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譯佛典校勘學」與「傳統校勘學」兩者同樣是要考究古本的原來風貌，訂定文字、章句、與篇章；但是，「漢譯佛典校勘學」的目的在協助讀者理解佛教經文的本義，並解讀難解的字句與經文，所以，不僅必需求版本文字的真，也必需理解印度文本的原意。 要達到此一目標，並不是將對應的梵、巴利、甚至藏譯文獻拿來改正漢譯經文即可。一則，有些漢譯文獻為孤本，未有其他語言版本存世。二則，即使有其他語言文獻存世，這些文獻或則翻譯時間甚晚(例如藏譯經文)，或者文獻本身為年代較晚的手抄本，或者與漢譯文獻的部派歸屬不同，漢譯文獻很可能是顯示某一部派的特色，或者保存對同一事件的不同敘述；因此，仍然需要講究方法學的佛典校勘來提供合理的答案。 對於後漢、魏晉、南北朝古譯佛經的研究，如 Paul Harrison, Jan Nattier 等西方學者與日本學者辛島靜志的研究作了相當顯著的貢獻，但是「漢譯佛典校勘」一事，畢竟無法假手他人，還是得漢地佛教學者黽勉從事，以期早日見到校勘成果。 反觀台灣出版的「新版大藏經」，筆者謹提出兩點建議：一是慎選底本，而作到「校而不改」。如以《房山石經》為底本，則正文完全依循此版，只在校註列上他本異讀，並且「建議」何本異讀較為合理。不要像現行新版四部阿含所出現相貌，正文成為「補訂版」，一句依此版，另一句依彼版，有時甚至遺漏而未告知讀者正文已經和底本不同，這樣子創造出「新版」經典，必為清代校勘訓詁等大儒所痛心。 二則新式標點符號的審訂務必要專人專案進行。印順導師在〈《大智度論》校勘記〉說：「至標點一道，素非所長，未必能盡合。但求較勝古本之斷句，減少錯誤云爾。」雖是謙虛之詞，但是也可以見到為古籍安上新式標點的不易從事。楊樹達也說：「句讀之事，視之若甚淺，而實則頗難。」 清朝顧廣圻在〈書文苑英華辨證後〉說： 「予性素好鉛槧，從事稍久，始悟書籍之訛，實由於校。據其所知，改所不知，通人類然，流俗無論矣。」 帖主臨老讀經，自省既無校勘學基礎，在佛學上也還在「認字、學書」階段，正恐「以己之所知，改己之所不知」，謬誤自是難免，期望教界、學界的長老、先進肯費時指正這些訛誤，並幫大眾督促一校勘完善之三部漢譯《雜阿含經》，這是本篇文章的撰寫動機。 中國《中華大藏經》副主編方廣錩教授也說： 「經文没有標點斷句，的確是《中華藏》的一大缺點。公允地說，至今為止所有漢文大藏經，包括日本《大正藏》，乃至網上大藏經都缺乏全面、正確的標點。《中華藏》没有施加標點的原因有兩條：第一，《中華藏》是影印，影印本上無法施加標點。第二，1982年《中華藏》啟動時，我國的佛教研究力量還不足以完成大藏經標點這一艱巨的任務。20年來，我國的佛教研究突飛猛進，佛教研究隊伍也飛速成長。現在，我們已經完全具備對大藏經進行標點的學術力量。我想，只要經費落實，組織落實，《中華藏》標點這一問題，將會在佛典數碼化的進程中得到解決。」 以校勘學的立場而言，僅是選定底本，再臚列各重要版本的異同，這樣的工作只能算是起步，不能算是完整地完成校勘工作；更重要的「定各版本異同的是非」與「標訂現代標點符號」仍待完成；其中，無法讀懂經文的意涵，就不能盲目去作標點，而一些西晉以前的古譯經典，更是需先求校勘、正字，再作標點。 如同張涌泉、傅傑所言：「正確的校勘是正確標點的前提，錯誤的校勘則會導致錯誤的標點。但另一方面，錯誤的標點也會導致錯誤的校勘。」在其書中所舉的文例為《資治通鑑》262卷唐昭宗天復元年，記載韓偓與唐昭宗的一段對話。宋朝胡三省注：「嗚乎！世固有能知之、言之而不能究於行者，韓偓其人也。」這是貶詞，意思是韓偓能知、能言，卻無法實行。但是陳垣《通鑑胡注表微》則認為校勘的結果，此句原文是「嗚乎！世固有能知之、言之而不行。究於行者，韓偓其人也。」則胡注顯然是褒詞，文義完全相反。 黃寶生提到： 「為何這兩種《中華大藏經》都採取影印本，而不同時進行標點工作？就是因為標點工作的前期積累太少，目前還沒有條件全面進行。而對於中國現代學術來說，古籍整理中的標點和注釋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有計畫地對漢文佛經進行標點和注釋的工作應該提到日程上來。唯有這項工作有了相當的成果，並在工作實踐中造就了一批人才，《中華大藏經》的標點工作才有希望全面展開。」 帖主引述以上兩段意見的目的是要提醒，在漢譯佛典經文未踏實地校勘、訓詁之前，逕行標上標點符號，恐怕是弊多於利。 在此，向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執事進言：將書面文字打字轉成電子檔，可以眾志成城，大家一起來作法供養，只要細心、識字，加上有人為「僻字」造字，精準地校對，可以大功告成。但是校勘、詮釋、標點的事，一、必須有專人專責來進行，有人當總召集人，有人訂立義例，有人職司標點，有人負責提疑義，有人試讀，有人校對，有人審核。二、必須讓標註者、校對者、讀者知道如此註釋、標點的詮釋重點，讓關心的人有商議、討論、正誤的空間。三、筆者認為，此事不宜讓負責標點的人成為無名氏，應該讓讀者知道各部經總其成的負責人是誰，日後才知道誰依據何種文獻、對那段難解經文作了不同的詮釋，當新的文獻出現，如果前述的詮釋正確，可以將此作為該項「推論」的佐證；或者相反地，文獻對此詮釋提供不利的證據，也可以提醒讀者去修正此項「推論」。 總之，應該把「經典標點、校勘」當作教界、學界的大事，專人專責，有經費預算，有工作時程。而不是大家一起發心來作的「全民運動」，不知諸位執事認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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