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偉仁簡歷
■學歷
‧ 哈佛大學宗教學博士
‧ 芝加哥大學宗教學碩士
‧ 印度普納大學梵文及巴利文碩士
‧ 斯里蘭卡肯納尼亞大學巴利文佛教研究學士
■專擅
‧ 中國佛教思想、唯識學、上座部佛教思想、古典梵語、宗教學理論及方法
■著作
‧ 〈重情境化、解經學、因明：窺基中國佛教方法論的重構〉，博士論文，2011。
‧ 〈初唐佛教注疏中的梵語語法運用之研究〉收錄於《跨亞洲佛教: 物資流通網路與知識文化交流》，新加坡東南亞研究所，2010。
‧ 〈中國古代僧人的梵語知識與方法論探討〉，梵學與佛學研討會，中國社科院，蘇州，2011。
‧ 〈窺基的方法論：以與梵語語法接軌的解經為例〉，佛教與東亞思想傳統國際研討會，廣州中山大學，2009。
‧ 〈釋迦牟尼佛是法華經的作者？窺基的《法華經玄贊》的視角〉，國際佛學研究協會年會,美國亞特蘭大，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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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
http://www.ddc.com.tw/book/chapter.php?id=1684&eid=3418
哈佛博士的學思歷程──鄧偉仁（法鼓佛教學院專任助理教授）（上）
從餐廳經理到南傳佛教僧侶，
從斯里蘭卡、印度到美國芝加哥、哈佛校園，
從上座部佛教到大乘經典注疏研究，
鄧偉仁經歷不同的學習環境，也開啟了不一樣的研究視野，
一路上有哪些峰迴路轉的故事，又領悟了什麼樣的人生哲學？
■ 採訪整理／梁金滿‧黃佳卿
一、您求學的過程和從事佛學研究的因緣為何？其中有哪些重要轉折？
答：因為家庭的關係，我很早就接觸佛教。我的外婆在白聖長老座下皈依，母親親近淨心法師。國中時，母親帶我到臺北佛教蓮舍皈依，大學聯考前，我被要求每天要誦108遍《心經》，放假時偶爾隨家母到佛寺參加法會、拜懺，幫忙辦佛學夏令營，但當時對佛法沒有基本的理解。真正的啟蒙，還是聖嚴法師的《正信的佛教》，說來我與這本書還真是有點因緣，記得發行英文版時，我還曾受譯者之託，幫忙修改梵文、巴利文用詞。
因為家庭經濟因素，我高中還沒畢業就出社會工作了，直到我去斯里蘭卡的肯納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Kelaniya）就讀前，已在飯店餐飲業工作近10年，工作一直很順利，最後一個工作是五星級飯店的西餐部經理。當時我已接近30歲，算是人生第一個重要關卡，因此我思考著要繼續工作？換工作？或是還有其他選擇？
後來在斯里蘭卡遇到我的啟蒙老師──法光法師（Bhikkhu KL Dhammajoti）──一位馬來西亞籍的華人比丘。他的寺院在鄉下，小小的寺院只有他一人，距離學校開車來回要花上六小時，寺院中收容了當地家庭變故、沒人照顧的小孩，法師不僅照顧他們的生活，也送他們上學；在學術方面，他也是少數懂得多種語言的華人學者，很有治學的能力，也由於他的引領，我踏入佛教思想研究之門。
由於大部分大乘佛教經典是從梵文漢譯而來，因此在法光法師的鼓勵下，我前往印度普納大學（University of Poona）攻讀梵文與俗語研究所（Department of Sanskrit and Prakrit Languages）。法光法師告訴我歐洲早就在研究佛學，這些學者也能看中文，往後應該再去歐美學習，為我引出了一個新的視野。
在印度，我遇到了後來在哈佛大學的老師帕蒂爾（Parimal Patil），當時他還是芝加哥大學的博士生，每年都會到印度跟當地的班智達（Pandit，博學者）學習梵文三、四個月，他常到我住的班達卡東方研究中心（The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Pune）找資料。我提到想到美國念書，他則分享了美國佛學研究的情況。由於法光法師的影響，我對於阿毘達摩、說一切有部、《俱舍論》、《大毘婆沙論》等十分感興趣。當我提到想研究中國佛教時，他問我為何《大毘婆沙論》是中國佛教？只因為它是中文？如果我們念英文的《大毘婆沙論》，難道他就是美國佛教嗎？這一點刺激我開始思考，為什麼他們會這麼想？從那時開始，對於一些原來理所當然的事，產生了一些疑惑與思考。
