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按語：
以形聲字而言，既要以「形聲」來造新字，當然要讀音相同(或至少近似)，形聲字容或有「陰平、陰上、陰去、陽平、陽上、陽去」或「陰入、陽入」的聲調差異，但是，讀作「陰平、陰上、陰去、陽平、陽上、陽去」的「青」形聲字不讀「入聲」：「青、清、蜻、鯖、圊、晴、情、凊、睛、菁、靜、靖」。讀作「陰入、陽入」的「及」形聲字必讀「入聲」：「及、級、汲、笈、圾」。另外又一些「貌似形聲字」而非「形聲」的字，如「市、柿」與「巿、芾」，「帛」、「錦」與「棉」，另文討論。
以「各」形聲字而言，「各、鉻、格、骼、閣、胳、咯、貉、洛、絡、客、喀」，可以看出有「可、客」的讀音，卻不會有「雀、確、碻」的讀音。
「恪」字的今音要讀「雀、確、碻」，這也是無可奈何，定要「今世」之約來成「今世之俗」，也是無可奈何。但是一定要以今音改古音，其實無此必要。
「恪」字的讀音，陳寅恪是否對人不置可否，這已經死無對證。但是陳寅恪將「恪」字標作「ko」，這可是有文獻證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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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引自《豆瓣網》通天犀的貼文：
通天犀(客路罕逢人眼白，暮山閑對佛頭青) 2013-08-04 09:59:21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42125409/
讀陳輝教授「韓國學硏究的危機--從兩個人名的誤讀說起」後
朴元熇(高麗大學 名譽教授)
Ⅰ
韓國東北亞歷史財團與浙江大學韓國硏究所於2012年6月21日-23日在浙江大學聯合主辦了中韓建交20周年紀念 <中國江南與韓國：交流與友好的歷史> 國際學術硏討會。第一天6月21日開幕式之後，進行了三人的主題講演，我演講的題目為「崔溥《漂海錄》硏究的未來課題」， 此文是將來對崔溥《漂海錄》感興趣的年輕學者們提議我所想過的七個硏究項目，使其作為史料用於激勵硏究崔溥《漂海錄》或《漂海錄》本身的歷史問題。
五百多年前的朝鮮成宗19年(弘治元年，1488)，文臣崔溥奉命出差濟州島中，得到居住在故鄉全羅道羅州的父親去世的消息後，在返回全羅道父喪途中，乘載一行43人的船不幸遭遇風暴，從楸子島前開始漂流，經過13日的飢渴，一行人到了中國浙江省台州府臨海縣的牛頭山前海域。崔溥一行人登陸後，一度被誤認為是倭寇，受盡苦難，在被辨明為朝鮮官人後，經由寧波紹興移送至杭州。在杭州接受查驗後，經由大運河被移送至北京，後又通過遼東，最終全體成員時隔148天後，順利地回到了朝鮮。當時朝鮮使臣沒有機會到北京以南，特別是揚子江南部地區。因此，朝鮮成宗命崔溥先行撰呈「行錄」再為父服喪。隨後崔溥用8天的時間，撰寫了《中朝聞見日記》即《漂海錄》。
崔溥的《漂海錄》第一次成為學術界研究對象，是源于1950年代曾在日本留學的美國博士生John Meskill。John Meskill恰好在當時韓國「韓戰」的1952和1953年在日本留學，從他的老師京都大學宮崎市定教授那裡得知了這本書。之後，將此書翻譯成英文，加上譯注，命為「A Record of Drifting across the Sea, P'yohae-rok, 漂海錄」。他也以此，於1958年在哥倫比亞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又以此為基，繼續研究下去，而在中國葛振家於1992年出版了點注本《漂海錄-中國行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 七年後出版了名為「“Ch'oe Pu's Diary: A Recod of Drifting Acoss the Sea", Tucson: The Universiy of Arizona Press, 1965」的單行本。
另一方面，日本京都大學的牧田諦亮在研究晚于崔溥50年遊歷明朝的日本僧人策彥周良撰寫的《入明記》時，偶然發現了崔溥《漂流記》的存在。牧田締亮在自己的研究成果《策彥入明記的硏究(下)》(法藏館,1959)中發表了一篇名為《漂海錄和唐土行程記》, 以及收錄了在原文上注上標點的《漂海錄》，表明他對崔溥《漂海錄》學術方面的興趣。《唐土行程記》是18世紀日本儒學者清田君錦翻譯《漂海錄》作日本語所添的書名。據此我們可知《漂海錄》的研究首先是由美國和日本學者開啟的，這不能不叫人驚歎。在韓國，到了1964年才高柄翊首次發表了有關《漂海錄》的一篇槪括性的論文，之後《漂海錄》硏究並沒有擴展，通過他的研究和出版，更多的中國人知曉了崔溥的《漂海錄》。而且這多多少少刺激了韓國學界。之後，我在韓國同時出版了韓文版的《崔溥漂海錄研究》(高麗大學校出版部,2006)和《崔溥漂海錄譯註》(高麗大學校出版部, 2006)兩本書。
