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ar HC,
昨夜雨疏風驟，趁今天氣候涼爽、雲淡風輕，趕快傍花隨柳到蘇格拉底去看貓。
新竹到了春天，像一層粉紅的薄霧籠罩一樣，我說的不是來自北京的沙塵暴，而是到處盛開的洋紫荊。
還有墜落了滿地的木棉花。
到了咖啡店探望一下貓，
胡亂抽了四本書在座位上看，
第一本是台灣開明書局的《容若文集》，是國語日報社的梁容若的文集。
書中提到胡適日記說中國婦女比歐美婦女「有權」，
認為媒妁之言勝於自由戀愛。(文章裡引了兩大段23, 24歲時的《胡適日記》)
他當面問胡適，現在是否還維持那時的言論？
胡適大笑說，他奉勸年輕一代不要在他的日記裡找戀愛題材。
書中還有一篇「差不多先生讀後評」，寫得有一點古板。
另一本比較有意思的是藍博洲《麥浪歌詠隊》，
寫 1949年台大「四六事件」，此一事件國民黨監禁了兩百多名大學生，
槍決了十八名學生。
藍博洲《麥浪歌詠隊》是「台大篇」，受訪的只有一位是台灣本地學生。
藍博洲《天未亮》是「師大篇」，受訪的只有一位是外省籍學生。
1949年，你我都還未出生，就有一群學生因為天真的理想，
而斷送了寶貴的前途，甚至犧牲了生命。
回途順著十八尖山下來，看到樹幹上掛著雞冠刺桐，這三十年來，上下此山不只百次，好像沒見過此樹的刺桐花，明年二月時分可要留神囉。
倒是第一次幫含笑花拍照，淡黃的花瓣躲在綠葉裡，不注意尋覓，會只聞到香氣而找不到花瓣，卻不知道它怎麼博得這一巧思的花名：
花氣薰人欲破禪，心情其實過中年；
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
紫荊花與木棉花也快要謝盡了。
到家前，見路旁黃色的扶桑花。
發現到了四月下旬，刺桐花都快謝盡而長出綠葉來。
見面再談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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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華夏經緯》
台灣作家藍博洲和他筆下的歷史歲月
http://big5.huaxia.com/tw/sdbd/rw/00100278.html
獨樹一幟的藍博洲作品
藍博洲１９６０年生於台灣苗栗縣一個客家籍工人家庭。１９７９年入讀輔仁大學法文係。擔任大學生文學社社長期間，曾邀請楊逵、陳映真兩位白色恐怖時期受迫害的的“政治犯”進步作家到學校演講；閱讀了魯迅等３０年代作家的“禁書”，“感到從未有過的激動與充實”，並從吳濁流的長篇《無花果》等作品解讀台灣“二?二八事件”。１９８３年起，藍博洲發表了小說處女作《旅行者Ｋ》和獲時報文學獎的小說《喪逝》等。１９８７年，他加盟陳映真主持的《人間》雜誌，發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寫“二?二八事件”的報告文學；接著發表了報告文學《美好的世紀——尋找戰士郭琇琮大夫的足跡》，講述５０年代被國民黨當局殺害的臺共地下黨領導人郭琇琮的事跡。
