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八尖山經行下來，滿頭大汗，雞冠刺桐、含笑花、山牡丹、杜鵑花、阿勃勒花均已盛開，福嚴精舍木荷已開的半謝，未開的當在此五日內開放，想必再上山賞花去。
Dear HC,
在閱讀「佛典校勘」的相關資料時，到圖書館查閱歷年的《文獻》季刊(中國出版)，
2007 年第三期151-153頁，有胡適的信刊載於1920年的《安徽省立第二師範學校雜誌》，作者吳元康宣稱，此為胡適致校長「胡晉接」的信，另一函為1920.8.2，胡適寄自南京市。作者宣稱，2003年出版的《胡適全集》未收此兩信，跟你借的《胡適的日記》也沒有此段的日記，作者稱此為「佚函」。
我已經將此三頁影印下來，星期三帶給你，近日我會先將此兩封信貼出。
如我所宣稱的，胡適〈校勘學方法論〉作於 1934年十月，從那時起，如果佛教界就腳踏實地去作校勘，至少積累了七十多年的校勘成果，翻閱手上新版的佛經，有的無標點符號，有的有，但，不是「百衲本」，就是「死校」，可見「佛典校勘學」仍待開發深耕。
Ken Su
原作者吳元康估量此封信為1919年下半年或1920年初。
我有一件事，要請先生幫忙。我現在搜求績溪漢學家的遺著，只搜得下列各書：
胡秉虔《說文管見》、《古韻論》、《卦本圖考》
胡匡衷《鄭氏儀禮目錄校正》
胡培翬《儀禮正義》、《禘袷答問》
此外如胡培翬先生之《研六室文集》之類，竟尋不到單行本。這幾位都是先生同族，不知先生能替我訪求他們的著作否？如有此項書籍，我極願購買，價略貴點亦不妨，總以愈完備愈好。又這幾位先生的事蹟，貴族譜上定有私傳，不知先生能為我鈔一份嗎？事蹟、著書目、生死年月、愈詳愈好。如有未刊的著作，如信稿、日記之類，若能雇人鈔一份，更是我極盼望的事。鈔費郵費，當由我這裡匯寄。我近來搜求清朝一代漢學家的書籍，故極願先從績溪下手。愈完備愈好。先生若能幫忙，我真感謝不盡了。匆匆奉覆，順祝先生平安。
第二封信有日期是1920年8月2日，當時南京高師正在南京開辦暑期學校，胡適擔任「白話文法」等課程，從南京寄此信給胡晉接。
前承先生鈔寄胡氏兩先生的家傳，都已收到了。春喬先生的傳，有國史本傳，現載《耆獻類徵》內，我已有了。此次先生鈔寄的兩傳，尚不在《耆獻類徵》內，故甚可寶貴。又承賜寄肇昕公之齋中讀書詩，感謝感謝。頃在《聚學軒叢書》內，見有胡紹勛(文甫)之《四書拾義》及胡紹瑛(枕泉)之《文選箋證》兩種，皆有價值，尊族真可算是多人材了。可惜諸先生的著作，大半殘佚，真是不幸事。我很盼望先生，在鄉黨間，隨時搜集已刻未刻之本，錄副實存，我很想將來選刊一部《績溪叢書》，內包諸胡及石鶴舫詩詞、陳浦孫、邵班卿及先君之遺著，但不知此願何時始能實行。鄉間人來，皆說吾績學務大有起色，此皆先生提倡之力，深所欽佩。我為戰亂所阻，至昨夜(八月一夜)始到南京，今日上課，百忙中草此奉謝，即祝先生暑中安好。
原作者吳元康附註：「春喬先生」即是胡秉虔；「肇昕公」為胡肇昕，乃胡秉虔之孫。
以下引自部落格《胡適之先生的世界》
http://hushihhc.blogspot.com/2011/05/c-c-shu.html
老舍 C. C. Shu
《文牛：老舍生活自述》老舍約在1958年談「五四」時說，因他恭逢盛會，才成作家。老舍和胡適等人寫其母親的文章，現在是「名文」。
這是第一篇
老舍致胡適的一封佚信
2007-06-22 周红 中華讀書報
20世紀30年代出版的《老張的哲學》
〈老舍致胡適的一封佚信〉
