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援庵先生(垣)在這二十多年之中，搜集了幾種很可寶貴的《元典章》抄本；民國十四年故宮發現了元刻本，他和他的門人曾在民國十九年夏天用元刻本對校沈家本刻本，後來又用諸本互校，前後費時半年多，校得沈刻本訛誤、衍脫、顛倒之處凡一萬二千餘條，寫成《元典章校補》六卷，又補闕文三卷，改訂表格一卷（民國二十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刊行）。《校補》刊行之後，援庵先生又從這一萬二千多條錯誤之中，挑出一千多條，各依其所以致誤之由，分別類例，寫成《元典章校補釋例》六卷。我和援庵先生做了幾年的鄰舍，得讀《釋例》最早，得益也最多。他知道我愛讀他的書，所以要我寫一篇《釋例》的序。我也因為他這部書是中國校勘學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論，所以也不敢推辭。
校勘之學起於文件傳寫的不易避免錯誤。文件越古，傳寫的次數越多，錯誤的機會也越多。校勘學的任務是要改正這些傳寫的錯誤，恢復一個文件的本來面目，或使他和原本相差最微。校勘學的工作有三個主要的成分：一是發現錯誤，二是改正，三是證明所改不誤。
發現錯誤有主觀的，有客觀的。我們讀一個文件，到不可解之處，或可疑之處，因此認為文字有錯誤：這是主觀的發現錯誤。因幾種「本子」的異同，而發現某種本子有錯誤：這是客觀的。主觀的疑難往往可以引起「本子」的搜索與比較；但讀者去作者的時代既遠，偶然的不解也許是由於後人不能理會作者的原意，而未必真由於傳本的錯誤。況且錯誤之處未必都可以引起疑難，若必待疑難而後發現錯誤，而後搜求善本，正誤的機會就太少了。況且傳寫的本子，往往經「通人」整理過；若非重要經籍，往往經人憑己意增刪改削，成為文從字順的本子了。不學的寫手的本子的錯誤是容易發現的，「通人」整理過的傳本的錯誤是不容易發現的。試舉一個例子為證。坊間石印《聊齋文集》附有張元所作《柳泉蒲先生墓表》，其中記蒲松齡「卒年八十六」。這是「卒年七十六」之誤，有《國朝山左詩抄》所引墓表，及原刻碑文可證。但我們若單讀「卒年八十六」之文，而無善本可比較，決不能引起疑難，也決不能發現錯誤。又《山左詩抄》引這篇墓表，字句多被刪節，如云：
「(先生)少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父歷友結郢中詩社。」
此處無可引起疑難；但清末國學扶輪社鉛印本《聊齋文集》載墓表全文，此句乃作：
「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伯父歷視友，旋結為郢中詩社。」（甲本）
依此文，「歷視」為從父之名，「友」為動詞，「旋」為「結」之副詞，文理也可通。石印本《聊齋文集》即從扶輪社本出來，但此本的編校者熟知《聊齋誌異》的掌故，知道「張歷友」是當時詩人，故石印本墓表此句改成下式：
「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伯父歷友親，旋結為郢中詩社。」（乙本）
最近我得墓表的拓本，此句原文是：
「與同邑李希梅及余從伯父歷友、視旋諸先生結為郢中詩社。」（丙本）
視旋是張履慶，為張歷友（篤慶）之弟，其詩見《山左詩抄》卷四十四。他的詩名不大，人多不知道「視旋」是他的表字；而「視旋」二字出於《周易˙履卦》，「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很少人用這樣罕見的表字。甲本校者竟連張歷友也不認得，就妄倒「友視」二字，而刪「諸先生」三字，是為第一次的整理。乙本校者知識更高了，他認得「張歷友」，而不認得「視旋」，所以他把「視友」二字倒回來，而妄改「視」為「親」，用作動詞，是為第二次的整理。此兩本文理都可通，雖少有疑難，都可用主觀的論斷來解決。倘我們終不得見此碑拓本，我們終不能發現甲乙兩本的真錯誤。這個小例子可以說明校勘學的性質。校勘的需要起於發現錯誤，而錯誤的發現必須倚靠不同本子的比較。古人稱此學為「校讎』，劉向《別錄》說：「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為讎。」其實單讀一個本子，「校其上下」，所得謬誤是很有限的；必須用不同的本子對勘，「若怨家相對」，一字不放過，然後可以「得謬誤」。
