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原諒，不可以遺忘──評《長歌行過美麗島》
以下引自：
感謝游常山先生惠賜這篇如此用心深入的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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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常山(（曾任遠見雜誌副總主筆，現為自由撰稿者）
這樣好的星期天，試讀唐香燕隔了三十五年的回憶錄《長歌行過美麗島──寫給年輕的你》。
1 清算歷史？
去年﹐在台北國賓長春戲院，看了智利電影﹐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NO》，描寫智利強人皮諾丘在獨裁主政多年後，擦槍走火，信心滿滿表面民主舉行大選卻因此失去政權的故事。電影的結局皆大歡喜，自由主義的民主選舉，大獲全勝。智利乃有今天的智利。
但是歷史聲討軍事強人皮諾丘，迄今不絕，包括這部榮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的《NO》，總是不斷提起：「智利媽媽」，她們的丈夫和兒女因為抗暴而失蹤、甚至被屠殺，這筆歷史的血債，可沒有那麼容易就被原諒和遺忘。
我在看這部拉丁美洲的新電影時候，就不斷想起，我高二時候爆發的，台灣的「美麗島事件」。
像是我這樣五十歲出頭的台灣人，「美麗島事件」是台灣民主政治的分水嶺，沒有人不知道的吧？我兒女的這一代，可能就很難說了，連前宜蘭縣長游錫堃、前副總統呂秀蓮，要出馬角逐2014年的新北、台北兩都的市長，都被年輕一代譏笑為「五府千歲」、抗拒「世代交替」，到底還有二十、三十多歲的年紀的台灣人，能深切體會「美麗島事件」的時代意義？我想，這是本書副標「寫給年輕的你」的微言大義。
也因此，在臉書突破十億用戶的今天﹐「美麗島事件」重要關係人、當年《美麗島雜誌》執行主編杭之（本名，陳忠信）的太太，唐香燕，以「美麗島新娘」的身分，隔了三十五年後，出版的回憶錄《長歌行過美麗島》，儘管文字清麗迷人、充滿感人的文學質素，儘管通篇不經意透露了很多時代的秘辛，特別一提：有些非常 具有人情味的小故事，讓讀者笑出聲，為此就值得買這本書閱讀，因為純粹閱讀的快樂。
例如，她的先生杭之，剛從中台灣初到台北「黨外編聯」的廣大模糊社群中，就闖出名號，與已故文評家、數學教授唐文標，和如今號稱「大師」的南方朔，並稱 「台北三醜」。唐香燕當時還一一問過「三醜」，交叉質詢，「三醜」各有辯詞，讀者們如要得到閱讀八卦的快樂，這真是一個經典，我在此不贅述，大家去買一本 來讀，看看「大師」南方朔昔日還是「憤怒青年」的風采。
這本書這樣精彩，閱讀起來這樣快樂，但是卻在台灣的市民社會和閱讀族群，很少引起討論﹐如果以網際網路、社交媒體如今「無堅不摧」的攫奪走所有閱聽人的 「眼球注意力」（以「注意力經濟」這個新興社會現象來解釋），乃致紙本「說政治古時候」的題材書籍，不僅不好銷售，甚至年輕閱讀社群也少人討論，似乎也是 理所當然的事情。
2 這樣好的星期天？
而這本書有三分之一寫「美麗島新娘」﹐取這《長歌行過美麗島》似乎也屬合理﹐只是我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不斷想起的﹐卻是前輩作家、與連戰、李遠哲同年紀的女作家﹐康芸薇的《這樣好的星期天》，那本出版於近半世紀前的散文集。
