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敏校長 Huiming Shi 文中的一些敘述摘錄如下，帖主作一些對初學者的澄清。
- 一般人的印象是「佛教偈頌就是四句偈」，會假設「一首梵語偈頌為四句，每句八字」。例如《安慧三十唯識釋略抄》卷1：「此三十頌用首盧迦體，八言一句，二句一行，二行一頌．用韵短長一一有則。」(CBETA, B09, no. 38, p. 255, a3-4)。其實印度語言文本(不僅是「梵語」)，並非僅是「śloka 首盧迦」的詩韻，也就是說，「一首偈頌隨著採用詩韻的不同，不會總是四句。以śloka 首盧迦而言，雖有四句，每句不是八字，而是八個音節，有可能八個音節僅是一字，有可能是五字或六字，但是，每一句音節的長短音須遵循詩韻的規定。(當然，也有不遵循的，這較複雜，暫時不談)。
- 我們說「六字大明咒」，其實是「六個音節」的大明咒，而不是「六字」。如果去掉梵語咒前「oṃ 唵」後「hūṃ 吽」，其實只有「兩字」，而不是「六字」。
- 《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卷4：「唵(引)麼抳鉢訥銘(二合引)吽(引)」(CBETA, T20, no. 1050, p. 62, c24)。 所以，「六字真言」(「六字大明咒」)的第五字是「訥銘(二合引)」，讀音應該是「ne」，與版主聽到的藏傳佛教的「me」有差距。
以下是附有梵字的翻譯 《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卷1：「◇(oṃ) 唵◇(ma) 麼◇(ṇi) 抳◇(pa) 鉢◇(dme) 訥銘(二合)◇(hūṃ) 吽」(CBETA, T46, no. 1955, p. 994, b15-16) ，英文字母標音當然是日本人所加，「dma」仍然與「訥銘(二合)」不一致。
這是西夏五台山和尚的翻譯(約與北宋同時)， 《密咒圓因往生集》卷1：「唵 麻禰鉢𠹌銘(二合)吽」(CBETA, T46, no. 1956, p. 1010, c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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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使是簡單如「六字大明咒」，也無法道聽塗說、人云亦云。
「六字」其實只有兩字，一是「mani 寶珠、摩尼珠」，一是「padme 位於蓮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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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敏校長文：
梵語佛典中詩律對於中國文學南朝開始發展的「近體詩」平仄聲律之影響研究，最早是陳寅恪教授之《四聲三問》(1934)。。文章中主張：中國之所以成立四 聲，而非五聲或七聲者，以入聲自為一類，其餘三聲（平、上、去）之「實依據及摹擬中國當日轉讀佛經之三聲」以及「而中國當日轉讀佛經之三聲又出於印度 古時聲明論之三聲也」，也是齊武帝永明時期竟陵王蕭子良文學集團的「永明體」的淵源。
此論點，引發學術界諸多正反議論，在 Victor H. Mair and Tsu-Lin Mei（梅祖 麟）(1991)共著的大作Sanskrit Origins of Recent Style Prosody11有詳細介紹與論說。 Mair&Mei (1991)提出如下的論點：
- 從古印度梵語戲劇藝術論典 “Natya-śāstra”（約成立於西元前 1 世紀到西元 1 世紀）對於詩歌之 doṣa（過失、缺陷、污點、疾病）的分類論點是南朝齊武帝永明時期沈約(441-513)之「四聲八病」說法的來源。
- 梵語的長短音在詩律中稱為“輕重音”（laghu輕；guru重），這種梵語詩律中所有的音節的「輕重」二元化現象促進了漢語四聲的「平仄」二元化的發展。 證據之一是後來的「平仄」最早稱為「輕重」。
- 梵語詩律中最常用的śloka (首盧迦，「偈頌」)，由四個「詩句」(pāda, 'foot' = quarter)所組成。每個「詩句」有 8 個「音節」（可再分為 4 個「音節」為 1 個 「短行」），其長短音（－表示長音，u表示短音，ｘ表示長短皆可）之詩律是：
奇數「詩句」：x x x x | u－－x|
偶數「詩句」：x x x x | u－u x |
第二（u－－x）和第四（u－－x）短行有長短音的限定，第一(x x x x)和第 三(x x x x)短行則沒有限定。如此「首盧迦」詩律的東傳，給南朝齊武帝永明時期建康的「審音文士」帶來「詩律」(meter)的觀念，原則上將詩歌的格律是預先擬定的，不是臨時杜撰的。並且中國「近體詩」整套詩律也是以四句為單元，全 詩平仄的字數相當而變化多端，句首(猶如梵語詩律之第一和第三短行)「平仄」 不拘，這都是受到「首盧迦」和其他梵語詩律的影響。
之後，孫昌武(2006)「佛教對中國語言和語言學的貢獻」文章中，也表示：「陳寅恪先生在其音韻學名著《四聲三問》裏對南朝僧、俗法會上贊唄盛行的情 形作了相當充分地描述，具體指出了梵語聲調和漢語四聲的對應關係，從而論證了四聲的發明得力於梵語知識的輸入。他的關於梵語聲調與漢語四聲關係的論點， 學術界有不同看法；但佛教的轉讀、贊唄促進了漢語音韻學的進步則是不易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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