改正錯誤是最難的工作。主觀的改定，無論如何工巧，終不能完全服人之心。《大學》開端「在親民」，朱子改「親」為「新」，七百年來，雖有政府功令的主持，終不能塞反對者之口。校勘學所許可的改正，必須是在幾個不同的本子之中，選定一個最可靠或最有理的讀法。這是審查評判的工作。我所謂「最可靠」的讀法，當然是最古底本的讀法。如上文所引張元的聊齋墓表，乙本出於甲本，而甲本又出於丙本，丙本為原刻碑文，刻於作文之年，故最可靠。我所謂「最有理」的讀法，問題就不能這樣簡單了。原底本既不可得，或所得原底本仍有某種無心之誤（如韓非說的郢人寫書而多寫了「舉燭」二字，如今日報館編輯室每日收到的草稿），或所得本子都有傳寫之誤，或竟無別本可供校勘，——在這種情形之下，改正謬誤沒有萬全的方法。約而言之，最好的方法是排比異同各本，考定其傳寫的先後，取其最古而又最近理的讀法，標明各種異讀，並揣測其所以致誤的原因。其次是無異本可互勘，或有別本而無法定其傳授的次第，不得已而假定一個校者認為最近理的讀法，而標明原作某，一作某，今定作某是根據何種理由。如此校改，雖不能必定恢復原文，而保守傳本的真相以待後人的論定，也可以無大過了。
改定一個文件的文字，無論如何有理，必須在可能的範圍之內提出證實。凡未經證實的改讀，都只是假定而已，臆測而已。證實之法，最可靠的是根據最初底本，其次是最古傳本，其次是最古引用本文的書。萬一這三項都不可得，而本書自有義例可尋，前後互證，往往也可以定其是非，這也可算是一種證實。此外，雖有巧妙可喜的改讀，只是校者某人的改讀，足備一說，而不足成為定論。例如上文所舉張元墓表之兩處誤字的改正，有原刻碑文為證，這是第一等的證實。又如《道藏》本《淮南內篇˙原道訓》：「是故鞭噬狗，策蹄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欲寅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這裡「欲寅」各本皆作「欲害」。王念孫校改為「欲宍」。他因為明劉績本注云「古肉字」，所以推知劉本原作「宍」字， 只因草書「害」 字與「宍」相似，世人多見「害」，少見「宍」，故誤寫為「害」。這是指出所以致誤之由，還算不得證實。他又舉二證：一、《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 ， 「斷竹續竹，飛上逐宍」，今本宍作害；二《論衡˙感虛》篇，「廚門木象生肉足」，今本《風俗通義》肉作害，害亦宍之誤。這都是類推的論證，因《論衡》與《吳越春秋》的「宍」誤作「害」，可以類推《淮南書》也可以有同類的誤寫。類推之法由彼例此，可以推知某種致誤的可能，而終不能斷定此誤必同於彼誤。直到顧廣析校得宋本果作「欲宍」，然後王念孫得一古本作證，他的改讀就更有力了。因為我們終不能得最初底本，又因為在義理上「欲害」之讀並不遜於「欲肉」 之讀（《文子·道原》篇作「欲害之心忘乎中」），所以這種證實只是第二等的，不能得到十分之見。又如《淮南》同篇：「上游于霄雿之野，下出于無垠之門』，王念孫校，「無垠」下有「鄂」字。他舉三證：一、《文選˙西京賦》「前後無有垠鄂」的李善注：「《淮南子》曰，出於無垠鄂之門。許慎曰，垠鄂，端崖也。」二、《文選˙七命》的李善注同。三、《太平御覽》地部二十：「《淮南子》曰，下出乎無垠鄂之門。高誘曰，無垠鄂，無形之貌也。」這種證實，雖不得西漢底本，而可以證明許慎、高誘的底本如此讀，這就可算是第一等的證實了。