1926年7月號的《小說月報》開始連載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作者是個陌生的名字「舒慶春」，從8月號起，改署筆名「老舍」，此後不久，遠在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的中文教員舒慶春開始以「老舍」的名字為人們所熟知。至1930年回國，老舍已完成三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這三部長篇小說都在《小說月報》連載，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單行本，風行一時，老舍由一位成功的教員轉型為一個成功的「寫家」，開始了他的悲欣交加的創作歷程。然而人們不知道的是，作者自己曾經後悔將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寄給《小說月報》的主編鄭振鐸，後悔這部稿子未經修改而與世人見面。耿雲志先生主編的《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37冊中，收有1926年9月30日老舍在倫敦寫給胡適的一封信，此信透露了老舍早期創作中的一些真實心跡，然而卻一直為研究老舍的學者所忽略，不僅《老舍全集》失收，張桂興先生的《〈老舍全集〉補正》和《老舍年譜》（修訂本）也沒有提及這封重要的信，近幾年出版的一些老舍研究專著和老舍傳記也均未採用這件重要的新材料。
適之先生：
先介紹我自己：舒舍予，北京人。現在東方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教京話和中國文學。我讀過先生的著作，在教育部國語講習會聽過先生的講演，可是先生不認識我。
我打算看你去，不知何時得暇？
我剛寫成一部小說，想求先生給看一看。原因：
1、我前者作了一個小說，寄給上海鄭振鐸。他已允代刊印，我又後悔了！因為，我匆匆寫好，並沒加修正，可是鄭說，已經付印，無法退回。所以這次我想非請個人給我看一看不可。
2、我的小說寫得非常可笑，可是，是否由滑稽而入於「討厭」，我自己不知道。這又是一個要請教的地方。
我的小說約有三百頁，三四天便可看完，如先生不十分忙，我真希望能代我看一看！如先生太忙，我就不敢去了。
敬祝平安！
舒舍予拜
我的通信處：
C. C. Shu
31. St． James's Square
Holland park W．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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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目前已經披露的材料來看，這是老舍最早的關於自己創作的書信，對於了解和研究老舍的早期創作無疑有著重要的史料價值。此時《小說月報》剛開始連載《老張的哲學》，第二部長篇小說《趙子曰》也剛剛脫稿，老舍想請胡適看的應該就是這部《趙子曰》。而胡適這段時間正好在英國倫敦參加中英庚款會議，緊張的公務之餘，忙於查訪倫敦和巴黎所藏的敦煌經卷，並且有了重要發現，特別是大英博物館的材料對他日後研究神會和尚和禪宗史大有裨益。幾十年後胡適在做口述自傳時對此依然津津樂道：「我在倫敦看了一百卷；在巴黎看了五十卷。使我且驚且喜的則是我居然發現了有許多有關中國禪宗史的重要資料；尤其是有關八世紀中國北派禪宗和其同時的其他禪宗各支的資料。」「在1926年之前我們所知有關神會和尚的著述只寥寥659個字，這個短篇對這位禪宗歷史的真正創造者的了解實在太有限了。可是在1926年我竟然找到了約有兩萬字上下的資料。」（《胡適口述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版）對老舍這封謙遜而又略顯唐突的信，胡適有沒有作覆不得而知。但可以想像，在那樣忙碌的時候讓胡適專門抽出三四天時間去看一部長篇小說幾乎是不可能的。