他幫我列了幾個學校，後來我申請到芝加哥大學神學院。到了芝加哥大學，我才開始明白宗教學術研究涉及的範疇、議題、研究方法的廣度和深度。後來才知道，芝大的宗教研究以理論見長，堪稱北美第一。頗長的一段時間我一直迷失在一大堆的「ism」中，不知道「東方主義」 （orientalism） 原來是以西方的眼光看東方、不知道為什麼要對所知的概念「解構」（deconstruct）（按：從理論上來說，佛陀可能是第一位「解構主義者（deconstructionist）」，我們所認為有真實指涉的概念，如「我」，其實只是五蘊的建構）、不知道老師有時候在提個概念時用雙指比畫一下的意思是什麼（原來代表雙引號“ ”），如“宗教”、“道德”、“佛教”等等。碩士畢業後，由於芝大沒有專門研究中國佛教的教授，我決定申請到哈佛大學「宗教研究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the Study of Religion）攻讀博士，由詹美羅（Robert Gimello）當我的指導教授（按：詹美羅教授是聖嚴法師的舊識，聖嚴法師曾邀請他在中華佛研所授課）。
二、請教您負笈斯里蘭卡求學的因緣。在斯里蘭卡求學時，面對最大的困難是什麼？您又如何克服？
答：去斯里蘭卡念書較直接的因緣，是1991年有次休假與母親一同到泰國，參加真頓法師接受泰皇冊封為「華僧尊長」的典禮，家母與法師們熟識，我則抱著旅遊的心態參加。當時在泰國的寺院裡住了約一、二個星期，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南傳佛教的樣貌，在街上可以看到很多出家僧侶，在家人也非常了解如何和出家人互動，那種尊敬的程度讓我印象深刻。
真頓法師來自臺灣，有些弟子與學生在桃園圓光佛學院讀書，知道斯里蘭卡可以學習上座部佛教及巴利文，真頓法師希望送自己的學生前往學習，於是透過新加坡及斯里蘭卡的法師介紹，種種因緣促成了送臺灣學生到斯里蘭卡留學的機會。法師問我有沒有興趣一起去，經法師一問，勾起了我的學習興趣。
決定到斯里蘭卡讀書時，我對巴利文一無所知，對斯里蘭卡也只知道它是一座島，可能和夏威夷差不多。一開始一同去斯里蘭卡的人很多，到最後留下來繼續學習的同學只剩9個人，大部分是圓光佛學院的學生；我們後來才知道，一開始進入的學校不是當地的大學，只是當地法師所辦的佛學院。
發現那不是我們想要的學程之後，輾轉之中我們找到來自馬來西亞的法光法師。法光法師當時在肯納尼亞大學教書，透過他的關係，在我們就讀的是巴利語佛教學系建立了一個給外國學生學習的國際班，把我們和本地學生分開，當地學生用官方語言僧伽羅語（Sinhalese，又稱辛哈勒語）上課，國際班學生則用英文上課，但上課內容是一樣的。這個國際班等於是大學的先修班，為期兩年，也要交作業和考試，如果成績不錯，就可以插班考大學二年級。
在斯里蘭卡，最大的考驗是語言。除了上課、日常生活、洽公購物也都要用英文，由於我先前的工作環境需要用英文會話，因此學習聽講上比較沒問題。但對其他的臺灣法師同學就比較辛苦一點。
另外，從大乘佛教的氛圍轉到南傳佛教的學校學習，由於兩地的佛教觀念相當不同，因此彼此的接受度充滿困難與阻滯。由於當時資訊不足，觀念相對保守，南傳佛教的法師對於來自臺灣的北傳佛教法師並不視為出家眾，頂多視為沙彌，這對法師們在當地道場的參學多少造成困擾；另一方面，南傳佛教不讀大乘經典，也不知道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對臺灣法師們在學習與價值觀上造成許多衝擊，學習上反而有意識形態上的掙扎，而我則是「空」著去的，沒有什麼包袱或掙扎。
三、請分享您在佛學研究領域與研究方法上的關注與開展。
答：我的博士論文寫的是窺基注疏的方法特色研究。在斯里蘭卡期間，法光法師常會讓我們比較漢譯佛典和梵文原典，或者比較阿含經和巴利佛典，很快就發現要對漢譯佛典有精確的解讀，梵文和巴利佛典的輔助是不可或缺的。那時心中不免問：「古代中國僧人懂不懂梵文，如果不懂他們又如何理解漢譯佛典，如何從佛典中理解佛法？」這個問題驅使我開始注意到古代中國僧人的注疏。後來在芝大接觸到不同宗教注疏的比較研究，而了解到注疏對於宗教教義和宗教本身發展的重要性。在所有宗教裡，文本數量最多的不是經典而是注疏。從注疏的研究當中，我們可以試著理解當時經典註釋家對經典的詮釋、作注疏的目的和方法等等，以及其對宗教思想的塑造有什麼影響。不同宗教做比較，會有很多有趣的發現。
