接受性不高。玄奘和真諦同樣翻譯很多的東西，為什麼玄奘要重複真諦的工作？以我們現在來說是資源浪費。這裡面涉及到唯識教理詮釋，他們兩人的立場不一樣。我們曉得他們兩人一位是屬於唯識新學，一位是屬於唯識古學，這使得他要再重新翻譯一遍。這裡面涉及到學派的問題，而不是翻譯的好與不好的問題。
除此之外，也關聯到其譯經風格，是以讀者為中心去翻譯，還是以作者為中心去翻譯？是對得起讀者，還是對得起作者？審視中國將近千年的翻譯傳統，不再像以前那麼簡單。以信、達、雅為最高標準，那在今天都是沒有意義的話，因為那對翻譯現象的了解是非常膚淺的。我們可以看到許許多多非常精緻的翻譯理論，並且也有許許多多的作品，讓我們來檢視那些翻譯原則落實了之後，它所造成的效果如何？我們可以從大藏經的注釋，乃至佛門寺院、文士經常研讀或課誦的經本進行調查，就可以知道那些譯本較為流通，然後思考為什麼這些作品會流行？是基於語言的原因？還是非語言的原因？
在今天，海峽對岸有許多人致力於翻譯的研究，可是他們把注意力放到晉代以後一直到當代，很少把興趣往上移。我一直希望有人能夠注意到長達千年的佛典翻譯，裡面有許多相關於當代對翻譯的討論的一些問題，能夠重新進行檢視，這也是一個我相當關心的問題---就是佛典翻譯。如果我們將佛典的漢譯比擬作一個生產流程的話，有些屬於上游的，不論是中亞語言或梵文，有人對上游非常感興趣；有的是屬於譯場裡面在進行製造，翻譯的過程、翻譯的原則；翻譯之後它成為下游的產品，這些產品出去了，那些暢銷？那些不暢銷？我們必須分成三段來看。整個佛典從印度到中國來，從上游的原料到下游的成品，今天有重新來加以檢視的必要。一般人對於佛學，願意翻開佛典的，立刻想到的就是要去了解佛法大意，卻極少進一步思索其了解佛法大意的正確性。我認為正確與否，相對而言，還是需回到語言文字上來說。我們看到印順導師做了很多講記，可是這些講記和藏經比起來比例是非常小的，有太多是導師沒有去做過梳爬的。即使就那些講記，今天很多人讀起來仍感到困難。印順導師已經盡可能扣緊文獻，以現代語言表達出來了。那更不消說那些導師沒有進行注解的，我們如何去面對？
黃國清老師答：有關翻譯家這點，我先談一個問題，當我們現在看到某一部佛典，我們會說是某一個人所譯的，事實上我們要有一個認知，它常常是一個團隊合作，團隊合作的方式不一樣，所以出來的譯經風格可能也不一樣。
以鳩摩羅什的團隊而言，是鳩摩羅什在台上講，底下有一大群人在那邊聽，一大群人裡面可能會指定某人專門負責某一部經的整理，因為這個整理者是中國人，所以鳩摩羅什經由這種方式翻譯出來的經典，中國人讀起來就比較通順，這就是我們說的「歸化派」的一種翻譯。
相對的，我們來看玄奘，那也是一個團隊的合作，由於玄奘自身通曉兩種語言，而他的團隊裡面也有文字學方面的專家，所以翻譯出來的用詞就比較文雅，基本上除了把意思表達出來之外，也有「異化」的風格，保留很多梵文的形式，甚至語法受梵文詞序的影響。例如讀《小品般若》的玄奘譯本時就碰到「想」與「等想」的譯詞，同樣是屬於觀念的問題，「等想 saṃajñā」為什麼加那個「等」字呢？它是告訴我們接頭詞的不同。所以鳩摩羅什翻譯的，中國人讀起來就很順；玄奘的翻譯是嘗試要向中國人溝通佛典的原本是怎麼樣的一種表達。
因為翻譯到底那一種比較好，沒有一定的標準，那要看我們的需要。一般讀經者當然會比較喜歡鳩摩羅什的譯本，可是研究者常常喜歡讀玄奘的譯本，因為感覺上它傳達語言上的訊息會比較多。
九、如何挖掘經論本身的旨趣
