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讀後雜記--1

五月四日，這是一個沉默而寂寞的五四，當政治穩操勝算，誰也不用再惦記著五四。而HC 還是滿腔熱忱，以胡適的崇拜者自居，他在這「寂寞」的五四送我這本《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我讀得津津有味。

50頁，13-14 行，「先生又談起「藝文印書館」影印的《皇清經解》，說：『嚴一萍應該找一部有標點的影印，銷路一定多些，標點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69頁，7行，「標點是件極難的事。都是有學問的人來標點同一本書，每個人的標點都有不同。從前高夢旦先生對我說：『胡先生，像你，我當然不能請你給我們標點了，如果能夠請到一位老先生來標點，一百句有五句是錯的，但那九十五句是佔便宜了。現在只好這樣把古書標點起來。』我說是對的。」

印順導師在〈《大智度論》校勘記〉說：「至標點一道，素非所長，未必能盡合。但求較勝古本之斷句，減少錯誤云爾。」雖是謙虛之詞，但是也可以見到為古籍安上新式標點的不易從事。楊樹達也說：「句讀之事，視之若甚淺，而實則頗難。」

清朝顧廣圻在〈書文苑英華辨證後〉說：「予性素好鉛槧，從事稍久，始悟書籍之訛，實由於校。據其所知，改所不知，通人類然，流俗無論矣。」

黃寶生提到：

「為何這兩種《中華大藏經》都採取影印本，而不同時進行標點工作？就是因為標點工作的前期積累太少，目前還沒有條件全面進行。而對於中國現代學術來說，古籍整理中的標點和注釋工作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有計畫地對漢文佛經進行標點和注釋的工作應該提到日程上來。唯有這項工作有了相當的成果，並在工作實踐中造就了一批人才，《中華大藏經》的標點工作才有希望全面展開。」

以校勘學的立場而言，僅是選定底本，再臚列各重要版本的異同，這樣的工作可能只是起步，不能算是完整地完成校勘的工作；更重要的「定各版本異同的是非」與「標訂現代標點符號」仍待完成，其中，無法讀懂經文的意涵，就不能盲目去作標點，而一些西晉以前的古譯經典，更是需先求校勘、正字，再作標點。

如同張涌泉、傅傑所言：「正確的校勘是正確標點的前提，錯誤的校勘則會導致錯誤的標點。但另一方面，錯誤的標點也會導致錯誤的校勘。」在其書中所舉的文例為《資治通鑑》262卷唐昭宗天復元年，記載韓偓與唐昭宗的一段對話。宋朝胡三省注：「嗚乎！世固有能知之、言之而不能究於行者，韓偓其人也。」這是貶詞，意思是韓偓能知、能言，卻無法實行。但是陳垣《通鑑胡注表微》則認為校勘的結果，此句原文是「嗚乎！世固有能知之、言之而不行。究於行者，韓偓其人也。」則胡注顯然是褒詞，文義完全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