不過，從胡適一直堅守的寫實的文學觀來看，估計此時的他也不會欣賞老舍的這部長篇小說。據老舍的好友梁實秋回憶：「胡適先生對於老舍的作品評價不高，他以為老舍的幽默是勉強造作的。」（《梁實秋懷人叢錄》，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1年2月版）
同時，這封佚信對於我們辨正一些在老舍早期創作上的認識也很有幫助。如舒乙在其最近出版的《我的父親老舍》一書中曾經這樣描述《老張的哲學》完稿之後的情形：
恰好這時《小說月報》主編鄭振鐸在倫敦住了幾個月。他對父親說：「既然寫好一部，就拿給我看看嘛。」父親讓他看了原稿，鄭振鐸的評價是：「這不是很好嗎！」 父親這才把稿子一卷，往郵筒裡一扔，寄給了北京的白滌洲。白看完之後，按父親的意思，給了羅常培，羅看完了又轉呈給魯迅先生。魯迅先生的看法是「地方色彩頗濃厚，但技巧尚有可商量的地方。」 （見羅常培：《我與老舍》，1944年4月19日昆明《掃蕩報》副刊）
這段表述其實是不準確的。
《老張的哲學》1926年完稿，這一年鄭振鐸尚在國內主編《小說月報》，1927年5月，鄭振鐸才因「四一二」後白色恐怖加劇，在眾多親友催促下遠赴法國，由葉聖陶代其主編《小說月報》。到歐洲以後，鄭振鐸曾先後幾次與老舍通信、聚餐。顯然，1926年連載的《老張的哲學》、1927年連載的《趙子曰》這兩部長篇小說的原稿都是老舍從倫敦郵寄給上海的鄭振鐸的，而不是在歐洲當面交給他的。
魯迅對《老張的哲學》的評價來源於老舍的好友羅常培的說法，這一說法長期以來為研究老舍的學者們所接受。然而，從老舍寫給胡適的這封信以及魯迅與羅常培的交往情況來看，老舍的《老張的哲學》似乎並沒有給魯迅看過。一、老舍此信中說：「我前者作了一個小說，寄給上海鄭振鐸。他已允代刊印，我又後悔了！因為，我匆匆寫好，並沒加修正，可是鄭說，已經付印，無法退回。所以這次我想非請個人給我看一看不可。」有了這第一次的教訓，所以寫作《趙子曰》和《二馬》的時候他才格外認真謹慎。除了在結構上更用心之外，還請其他人幫忙看稿、提意見。反過來也可以看出，老舍創作《老張的哲學》的時候，「玩票」的意味似乎更多一些，除了許地山，並未讓其他人看過，這一點老舍自己在《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中說起過，小說寫完後，「許地山兄來到倫敦；一塊兒談得沒有什麼好題目了，我就掏出小本給他念兩段。他沒給我什麼批評，只顧了笑。後來，他說寄到國內去吧。我倒還沒有這個勇氣；即使寄去，也得先修改一下。可是他既不告訴我哪點應當改正，我自然聞不見自己的腳臭；於是馬馬虎虎就寄給了鄭西諦兄——並沒掛號，就那麼捲了一卷扔在郵局。兩三個月後，《小說月報》居然把它登載出來，我到中國飯館吃了頓『雜碎』，作為犒賞三軍」。第二部小說《趙子曰》寫完後，老舍說曾「交給寧恩承兄先讀一遍，看看有什麼錯兒；他笑得把鹽當作了糖，放到茶裡，在吃早飯的時候。」 （《我怎樣寫〈趙子曰〉》）在1935年的這篇創作談中，已是名作家的老舍描述了好友寧恩承當年替他看《趙子曰》的情形，卻並未指出他還曾致信胡適或請其他人請求看稿的事。這封致胡適的佚信讓我們看到，老舍對第二部長篇小說《趙子曰》更加嚴謹的態度，他不僅請好友把關，還想請已經聲名卓著的胡適幫忙「鑑定」。二、從魯迅日記來看，羅常培與魯迅之間的私人交往應始於1926年9月他們共同應林語堂之邀就聘廈門大學。魯迅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1月的日記中曾7次提到他們之間的過從。在這種情況下，羅常培當然有可能將老舍的小說稿交與魯迅，希望從他那裡得到一些意見。如果這件事情成立的話，那麼從時間上看，魯迅看到的只能是老舍想給胡適看的這部《趙子曰》。三、羅常培寫《我與老舍》的時間是在1944年，距離老舍寫作第一部小說已經18年了，且《趙子曰》與《老張的哲學》的寫作相隔時間並不遠，因此也極有可能是羅常培誤將《趙子曰》記作《老張的哲學》了。