開仁法師問：每一部經論本身它的宗旨、乃至注解以前的經，有時候會站在作者的立場，或站在弘化者的立場，這都會造成不同。如果現在倒過來，我們要研究古時的經或註解書等，此時先決條件若能先了解，乃至從這種---比如說以信徒為宗旨的話，如此我們是不是研究俗語、或者一些它的文化背景，切入這種經論的研究，會比較切題一點？
萬金川老師答：現在常常會聽到人家說這兩句話：到底我們是要「照著講」？還是「接著講」？以印順法師為例，對於佛教的了解，我想印順法師一定認為你們應該「接著講」而非「照著講」。慧命不是「照著講」可以延續下來，而是要「接著講」方能延續。問題是你要「接著講」，先要知道「照著講」是怎麼回事？因為每個時代的變遷都不同。如龍樹的《中論》裡看不到十地的思想，龍樹被批評只有深觀沒有廣行，到唯識學派出現的時候，看到《大乘莊嚴經論》、《瑜伽師地論》這種教理的組織這樣嚴密，有深觀也有廣行，就逼著月稱非要談「行」不可。《入中論》中雖然看到談第六地是最多的，可是非要談「布施」不可，非要談「持戒」不可。為什麼？這是時代的要求，怎樣表現出你的廣行，表現你的實踐面出來，那就是一個時代的要求，這就不能按照龍樹---所謂「照著講」，而是要「接著講」。假設龍樹面對實踐問題的時候，他會怎樣回應這個實踐的要求？那麼，這是「接著講」。
黃國清老師答：剛剛提到研究古代祖師的註解書，其實註解書本來就分成兩類：其一是學問式的研究，我們看到這兩種的大部分是這一類，因為大概只有這一類比較容易流傳下來。還有一種就是通俗的講經，這在敦煌變文中就看得到。還有一類就是語錄體，尤其是在禪宗。如果要讀學問式研究的註解書，裡面佛教的專門知是多，表達語言也比較偏向正統的漢語，所以除了通曉佛教名相外，正統漢語的訓練也有助於理解。讀通俗講經的著作困難度更高，裡面充滿口語詞彙，甚至必須去辨認俗字，所以要讀通俗講經反而要經過特殊的訓練。禪宗的語錄中也有很多特殊的語法成分，如日本花園大學就有一種專門的期刊《俗語言研究》，他們就注意到透過俗語的研究以解讀禪宗語錄的問題。其實不只佛教面臨這樣的問題，我們在解讀宋明理學語錄的時候，也同樣面對這個問題。總之，閱讀不同種類的著作所面對漢語的問題，事實上是不同的。
十、推動漢譯佛典語言研究的目的
長慈法師問：老師一直在推動漢譯佛典語言(的研究)，老師想要怎樣培養這樣的人才，才能讓研究者能繼續、能接續？
萬金川老師答：我自己有一個小小的野心。包括像厚觀法師是留日的，無論是留日或留美的也好，他們做的工作釋很讓人敬佩的。可是我把它稱做「夸父追日」，他們的工作是跟著東洋人或西洋人後面跑，永遠跑不過人家，永遠追不上，因為慢人家太多。梵文佛教、巴利佛教、藏文佛教，人家都有百年的基業，在這樣的佛教學領域裡面，我們老是去追隨別人的方法、追隨別人的論著，這樣並沒有意義。我們忘記自己本身所具有的優越條件，譬如說龐大的漢譯佛典文獻，不只是研究漢譯史的人越來越重視這批資料，對漢語流變研究不可或缺，逐漸有學者發現要研究初期大乘思想的發展、經典的結集，這批文獻是不可錯過的。
如何匯集這兩方面的需求與方法，讓它們有一個共同的工作平台？此平台即為漢譯佛典，由此進行合作。因為這些方法不再像以前一樣，不是單透過學梵文、巴利、藏文就可以解決的，它需要新的底子。傳統漢語研究只是透過文字、聲韻訓練，它也沒有能力去對付翻譯的佛典，因為它不是本土性的文獻。同樣的，只是梵文、巴利、藏文的訓練也沒有能力解讀它，因為它是漢語，是被翻譯成中文的。因此，它在方法上，不像梵文佛教、巴利佛教或藏文佛教，已經有百年的基業，有著非常成熟的運作方式，它正在成形。