Ⅱ
在杭州大會上，緊接著我的演講，北京大學葛振家教授發表了題目為「再讀崔溥《漂海錄》」，東國大學曹永祿教授發表了題目為「韓、中東海觀音道場：洛山與普陀山」的主題演講。主題講演是由中國浙江大學韓國研究所陳輝教授進行組織。主題講演開始時，為了先介紹三位演講人，陳輝教授向我詢問了我名字當中「熇(ho)」字的讀音。陳教授好像提前在《中國語辭典》中查閱了「熇」字的讀音的樣子，我簡略地回答說，我名字的中國讀音在辭典上應該讀做「he」的音，在韓國語讀音中應該讀做「hak」是最正確的。聽我先親說，起我名字的時，祖父固執的將它讀做「熇(ho)」，所以在登記出生姓名時，名字的讀音定為「ho」，在後來給我兄弟起名字時，以「行列字」用的「熇」字讀音都定為「ho」的發音。
陳教授在葛振家教授的講演結束後，又向葛教授詢問了關於「崔溥」的「溥」字的讀音，大部分的韓國人將「崔溥(bo)」讀成「崔溥(bu)」。韓國語中應讀做「崔溥(bu)」，在葛振家教授回答之前, 我說之所以讀音為「崔溥(bu)」是因為在我的專著裡早已提及過。 這時陳教授似乎覺得自己成功釣漁的面貌, 解釋到崔「溥」的讀音作為人名時應讀「bu」並不是「bo」，並引起了短暫的說往說來，因為我覺得在「人名讀音」問題上浪費討論時間很可惜，無奈只好停止了論辯。
但是，後來我發現在參加大會時陳教授對於自己所理解的非常主觀性的一些感想發表在了網上。開始我對於陳教授所發表的感想並沒有進行回覆，而決定不去理睬它。但是，我知道與書籍相比，網路的傳播速度之快、波及範圍之廣，網路言論的影響力是不容忽視的。 本不想發表任何言論，但在這1年的思考中我決定對陳教授所發表的文章做出相應的回應。分析陳教授文章中的問題點後，我所期待的是比韓國和中國學者們有更加正確的判斷和認識。首先，要從 6月 24日陳教授發表在網路上的題目為<韓國學硏究的危機 - 從兩個人名的誤讀說起>的文章說起。大會是在6月 21號上午進行的開幕式和主題講演，同一天的下午到22號下午以後，又進行了三篇論文發表會，最後是綜合討論和閉幕式。23號考察了杭州市區，24號大會閉幕參加者們離開。從這樣緊張的排程來看，可以看出主辦單位職掌事務的陳教授在散會當天晚上很匆忙的寫下了這篇文章，並上傳到網路上。下面是文章中陳教授首先提到的關於我名字讀音部分的內容。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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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借東道主之便利，有幸擔任主題報告的主持人，然而，一上場便被介紹朴元熇教授這一環難住了，因為「熇」字是個破音字，可念做「he」去聲、「kao」上聲、「xiao」平聲。按理，這也不應該是難事，只要比對一下朴教授論文的韓文署名即可得知其本人所取的中文發音。然而，其本人提供的論文署名卻是相當於「滈」字的韓文讀音「ho」，對應成中文則為「hao」去聲，而不是「熇」字三種讀音中的任何一種。筆者只好當場請教朴教授本人，朴教授略顯尷尬，回答說：「我的名字出自《詩經》句：『多將熇熇，不可救藥』，應該念做『he』去聲，韓文發音當為『hak』，不過，錯不在我，在我祖上，是他們把這字給念錯了，念成了『hao』，所以我也只好將錯就錯了」。主題報告就以這樣的小花絮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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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對於陳教授關於人名「崔溥」的讀音問題做出如下說明。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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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主持人，與報告人相伴而坐，貌似風光，其實很累的。開不得小差，要認認眞眞傾聽報告人的發言，以便隨時能作出必要的回應互動。於是，筆者又特意留意了朴教授和葛教授對于「崔溥」姓名的發音，因為「溥」字也是個破音字，既可念作「pu」上聲，「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之「溥」是也。又可念作「fu」平聲，通「敷」，「分佈」之意。值得慶幸，兩位教授在發言中均將「溥」字念成了「pu」上聲，所以筆者趕緊乘機想讓葛教授談談對絕大多數韓國人將「溥」字念「bu」字發音的看法。