當時﹐台灣文壇最有影響力的蕭孟能﹐在他的文星書店﹐出版了九本新書﹐康芸薇的《這樣好的星期天》與，楊牧的《葉珊散文集》、張曉風的《地毯的那一端》、 隱地的《一千個春天》、劉靜娟的《載走的與載不走的》等八位「同學」一起出版人生的第一本書，而康芸薇的《這樣好的星期天》後來又歷經三個不同出版社，換書名、換封面，出版過幾次，歷久不衰，允稱台灣文壇意外的一本長壽的散文集。
經過白先勇、朱西寧、水晶、汪其楣、隱地等多位名家接連的肯定、品題、作序，康芸薇的《這樣好的星期天》文學成就可以肯定，但是這和唐香燕的這本回憶錄《長歌行過美麗島》，有什麼關係？
有的，《長歌行過美麗島》第一百四十六頁，唐香燕回顧她打電話到時國民黨組工會主任關中（目前考試院長）的經過，有文字如下：「這是美好的星期天，我撥的這通電話只是飄進屋子，無關痛癢的一縷輕煙。剛才電話離線的女人回來說關先生不在，請我明天再連絡。」
而唐香燕分明從電話「外省口音的女人笑語漫談的聲音」，看到「一個我很熟悉的世界一絲不亂的在哪裡運轉，…我看見關先生正在陪老太太玩牌，老太太轉頭問兒子出哪張牌好。世界無事…」
因為唐香燕的父親是上海聖約翰大學工科畢業的菁英（同時拿到光華大學的工科文憑，歸功於那個戰亂時代的學運，請見書中第一部《外省女兒》），她是自幼在高雄國營事業社區長大、父親五十歲才誕生的「掌珠」，因此關中家「這樣好的星期天」，是她熟稔的童年世界。
惟其如此，後面第一百五十頁的敘述才這樣「棉裡藏針」，讓人讀完，悚然一驚。
唐香燕以她東海中文系本科的抒情本事，簡短重述了二０一二年，考試院長關中的「掌珠」在上海自宅墜樓身亡的新聞：「去年我在電視上看到關先生，他那花樣年華的女兒墜樓殞身，關先生來去傷心地，老淚縱橫，痛哭失聲，情緒失控…我訝異政治戰場上的猛將關先生竟是會在人前大哭崩潰，不思遮掩情感的人。…原來關先生是會喊痛的人。」
眾多「美麗島政治犯的妻子」中，不意出了一位外省知識菁英家庭長大、剛好又成為本省農家媳婦的唐香燕，二十七歲那年，先生杭之因為主編《美麗島雜誌》，而被秋後算帳、逮捕、判刑四年，在海內外輿論嘩然、美國以人權為由施壓國民黨的眾多考量下，對這群政治犯家屬的管控，忽鬆忽緊，就是要這些美麗島妻子們」不要再把事情鬧大。
而關中當時要唐香燕定期打電話連絡，這是何種「懷柔」策略？
「他們可以選擇不聽，」在這樣美好的星期天，「因為我們已經被一張很大的羅網圈為起來，他們比我更知道羅網裡面每一個角落的事情，」三十五年後，唐香燕如此落筆。
3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輕：性別覺醒，趕上「第二波女性主義」餘緒
我不認為唐香燕要寫一本清算歷史的政治書，反而，一路閱讀《長歌行過美麗島》，我認為這書名，取得有點以偏概全。
這本書明明是她私人醞釀一生，終必出版的「女人的一生」啊！（套用「世界短篇小說之王」莫泊桑少見的長篇名著的書名）這女人的一生，何其簡單，又何其豐富，輕輕落筆處，處處是不落言詮的人生智慧，就像是她十八歲到二十二歲那四年，在台中大度山「東海星空下，相思樹下，那種人的存在感。野礦天高人很小，…他們會把你拉高起來看人生，看世界，會讓你嚮往天邊的雲霞，未來的日月。」
存在主義式的「天問」，早在四十年前的東海大度山上的「大觀園」就渲染了基調了，何況一個獨立的人的主體意識，還先不談性別意識，唐香燕做為台灣那個時代的知識菁英的人生自我期許，豈是一個「美麗島事件」就能涵括？應該是遠比這個政治迫害期間的二十年左右，更豐富許多的人生況味吧？
以存在主義的「人生意義追求」為問題意識，二十出頭、花樣年華、東海大學文學院女大生，如唐香燕，年輕時候絕對沒有想到，她個人的浪漫人生情調的抉擇，其實是充滿女性主義思惟傳承的，是屬於「人類社會的重要三面向」：族群（race）階級（class）性別（gender），最終必須解放的最後一環。