所以校勘之學無處不靠善本：必須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謬誤；必須依據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謬誤；必須有古本的依據，方才可以證實所改的是非。凡沒有古本的依據，而僅僅推測某字與某字「形似而誤」，某字「涉上下文而誤」的，都是不科學的校勘。以上三步工夫，是中國與西洋校勘學者共同遵守的方法，運用有精有疏，有巧有拙，校勘學的方法終不能跳出這三步工作的範圍之外。援庵先生對我說，他這部書是用「土法」的。我對他說：在校勘學上，「土法」和海外新法並沒有多大的分別。所不同者，西洋印書術起於十五世紀，比中國晚了六七百年，所以西洋古書的古寫本保存的多，有古本可供校勘，是一長。歐洲名著往往譯成各國文字，古譯本也可供校勘，是二長。歐洲很早就有大學和圖書館，古本的保存比較容易，校書的人借用古本也比較容易，所以校勘之學比較普及，只算是治學的人一種不可少的工具，而不成為一二傑出的人的專門事業。這是三長。在中國則刻印書流行以後，寫本多被拋棄了；四方鄰國偶有古本的流傳，而無古書的古譯本；大學與公家藏書又都不發達，私家學者收藏有限，故工具不夠用，所以一千年來，夠得上科學的校勘學者，不過兩三人而已。
中國校勘之學起源很早，而發達很遲。《呂氏春秋》所記「三豕涉河」的故事，已具有校勘學的基本成分。劉向、劉歆父子校書，能用政府所藏各種本子互勘，就開校讎學的風氣。漢儒訓注古書，往往註明異讀，是一大進步。《經典釋文》廣收異本，遍舉各家異讀，可算是集古校勘學之大成。晚唐以後，刻印的書多了，古書有了定本，一般讀書人往往過信刻板書，校勘之學幾乎完全消滅了。
十二世紀晚期，朱子斤斤爭論《程氏遺書》刻本的是非；十三世紀之初，周必大校刻《文苑英華》 一千卷（適按，周必大死在西元 1204年），在自序中痛論「以印本易舊書，是非相亂」之失，又略論他校書的方法；彭叔復作《文苑英華辨證》十卷，詳舉他們校讎的方法，清代校勘學者顧廣圻稱為「校讎之楷模」。彭叔夏在自序中引周必大的話：
「校書之法，實事是正，多聞闕疑。」
他自己也說：
「叔夏年十二、三時， 手抄太祖皇帝實錄，其間云：『興衰治囗之源』，闕一字，意謂必是『治亂』。後得善本，乃作『治忽』。三折肱為良醫，信知書不可以意輕改。」
這都是最扼要的校勘方法論。所以我們可以說，十二、三世紀之間是校勘學的復興時代。
但後世校書的人，多不能有周必大那樣一個退休宰相的勢力來「遍求別本」，也沒有他那種「實事是正，多聞闕疑」的精神，所以十三世紀以後，校勘學又衰歇了。直到十七世紀方以智、顧炎武諸人起來，方才有考訂古書的新風氣。三百年中，校勘之學成為考證學的一個重要工具。然而治此學者雖多，其中真能有自覺的方法，把這門學問建築在一個穩固的基礎之上的，也不過寥寥幾個人而已。
縱觀中國古來的校勘學所以不如西洋，甚至於不如日本，其原因我已說過，都因為刻書太早，古寫本保存太少；又因為藏書不公開，又多經劫火，連古刻本都不容易保存。古本太缺乏了，科學的校勘學自不易發達。王念孫、段玉裁用他們過人的天才與功力，其最大成就只是一種推理的校勘學而已。推理之最精者，往往也可以補版本的不足。但校讎的本義在於用本子互勘，離開本子的搜求而費精力於推敲，終不是校勘學的正軌。我們試看日本佛教徒所印的弘教書院的《大藏經》及近年的《大正新修大藏經》的校勘工作，就可以明白推理的校勘不過是校勘學的一個支流，其用力甚勤而所得終甚微細。
陳援庵先生校《元典章》的工作，可以說是中國校勘學的第一偉大工作，也可以說是中國校勘學的第一次走上科學的路。前乎此者，只有周必大、彭叔夏的校勘《文苑英華》差可比擬。我要指出援庵先生的《元典章校補》及《釋例》，有可以永久作校勘學的模範者三事：第一，他先搜求善本，最後得了元刻本，然後用元人的刻本來校元人的書；他拼得用極笨的死工夫，所以能有絕大的成績。第二，他先用最古刻本對校，標出了所有的異文，然後用諸本互校，廣求證據，定其是非，使我們得一個最好的，最近於祖本的定本。第三，他先求得了古本的根據，然後推求今本所以致誤之由，作為「誤例」四十二條，所以他的「例」都是已證實的通例：是校後歸納所得的說明，不是校前所假定的依據。 此三事都足以前無古人，而下開來者，故我分開詳說如下：