藍博洲堅持致力於揭露台灣５０年代白色恐怖的採訪與寫作，接連發表了《沉屍、流亡、二二八》、《幌馬車之歌》、《日據時期台灣的學生運動，１９１３－１９４５年》、《白色恐怖》、《尋訪被湮滅的台灣史與台灣人》、《人間正道是滄桑》、《共產青年李登輝》、《天未亮》，以及《麥浪歌耠隊》、《台灣好女人》、《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等報告文學作品，還有長篇小說《藤纏樹》；曾擔任TVBS電視臺“台灣思想起——關於５０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電視紀錄片”節目製作人，該系列片播出了４０集。為了從事這些寫作，藍博洲攜妻子兒女遠離繁華都市到苗栗縣西湖鄉一塊坡地上索居已達６年。
《天未亮》《麥浪歌耠隊》都是講述上世紀１９４９年台灣有名的“四六事件”的紀實作品。所謂“四六事件”，起因于兩名大學生共乘腳踏車被警察干預，發生衝突引發兩校學潮，導致國民黨當局先後拘捕逮捕判刑監禁了２００多名大學生，１８名學生被槍決。被捕學生中有許多是臺大麥浪歌耠隊的隊員，《麥浪歌耠隊》一書還辟專章刊錄了麥浪歌耠隊表演過的歌舞，歌曲《祖國大合唱》、《祖國進行曲》、《團結就是力量》、《你是燈塔》、《青春戰鬥曲》，舞蹈《康定情歌》、《馬車夫之歌》、《青春舞曲》，和歌劇《農村曲》等等。
影響很大的《共產青年李登輝》一書，通過大量詳實的史料質疑李登輝的政治人格與道德人格，指出：只要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又背叛的李登輝沒有“講清楚說明白”自己的歷史疑點，就永遠不能擺脫“出賣同志”的嫌疑。
《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一書，則再現了台灣文學界革命和進步人士宋非我、簡國賢、呂赫若、雷石榆、藍明谷和吳濁流的事跡。其中劇作家簡國賢、小說家呂赫若和詩人藍明谷是中共地下黨員。
藍博洲去年剛出版的新著４０萬字的長篇小說《藤纏樹》，再現了台灣５０年代白色恐怖中蒙難的革命和進步人士的英雄形象和光輝人格。作者歷時十年，五易其稿，才寫成了這部長篇。小說出版後，于去年１２月相繼獲得台灣《聯合報》“讀書人最佳書獎”和《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
白色恐怖歷史的解讀
台灣“二?二八”事件和５０年代白色恐怖歲月，發生於國共內戰延續和國際上東西方兩大陣營冷戰的背景。從大陸戰場上潰敗而退踞台灣的國民黨當局在臺實施了長達３８年之久的戒嚴體制。北韓戰爭爆發後台灣被納入美國的全球戰略體系，在美國的支援下，當時的國民黨統治者掀起反共歇斯底里，實行特務政治，鉗制人民的思想自由和基本人權。據不完全統計，從１９４９至１９５２年，被當局以“匪諜”、共黨人員名義槍斃的達４０００人左右，被以同罪判處有期和無期徒刑者達８０００至１萬人，不僅使許多革命者喋血刑場，還造成了眾多冤案，許多優秀青年和普通民眾慘遭迫害。當局在執政期間，為了維護和鞏固自身的統治、掩蓋對台灣人民犯下的罪行，對“二?二八”和５０年代白色恐怖歷史刻意抹除，將之變成台灣政治和歷史的禁區。
台灣１９８７年解嚴尤其是２０００年大選後，分離主義意識形態從邊緣地位擴張為話語霸權，分離主義者對這一段歷史進行了別有用心的曲解和顛覆。台灣的革命者和進步人士反抗國民黨專制、追求祖國統一的正義鬥爭被詮釋為族群壓迫與省籍衝突，仁人志士們的革命理想和民族大義被粗暴地篡改為台獨的歷史資源。台灣不少有識之士一針見血地指出，分離主義是一種綠色恐怖。