西方女性領袖，自十九世紀初開始追求性別平等，希望以法令保障，讓女人「先做人，再做女人」，這是最古典的政治發展史上的「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經過二個世紀的演變，如今女性主義的範疇廣泛，過去，女性被窄化到只有私生活領域，為了「婚姻」這男性發明的社會體制，或是為了青春騷動的身體自發性的戀愛，在婚姻和社會期待的制約下，多少女性、世世代代在「社會認可」的所謂「終生不渝的愛情」，數十年為了丈夫和孩子犧牲奉獻，除了家人沒有人知道，謹守那個時代對女性角色的社會期望，默默扮演了沒有聲音的「賢內助」角色。
而作為台灣戰後第一代受過大學教育的知識女性，尤其是東海大學這樣以「自由主義校園」的大旗幟來號召當時台灣社會的菁英的場域，唐香燕那樣「耽於風花雪月文學小說書」的女大生，連愛情也絕對是「情慾自主」的，其實就是充滿著革命的意義的。
女性開始有政治投票權，是一百六十六年前人類性別觀念的巨大進展，背後並非天上掉下來給女性的禮物，而是因為女性主義在十九世紀漸漸轉變為組織性的社會倡議和改革運動，因為當時人們越來越相信女性在一個以男性中心的社會中受到不平等對待。女性主義運動根源於西方的進步主義，尤其是十九世紀的改革運動中。組織性運動的時間是起於一八四八年在紐約州色內加瀑布市（Seneca Falls, New York）召開的第一次女權大會。
經過那一個半世紀前的第一次女權大會，隨後從美國往外推送影響力，又經過數十年，一直到二十世紀初，西歐、北美各國的女性陸續爭取到投票權。
有了投票權，性別仍不平等。二十世紀下半葉，尤其是一九七０年代，隨著美國反越戰、黑人平權運動，而跟著匯聚成一個大洶湧改革浪潮的女性主義，因此被稱為「第二波女性主義」（the second-wave）。
當然，直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也有所謂的「第三波女性主義」，這第三波，定義更複雜，而且還在發展中，在此先不表。
但是女性主義者之間對於其存在必要性、貢獻與概念意見不一。這三個「波」之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就像海浪般，一個接一個永不間斷，後來者運用了前行者的貢獻與資源。
隨著橫跨一世紀、三波的改革，性別議題在美國、歐洲因此已經是如日中天的議題，現在社會科學、比較文學、乃至科學史領域，都有勢力範圍極大的所謂「女性主義」者。女性主義主張，社會上各領域所有人們視為理所當然的規範，其實都是男性文化、男性價值觀所建構出來的，所以只適用於全世界人類的一半人口。
這些話，在西方一九六０年代剛出來時，被當作激進份子的偏頗論述，學界的主流沒人理會。雖然當時黑人民權運動，大學生反越戰越動，也如火如荼，但是女性解放的議題，還是未贏得多數女性的認同。根據美國伊利諾大學政治系教授巴布的分析，那是因為六０年代，婦運人士呼籲女性走出家庭，卻沒有同時呼籲同樣多的男人走回家庭幫助妻子，於是，多數女人難敵「母職」的壓力，只好對女性主義者擺出「非我族類」的姿態。
其實，也許她們知道，也可能她們忙於照顧老公、小孩，沒空去了解，也不想了解：什麼是婦女解放運動？她們最簡單的想法是：何必把自己弄得認知不協調，日子更難過呢？
很多聰明的女人早就知道：女性主義的思潮，對幫助掃除性別歧視，協助她們自我實現，和提高日常的生活品質，是大有幫助的。但是這個目前很有影響力的社會運動，在近半世紀前，許多中產階級的美國婦女是充耳不聞的，遑論其他第三世界、或美國國內的有色人種的婦女。
其實不只是家庭婦女，就是在象牙塔內的女性高級知識份子，也常為了要遷就世界上無所不在的男性的典範，要壓抑自己。這種自發性的壓抑，直到二十多年前，才成為美國菁英大學討論的重點。