不料，朴教授搶先回答說：「這個問題，我在我的專著中列過五個理由推斷應該念「溥」音「bu」，而非漢語「pu」上聲所對應的韓文讀音「bo」，其中一個主要理由是崔溥後裔是這樣念的，有個崔溥後人將『漂海錄』譯成了韓文，其韓文抄本就寫成「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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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輝教授將人名「崔溥」中的「溥」字讀成「pu(溥)」的音，相對應的韓文發音應該是「bo(溥)」。下面關於為什麼不能讀做「bu(溥)」的音做出如下解釋。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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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傳統文化，是中國古人，還是韓國古人，取名字是有講究的，「字」往往是「名」的解釋。例如，毛澤東，字「潤之」，「澤」就是「濕潤」之意；蔣介石，字「中正」，《易經》中爻辭「介石」的釋文就是「中正」。白居易，字「樂天」，蘇軾，字「子瞻」等等，都是如此。韓國古代也一樣，例如，著名思想家退溪先生李滉，字「景浩」。「滉」者，水深廣大無涯際貌，所以李滉其字為「景浩」。而崔溥，字「淵淵」。「淵」字，無論是部首還是含義，皆對應於讀作「pu」上聲的「溥」，而非通假於「敷」字的音和義。《中庸》有句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還有句：「淵淵其淵，浩浩其天」。皆謂深遠廣大也。崔溥之名和字當出於此，所以，「溥」不可以認作「敷」字的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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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陳教授解釋為，在具有「深遠廣大」之意的「崔溥」名字中的「溥」字，與「淵淵」相對應時，「溥(bu)」讀音實為「誤讀」，應該讀做上聲的「溥(bo)」。我以為中國的士大夫們在傳統的觀念中，對於本身名字中的字與名字的意義有相關的聯繫，所以，以為陳輝教授的說法是錯誤的，絕對沒有反對他的意思。因此我早已在專著中介紹了少數讀成「崔溥(bo)」讀音的韓國學者們。
文章的題目為<韓國學硏究的危機>，應該不是指浙江大學韓國研究所的危機，也許是指韓國的韓國學研究遇到了危機。所以從「兩個人名的誤讀」中產生了預兆，就連朴教授都沒有讀準，所以斷定韓國人盲目跟從錯誤的讀音也就不是什麼奇怪的事了。但是事實上，在我讀做「崔溥(bu)」這個音的很早以前，耽津崔氏門中的宗族中的讀音為「崔溥(bu)」。因為我不想使歷史人物的名字產生混亂，從大部分的錄音資料中已經確定，只不過想強調「崔溥(bu)」並不是唯一的讀音。
Ⅲ
現在該是我對陳教授的批評，加以具體評論的時刻了。首先要解釋一下我名字中「熇」的讀音。關於這個「熇」字的讀音，很多親朋好友都會問為什麼字典裡沒有「ho」這個音，但卻讀成「ho」。我總是回答說，在韓國的漢子字典裡只有「hak」、「'go」、「gag」等讀音，但是在祖父給我起名字時固執的將這個字讀做「ho」，並且在出生登記所登記姓名時也將這個字登記為「ho」，這之後，我名字中的這個讀音就成為了「ho」。我認為，姓名是「固有名詞」，不管是什麼字還是讀音，通過本人家族通過行政規定而決定的。在改變這個字的讀音之前，應遵照這個字的本來讀音。
我在主題演講中間休息時間，不禁對陳輝教授談了我的想法，甚至舉了中國現代十大元帥中「葉劍英」的例子。「葉」字按照姓氏讀時，字典中的讀音為「She」，但是，現在所有的中國人都讀做「Yie」，幾乎找不到讀「She」的人。這個事實告訴我們固有名詞在字典中的讀音不是絕對的。在一樣的漢字文化圈裡，日本也會產生同樣的問題。漢字姓氏中的「河野」二字，有的家庭中讀「Kawano」，有的家庭中也會讀「Kono」。還有漢字姓氏中的「東」字有的家庭中讀做「Higasi」，但是有的家庭卻讀「Azuma」，這都不能認為他們的讀音是錯誤的。