在這一方面，無論如何，中文畢竟是我們的母語，而且我們也容易取得，比如說文字、聲韻、訓詁這一方面我們需要的訊息、師資。梵文、巴利、藏文目前在國內也有一些相當專業的、學有所成的或正在學習的。如果他們能夠同時注意到將他們那一方面的專業運用到漢譯佛典，特別是初期漢譯佛典，假使我們關心的問題不只是漢語史，還包括了佛教史，這很可能是我們有機會，在整個國際佛學研究裡面，闖出一片天地的最佳時機。倘若我們不只是追隨別人的論題、別人的方法，而有自己的論題、自己的方法，這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契機。今天如 Nattier (美國佛教學者) 這些人也把焦點都放在這裡。我不知道是否國內還有其他人注意到許多佛教學者把重點逐漸挪移到漢譯佛典，特別是初期的。當然，很多人研究這個並非對佛教史感興趣，很多是基於對漢語史的興趣。
如果對中國佛教史有興趣的，或是中國思想史或哲學史有興趣的，研討漢譯佛典其實就是在檢討佛教如何在地化，或者說佛教如何中國化，因為中國化第一個關卡就是漢語。因此，這樣的領域應該是可以成為大家共同聚焦的工作平台。問題是我們是不是已經做好了準備，在這樣的工作平台上大顯身手？還是等別人已經蓋好了高樓大廈的時候，再去蓋一間茅草屋？就好像藏文佛教或梵文佛教的情形一樣。看到 Lamotte、山口益等，你還能做什麼事呢？讀他的書都讀不完了！然而，這個領域是新開始的，我們在這個領域要作為一個先驅者？還是要作以後又是另外一波所謂的「夸父追日」？這就是為什麼我轉換了工作之後，一直努力試圖爲佛教學研究或漢語研究找一個共同工作的介面。我主要的野心在這裡，或是主要的學術企圖在這裡。希望讓中文系漢佛學研究有一個可以共同工作的介面，這一個平台可以開出一個新的學術領地，而這一個學術領地可能可以使我們的佛教學研究，不要老是跟著西方或日本跑。
黃國清老師答：我覺得國內投入這個領域的學者還在單打獨鬥階段，也沒有獲得很多的資源。比較早期的有竺家寧教授，他較集中於純粹地就漢語的領域來進行研究。萬老師已經開始結合漢語及梵文、巴利文、藏文，把相關的知識結合起來研究。我過去在佛學研究所學到了經典語文，到了中文研究所以後也開始投入這個領域。
感覺很納悶的一件事，我們是屬於漢傳佛教圈，大部分人讀的是漢譯的經典，我們的佛教界幾乎沒有把資源投入在這方面的研究、訓練上，這是將來必須急起直追的。我也相信將來台灣在國際佛學上能夠發揚光大的，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領域。所以我比較主張希望對這個領域有興趣的單位，應該進行一個團隊的合作，一方面聲勢比較大，能夠結合多位教授的力量，一方面可以共同來投入資源。
以地域上來講，中央大學有漢文佛典研究室，由萬金川教授主持；以圓光來說，我在那裡負責漢譯經典研究室，今年莊國彬老師也到圓光專任，他過去大學念中文系，也有興趣想要誇入這個領域；福嚴厚觀法師對這個領域也相當重視。我建議這三個單位應該結合起來，就像 CBETA 一樣，組織出一個團隊，然後投入資源，大家互相交流，用這樣有組織的發展來培育下一代，也讓這個領域可以比較快的成長。我們現在碰到問題要獲得資源好像不是那麼容易，但是我們又知道這個領域對中國佛教的發展來說是相當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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