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笑」的貼文：「文獻學是國學的基礎」

以下引自《豆瓣網》「總笑」的貼文：

http://www.douban.com/note/291147099/

文獻學是國學的基礎

2013-07-27 16:49:38

文獻學是研究文獻的產生、發展、整理、檢索與利用的學科，也是指導人們讀書、治學的學科。它既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對其進行學習、研究，如現在不少高校，均設有古典文獻學、歷史文獻學的碩士點、博士點，其任務就是培養從事文獻整理和文獻學研究的專門人才。同時，文獻學又是其他一切涉古學科即國學的基礎，是一切從事國學研究者必備的常識。

文獻學與國學其他分支學科的關係，不是可有可無、彼此游離的兩張皮的關係，而是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從事文獻學研究，必須具備一定的文、史、哲基礎，否則，其研究必不能深入，因為抽象的、不涉及具體學科内容的文獻是不存在的。同時，從事文、史、哲及其他涉古學科的學者，也必須具備文獻學的基礎，缺少了這個基礎，或者這個基礎過於薄弱，必定影響其進入學術殿堂的進程，其研究成果很難不出現硬傷。國學研究，任何發明、創新必須以古典文獻為基礎，其中最重要、最常用者又是古書。而我國的古書，在作者、書名、篇名及成書過程、編輯體例等方面與現代書籍存在著諸多不同。如果對這些全然不知，在引用資料時必然要出現差錯，甚至影響科研結論的準確性。筆者曾讓有關專業的研究生做過一個作業，以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版《詩集傳》和中華書局1983年版《楚辭補注》為依據，查出《詩經》與《楚辭》一些語句的出處，結果大部分人均將《詩經》的篇名和《楚辭》中的一些分篇名標錯了。原因就在於不知道我國早期的古籍，篇名在該篇正文之後；如果一篇之内再分若干分篇，總篇名之後往往是第一分篇的正文，各分篇之名在各分篇之後。《詩集傳》的底本源自宋刻本，《楚辭補注》是依據汲古閣本標點排印的，還保留著古書的這種體例。這些未來的學者對古書的這種體例全然不知，故有此誤。

目錄學和版本學是文獻學的兩個重要分支學科，對人們的讀書治學尤關重要。我們考察近代以來的國學大師和著名學者的治學歷程，無不是靠著版本目錄學的指引步入學術殿堂的。道理很簡單，走上學術道路，從事國學研究，離不開讀書，離不開利用文獻資料，這就需要了解自己學習與研究的學科及鄰近學科，有那些基本典籍，其内容、體例如何，有何優點，有何缺點；這些書籍有那些重要的版本，那個善，那個不善，都需要心中大體有數。這樣才能少走彎路，才能清楚自己研究領域的家底，以免論述到有關問題時失於武斷；談到有關文獻時，避免出現常識性錯誤；利用資料，才能有意識地選擇好的版本。像《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四庫全書總目》《書目答問》這些著名書目，都是國學研究者案頭必備的常讀書。這些本都是老生常談，但當今的狀況頗令人担憂。筆者曾經看到有一篇研究唐代文學的博士論文，在談到唐初歐陽詢等所編《藝文類聚》時說該書是「一部有名的叢書，但百不存一」。不知《類聚》是類書而非叢書，全書一百卷，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來。《類聚》是在歷史上有重要影響的類書，尚且如此，生僻之書，便可想而知了。

從事國學研究，離不開對文本的正確解讀，否則，我們的研究便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而正確解讀文本的前提，又必須保證文本的準確。我國古代的典籍流傳至今，早的距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其間經過多次文字嬗變及傳抄刊刻，出現文字訛誤乃至篇章錯亂在所難免。我們要盡可能地選擇精校、精注本作為閱讀與研究的底本，但他人的勞動並不能取代我們自己的工作。因為再善的本子也不可能完全没有錯誤。國學研究者要保證結論的準確可信，必須具備掃除訛誤、盡可能恢復文本原貌的能力，即校勘的能力。前人所云「讀書不知校勘，不如不讀」，道理即在於此。如有一篇研究王充《論衡·自紀篇》的文章，說其中的「大羹必有淡味，至寶必有瑕穢，大簡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為至理名言。但明眼人不難看出，文章的作者對王充的話並没有真正看懂，這幾句是講事物不都是一分為二的，再好的事物也存在著瑕疵。而其中的「大簡必有大好」，顯然與此主旨不合，實則其中「大好」為「不好」之誤。我們時常發現，有的國學研究者，既不注意版本的選擇，也不對所據文本作任何校勘，依據錯訛的文字高談闊論，我們很難想像這樣的研究能有符合實際的創新。

我國古書的情況十分複雜，除文本存在各種訛誤外，還存在著大量的偽書、偽作。所謂偽書、偽作，就是書籍及詩文作品產生的年代或作者是假的。偽書、偽作不是無有價值，而是要將其作為研究所產生的年代和真正作者的資料去使用。文獻學中的辨偽學，就是要搞清楚那些偽書、偽作的真正作者和產生的準確年代。因此，國學研究者尚需有辨偽的意識與功力。即便是「真書」，情況也是頗為複雜的，使用時也必須首先下一番考辨的功夫。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的國學大師，諸如王國維、梁啟超、胡適等等，無一例外，在文獻學方面都有著十分深厚的造詣，在文獻整理與文獻學理論方面均有卓越的貢獻。他們之所以成為大師，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其扎實、深厚的文獻學功底，無疑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

為什麼新中國成立之後成長起來的學者較為普遍地欠缺文獻學功底呢？原因十分複雜。首先，與清末民初成長起來的學者相比，治學環境與治學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當時治學講究基礎和功底，小學與文獻學是一切治國學者的基本功，他們每天接觸、閱讀的均是真正的古書或其他古代文獻，甚至不用刻意追求，水到渠成，對以版本、目錄、校勘為核心内容的文獻學便了然於心。而解放後，特别是最近一二十年新培養出來的博士，没見過線裝書、不讀繁體、豎排書籍者不在少數。第二，解放後我國高等教育學習前蘇聯，系科劃分得很細，大多數高校删去了作為治學基礎的文獻學類課程，使多數學者失去了系统學習這類課程的機會。如果說這些學者耳濡目染，還能從老一輩那裏得知文獻學的重要，而由這些專家培養出來的碩士生、博士生，則可能更「專」，文獻學根底更薄，文獻學的意識更淡；時至今日，這些碩士生、博士生又已成為碩導、博導，又開始培養碩士、博士，這猶如近親結婚，其後代只能是一代不如一代；第三，現在的教育制度規定，除畢業論文外，碩士須在省級或核心刊物發表論文，博士須在核心或國家權威刊物上發表數篇論文，再加上政治、外語考試必須過關，本專業的典籍都無暇閱讀，遑論學習文獻學？這些博士畢業後，如果在高校和研究所從事學術工作，要為評職稱、上博導湊論文、編書，又要為自己和所在單位跑項目、跑獎項、跑重點學科、跑學位點等等，難得清靜，何況現在的學術評價機制是重數量，很少有人顧及質量，誰還有心打文獻學這個基礎？第四，文獻學雖然重要，但很吃功夫，既需要理論，更需要實踐，付出多，見效慢，在文、史、哲各學科中，文獻學博士、碩士的招生最為冷落，有的雖為文獻學博士，其畢業論文與文獻學無任何關聯，博士畢業，竟不知何謂文獻、何謂文獻學，筆者所在單位，欲招聘古典文獻學博士，竟因此而連年未果。連本專業的人都不學，何況攻讀其他專業者？