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的情況下，重讀三年前的貼文，注意到以前忽略的重點。譬如藍柯斯特教授說：
「有些學生與佛學的接觸來自對亞洲文學和詩的興趣。幾乎從每一本小說中，他們都會接觸到佛法。中文詩詞無時不引用佛教典故。研究中國歷史文化而不懂佛學就像研究歐洲歷史而不懂基督教一樣，就是行不通。但是不管在中國或西方，漢學研究上的一個大問題是它不把佛學包括在內，此乃出自傳統儒家對佛教的偏見。這是一種膚淺和非學術的立場。」
我們一方面可以如此責難：「到目前為止，從小學到大學，通識教育方面仍然避免介紹佛學常識」，但是佛學界這邊也可以自己嘗試編一本「文化與佛教」，不留形跡地潛移默化一通。
「我們的博士班不大，通常每次只收一位學生」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UC-Berkeley『柏克萊佛學研究組』(The Berkeley Group in Buddhist Studies)」與東南亞語文系和東方文學系密切合作，沒有碩士班，每年只收一位博士生，這樣的資源運用，不是台灣的公私立大學所能夠想像的。也許應該提醒教育界不要太過於「功利主義」(疑？這不正是教育界想教導學生的一種思維嗎？)，換一種思維方式：「請思考一下，哈佛大學第一個成立的是宗教學系，到今天為止，宗教學院仍然是哈佛大學的辦學重心之一」。
博士課程重點分兩種：主修「中國佛教」者須副修梵文和日文；主修梵文者，要副修藏文或中文等。我們的學生至少要修一學期的巴利文。」
這我就不懂了，「主修中國佛教」不須副修中文；「主修梵文」者，反而要要副修中文。國內佛學院學生對修太多語文課程最反彈：「這又不能導致解脫證悟！」。
其實，最值得注意的是，底下這一段談話。我們佛學院的學生都過度關心：「這是學問，這不是修行」、「這是文字障，不能了生脫死」，實際上，應該要有人進入澄清經典的迷網，為後人作一下排除偽經的工作，或者協助後人理解經教的真實義；而另一組人，則純粹深入行門或禪修，再回過頭來解釋經義。台灣佛學研究所已經辦理四十多年了，看起來是兩頭落空。
採訪者問：「你認為信仰能否幫助研究者更深入佛法的精髓？」藍柯斯特教授回答：「這是學生常常提出的問題。我相信要學得如何研究經典的技巧和方法是完全可能。在西方有許多學者—─例如蒙德先生，他是位牧師—─對佛學研究有卓越的貢獻。我認為『研究』和『信仰』是有區別的，學者須採客觀的立場。我們並不創造供研究的史料，而是去研究已存在的史料。我常告訴學生！教授並不一定要是牧師或和尚。如果很幸運的，他們能產生信仰，可以去親近宗教師。」 「我最初是跟隨克德威教授研究《新約》(基督教聖經)。他是這方面的權威學者。常有人嘲弄他說，『你該去當牧師。』他總是笑聲回答：『我相信炒蛋的人本身不必要是個蛋。』他具有治學的方法和技巧，我受其影響極大。我從他那裏學得方法研究佛學，並沒有對它造成損害或不良影響。當學生具有信仰，同時又做學術性研究，對他們有利亦有弊，有利方面是可促使他們投注全部身心於其中，但是如果他們的信仰與學術研究發生衝突時會帶給他們很大的困擾。不知如何取捨，這就是困難所在。不過照佛法說：『法無善惡，唯人自作。』有信仰並不能保證使人成為好學者。相反地，有信仰的人也不見得不能成為傑出的學者。西方宗教，許多學者都有信仰；同時對學術上的研究貢獻極大。我相信佛學研究上亦如是，以日本為例，日本的佛學研究是西方無可匹敵的。他們的學者往往亦是僧侶。雖然京都大學的每位佛學教授都是淨土真宗的僧侶，可是他們還是可以使它成為現今世界上最好佛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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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清、恆持與果徑法師所作的專訪，作者為恆清法師。
本文引自《萬佛城金剛菩提海》雜誌(宣化上人派下)。
舊金山的六月，是個令人心懭神怡的季節。和風徐徐，陽光溫煦，百花競艷，使人不禁要投懷大自然之中。恆持法師，果徑法師和筆者藉此好時光，驅車到舊金山近郊的柏克萊加州大學借書！順道走訪該校「佛學研究」的主任藍柯斯特教授 (Prof. Lewis Lancaster) 。該校的佛學博士課程素已聞名。其東亞圖書館藏書甚豐，佛教典籍亦不少。 以下是訪問的記載：
問：「藍教授，貴校佛學研究早享盛名，可否請你簡介一下。」