哈佛大學教育學院兩位教授的「男女對話」，多年來就一直被認為討論性別與教育最好的典範。原來同屬哈佛教育學院教授的郭柏格(Lawrence Kohlberg)和吉莉根(Carol Gilligan)當年為了小孩的道德理性的發展過程，曾有一場精彩的筆仗。二十三年前，郭柏格說，全世界的人大概都一個模式，當他們有意識到道德這回事時，就會有幾個郭氏所界定的發展階段。
六年後，他的同事吉莉根不同意他的男性觀點，出版了《不同的聲音》 (In a Different Voice)，反駁郭柏格沒有把性別的因素考慮進去。她說，女性因為種種先天、後天因素，被制約（或建構）的情況下，通常她們在考慮一件事情是不是符合道德倫理時，先考慮的是當事者的感受，所謂「關懷取向」（care orientation），不同於郭柏格所推廣的男性觀點下的「正義取向」（justice orientation）。
吉莉根這本書影響深遠，書雖已經出版了二十多年，但引發學界對性別與教育的論述不斷，結果五年前，時代雜誌選拔對美國最有影響力的二十五個人，她還和高爾副總統、勞勃瑞福等人，一同上榜。
其實性別與教育的議題，何止是道德理性的發展這個層面而已？簡直就是無孔不入，到處都是性別的影響。
到了台灣戰後第一代受過大學教育的知識女性，受到呂秀蓮影響，開始有自主的女性主義思惟時候，尤其是在東海大學這樣以「自由主義校園」的浪漫地點，中文系畢業的唐香燕在東海大學大度山上的公墓墓園，發現未來的先生陳忠信，並且以「墓園裡的土牛」來形容這個出身彰化田尾鄉的農家讀書種子時候，她內心為了愛情義無反顧的決絕姿態，其實已經是呼應全球第二波女性主義的餘緒，只是她自己不自知而已。
4 說給孩子聽：走出被傷害的怔忡失語
然而，這樣「決絕」毅然選擇愛情的姿態，沒有多久的好運氣，竟然因為杭之（陳忠信）投入台灣反對運動，成為異議份子，大審後配判刑、實際服刑四年，而讓二人原本應該是「靈魂伴侶」的婚後生活，起了巨大的扭轉，成為「美麗島事件」前後，當權者迫害人權、軟性荼毒「異議」精神的漫長受苦過程中，一對被消音的「知識菁英跨族群通婚」的特殊案例。
這漫長的受苦過程，即使後來杭之出任一任的民進黨不分區立委，也很難遺忘其心理創傷，唐香燕寫了追憶文章，卻一直沒有發表，擱了三十五年了，為了寫給即將邁入而立之年的獨子，毅然決定出版，真正以「出書說個清楚」來一次療傷止痛，唐香燕比喻的，每個女人給自己戴上的、彷彿《白蛇傳》罩住白娘子數十年的「雷峰塔」。
果然，在書的第三部份，「世界媽媽」，我們看到已經破「塔」而出，一個全球格局、世界視野的資深女性。雖然，她謙稱喜歡「宅」在家，平日不修邊幅到連她的獨生子都要管她的衣著。
這裡岔開來談女性原生的「禁錮之塔」，唐香燕用了傳統戲曲《白蛇傳》的女主角白素貞離開了「雷峰塔」之後，來做比喻。這是多麼生動的意象！
「我看見了白娘子經歷了凡間女人的三個階段，先是落入情網，然後嫁為人妻，然後作了母親。…大悲大喜都是她自找的。」
「美麗島事件」發生以後，唐香燕和《漢聲》雜誌的同事曾去中華路的國軍文藝中心看了一齣平劇《白蛇傳》，她不期然在舞台上撞見一個同樣在狂亂世界裡掙扎的真實女人──白娘子。
「直到此刻之前，…我和許多遭迫害打擊的人一樣，怔忡失語，還沒有真正走出雷峰塔，人生走到此時此刻，彷彿月到中天，我終於寫下一些文字，是為我兒子，為我兒子那年輕一輩寫的，算是走出雷峰塔的一種嘗試，也是期許年輕生命掙脫束縛，勇敢飛翔的祝福。」本書自序，我們讀到了創作旨趣。
這樣的自我療癒，不只治好自己，推己及人，竟然治好其他的「美麗島妻子」，兩代從事民主運動的宜蘭縣立委田秋堇，以「魔法香燕」歌頌好友，且自省：「我竟看到自己當年面對大難，尚未痊癒即匆匆上陣，而今猶在的傷口…。她的文字，有如魔法。」
她的文字，有如魔法，當年台北監獄政治牢籠的「政治檢查」的獄卒，竟然偷讀幾封後感動到向她致意，寫得太好了。