出於一種沉重的歷史責任感，藍博洲從事這些題材報告文學的採訪和寫作。他深入民間開展田野調查，鉤沉往事、撥開迷霧、探究真相，再現革命者和進步人士的崇高精神，無辜蒙難的普通民眾的清白良心。藍博洲是在１９８６年台灣尚未解嚴之時進行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工作。當時，白色恐怖的夢魘遠未消失，採訪者與受訪者都心有餘悸，一些受訪者甚至懷疑他是國民黨特務。藍在《走入台灣民眾史的現場》（１９９６）中深有感觸地說：“口述歷史采寫者和當年抓人的特務，在工作方法上，在某種程度而言，並沒有兩樣；不同的只是兩者的動機與身份。也正因為這樣，在向白色恐怖的歷史記憶猶存的政治受難人及其家屬採訪當年的受難經驗時，很難不令他們又有回到恐怖年代的聯想。”“而我的經驗告訴我，惟有抱著誠懇的態度，面對那段受難的歷史，也面對受難者的遺族，才能夠弭除恐懼與猜疑的心理，走入台灣民眾史的現場。”這些報告文學的採訪和寫作，使作者的視野更加開闊，思考更加深邃，精神得以昇華。他在《從安其那到普羅——周合源先生訪問記》（１９８７）一文中說：“我清楚地看到，老一代的台灣民主鬥士，具有目前新生代所缺乏的開放的胸襟，和對理想的執著；在統獨的路上，一生血淚抗爭所凝聚的智慧，更使他們不會因為客觀情勢一時的消長而迷失。”在談到《麥浪歌耠隊》這本書十年採訪寫作艱辛時，藍博洲說：“如果硬要問我：是什麼力量支援我繼續做下去的話，我只能說，通過‘麥浪的歌’，我找到一種能夠讓我在當今媚俗的台灣知識界安身立命的理想。”“‘麥浪的歌’，也許不合當今台灣社會的主調，可它卻能夠讓人通過他們燦爛的青春之歌聽到為理想戰鬥的力量。”藍博洲還說，收錄在《消失在歷史迷霧中的作家身影》書中的宋非我、簡國賢、呂赫若、雷石榆與藍明谷等人的生命史，其實就是我這十幾年來在歷史的迷霧中所能看到的他們的模糊身影；讓我們約略窺見他們精彩生命的輪廓，進而能夠通過他們的生命史，更多地認識那段被人們湮滅與刻意遺忘的歷史的真實面貌。
歷史本來是一條連續的河流。對於有志於發現歷史的人們來說，過去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仍生動地活著。然而，每一個不能被現在關注而加以辨識的歷史形象，都可能無可挽回地湮滅于自然的茫茫荒野，消失在人類的記憶深處。白色恐怖曾使政治迫害的歷史湮沒無聞，綠色恐怖使這一段歷史被強姦和歪曲。２０世紀台灣的歷史因此出現了一個巨大的空白和斷裂。在分離主義猖獗、統獨鬥爭空前激烈的台灣社會，重建歷史敘事，接續歷史傳統，創造民族和解與祖國統一的條件，其必要性和緊迫性日益凸顯。藍博洲顯然對自己的寫作有著充分的理解。他的作品再現了台灣眾多以生命為代價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共產黨人和進步青年的事跡。藍博洲筆下一位在白色恐怖中受難的老政治犯說：“那些赴死的人們，幾乎全是當時最純潔、勇敢、優秀的中華兒女。” （《荒湮中的歷史》，１９８８）藍博洲的歷史興趣源自對現實的關注，他試圖通過對歷史的挖掘、爬梳和發現，啟發台灣民眾的階級覺悟，喚起台灣民眾的革命記憶和理想記憶；從４０年代末和５０年代革命者和進步人士的鬥爭史和蒙難史中，探索出一條台灣的 “前行的路”。他的報告文學是一種宏大的歷史敘事，這一歷史敘事連接歷史，也關聯現在，指向未來。完成這樣的歷史敘事，對敘事者正確的歷史觀與再現歷史真實的能力都提出了要求。閱讀藍博洲的作品，我們不難發現作者的歷史觀照，他以大量的史料和當事者的證言還原歷史面貌，構建歷史真實與充實自己的歷史意識。
代表作《幌馬車之歌》震撼全島