宗教學研究領域中對注疏作理論性的研究不多，針對中國佛教注疏的更是少見。例如注疏比較研究的經典之作──卡貝松（José Cabezón）於1998編著的《經院學：概念的跨文化對比》）Scholasticism: Cross-Cultur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便比較天主教、印度教、藏傳佛教，甚至道家、儒家的注疏傳統，唯獨缺少中國佛教注疏。這是我決定研究中國佛教注疏的原因。在眾多的中國佛教古代的註釋高僧，窺基大師特別引起我的注意。
窺基大師的注疏非常多，且涉及各個主要的經典傳統。素來有「百疏論主」的美譽。我認為更重要的是他的註釋風格和方法，可以讓我們看到玄奘一系的「法相宗」（又名「唯識宗」、「慈恩宗」）註釋家，如何設法讓中國佛教僧人對佛經的理解與印度佛教接軌。窺基大師的注疏方法特色包括阿毘達摩架構、梵文文法，以及陳那因明的應用。透過這些方法對佛經有系統的理解，似乎也反映出玄奘在那爛陀大學所學到的學風。
如果窺基的注疏方法能夠好好發揚的話，也許就會對後來的中國佛教有完全不同的塑造。可惜這種學風由於歷史、社會等等因素，兩代以後就沒有傳承了，窺基的著作也逐漸遺失，多年之後才從日本再傳回來。
目前我的研究領域在漢傳佛教主要是透過祖師大德的著作，來了解他們的佛法智慧，了解產生這些智慧背後的歷史、文化、社會、思想等背景。我認為這些古人的智慧正是漢傳佛教或中國佛教的價值所在。另外我的研究領域還包括巴利文佛教、梵語佛典、佛教哲學與現代社會的應用、宗教學理論。（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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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
（摘錄自《人生》雜誌342、343期〈佛學人物〉）
法鼓佛教學院的鄧偉仁老師，他和林書豪一樣都是哈佛大學畢業，是哈佛的宗教學博士，去美國念書之前曾留學斯里蘭卡攻讀巴利文佛教，並在當地出家，後來又前往印度攻讀梵文，之後到芝加哥大學接受西方學術訓練，並進入哈佛大學，求學過程十分豐富且完整。
令小編印象最深刻的是，鄧老師談到佛法對他最大的影響是，人的提昇、乃至下一期生命的提昇，全都要「靠自己」！還有面對不同的觀點時，要有「寬容的理解」，但同時要注意保有「謹慎擇法的判斷」。一席話令小編大大的受用，有請大家一起來分享「哈佛博士鄧偉仁的學思歷程」。
Q：佛學研究對您的生活處世有何影響？
A：佛法對我的人生影響最大的就是，讓我明白不論在生活、事業、學術，甚至是做為一個人的自我提昇、下輩子的提昇，全都要靠自己。佛陀的教法讓我印象最深刻、影響最大的就是「靠自己」，佛陀大概是世界上所有原創宗教裡唯一要信眾「靠自己」的宗教領袖，在那個遙遠的時代，東西方的宗教大多強調靠上帝或神，但是佛陀勇敢地、有智慧地認知到自己的解脫覺悟最終要靠自己。
我還從佛法與學術的學習裡發展出「寬容的理解」的態度，面對不同的看法時變得比較寬容，變得更容易理解；但同時還要注意保有「謹慎擇法的判斷」，這可能跟研究阿毘達磨的性格有關。我覺得有「謹慎擇法的判斷」很重要，但是對於不同的觀點一定要有「寬容的理解」。
記得從斯里蘭卡放暑假回臺灣，當時我似乎完全接受了南傳系統，好像自己所學才是唯一的佛陀教法，把看到的事物都加以否定，認為那些不是佛教。如果我繼續留在斯里蘭卡學習，可能到最後就會變成這樣；但是進入芝加哥大學接觸到的學術訓練對我幫助很大，它告訴我很多我們以為理所當然的認知或價值，常常是社會、文化的建構。所謂的真實性、正統性，不是原來就有，往往涉及「權威或權力」。反而學術強調對事情多元、多視角的認識，或許能更貼近真實。
Q：對於國內的漢傳佛教研究與佛教禪修傳統研究，有何觀察及建議？
A：臺灣目前比較傾向經典解讀與大師思想解讀，缺乏學科研究的方法及意識。……很少做哲學上的反思與建構，建構性的思考讓我可以正面地質疑歷史，誠實地反思宗教教義的實效性，不但可以思考宗教智慧可以如何提昇我們的生命認知與實踐，也可以反過來反思或完善宗教智慧。如果真正了解佛法，掌握到佛法的精義，也可以試著討論，如果佛陀還在世間的話，他會怎麼看待當下社會中所面臨的次文化族群與宗教追求問題，他會怎麼看待過去沒有處理過的問題。
建構哲學（Constructive Philosophy）在西方的確是很重要的思想，尤其經過後現代結構主義的洗滌，不斷對以前認為理所當然的看法提出質疑，解構之後產生許多反省，卻比較少出現新的想法。所以該是臺灣佛學研究進入這些研究導向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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