家書閒閒幾封，感人若此，唐香燕以她獨特的方式，在白色恐怖籠罩的年代，平衡堅定地過她的日子，「她正用她的方法，冷對千夫所指。她正用所有氣力，挺住不屈服，」立委田秋堇的序說，在「美麗島八君子」之一的林義雄的母親和女兒被兇殘地被謀殺之後，唐香燕堅持一個弱女子獨居新店的花園新城，「新婚妻子漫長的等待」，四年後，杭之終於被釋放。
5「陰性書寫」的創新：相對於政治學家漢娜鄂蘭的女性書寫，唐香燕展示一種台灣式的「陰性書寫」的可能
唐香燕的回憶錄，無疑是一個女性主體觀點的書寫。
但是，我們非常容易落入「二元對立」的圈套，認為「女性書寫」就是軟性的、濫情的書寫，也就是目前台灣主流閱聽人習慣大量、漫不經心消費的軟性文字。
一如我們在有線電視整點新聞看到的，都是瑣屑、個人的、立即情緒反應的：美食、心情、影音……
「個人的就是政治的」（personal is political），果然，後現代理論、社會學的女性主義理論所揭櫫的「自由主義的基本人權」，in term of freedom of speech，我覺得台灣已經發揚到極致了。
但是女性的書寫，可不就一定是「陰性書寫」。
半年前，台北「誠品電影院」上映過一部德國的藝術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女主角漢娜鄂蘭，真人真事，這部電影，竟在台北市上映一個多月，票房飆破一百萬台幣，令人大感意外。
德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的高徒，傳承不凡腦袋的漢娜鄂蘭，其著名思想「邪惡的平庸」，意指，即使一個小小政府螺絲釘，小到一個監獄看守員，也可以成為納粹希特勒的幫兇，流水四年的二戰期間，竟然就協助希魔殺了六百萬個猶太人！這是彈指之間的巨大罪惡，而其面貌如此平庸。
這個理論，和金獎電影《為愛朗讀》主題不謀而合，因該片榮獲奧斯卡影后的凱特溫絲蕾片中也叫漢娜，飾演一名不識字的集中營看守，因為奉公守法淪為納粹幫兇。如同漢娜鄂蘭的理論，邪惡其實是一般人所為，如果多加思考，即可避免悲劇發生。
漢娜鄂蘭砲火攻向貌似無辜的猶太社群的既得利益者，指控他們這些意見領袖，不積極思考對抗希特勒，反而甘心成為「為虎作倀」的工具，猶太社群一向團結，因此讓希特勒輕而易舉在四年屠殺六百萬猶太人。這些猶太領袖難道真的那麼無辜嗎？
漢娜鄂蘭這種如椽巨筆，絕對不是泛泛讀書人敢挑戰的「史家之筆」，而是一種縱橫古今的春秋之筆，難怪當時在全球引起那麼大的震撼，而甚至影響到她在紐約新社會研究學院的終身教職。
相對於漢娜鄂蘭，唐香燕的抒情回憶錄就是「陰性書寫」。何謂陰性書寫（Écriture féminine）？這是一源自法國的女性主義文學理論，也有稱為「後結構主義」書寫。
此名詞首先為法國女哲學家西蘇（Hélène Cixous） 於〈梅杜莎的嘲笑〉中所用，她主張女性必須書寫自己。而修華特（Elaine Showalter）進一步定義此為語言及文字中對女性身體及女性差異的刻寫。
陰性書寫將經驗置於語言之前，並提倡非線性、循環性（生生不息、自我繁殖的）的寫作，以迴避維持陽具中心的系統的論述方式。
以唐香燕的回憶錄為分析、套用理論的文本，由於慣習中文寫作的語言並非中立的文字中介，西蘇等理論家因此質疑它是表達父權的工具，所以她們提倡的陰性書寫就能是男性書寫的對立，或讓女性逃出此定局的方式。
雖然命名為「陰性」，其實不排斥生理為男性的作者，加入「陰性書寫」行列。
對於西蘇而言，陰性書寫並非只向女性作家開放，她相信它可以，並曾經被男性作者所使用，例如曾經被美國大出版商藍燈書屋排為「二十世紀英美小說百選」之冠軍的、愛爾蘭的小說家，喬伊斯（James Joyce）,女性後結構理論家就認為他那本傑作《尤利西斯》，和經典的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都可以算是「陰性書寫」。