第一，援庵先生是依據同時代的刻本的校勘，所以是科學的校勘，而不是推理的校勘。沈刻《元典章》的底本，乃是間接的傳抄本，沈家本跋原抄本說，「此本紙色分新舊：舊者每半頁十五行，當是影抄元刻本；新者每半頁十行，當是補抄者，蓋別一本。」但他在跋尾又說：「吾友董綬金赴日本，見是書，據稱從武林丁氏假抄者。」若是從丁氏假抄的，如何可說是「影抄元刻本」呢？這樣一部大書，底本既是間接又間接的了，其中又往往有整幾十頁的闕文，校勘的工作必須從搜求古本入手。援庵先生在這許多年中，先後得見此書的各種本子，連沈刻共有六本。 我依他的記載，參以沈家本原跋，作成此書底本源流表：(版主案：此表請見原書)
援庵先生的校補，全用故宮元刻本（甲一）作根據，用孔本(丁下)補其所闕「祭祀門」，又用各本互校，以補這兩本的不足。因為他用一個最初的元刻本來校一部元朝的書，所以能校得一萬二千條的錯誤，又能補得闕文一百零二頁之多！試用這樣偉大的成績，比較他二十年前「無他本可校」時所「確知為訛誤者若干條」，其成績的懸絕何止百倍？他在本書第四十三章裡，稱此法為「對校法」，他很謙遜的說：
「此法最簡便，最穩當，純屬機械法；其主旨在校異同，不校是非，故其短處在不負責任：雖祖本或別本有訛，亦照式錄之。而其長處則在不參己見；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別本之本來面目。故凡校一書，均須先用對校法，然後再用其他校法。」
他又指出這個法子的兩大功用：
(一)有非對校不知其誤者，以其表面上無誤可疑也。例如：
元關本錢二十定； 元刻作二千定
大德三年三月； 元刻作五月
(二)有知其誤，非對校無以知為何誤者。例如：
每月五十五日； 元刻作每五月十五日。
此外，這個對校法還有許多功用，如闕文，如錯簡，如倒葉，如不經見的人名地名或不經見的古字俗字，均非對校無從猜想。故用善本對校是校勘學的靈魂，是校勘學的唯一途徑。向來學者無力求善本，又往往不屑作此種「機械」的笨工作，所以校勘學至今不曾走上科學的軌道。援庵先生和他的幾位朋友費了八十日的苦工，從那機械的對校裡得著空前的大收穫，使人知道校書「必須先用對校法」，這是他奠定新校勘學的第一大功。
第二，他用無數最具體的例子來教我們一個校勘學的根本方法，就是：先求得底本的異同，然後考定其是非。是非是異文的是非，沒有異文，那有是非？向來中國校勘學者，往往先舉改讀之文，次推想其致誤之由，最後始舉古本或古書引文為證。這是不很忠實的記載，並且可以迷誤後學。其實真正校書的人往往是先見古書的異文，然後定其是非；他們偏要倒果為因，先列己說，然後引古本異文為證，好像是先有了巧妙的猜測，而忽得古本作印證似的！所以初學的人，看慣了這樣的推理，也就以為校勘之事是應該先去猜想而後去求印證的了！所以我們可以說，古來許多校勘學者的著作，其最高者如王念孫、王引之的，也只是教人推理的法門，而不是校書的正軌；其下焉者，只能引學者走上捨版本而空談校勘的迷途而已。校勘學的不發達，這種迷誤至少要負一部分的責任。援庵先生的《校補》，完全不用這種方法，他只根據最古本，正其誤，補其闕；其元刻誤而沈刻不誤者，一概不校；其有是非不易決定者，姑仍其舊。他的目的在於恢復這書的元刻本來面目，而不在於炫示他的推理的精巧。至於如何定其是非，那是無從說起的。他的一部《釋例》，只是對我們說：要懂得元朝的書，必須多懂得元朝的特殊的制度，習俗，語言，文字。這就是說：要懂得一個時代的書，必須多懂得那個時代的制度，習俗，語言，文字。那是個人的學問知識的問題，不是校勘學本身的問題。校勘的工作只是嚴密的依據古本，充分的用我們所用的知識學問來決定那些偶有疑問的異文的是非，要使校定的新本子至少可以比得上原來的本子，甚至於比原來的刻本還更好一點。如此而已！援庵先生的工作，不但使我們得見《元典章》的元刻的本來面目，還參酌備本，用他的淵博的元史知識，使我們得著一都比元刻本更完好的《元典章》，這是新校勘學的第一大貢獻。