答：「本校的『柏克萊佛學研究組』(The Berkeley Group in Buddhist Studies)授予佛學博士學位。本組與東南亞語文系和東方文學系有很密切的合作。學生也可在大學部主修佛學，因為它是屬於宗教研究的學位，他們必須選比教宗教學。我們沒有碩士班，因為我們博士班的研究生都具有某種語言的碩士學位。學生必須在語文上下很大功夫，以備將來從事研究和教授語文。博士課程重點分兩種：主修「中國佛教」者須副修梵文和日文；主修梵文者，要副修藏文或中文等。我們的學生至少要修一學期的巴利文。」
問：「以你的經驗而言，你對佛學的興趣如何促進您的研究工作？」
答：「對我而言，這一直是種學術鑽研。我所有的研究工作都是基於佛學研究的需要，而且只限於學術性。本校的立場也是如此。我常告訴學生我對他們的幫助純於學術領域，我不希望超出這個範圍。」 「有些學生與佛學的接觸來自對亞洲文學和詩的興趣。幾乎從每一本小說中，他們都會接觸到佛法。中文詩詞無時不引用佛教典故。研究中國歷史文化而不懂佛學就像研究歐洲歷史而不懂基督教一樣，就是行不通。但是不管在中國或西方，漢學研究上的一個大問題是它不把佛學包括在內，此乃出自傳統儒家對佛教的偏見。這是一種膚淺和非學術的立場。我的那些研究中古歐洲的同事，假如他們不懂拉丁文或對基督教沒有認識，絕不敢嚐試這方面的研究。但是卻有許多研究中國東西的人， 忽略了整個佛學。在本校我們至少提供了學生研究佛學的機會。」
問：「你剛剛提到以學術立場研究佛法，我們也認為學術界有人研究佛法是很重要的。現在佛教在東方漸漸衰萎而有轉移西方的趨勢。我們雖是宗教團體，可是我們設立法界大學的目的不在於劃分『陣營』，認為我們宣揚的是一種佛法而學術界研究的是另一種，事實上這正是我們應避免的錯誤，因為如此劃分與事無益，且有違佛教的教理。請問如何使這兩方面取得更好的協調？」
答：「採取合作而不是對立的態度是對的。以貴寺(版主按語：指「美國萬佛寺」)而言，就有幾位僧尼是本校畢業的碩士甚至於博士。他們熟悉我們授予學生的治學方法—─研讀典籍，作批判性的研究—─所謂批判性乃是指能敏銳地查覺研究後所遇到的問題，同時解決這些問題。」「我們的博士班不大，通常每次只收一位學生。因為學生太多，我們無法給他們應有的訓練。現在我們的學生已經到各處講學，例如紐約大學和維吉尼亞大學的佛學課程都有我們的學生在那任教。我們提供大學佛學教授的師資。」
問：「你認為信仰能否幫助研究者更深入佛法的精髓？」
答：「這是學生常常提出的問題。我相信要學得如何研究經典的技巧和方法是完全可能。在西方有許多學者—─例如蒙德先生，他是位牧師—─對佛學研究有卓越的貢獻。我認為『研究』和『信仰』是有區別的，學者須採客觀的立場。我們並不創造供研究的史料，而是去研究已存在的史料。我常告訴學生！教授並不一定要是牧師或和尚。如果很幸運的，他們能產生信仰，可以去親近宗教師。」 「我最初是跟隨克德威教授研究新約。他是這方面的權威學者。常有人嘲弄他說，『你該去當牧師。』他總是笑聲回答：『我相信炒蛋的人本身不必要是個蛋。』他具有治學的方法和技巧，我受其影響極大。我從他那裏學得方法研究佛學，並沒有對它造成損害或不良影響。當學生具有信仰，同時又做學術性研究，對他們有利亦有弊，有利方面是可促使他們投注全部身心於其中，但是如果他們的信仰與學術研究發生衝突時會帶給他們很大的困擾。不知如何取捨，這就是困難所在。不過照佛法說：『法無善惡，唯人自作。』有信仰並不能保證使人成為好學者。相反地，有信仰的人也不見得不能成為傑出的學者。西方宗教，許多學者都有信仰；同時對學術上的研究貢獻極大。我相信佛學研究上亦如是，以日本為例，日本的佛學研究是西方無可匹敵的。他們的學者往往亦是僧侶。雖然京都大學的每位佛學教授都是淨土真宗的僧侶，可是他們還是可以使它成為現今世界上最好佛學研究中心。」
問：「你剛提到經典的研究及其困難，可否詳說？」
答：「我的興趣一直在從印度翻譯過來的中文經典，我沒時間研究中國古德的著述。我對早期中譯典籍的興趣主要是因為早期從梵文譯成的經典與現存的梵文本差異很大。中譯經典常有簡譯情形，例如鳩摩羅什就是因簡譯而被批評。他的譯本與『尼泊爾梵本』常有不符。玄奘譯本就比較接近梵文本。據說玄奘要譯萬頌般若時， 他準備也像羅什一樣簡譯，可是當晚夢見墮地獄，於是就不敢。」— 「我現在整理『吉爾幹』(Gilgan)梵典，這些是一九三一年在吉爾幹的一個塔裡發現的。它們是六、七世紀的貝葉手稿，可以說是最早的梵典。我把吉爾幹本的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與羅什譯本對照，發現它們完全一樣。這個發現可證明早期中譯本能真正代表梵典。因此我們必須重新調整對早期大乘佛教的看法。因為目前在西方我們對大乘的認識都是基於十世紀以後的經典，這已屬於印度傳統佛教的晚期了。假如你研究二世紀譯出的中文經典，就要判斷它們是否也能代表更早的傳統佛教，我想是可以的。因為從吉爾幹本我可證明至少到羅什時代，中譯本與梵典是相符合的。」