不過，由於西蘇論及陰性書寫的本質及起源時，常將與女性身體連上關係，故亦有指男性作者有機會作陰性書寫的想法，難以與她本人對陰性書寫的定義相容。
從這個理論的角度去詮釋，唐香燕的回憶錄談起恐懼的反應，其中對女性身體最敏感的幾段文字，幾乎是完全排除男性可以了解的。
例如，書中，她提到因為長期精神緊張和工作勞累，她的甲狀腺怠工。所幸有很多人生各階段的好友，以女性私密的情誼，從食物、從提供臨時住居、從陪她看醫生等細膩的「姊妹情深」的動作中，讓她恢復元氣。
而同樣十萬火急，因為精神緊張鬱悶、擔心丈夫冤獄、卻又要配合工作、採訪火腿香腸年菜行情的瑣碎無聊文字，以致她深夜對男性好友、杭之異議份子同盟的唐文標崩潰哭泣時候，得到的卻是冷冷一盆現實的冷水。
從已故的唐文標的「反慰藉」的「當頭一盆冷水」的行動中，「陰性書寫」幾乎九成是獨佔於女性之手。
男性，因此，永遠不可能成為經典定義下的「女性主義者」嗎？指因為他沒有女性的身體。
陰性書寫於法國及其他歐洲女性主義者中發展成熟，現時於英語為母語的學者中，也已被承認為女性主義文學理論中的其中一門。
我讀完《長歌行過美麗島》，也慶幸，台灣終於有了「陰性書寫」的典範。
6可以原諒，不可以遺忘：以「厚生之德」觀點重看「美麗島事件」
在結束這篇漫長的讀後感前，容我再提到一部德國電影：《竊聽風暴》（The Lives of Others）。這部榮獲二００七年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政治電影，談的就是「政治清算」後的贖罪的問題。
在東西德分治的年代，無孔不入的政府「老大哥」竊聽基層特工，面對兩德統一後，「轉型正義」的議題。這些昔日長期「為虎作倀」的竊聽特工，如何自處？如何贖罪？
《竊聽風暴》講述了前民主德國國家安全總局一名官員奉命暗中監視一名頗具聲望的劇作家和女演員，然而隨著調查的深入，這名神密警察却逐漸對這對夫妻的生活發生了興趣，甚至達到了痴迷的程度。 舉重若輕地將民主德國情報局令人髮指而不為人知的大規模竊聽行徑對無辜人士的迫害公布於眾。
但作品讓深不可測的黑暗迎來一縷人性的曙光，顛覆了蓋世太保的一貫行徑，不經意間愛上竊聽對象的男主人公，在明白自己截獲的所謂情報不過是一段真摯愛情時，開始反思自己的行爲，並最終參與到這對無辜鴛鴦的生活中，為保護他們而不吝冒險.
小說家鄭清文的《三腳馬》和衛子濁（魏貽君的筆名）的《細胞》，也在三十年前就處理過近乎電影《竊聽風暴》的主題。這些文本的主角，都是所謂的「細胞」，為不義的國家機械監聽、間接殺人無數，一旦政權易手，他們效忠的對象不再，立刻，他們的人生變得如此鄙瑣可笑，乃至會自我否定自己昔日的一切作為。這種夾雜懺悔、羞愧、自我否定的多重負面認知，如果不能用一種超越的心情，終將自毀毀人。
唐香燕的三腳馬有提到幾個這樣的「細胞」，她不忍下重筆，包括一位同眷村、小學同學，都在丈夫被逮捕後，藉故在公車站和她巧遇，故作天真敘舊，目的在擊潰唐香燕當時脆弱的「心防」。
回首來時路，唐香燕寫出這些舊事，意不在報復雪恥，而是感嘆人性的「幽暗意識」是如此可怕而幽深，暴政、獨裁從來都是有幫兇，只是當那幫兇是你的街坊鄰居、是你的小學同學，情何以堪？
所謂，「可以原諒，不可以遺忘」，我想這是唐香燕的微言大義。
這是我，一個小她約十歲的「美麗島世代高中生」（一九七九年我高二）眼中的的《長歌行過美麗島》，以本文祝福本書能引起更多年輕一代讀者的注意、閱讀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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