接著來看一下在葛振家教授發表的中引起爭議「崔溥」的「溥」字，陳輝教授認為應該讀作「bo」而非「bu」。通過下面文字的闡述，首先我想提出的是，陳教授以為我根本不知道有「崔溥(bo)」這個讀音。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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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朴教授搶先回答說：「這個問題，我在我的專著中列過五個理由推斷應該念『敷』音『bu』，而非漢語『pu』上聲所對應的韓文讀音『bo』，其中一個主要理由是崔溥後裔是這樣念的，有個崔溥後人將《飄海錄》譯成了韓文，其韓文抄本就寫成了『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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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陳教授這樣去引用我疑義的問題，我不能不提出(異議)。因為我已經在我的著作中列舉過很多韓國學者對「溥」讀作「bo」音的例子。我早先介紹過曾執筆《國語國文學事典》中《飄海錄》部分的鄭炳旭早已將讀音標記為「崔溥(bo)」。同時也介紹過《韓國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韓國精神文化硏究院, 1991)中由高柄翊執筆的「崔溥」，崔康賢執筆的《漂海錄》，李東述執筆的《錦南集》等3個題目中都將讀音標記為「溥(bo)」。比起《韓國民族文化大百科事典》的3個題目中統一將讀音寫作「崔溥(bo)」的作者們， 更應該根據編輯大百科事典方針來決定。因為這個百科事典彙編以後， 高柄翊在寫關於「崔溥」《漂海錄》時，將所有的都寫作「崔溥」。僅有極少數的例子除外，大部分的資料中都將「崔溥」讀作(bu)而不是(bo)。
雖然我是少有的在專著中將「崔溥」讀作「bo」的學者，下面4點理由使人認為以後應將讀音統一為「崔溥(bu)」。 首先, 可以參考的最久的韓文讀音諺解本抄本(1873年筆寫)中，有崔溥(bu)的讀音。第二，耽津崔氏的門中，共通讀作崔溥(bu)。第三，最早的韓文翻譯本北韓金燦順的翻譯本中也是崔溥(bu)的讀音。第四，韓文第一個完譯本李載浩的 翻譯本中也是崔溥(bu)的讀音。絕大多數的資料中顯示，崔溥的讀音為(bu)。大部分的歷史人物中都將崔溥(bu)的名字讀音搞混淆，我不希望這樣的問題再發生。 換句話說，在今天一定要提出讀作「溥(bu)」的理由是，糾正真正的崔溥(bu)的讀音以及以後避免發生再次混淆。
Ⅳ
我並沒有認為陳教授故意無視我專著中關於<韓國學硏究的危機>內容的說明。只是覺得陳教授在我的專著中所提到的4個理由，並沒有進行確認，又不正確地引用了我口頭上說的兩個理由。韓文版的《崔溥漂海錄研究》(高麗大學校出版部,2006)在浙江大學韓國學硏究所圖書室裏已收藏的, 陳教授應該「以浙江大學的『求是』精神」覺醒, 確認其內容而進行討論才公正，確認對方著述資料是不可能省略的次序。我認爲陳教授寫下這樣的文章的理由，是出於為了糾正錯誤的使一種命感。這一點可以從以下的文字中看出。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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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是想讓兩位前輩在這個場合糾正一下中韓兩國將「崔溥」錯讀的問題，朴教授的回答卻是把筆者搞得哭笑不得。無奈，筆者只好發揚浙江大學的「求是」精神，自己發表了一通對此問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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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到這段文章時，我不能不說陳輝教授和近來20年我認識的很多中國人文學者截然不同，可說新世代的中國學者的出現令我有些驚慌。陳教授卻說「朴教授的回答卻是把筆者搞得哭笑不得」，不知道在中國學界，自己未經過確認資料敢用可這種表現是一般的事嗎？
漢字姓名讀音的問題，不管是誰，都可以很快從漢字字典中找到答案。因為這種「小事」動員到「浙江大學的『求是』精神」，我認為陳教授更應該在主題演講上提出核心的內容進行討論。就如同這篇文章的結論，下面段落中所展開的議論，我是無論如何都不會信服的。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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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專門硏究崔溥《漂海錄》的漢學者朴元熇教授都在韓語中讀了錯音, 無怪乎大多數現代韓國人跟着錯了。之所以會出這種狀況，筆者以為，主要原因就是現如今的韓國幾乎完全放棄了漢字和漢文。