問：「有一些現代佛學學者對照中梵經典，也以為中譯本比梵典更正確，因為許多梵、巴經典經過歷代戰亂後在西藏、尼泊國出土的。因此十世紀至十三世紀間梵典並不見得比中譯本的真實性高。」
答：「所謂晚期的經典是指留傳下來的經典。其重要性也就在於此。舉六祖壇經來說，我們可以把現存的六祖壇經與敦煌本拿來比較研究，但不能說敦煌本一定比較正確。在佛教的典籍中，我們很不容易找到所謂的原典，因為他們經過了長時間的改變。有些觀念或字眼在某時期很常見，可是在另外時期不再出現。例如二世紀譯出的般若典籍中，沒有『法身』這個名詞，但是羅什譯本有二處講到『法身』，到了玄奘譯本就有三十處之多。可見經文常反應某些觀念的重要性。佛教是個活的宗教，其教典結構不是個封固不變的形式。大品般若經中就講到當佛陀要須菩提向菩薩眾宣講般若波羅密多之時，舍利弗大吃一驚，因為他才是所謂的智慧第一。於是須菩提就說他所宣說的法契合佛陀所說的。因為假如有人真正能了達法性，則其所宣說的就不會與它相違。這大大地打開了大乘佛教的內涵。所以大乘經典的『佛 說』並不是故意偽造。我們要注意的是所謂『佛說』的意義何在。大乘佛教並不以為『佛說』就一定是釋迦牟尼佛親口所宣，或者他確實說過那句話，而是只要不違背他所教化的都可歸於『佛說』。這就是為什麼大乘經典不斷增加的原因。」 「我並非攻擊使用十三世紀梵典手稿的人，我的意思是不可以以為那些就是原典。許多學老常說『梵文原典』，到底何謂『梵文原典』？並不是用梵文寫的經典就一 定是原典。證明中譯本的真實性，吉爾幹本的幫助很大。現在我可向梵文學者證明中譯本與吉爾幹本一樣，雖然它們與尼泊爾本有些出入。」 「整理吉爾幹本的過程非常艱難，它們大都是斷簡殘篇的貝葉，不過常會有有趣的發現。例如玄奘譯的經典中有一本說耶輸陀羅是比丘尼的領導者，另一本說是摩訶波闍波提，吉爾幹本則說兩人都是。但是尼泊爾本則完全沒有記載，可能是因某種原因被刪去。其實不要有吉爾幹本，我們從中譯本就可知道這些事實了。」
問：「但是問題是中譯本不受重視，是嗎？」
答：「一般人看到中譯本和梵文本不一樣，就不知怎麼取捨。很幸運的是中譯本有許多的同本異譯，即使沒有梵文本，也可以拿這些不同譯本互相對比，多少可尋到一些蛛絲馬跡。」
問：「你認為美國學生或外國學生研究佛學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麼？」
答：「首先我認為任何人要決定深入佛學研究之前須下大決心，確定這是他們所要選擇的路，因為佛學是門深奧的學問。當然像我一樣經過二十年的鑽研，多少摸到 一點門路，可是這是條遙遠的路，只要心裡有點遲疑，就不能輕鬆愉快研究下去。一旦決定之後，面臨的是最大困難就是語言，佛學研究上須通達多種語言。佛教源遠流長，經典浩若淵海，這要看你如何去領悟。當然沒有人能全懂，不過要儘量去把握它的精華，我認為學生們要學習日本學者。很不幸的是最近日本的年青學者轉移中國佛教而趣向藏文和梵文經典的研究。將來可能研究中國佛教的都是西方人。」
問：「為什麼日本學者轉而研究梵文經典？」
答：「他們對中國佛教不再有新奇之感。梵、藏佛典更有吸引力。這就像很多人對自己文化以外的東西興趣更高。中文經典與日文的比較相近。也許在某一時期須要著重梵、藏的典籍，可是他們卻一窩蜂湧向那個方向。」
訪問至此不盡感慨萬千，近代中國佛教雖不至於瀕臨滅亡地步，但毋庸諱言，如隋唐時期之興盛情況已不復見。近世紀以來，日本人在中國佛教方面之研究，成果輝煌，現在他們卻有減低甚至擺脫中國佛教重要性的趨勢。身為中國佛教徙應自警惕，現在正是急起直追的時候了，「法界大學」之創立希望能負起這個重任。佛法之二大基石不外在於「解、行」。有解無行，猶如說食數寶。有行無解，易落於盲修瞎練。「法界大學」的目標將是融「慧解」於「實行」中，希望成為既是宗教又是學術中心。相信每位熱誠的佛教徒都期望一個像那爛陀一樣的佛教中心再度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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