藍博洲對歷史的發掘和發現工作不僅使他的思想趨向深邃，也使他的報告文學在藝術上日益成熟。堪稱藍博洲代表作的報告文學《幌馬車之歌》，採用倒敘結構敘述了１９５０年遇難的台灣進步人士、作家鐘理和同父異母兄弟鐘浩東的事跡，作品從主人公拖著沉重的腳鐐、唱著日本３０年代名曲《幌馬車之歌》步出牢房從容就義的情景寫起，轉入表現了主人公從童年到最後遇難的一生的身世經歷。作者善於抓住能揭示主人公性格和精神的細節加以細緻描繪。寫鐘浩東在中學時代偷偷閱讀大陸作家的作品，有一次在課堂上被日籍教師發現後遭到辱罵，鐘浩東倔強地辯稱：“作為一個中國人，為什麼不能讀中文書”；日籍教師舉鞭抽打並大罵“清國奴”，鐘浩東則抓起桌上的書擲向日籍教師。一些細節描寫都為主人公後來赴大陸參加抗日戰爭和光復後從事啟蒙民眾對祖國的正確認識、反抗國民黨腐敗政權的鬥爭活動作了合理和有力的鋪墊。《幌馬車之歌》另一特點是全篇貫穿著強烈的情感，既表現了主人公對祖國、對家庭和親人的熾熱的愛，也表現了親人們對主人公遇難的巨大哀痛。在令人感到摧心剖肝的作品結尾，敘述鐘浩東被張榜槍決後，其年邁老母因不認字、不知兒子的情況，鐘浩東之弟將哥哥的骨灰盒捧回家中，其母見到問是什麼，其弟不忍告之、乃說“這是佛祖的骨灰”，老母竟頻頻點頭說：“這樣子好！這樣子好！”直至去世老母都不知道鐘浩東已離開人間……這種內斂和映襯式的描寫無疑更具強大的情感衝擊力，不但傳達著主人公捨生忘死追求理想的偉大人格精神，滿含著主人公的親人的悲傷，還深寄著作者的熱淚和感慨。
內容的真實即真人真事，這是報告文學不可逾越的界限和不可突破的質的規定性；而形式的真實感即表現手法予以讀者真實的閱讀感受，這是報告文學的文學性所應致力的方向。《幌馬車之歌》正是充分體現了內容的真實與形式的真實感。作品的素材是經過作者艱苦的採訪蒐集所獲得。在形式上，它採取了淡化作者、隱匿作者主觀敘述的手法，全篇以主人公的同志和親人的見證口述連綴而成。這些人物口述的次序安排和剪輯篩選本身其實也是一種文學手法，體現了作者的主觀調度和文學的構建功能。《幌馬車之歌》問世後被改編為報告劇和電影，該書被《聯合文學》評選為１９９１年十大好書第一名，在台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決非偶然，而是源自其歷史表現的真實性、鮮明的人物形象和深沉強烈的情感所產生的藝術震撼力。
半個世紀過去了，藍博洲筆下那些為祖國統一和社會主義理想而奮鬥的仁人志士，或在牢房中度過了韶光華年，或在刑場上結束了短暫人生。就台灣的歷史環境而言，他們的鬥爭是失敗了，事業是流產了。然而正如２０世紀的德國思想家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所說：“在階級鬥爭中，優美的精神的東西不是以戰利品必然歸於勝利者那樣的方式而出現的。在這場鬥爭中，它們表現為勇氣、幽默、詭黠和堅韌等品質。它們追溯既往，不斷對統治者的每一個勝利——無論過去的還是現在的——加以質疑。” （《歷史哲學論綱》）鐘浩東、簡國賢、呂赫若和藍明谷的肉體生命雖然已戛然而止，但他們平凡而又偉大的人格精神卻在歷史中長存，並繼續挑戰現實中統治集團的每一個自以為是的勝利。藍博洲文學創作的最重要意義，在於把這一奧秘告訴了人們。（石一寧）
華夏經緯網專稿 200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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