…… 解讀韓國歷史和韓國傳統文化，如果不精通漢文和傳統中華文化，那麼，念錯「崔溥」的「溥」字只是小事，更大的麻煩是，無意間會「斷章取義」，從而導致對一些史實的誤判。而當代中國人對古漢語以及傳統文化學習的輕視，同樣也會導致對真實歷史的誤解，由此，中韓兩國難免會生出許多類似于「文化遺產」歸屬的爭議，以至傷及兩國人民的友好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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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簡短的文段中，陳教授讓我們看將幾個階段一併跳躍的面貌，同時可以察覺到將論旨展開過分粗率。以下是我對陳教授幾點疏忽的地方做出的指出。
第一， 關於我名字的讀音，在會議場上已加以說明，但陳教授寫的文章中並沒有提及出來。還有就是關於「崔溥」的「溥」字之所以讀作「bu(溥)」的理由，已經在我的專著中例舉了四個例子，但是陳教授只引用了其中兩個，並且沒有正確的加以說明， 導致令很多讀者產生了誤解。
第二，由於人名是固有名詞，所以讀音可以依據字典來選擇，同時也可根據社會習慣來使用字的讀音。儘管這樣方式在中國，韓國，日本共同存在，陳教授也不能忽視這一點。人名不管在任何地方，作為固有名詞，讀音應根據本人以及家族習慣來決定。
第三，在展開論旨時，其中有很多跳躍和誇張的部分，這樣反而會消減其說服力。在強調「念錯『崔溥』的『溥』字只是小事」的同時，又將題目定為「韓國學硏究的危機」的文章公開，雖然「從兩個人的人名誤讀說起」只是一個副題，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很明顯有將主題刻意誇大跡象。
從思考和執筆的速度中，可以看出來陳教授是位很有文才的學者。但是，文章如果寫的輕快的話也不能算得上是優點。陳教授急切的將文章發表在傳播速度極快的網路上，會對很多讀者產生誤導。直到目前為止，我都不能理解陳教授為什麼這麼急切的將這篇有爭議的文章上傳到網路上，覺得可能只是急於向中國的讀者們提供一個比較新鮮的題材而已。另外我也只是在揣摸，現代中國新世代的人文學者們「不費吹灰之力便完成一篇題材新穎的文章」，是不是為了滿足自己倍加受人矚目的心理。
Ⅴ
2006年時，我在韓國發行了韓文版的《崔溥漂海錄譯註》和 《崔溥漂海錄硏究》這兩本書， 因為大部分的中國人對於解讀韓文有一定的難度不能夠讀懂。 原文為漢文的《漂海錄》，在朝鮮時代共出版發行了6個版本。這中間《東洋文庫本》、 《陽明文庫本》、 《金澤文庫本》的3種版本僅收藏在日本，《奎章閣本》、《藏書閣本》、《華山文庫本》的3種版本留在了韓國。我曾校勘過這6種版本，原文中加入標點後，有著詳細中國語註腳標注的《崔溥漂海錄校注》決定在中國出版，但因為最近上海的 一家出版社和「圖書出版合同」簽訂後，這本書會在今年年末會在中國出版。
在將來，我希望如果《崔溥漂海錄校注》出版的話，陳教授不要只修正有關漢字人名誤讀以及找出原文誤譯問題或者註腳錯誤等問題，希望能夠提出更有深度的學術性的指點。非常歡迎對具有價值的《漂海錄》精髓部分做出指點。通過韓中間這樣真摯的學術交流及切磋研究，我相信隨著「中國和韓國兩國的民間友好及情誼」的進一步加深，兩國的文化一定會共同進步，共同發展。
由 花貓變老虎 于 08-01-2013 11:58 AM 最後編輯
转轉引自「往復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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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天犀 (客路罕逢人眼白，暮山閑對佛頭青) 2013-08-04 20:40:07
人名一般以約定俗成為準，古今音、地方音都有不小的差異，以工具書統一標準，是一种方式。陳寅恪先生的“恪” 字，約定俗成念“que”，不念“ke”。大學時按照普通話“ke”發音念了一次，歷史文選的老師立即問：“念什麽？”據說有人問過陳先生本人，究竟是讀 “ke”還是“que”，陳先生笑而不語。以陳先生對中外語文的造詣，解決自己的這個問題不難，但似乎不願為之，其中深意吾輩後學當思之。
相同的漢字擁有與普通話、工具書不同的發音在方言中極為常見。同一個漢字在同一種語言中也有不同的發音。我在越南太原大學的同事是中國人，姓黃，越南語發音huang（黄，四声调）,有一个学生也姓黄，来自高平省，但发音为huyen（发音类幻），同事说你应该跟我一样啊，但学生说自己的“黄”就读 huyen。太原和高平都属于越南北部省份，语言没有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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