至於書面評價，魯迅在1934年6月18日致臺靜農的信中指摘當時的文壇小品之風流行時曾經捎帶批評到老舍：
文壇，則刊物雜出，大都屬於「小品」。此為林公語堂所提倡，蓋驟見宋人語錄，明人小品，所未前聞，遂以為寶，而其作品，則已遠不如前矣。如此下去，恐將與老舍半農，歸於一丘，其實，則其所謂「是亦不可以已乎」者也。
回顧現代文學史上有關小品文的爭論，我們不難理解魯迅對老舍的評價之低。一方面魯迅認為「『幽默』既非國產，中國人也不是長於『幽默』的人民，而現在又實在是難以幽默的時候」，一方面魯迅也確實捕捉到了老舍早期小說創作及《論語》時期的隨筆小品中某些失之油滑的缺點。
從老舍致胡適的這封佚信，我們可以看出，初登文壇的老舍對自己的這種創作方法是比較矛盾的：「我的小說寫得非常可笑，可是，是否由滑稽而入於『討厭』，我自己不知道。這又是一個要請教的地方。」而當時的文壇，對老舍的這種寫法也各持己見。作為發現老舍的伯樂，《小說月報》的主編鄭振鐸一直對老舍的創作持稱讚態度，1926年6月號的《小說月報》的「最後一頁」中，鄭振鐸曾為《老張的哲學》的發表做預告，他指出「《老張的哲學》是一部長篇小說，那樣的諷刺的情調，是我們的作家們所尚未彈奏過的」。 1927年1月號的《小說月報》的「最後一頁」中，他又預告：「從第三號起，將登一部長篇小說《趙子曰》，那是一部篇幅很長的作品，也許至年底才能完全結局。《趙子曰》的作者，為寫了《老張的哲學》的老舍君，而這部《趙子曰》較之《老張的哲學》更為進步，寫的不是那一班教員閒民，寫的乃是一班學生，是我們所常遇見，所常交往的學生。老舍君以輕鬆微妙的文筆，寫北京學生生活，寫北京公寓生活，是很逼真很動人的。把《趙子曰》幾個人的個性尤能浮現於我們讀者的面前。後半部的《趙子曰》卻入於嚴肅的敘述，不復有前半部的幽默，然文筆是同樣的活躍。且其以一個偉大的犧牲者的故事作結，是很可以使我們有無窮的感喟的。這部書使我們始而發笑，繼而感動，終而悲憤了。」浦江清曾以「微言」的筆名在1928年3月19日《大公報˙文學副刊》發表《評〈小說月報〉第十卷》，在談及老舍的《趙子曰》時，他稱讚「老舍君於人格描寫頗努力。其觀察頗能深進一步」，同時也指出其欠缺在「第一、其材料少剪裁，如寫公寓生活，貪多而散漫。第二、其書中主要人物缺乏深刻之心理分析。第三、其寫校長風潮女權發展會神易大學諸處太誇誕過火」。而朱自清也在《〈老張的哲學〉與〈趙子曰〉》一文中，指出這兩部小說「都有一個嚴肅的悲慘的收場，但上文卻都有不少的遊戲的調子」，因此，「『發笑』與『悲憤』這兩種情調，足以相消，而不足以相成」，同時他認為老舍那「輕鬆的文筆」「只可惜雖『輕鬆』，卻不甚雋妙」。
確實，老舍最早的這兩部長篇小說都有筆頭酣暢但缺乏節制的通病。老舍後來曾自謙地說，他最初是抱著「寫著玩玩」的想法寫起小說來的，那時，他還「不懂何為技巧，哪叫控制」，往往「信口開河，抓住一點，死不放手，誇大了還要誇大，而且津津自喜，以為自己的筆下跳脫暢肆」。此後的小說創作中，他對這種寫法作了很大的改進。
對於老舍小說中的幽默，趙園曾經有過一段很辯證的論述：「老舍小說藝術風格最突出之點是幽默，而最能敗壞人們胃口的也恰恰是幽默。」「當幽默不是從對性格的發掘中產生，不為情節所需要，而是一種外加的『佐料』，『為招笑而招笑』時，他的幽默就顯得膚淺。這種情況在他的早期作品中最為常見。」（《老舍——北京市民社會的表現者與批判者》）顯然，認識到這一點，絲毫不會貶損老舍早期創作的重要價值，反而能夠幫助我們更全面、更歷史地理解老舍的創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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