第三，援庵先生的四十二條「例」，也是新校勘學的工具，而不是舊校勘學的校例。校勘學的「例」只是最普通的致誤之由。校書所以能有通例，是因為文件的誤寫都由寫人的無心之誤，或有心之誤；無心之誤起於感官（尤其是視官）的錯覺；有心之誤起於有意改善一個本子而學識不夠，就以不誤為誤。這都是心理的現象，都可以有心理的普通解釋，所以往往可以歸納成一些普通致誤的原因，如「形似而誤」，「涉上文而誤」，「兩字誤為一字」，「一字誤分作兩字」，「誤收旁注文」等等。彭叔夏作《文苑英華辨證》，已開校例之端。王念孫《讀淮南內篇》的第二十二卷，是他的自序（作於嘉慶二十年乙亥(1815)），『推其致誤之由」（「則傳寫訛脫者半，憑意妄改者亦半也」），列舉普通誤例四十四條，又因誤而失韻之例十八條，逐條引《淮南子》的誤文作例子。後來俞樾作《古書疑義舉例》，其末三卷裡也有三十多條校勘的誤例，逐條引古書的誤文作例子。俞樾在校勘學上的成績本來不很高明，所以他的「誤例」頗有些是靠不住的，而他舉的例子也往往是很不可靠的。例如他的第一條「兩字義同而衍例」，就不成一條通例，因為寫者偶收旁注同義之字，因而誤衍，或者有之；而無故誤衍同義之字，是很少見的。他舉的例子，如硬刪《周易·履》六三「跛能履，不足以與行也」的「以」字；如硬刪《左傳》隱元年「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的「曰」字；如硬刪《老子》六十八章「是謂配天古之極」的「天」字，都毫無底本的根據，硬斷為「兩字義同而衍」，都是臆改古書，不足為校勘學的誤例。王念孫的六十多條「誤例」，比俞樾的高明多了。他先校正了《淮南子》九百餘條，然後從他們歸納出六十幾條通例，故大體上都還站得住。但王念孫的誤例，分類太細碎，是一可議；《淮南》是古書，古本太少，王氏所校頗多推理的校勘，而不全有古書引文的依據，是二可議；論字則草書隸書篆文雜用，論韻則所謂「古韻部」本不是嚴格的依據，是三可議。校勘的依據太薄弱了，歸納出來的「誤例」也就不能完全得人的信仰。
所謂「誤例」，不過是指出一些容易致誤的路子，可以幫助解釋某字何以訛成某字，而絕對不夠證明某字必須改作某字。前人校書，往往引一個同類的例子，稱為「例證」，是大錯誤。俞樾自序《古書疑義舉例》，說：「使童蒙之子習知其例，有所據依，或亦讀書之一助乎？」這正是舊日校勘家的大病。例不是證，不夠用作「據依」。而淺人校書隨意改字，全無版本的根據，開口即是「形似而誤」，「聲近而誤」，「涉上文而誤」，好像這些通常誤例就可證實他們的臆改似的！中國校勘學所以不上軌道，多由於校勘學者不明「例」的性質，誤認一個「個體」的事例為有普遍必然性的律例，所以他們不肯去搜求版本的真依據，而僅僅會濫用「誤例」的假依據。
援庵先生的《釋例》所以超越前人，約有四端：第一，他的校改是依據最古刻本的，誤是真誤，故他的「誤例」是已證實了的誤例。第二，他是用最古本校書，而不是用「誤例」校書；他的「誤例」是用來「疏釋」已校改的謬誤的。第三，他明明白白的說他的校法只有四個，此外別無用何種「誤例」來校書的懶法子。第四，他明說這些「誤例」不過是用來指示「一代語言特例，並古籍竄亂通弊」。他所舉的古書竄亂通弊不過那最普通的七條(十二至十八)，而全書的絕大部分，自第十九例以下，全是元代語言特例，最可以提醒我們，使我們深刻的瞭解一代有一代的語言習慣，不可憑藉私見淺識來妄解或妄改古書。他這部書的教訓，依我看來，只是要我們明白校勘學的最可靠的依據全在最古的底本；凡版本不能完全解決的疑難，只有最淵博的史識可以幫助解決。書中論「他校法」一條所舉「納失失」及「竹忽」兩例是最可以供我們玩味的。
我們慶賀援庵先生校補《元典章》的大工作的完成，因為我們承認他這件工作是「土法」校書的最大成功，也就是新的中國校勘學的最大成功。
二十三，十，八
(原載1934年《國學季刊》第4卷第3號。又收入1934年10月出版的陳垣《元典章校補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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