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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自部落格《譯藝》:
http://hctranslations.blogspot.tw/2015/08/blog-post_2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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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譯人,面對著近兩千年前流傳下來的譯作,在反覆閱讀與翻譯的過程,我逐漸在心中堆砌一個念頭,想向古代的譯師致敬。
曲園老人俞樾曾說:「諸子之書,文詞奧衍,且多古文假借字,注家不能盡通,而儒者又屏置弗道,傳寫苟且,莫或訂正,顛倒錯亂,讀者難之。」這是說,古代知識分子的主流是「研讀、註解、校勘、訓詁、典藏」儒家書籍跟史書,對於諸子百家的典籍,既不慎重抄寫,也沒人肯花時間校勘訂正,不典藏此類書籍,不為他們作註解,也不講授,造成後代閱讀的障礙。
這段話也適用於佛教譯典與摩尼教譯典,將來也有可能會發生在基督教早期翻譯文獻之上。
當教科書或翻譯理論的專書提到以「漢語翻譯」為出發點時,總要將這一句話當作漢譯理論的開創:「始者維祇難出自天竺,以黃武三年(西元224年)來適武昌,僕從受此五百偈本,請其同道竺將焰為譯。將焰雖善天竺語,未備曉漢,其所傳言,或得梵語,或以義出音,近於質直。僕初嫌其為辭不雅,維祇難曰:『佛言:依其義不用飾,取其法不以嚴。其傳經者令易曉,勿失厥義,是則為善。』」但是,在三國支謙的這一段話之前,已有安世高約在西元180年的翻譯,這一將近五十年時期的早期譯作,應該是漢語文獻最早期的翻譯作品,雖然這些譯作都或多或少地流傳下來,可是已經沒人能夠解讀。
閱讀、翻譯、研究、註解這一段時期的譯作,是我對將近1800年前遠渡沙漠來到漢地、並且翻譯經典的譯師表達敬意的一種形式。
對這些翻譯經典的研究與再譯有下列幾種意義:
1. 「人類學」的分支「文化史」裡頭的「宗教研究」:「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人類是唯一有宗教活動的動物。「宗教是相當多種文化中影響極大的元素」,哈佛大學創立時的第一個系是「宗教研究」。「Religious studies is a comparative study, rather than a competitive study.」。
2. 「漢語史研究」:這是一門約在1980年在中國成為顯學的學科,也是少數幾門中國學者大幅領先台灣學者的人文學科(其他在世界受到矚目的學科,例如「敦煌學」)。這門學科以漢字音義、詞彙演變與句法分析為範圍,針對「漢語」在「上古、中古、近代、現代」的斷代進行各時期的特性研究。漢譯佛典在中古漢語史的研究範圍是不可或缺的文獻。
《世說新語,方正第五》47:「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云:『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
蕭艾《世說探幽》認為此段的句讀應作「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云:『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日本人目加田誠《世說新語》認為「杜、許」為兩人,句讀應作:「王述轉尚書令,事行便拜。文度云:『故應讓杜、許。』藍田云:『汝謂我堪此不?』」
3. 「翻譯史研究」,(含「偽裝的翻譯」)。
4. 「印度學研究」:相對於「漢學」、「伊朗學」的研究,印度學逐漸在世界各研究機構成為重要的分支。漢譯佛教文獻是「中古印度學研究」的重要材料。實際上,有幾次重大的印度考古發現,是參考晉法顯《佛國記》、玄奘《大唐西域記》而選定挖掘地址的。
5. 「中亞史」、「印度、中亞、中國文化交通史」。對於粟特、鐵勒等民族在南北朝、隋唐的影響給傳統「南北朝史」、「隋唐史」不同的視角。例如安祿山的「祿山」是粟特語意指「光明」,安祿山本人為「鐵勒」(?)。
6. 「台語研究」:漢譯佛典作為「台語錄音機」。
我踏入此一翻譯與研究範圍,主要有兩個動機。最早是將漢譯佛典當作「台語錄音機」,去尋找一個漢字、一件事物的台語讀音。我認為台語不該當作一個沒有歷史的語言,應該顯現台語的歷史地位與其衍化、蛻變。將台語置於漢語之外,或者蒙上眼睛不理台語、漢語的緊密關係;這樣的思維不管是在歷史研究、或是在台灣學童教育的規劃,都不是明智之舉。
在此簡單舉兩個例子,稍後再詳細解說。只要對漢語、漢字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漢語分成「平、上、去、入」四聲,從佛典漢譯當中,可以發現譯經者蓄意運用一些入聲的特性來表達印度語言的特性;例如「舍利弗 Sāriputta」,用「弗」這個入聲字來模擬「put」的音。
另外如用「瞿曇」來翻譯「Gotama」,比現代的譯音「喬達摩」精準。又如以「窣堵波」翻譯「stupa」,這些都可以讓我們確認或還原「瞿」、「弗」、「窣」等字的台語讀音。
進入跨語言《法句經》研究是一場意外,在一個會議中,我指出,在現存的四種漢譯《法句經》所新加的新式標點符號,這些標點作得相當草率(當時我的用詞是「率爾為之」)。主事者認為標點團隊都是一時之選,不能因些許失誤而抹煞他們的辛勞成果。會議後,主事者建議,如果我認為其中錯誤很多,何不親自標點看看?
在標點的過程,我定義了先校勘、後標點的程序,其中最大的工程是建立「對應偈頌對照表」與「以對應偈頌來解讀翻譯」兩種方法。
依照一般的思維,佛教的《法句經》應該只有一本,事實上不是如此。從<表1>來看,表上所列的七種版本,篇章次序不同、偈頌多寡不同、印度文本的語言不同。我們看近代「死海古卷」(約西元前68-250年)的出土一樣,在關於「基督教義、猶太教義」、「基督教傳播史」、「古希伯來文的文字及書寫工具」等等方面帶給人類新的視野。<表1> 各本《法句經》的實體抄本,以犍陀羅《法句經》寫本鑑定為西元50-150年為最早,漢譯《法句經》的寫本以敦煌殘卷(P. 2381 伯希和,法藏2381號)為最早,年代約在西元 300-400年。
在向古代譯師致敬的同時,也預祝、期望一百年後(西元2115年)仍然有人閱讀我們的譯作,認為我們的譯作曾經對文明的進展作了或多或少的貢獻。
<表1> 各本《法句經》的偈頌總數與品名對照表
各本《法句經》 | 偈頌總數 | 品名(第一品) | 品名(最後一品) |
T210 《法句經》 | 758 | 無常品 | 吉祥品 |
T212《出曜經》 | 867 | 無常品 | 梵志品 |
T213《法集要頌經》 | 929 | 有為品 | 梵志品 |
巴利《法句經》 | 423 | 雙品 Yamaka vaggo | 婆羅門品 Brāhmaṇa vaggo |
梵文《法句經》 | 1050 | 無常品 | 婆羅門品 Brāhmaṇavarga |
犍陀羅《法句經》 | (540) | 婆羅門品 Brāhmaṇa vaggo | 殘缺 |
波特那《法句經》 | 414 | 雙品 Jama vaggo | 蛇品 Uraga vag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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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j2PksnDBsi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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